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徽州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名人輩出，在近代的徽州名人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柯慶施便是其中一位。
柯慶施出生于1902年，歙縣南鄉(xiāng)竹溪村(俗稱水竹坑)人，他14歲離開家鄉(xiāng)，到位于休寧萬安鎮(zhèn)的安徽省立二師求學;17歲時因參加聲援五四運動活動，被校方以“思想誤謬”為由勒令退學;1920年他在上海由楊明齋、俞秀松介紹參加了剛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赴蘇聯(lián)學習;1922年在上海由張秋人介紹轉為中共黨員;1923年冬，柯慶施受中央委派在安慶市建立了安徽省第一個城市黨支部——中共安慶支部，并任支部書記;1927年5月，擔任第一任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書記……
柯慶施有著長期在白區(qū)工作的經(jīng)驗，在血雨腥風中同反動派斗智斗勇，從敵人牢獄中解救過一大批黨的優(yōu)秀干部，介紹和組織過大批革命青年和愛國人士赴延安。著名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先生就是持他的親筆介紹信前往延安，并寫出了轟動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
1947年11月，柯慶施擔任了我軍在華北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石門市(12月改為石家莊市)市長，并在恢復生產(chǎn)、發(fā)展經(jīng)濟上創(chuàng)造了被劉少奇譽為“新中國的楷模”的石家莊經(jīng)驗。全國解放后，他又相繼擔任了南京、上海這兩個大都市的市委書記、市長。
但是，確很少有人注意到柯慶施的軍事生涯。由于年代久遠，這方面的資料留存不多，可是，從僅存的一些資料中，我們還是能看出，他在兵運工作和軍隊建設上所做出的貢獻。
早期的兵運和農(nóng)運活動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柯慶施由林伯渠介紹參加了國民黨，并由中共中央派到安徽工作，擔任國民黨(左派)安徽省臨時黨部秘書長。他利用合法身份，與當時負責中共中央軍委工作的聶榮臻默契配合，積極開展兵運工作和武裝斗爭，同時爭取到國民黨(左派)的支持合作，加緊培訓革命干部和武裝力量。
9月24日，柯慶施等在安徽太湖縣成功地策動了桂系陳雷部起義，隨即在太湖成立了安徽省宣慰使署，發(fā)動太湖群眾響應北伐。反動的安徽督軍陳調(diào)元出兵太湖，柯慶施與安徽省宣慰使常樂恒率部奮起作戰(zhàn)，斃敵80余人。后因眾寡懸殊，柯慶施、常樂恒率部轉移到湖北黃梅縣獨山鎮(zhèn)。
10月，國民黨(左派)安徽省臨時黨部在武昌開辦了培訓安徽黨務干部的學校，柯慶施任校務委員會委員。這所學校為安徽省培養(yǎng)了一批革命力量。朱德、董必武、鄧演達、柏文蔚、李立三、惲代英、施存統(tǒng)、彭湃、瞿秋白、徐謙等都為干部學校百余名安徽學生作過報告或講過課。柯慶施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說:“學校在名義上是國民黨省黨部辦的干部學校，但中共的同志占8/10，教員都是我們的同志。當時還在安徽、湖北邊境組織了一支五百余人的武裝部隊，我們占駐過宿松與太湖。我在漢口一直住到汪精衛(wèi)、唐生智叛變，武漢政府垮臺。”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反革命政變，他下令強占工會，解除工人武裝，大肆捕殺工人和共產(chǎn)黨員?？聭c施同北伐軍第二軍第四師政治部主任李六如等人，于4月18日在太湖大河灘召開有北伐軍戰(zhàn)士、工人、農(nóng)民、學生、商人等5000人參加的反蔣大會。李六如在大會上揭露了蔣介石叛變革命，屠殺共產(chǎn)黨員、工人和革命青年的罪行，指出革命從此要向左轉。會上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新軍閥!”等口號。當夜，柯慶施、周新民等人在太湖趙旭東家召開秘密會議，柯慶施向大家介紹了國內(nèi)外形勢，指出革命要向左轉，不能靠右派。會議研究了太湖縣今后斗爭的任務和策略?？聭c施離開太湖后又到宿松與北伐軍二軍六師黨代表蕭勁光會合，在宿松縣天主堂院內(nèi)召開了千人討蔣大會。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設在武漢，8月后遷至蕪湖)，批準柯慶施、王貫之(王心臬)、王步文(王華、朱華)、周范文、王履祥(王坦甫，未到職)、李啟耕(李宜春)、郭士杰為執(zhí)行委員，柯慶施、王貫之、王步文、郭士杰為常委，柯慶施為書記。5月下旬,柯慶施在漢口法租界大智門和平里主持召開了中共安徽省臨委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努力恢復各地被反動派破壞的黨組織，積極開展武裝斗爭。在省臨委的領導下，安徽省恢復了中共蕪湖縣委、中共宿縣臨時縣委、中共壽縣臨時縣委、中共六安臨時縣委、中共泗縣特支、霍邱特支、廬江特支、安慶特支、南陵特支、旌德特支、鳳陽特支、無為特支等黨組織，另在鳳臺、和縣、宣城、郎溪設立了黨的通訊處，在柏文蔚的三十三軍內(nèi)派出秘密黨員。
柯慶施于1940年在《自傳》中回顧這段歷史時寫道：“那時安徽黨組織經(jīng)過反動勢力的摧殘，各地組織大多無形瓦解，很多同志流亡在外。當時我們的任務,首先是恢復與建立各地黨的組織。我們經(jīng)過多半年的時間，逐漸把安慶、蕪湖、南陵、宣城、廣德、旌德、壽縣、六安、合肥、巢湖、廬江、桐城、宿縣的組織恢復與建立起來，而以六安、合肥、壽縣、廣德的工作為基礎，余區(qū)有我們同志三兩人而已。”
1927年底，柯慶施回到上海，與一些安徽的同志住在浙江路的壽陽公旅館。當時與柯同住于此的還有蔡申熙、許繼慎、熊受宣、王逸常等人，他們經(jīng)常在一起討論對時局、對革命、對武裝斗爭的認識和意見。
紅八軍政治部主任
1929年12月初,黨中央派柯慶施前往湖北省通山縣的黃沙鎮(zhèn)，擔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秘書長，并接受一項特別任務，這就是策動和接應程子華的大冶兵暴。
《大冶革命斗爭大事記》中這樣記載：“10月初，國民黨命令獨立十五旅開赴大冶、陽新兩縣進攻紅軍，中共中央軍委得知消息后，從上海派石仲偉、何乃康(柯慶施)、鄧乾元到武漢與在敵十五旅任排長的中共地下黨員程子華取得聯(lián)系，決定在大冶實行兵暴。”
柯慶施等與中共大冶中心縣委取得聯(lián)系后，在曹家堍村曹玉階家舉行了擴大聯(lián)席會議，決定立即與程子華取得聯(lián)系，里應外合，攻取大冶城，消滅敵十五旅。會議制定出一套周密的作戰(zhàn)方案，決定于第三天的黃昏將部隊開到韋源湖邊開始行動。
位于韋源湖畔的大冶縣城，三面環(huán)水，紅五縱隊派兵4000，分乘300余條漁船，在深夜11時悄悄登上湖的西岸。先遣部隊潛伏在橫堤大橋附近，以截斷敵軍的退路。程子華在接到紅五縱隊的行動指示后，組織連隊中的共產(chǎn)黨員將連里的反動軍官干掉，然后在夜色的掩護下，把參加兵暴的士兵們帶出城外隱蔽起來，等待紅軍的接應。天亮時分，我軍派出一個排佯攻大冶城。敵軍果然中計，仗著兵強勢眾，出城追擊佯攻部隊，正好落入了紅軍的伏擊圈。一時間，四邊山上埋伏的紅軍戰(zhàn)士槍炮齊發(fā)，軍號聲、吶喊聲震天動地。敵軍措手不及，被紅軍一舉攻下大冶城，俘虜1000多人，繳槍900多條。
這次兵暴目標明確，行動神速，犧牲少，勝利大，被中央軍委譽為“模范的大冶兵暴”。紅五縱隊將自愿加入紅軍的俘虜兵編成第二支隊，由程子華任支隊長，總兵力增加到6000余人。
1930年6月16日，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五軍在湖北大冶縣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上宣布，經(jīng)黨中央決定，紅五縱隊擴建為紅八軍，何長工任軍長，鄧乾元任政委，柯慶施任政治部主任、軍黨委委員。
為了擴大根據(jù)地，紅八軍主力移師湘鄂邊境(岳州、平江等地)一帶?？聭c施當時正患嚴重瘧疾，組織上決定他留在陽新，管理后方，并集合黃梅、廣濟、瑞昌的地方武裝及后方留守部隊，堅持武裝斗爭，保衛(wèi)根據(jù)地。
柯慶施稍休息幾天，即前往黃梅、廣濟一帶，整合部隊，積極開展群眾工作，機智靈活地打擊敵人，接連打了幾個勝仗，受到群眾的熱烈擁護。他還積極開展兵運工作，先后成功地策動了駐武穴川軍某部和廣濟保安隊的兵暴，從川軍中拉出兩連人，從廣濟保安隊中拉出一連人。鄂東南人民在紅軍接連打勝仗的鼓舞下,紛紛加入這支紅軍隊伍。后根據(jù)上級決定，以這支軍隊為基礎，組建了紅十五軍。
柯慶施1940年在《自傳》中回顧這段歷史寫道：“夏季，……向湘鄂邊境(岳州、平江等地)行動，因我正患厲害之瘧疾，決定我留在陽新管理后方并集合黃梅、廣濟、瑞昌及后方留守部隊，成立紅軍第十五軍。我稍休息數(shù)日后，即前往黃梅、廣濟一帶，整理當?shù)刂胤轿溲b，并會同當時長江局軍委(劉伯承同志負責)派來的同志，組織住在武穴之川軍某某某部的兵暴工作，結果先后從四川軍隊中拉出兩連人，廣濟保安隊一連人，聯(lián)合廣濟、黃梅之一部地方武裝，及陽新后方所編成之兩連，共約近六七百人，槍半數(shù)，成立起紅十五軍。……在三中全會以后，我于是將十五軍交某某某同志……我則隨派來之交通返抵漢口。”
年底，柯慶施到中共長江局工作，并被派往平漢線(河南許昌)組織夏斗寅部、唐生智部的兵暴，以組建紅二十九軍和紅三十軍，因時局變動未成，后被調(diào)回上海工作。
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
1933年初，日本帝國主義繼侵占了我國東北全境后，又進占了熱河全省，接著分兵入侵平、津地區(qū)，5月占領察哈爾的多倫和沽源、寶昌、康保等縣。華北形勢非常危急，而蔣介石仍然奉行“不抵抗政策”，國民黨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廣大人民群眾和國民黨愛國將領對此極為不滿，抗日呼聲日益高漲。曾任西北軍總司令的愛國將領馮玉祥于1932年10月離開隱居的泰山來到張家口，與愛國將士們和各界愛國人士一道,策劃組建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派柯慶施前往河北，任中共河北省前委書記，并赴張家口幫助馮玉祥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翻開馮玉祥1933年的日記，雖迫于當時的情勢，對一些事不便明說詳陳，但仍可看出柯慶施幫助他組織抗日同盟軍的一些情況:
1933年2月11日，“午后在野外走走,與革命的朋友談話”。
1933年2月12日，“在野外與張××同志談話約一小時”。
1933年2月21日，“同張先生三人談了兩點鐘如何能真抗日的事”。
1933年5月2日，“夜,我同張談二事”，“如下層之幫助,如政見之商量,如款項之幫助……彼此是無話不說的朋友”。
1933年5月6日，“設計的事今日成了。十點他們已經(jīng)開始商議，真是有許多道理”。
據(jù)后來一些當事人回憶，馮玉祥日記中的張某，指的就是柯慶施。
馮玉祥的女兒馮理達2000年1月9日在北京回憶此事時說:“我父親跟我講過柯老去張家口和他一道組織抗日同盟軍的事情，我們是隨父親一起從泰山到張家口的。”
1933年5月26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正式宣告成立，馮玉祥任同盟軍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為方便工作，馮玉祥也為柯慶施安排了高級軍職。1965年，江蘇文史研究館館員胡錫疇先生在悼念柯慶施的信中說，當時“馮玉祥亦給高級虛銜以維護柯老的地下工作。寄跡張家口，諸須商洽，昕夕過從”。
抗日同盟軍成立后，向全國發(fā)出通電，主張聯(lián)合各黨各派各軍，共同抗日。同盟軍部隊更是一馬當先，奔赴抗日最前線。6月21日,吉鴻昌率軍出征察北、察東，前委書記柯慶施隨同出征,與抗日同盟軍一起行動。
當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愛國將士浴血奮戰(zhàn)在抗日前線之時,蔣介石政府卻派何應欽調(diào)集16個師的兵力，對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實行全面封鎖包圍，用武力威逼馮玉祥取消同盟軍，停止對日作戰(zhàn)。
8月5日，馮玉祥在內(nèi)外交困的情況下，通電“忍痛收束軍事”，9日宣布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14日離開張家口，重返泰山。
8月8日，柯慶施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召開了會議，決議反對取消抗日同盟軍，并將二、五、十六、十八師等部隊以及工會和抗日救亡團體等撤離張家口，轉移到張北一帶。8月中旬,中共河北省前委與吉鴻昌部、方振武部先后到達張北、康保、尚義一帶集結。
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前委在張北縣二井村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抗日同盟軍各部隊主要將領。會議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柯慶施、張慕陶、宣俠父、吉鴻昌、許權中、劉振遠、柳青等組成常委，領導抗日同盟軍，吉鴻昌擔任軍事總指揮，繼續(xù)進行斗爭。9月初，柯慶施率前委與抗日同盟軍，由張北轉移到直中、直南，與當?shù)剞r(nóng)民運動組織匯合。9月20日、21日，同盟軍攻占懷柔、密云縣城，直逼北平。
蔣介石氣急敗壞，勾結日寇和偽軍向抗日同盟軍發(fā)動了猛烈的攻擊。同盟軍在吉鴻昌、方振武的率領下奮起抵抗，由于眾寡懸殊、彈盡糧絕，最后失敗。
抗日同盟軍雖然在蔣介石和日偽軍的雙重夾擊下失敗了，但它喚起了廣大民眾，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聭c施在抗日同盟軍的組建、發(fā)展、斗爭的全過程中都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也為自己的軍事生涯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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