與10年前日本主流媒體大肆渲染“日俄戰爭100年”相比較，日本大眾傳媒對于今年“甲午戰爭(日本稱之為日清戰爭)120年”相關話題的文章并不多見。但如果因此而以為日本報界、學界和政界人士，對被他們視為“日本國民國家形成”、奠下日本軍國根基的重要紀念日并不關心或已經遺忘的話，卻顯然是看走了眼。
仔細觀察近年來日本大眾傳媒和政界圍繞著“歷史”、“靖國”、“領土”、“整軍”和“修憲”等一系列話題開展的輿論攻勢，及對戰后禁區的“突破”，敏銳的政論家都能從中看到“甲午”和“馬關”揮之不去的影子。說得確切些，對于急于“擺脫戰后體制”的現安倍政權、之前為修憲而制造危機的小泉政權以及民主黨政權來說，怎樣為大日本帝國進行甲午戰爭“合理化”解釋(及如何看待《馬關條約》)，比起如何美化“振奮人心”的“蕞爾東方小國”打倒“白種人俄羅斯帝國”的日俄戰爭，具有更大的現實政治意義。
“釋放船長”扯上“三國干涉還遼”
最明顯的例子，體現在2010年中日在釣魚島海域發生“撞船事件”之后，日本執政黨民主黨一部分少壯派議員的激進言行。
針對當時日本官方以日本國內法扣押中國漁船、拘捕船長和漁民(漁民先獲釋放)，后在中國強烈抗議和未獲美國首肯的背景下，不得不連船長也釋放一事，一部分民主黨議員認為這是“奇恥大辱”。他們形容這是“相當于日清戰爭后日本面對三國干涉的國難，日本國民對此痛恨至極”。
在一份由前外務政務官吉良州司和前防衛政務官長島昭久牽頭起草的“建白書”(即建議書)中，共有43名民主黨議員聯名呼吁時任首相菅直人“堂堂正正高舉國益旗幟”，掌舵“戰略性外交”。
所謂“三國干涉”，就是當年《馬關條約》簽訂后俄、德、法三國迫使日本把遼東還給中國事件。對于當年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包括在媒體渲染和鼓動下具有“爆發性國民意識”的“國民國家”之子民)來說，如此通過武力手段奪取的戰勝品卻得而復失，是令人難以忍受的。以鼓吹甲午戰爭為己任的日本報紙《國民新聞》主持人德富蘇峰在回憶他獲悉這一消息時表示，當時心情簡直是到了“欲哭無淚”的程度。
對于戰前滿腦袋裝滿“皇國史觀”和弱肉強食哲學的日本人來說，他們存有如此這般狹隘“愛國主義”的情緒，我們一點也不感到驚奇;但對于戰后“和平時代”(至少在表面上，“和平憲法”招牌一直都還掛著)成長起來的少壯派政治家，居然還停留于《馬關條約》年代主張“侵略、割地、賠款有理”的精神狀態，卻不能不令人感到難以理喻。姑且不談“釋放船長”和“三國干涉事件”究竟有何可比性，單單看他們將后者視為“國難”的史觀，就足以令人對日本今后走向的不定因素感到憂慮。
盡管日本大眾傳媒并未大肆渲染這個“建白書”，但從后來的動向來看，日本的外交和軍事走向與“建白書”的“志士”們之構想與獻策相一致。這當然不是意味著這些民主黨少壯派激進人士具有掌控日本內外政策的能力，但卻反映了具有近似史觀的日本保守派對當下日本的出路有著共同的應對處方。
“近代化成功神話”支撐“義戰論”
不少日本人對甲午戰爭及隨后簽署的《馬關條約》，為何絲毫不存有“侵略”與“掠奪”的罪惡感呢?這既與戰前“皇國史觀”的擁護者將這場戰爭定位為“開化之國——日本”與“因循陋習之國——清國”，即“文明”與“野蠻”兩者之間的“義戰”有關，也與戰后日本學界和大眾傳媒對這段歷史不徹底的反思和總結不無關系。
支撐日人“義戰論”最強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就是以“近代化”與否作為衡量一個國家行為是否正當或者一個國家是否值得尊重、乃至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標準。翻開明治維新史，不難發現不少高舉“富國強兵”旗號的明治開國“先賢”與“功臣”，滿腦袋裝的都是弱肉強食與民族優劣論的大道理。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莫過于著名報人和教育家福澤諭吉。他在《脫亞論》一文中，將中國和朝鮮等近鄰國家明確定位為應該謝絕的“惡友”，主張不與他們為伍，強調要力圖與西洋的文明國共進退。
在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政客和各式各樣的傳播媒介更竭盡其能為這場“義戰”搖旗吶喊、歡呼和鼓舞。
一名日本學者在綜述日本與甲午戰爭的緊密互動關系時，這樣寫道：“日清戰爭同時也是與媒體變革并進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是通過報章、雜志和照片等新媒體傳達的。……在這場戰爭的前前后后，對近代日本人的精神產生極大影響的軍歌也被推廣和流行。”
該作者表示，這里所說的媒體并不只是大眾傳媒，而是指各式各樣傳達信息的媒介之總稱，包括各種與戰爭相關的商品之推出，“祝捷會”、“慰靈祭”和“戰爭紀念碑”等。至于以“愚弄和嘲笑支那人”為趣旨和題材的通俗歌謠、圖畫、報紙雜志和戲劇等充斥日本列島。
由此可見，所謂“日清戰爭”促使日本完成的所謂“國民國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是在鼓吹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出兵海外、舉國卷入戰爭的異常興奮狀態下形成和開展的。因此，戰后日本人在反思戰前的行為及總結戰爭帶來的痛苦經驗時，就不能不認真追溯與檢討曾令日人陶醉與興奮的甲午戰爭。
“司馬遼太郎史觀”為侵略“摘帽”
除此之外，促使戰后不少日本人對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亦然)不但不存罪惡感，甚至還引以為豪的，是受到“國民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近現代史長篇小說的影響。
在飽嘗戰后初期戰敗國痛苦，日本官方無奈倡議“一億總懺悔”，國民對軍國時代感情極其復雜，充滿悲觀、彷徨與不安的年代里，司馬遼太郎的長篇歷史小說據說喚起了不少日本國民對“日本人”的自信與活力，司馬之所以被稱為“國民作家”，原因據稱也在這里。
然而，對于司馬的歷史小說，不少日本有識之士發現，其中有很多內容出自他個人的杜撰與臆測，含有強烈的輿論誘導意圖，他們稱之為“司馬遼太郎史觀”。
所謂“司馬遼太郎史觀”有幾個明顯特征：其一是將明治史和后來的昭和史完全剝開，將明治史斷定為“光明的年代”，昭和史則為“黑暗的年代”;其二是將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定位為日本被迫而戰的“祖國防衛戰爭”，并強調這兩場戰爭都是“公平的戰爭”;其三是認為日本之變質，是在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俄羅斯之后。換句話說，明治以來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并非一無是處，也并非都是“愚蠢”與“無謀”之戰，至少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年代，日本人的民族主義精神是“健康的”，是值得引以為豪的。
正是在否定“光明的明治”時期擴張路線與“黑暗的昭和”時代軍國路線存有連續性的手法中，司馬試圖通過否定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侵略性”來為明治時期的擴張政策辯護。積極主張行使集體自衛權和修憲的右翼喉舌《產經新聞》之所以多次高調策劃、連載司馬的長篇小說《坂上之云》，顯然是有這方面特殊用意的。
“東南亞侵略微妙論”為軍國“減罪”
值得注意的是，戰后日本輿論界在參與否定明治百年來的侵略史時，除了有如司馬那樣的“國民作家”通過虛虛實實的“歷史小說”巧妙手法，替明治政府“先賢”摘掉發動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兩頂侵略帽之外，另一個手法就是利用太平洋戰爭的復雜性，否定太平洋戰爭為“侵略戰爭”。持此論者還包括一部分被喻為“開明”與“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如中國文學研究家竹內好。
竹內是日本亞細亞主義的闡釋者和研究者，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曾經是積極反對安保條約的知名人士，但對于他在1941年12月8日公開發表支持“大東亞戰爭”的聲明，竹內始終不認為有錯。在戰后總結日本的戰爭責任時，他曾這樣寫道：“日本進行的戰爭，既是侵略戰爭，但同時也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因此，日本人對于侵略戰爭是負有責任的，但對于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間的戰爭這一部分，就不能只是單方要日本負責。”
換句話說，竹內把日本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對東南亞的侵略予以區分。前者日本負有戰爭責任，后者則不能單單責怪日本。
在這里，竹內好顯然是忽視了在日本軍政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受盡日本殘暴統治的東南亞各地人民之存在與感受。因為，在竹內眼中，只有后進的大日本帝國與先進的歐美帝國兩者之間爭奪的殖民地;兩者為爭奪殖民地而大動干戈，可以說是半斤八兩，說不清誰是與誰非。
戰后以“良心派”姿態出現的學者竹內之流尚且持有如此這般的態度，一向處心積慮要為修憲派兵制造輿論的自民黨政客之伺機公然反對“東南亞侵略論”，自不待言。
1994年10月24日，時任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發表了“東南亞侵略戰爭微妙論”。他表示，對于中國可以說是“侵略行為”，對于朝鮮半島也可以稱之為“殖民地支配”，但對于東南亞算不算侵略，他認為“很微妙”。為什么“微妙”呢?因為東南亞當時是歐美的殖民地，這場戰爭的對手是美國、英國和荷蘭等。
針對橋本這番大膽的談話，當時日本國內外的輿論界為之嘩然，但在當局極力向中韓解釋此談話并未“針對中韓”，以及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的極力掩護下，風波遂告平息，橋本遂成為戰后否定侵略戰爭而不必引咎辭職的首名日本大臣。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否定明治時代的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侵略性，和對日本侵略東南亞提出質疑，從表面上看似乎互不相干，但仔細分析，卻有著相互呼應的內在聯系。說得確切些，在為大日本帝國對外侵略史縮短時間段的問題上，兩者發揮了異曲同工之妙。
明乎此，人們在回顧和總結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時，就不能僅僅著眼于明治維新政府與清政府誰“強”誰“弱”或者過于熱衷比較雙方“近代化”與“非近代化”的差距。亞洲國家還得同時留意日本百年來對外戰略基本思維的變與不變，并作好應對的方策。
從東南亞的角度來看，今日“和平崛起”中的中國在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之際，也許還得發出明確的信息，以示中國的“富國夢”和“強軍夢”，和明治的“富國強兵”路線有何本質上的差異。一句話，如何全面認識與評價明治維新，關乎亞洲人對甲午戰爭乃至二戰紀念之基本態度與意義。(作者是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卓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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