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毛澤東的一個偉大創造

　　毛澤東是政治領袖，也是理論巨匠。他的馬克思主義雖然主要是在“馬背”上學的，但他有極高悟性，能從實際出發，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提出許多富有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

　　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革命的敵人異常強大和殘暴，而革命力量卻比較弱小。在敵我力量十分懸殊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要領導革命取得勝利，更需要扎根于群眾之中，緊緊地依靠群眾，團結群眾，和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在漫長的歲月里，在極端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指導思想上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觀點，而且在黨的實際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這就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概念雖然不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但賦予群眾路線以豐富的內涵，并提升為黨的群眾路線理論，卻是他的一個偉大創造。這是毛澤東和以他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斗爭經驗的科學總結。

　　群眾路線是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取得勝利和成就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也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一個基本點。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群眾路線同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活的靈魂，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偉大的時代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和黨的群眾路線概念的提出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創立，第一次科學地解決了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認為人類社會的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歸根結底，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群眾是歷史的主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把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原理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闡明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千百萬人民群眾的事業，從而指出，工人階級的先進政黨，無論是從事奪取政權的革命活動，還是在取得政權后進行建設，都必須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把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領導群眾去奪取勝利。

　　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伊始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它明確地指出，黨的任務是為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奮斗，進行革命活動要聯系群眾，發動群眾，開展群眾運動。1922年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指出：“我們的活動必須是不離開群眾的”，“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人民群眾里面去”，“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1]P27-281925年10月中央擴大執委會的決議指出：“中國革命運動的將來命運，全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群眾，引導群眾。”[2]P401928年6月至7月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案指出：“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1]P311“黨與群眾脫離是主要危險”，“黨在群眾中組織上的中心任務是團結城市與鄉村最廣大的勞動群眾于黨的周圍及黨的口號領導之下”，“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爭取廣大群眾組織廣大群眾”，“促進革命的高潮”。[1]P356但是，從目前查找到的文獻資料看，當時的中央文件或中央負責人的講話，都還沒有使用“群眾路線”這個概念。同年11月，李立三根據六大路線在同江浙地區負責人談話時曾使用了“在總的爭取群眾路線之(下)，需要最大的努力到下層群眾中去”的表述，但這個用語不十分明確。1929年9月，在陳毅代表紅四軍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情況后，為解決轉戰中的紅四軍的行動方向和內部團結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包括周恩來、李立三和陳毅在內的三人小組，由周恩來主持起草《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個指示信由陳毅具體執筆。他根據三人小組的意見，并以周恩來在此前起草的給紅四軍的中央“八月來信”為基礎進行起草，經周恩來修改審定后交政治局討論通過，最后由陳毅帶回紅四軍進行傳達。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中央“九月來信”內容豐富，有專節論述了紅軍與群眾的關系。在談到籌款工作時，指出“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干”，而要“經過群眾路線”;[3]p36還說“對于軍需品可漸次做到由群眾路線去找出路”，[3]P39沒收地主豪紳財產，也“一定要經過群眾路線”這一工作方式的運用。[3]P40這樣，“群眾路線”概念才有了比較明確的含義。如果要講“群眾路線”概念的來由，這可能是目前最早使用的中央文獻。

　　紅四軍在傳達中央“九月來信”后，根據中央要求，恢復了毛澤東的紅四軍前委書記職務。隨后，前委決定，為貫徹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召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同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了紅四軍九大。毛澤東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在糾正單純軍事觀點的方法一節中指出：“黨對軍事工作部分要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這個表述是原件，收錄在1948年東北書店印行的《毛澤東選集》中。1951年，經過毛澤東修改審定正式出版的“毛選”中，將“路線”二字刪去了。因此，有的同志說，古田會議決議沒有“群眾路線”提法，就是這個緣故。至于毛澤東為什么要刪去“路線”二字，是認為“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這個表述在語法上或邏輯上不那么順，還是有別的考慮，就不清楚。我個人傾向于認為，可能是出于語法或邏輯的考慮。那時在這方面的要求是很嚴格的，不像現在不少表述采用網絡語言，或中西混用，對語法或邏輯不講究，因而一些文理不通的表述，只要約定俗成就都認可了。從思想史的考察言，毛澤東在1929年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時確實用過“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的表述，這是毋庸置疑的。

　　就中共中央來說，“群眾路線”概念在中央“九月來信”后還在繼續使用。如1930年3月，在《中央給廣東省委紅七軍前委的指示信》中，強調一切工作中應盡量采取發動群眾的工作方式，同時指出，“只憑上面的命令”的“非群眾路線的工作方式”，必然會造成蘇維埃政權的危機。

　　二、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的主要內涵

　　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使用“群眾路線”概念后，在目前發表的中央蘇區時期文獻中雖然再沒有用過這個概念，但他的群眾路線思想卻十分濃烈。這個時期，周恩來、劉少奇等同志也是如此，盡管群眾路線思想很豐富，論及的方面從軍民關系推廣到各項工作，認識到從紅色區域的建設到白區秘密工作，從工會工作到農村工作，從經濟工作到肅反工作等等方面，都必須貫徹群眾路線思想，但也沒有使用“群眾路線”概念。

　　就毛澤東而言，他的群眾路線思想主要強調四個方面：

　　(一)強調黨要以群眾為本，各級黨組織要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

　　這是群眾路線思想的靈魂。還在1929年1月，毛澤東和朱德率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于4月中旬到達興國后，在舉辦土地革命干部訓練班時，毛澤東就告誡黨員干部：要像和尚叨念“阿彌陀佛”一樣時刻叨念群眾。1933年11月中下旬，毛澤東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主席，率中央政府訪問團先后到興國長岡鄉和福建上杭才溪鄉進行調查研究。興國是中央蘇區的模范縣，興國干部的作風好在當時也是出了名的。老百姓唱“蘇區干部好作風”的山歌，除了“自帶干糧去辦公”的那首外，還有一首“蘇區干部好作風，真情實意為群眾，油鹽柴米都想到，問寒問暖情意重”。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時遇上一位叫劉長秀的婦女，向她了解情況。這位婦女不認識毛主席，只知道是上面來的大干部，便說“共產黨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劉長秀為什么這樣說呢?她是紅軍家屬，過去無田無房，生活異常困難。土地革命后，既分了房又分了田，非常感激政府。1931年，長岡鄉夏荒缺糧，她家只能以南瓜野菜充饑，村蘇主任背了一斗多糧食送給她家。第二年又鬧春荒，鄉蘇政府到200多里外的公略縣找便宜米供給困難群眾。她很感激共產黨，見到上面來的干部，便沖口說出了“共產黨真正好”的心里話。

　　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講了劉長秀感激共產黨的話，以及興國和長岡鄉、才溪鄉等地干部解決群眾困難的模范事例，并闡發了一大篇道理。他指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吃飯、穿衣、住房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從土地、勞動力問題，到疾病衛生、婚姻、生小孩子和小孩上學等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應該討論、決定、實行和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你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并且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P139

　　毛澤東對興國等縣和長岡、才溪等鄉的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非常滿意。他說：興國的同志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們稱贊他們為模范工作者。“他們把群眾的生活和革命戰爭聯系起來了，他們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問題和革命的工作任務問題同時解決了。他們是認真地在那里進行工作，他們是仔細地在那里解決問題，他們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負起了責任，他們是革命戰爭的良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們又是群眾生活的良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4]P140

　　事實上，毛澤東本人在才溪鄉調查時，也有一個為群眾謀利益的生動故事。他在溪西村調查時，有一位叫陳美蘭的大媽說，她家暴動后分到的3間平房，發生火災燒掉了兩間。全家5口，她和老伴體弱多病，守寡的兒媳婦帶著兩個孩子，擠在一塊住。家中又無勞力，生活困難，愁今后的日子怎么過?毛主席安慰陳大媽說：天無絕人之路，我找鄉政府幫你解決困難。當夜，毛主席就召集區、鄉干部開會，提出幫助解決陳大媽家的困難問題。干部面露難色。毛主席對干部們說，組織革命戰爭，改善群眾生活，是黨的兩大工作任務。你們找群眾商量商量，能不能開展一個村幫村、鄰幫鄰，一村幫一戶，百人幫一人的互助活動呢?這使干部們茅塞頓開。第二天，在鄉蘇干部帶動下，大家獻工獻料幫助陳大媽建房子。半個月后，陳大媽的新房就建好了。陳大媽非常感激地說：毛主席是大好人，紅軍是天兵天將，蘇政府是專替窮人消災滅禍的。

　　什么是群眾路線思想?像興國干部好作風，像長岡鄉和才溪鄉的干部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使廣大群眾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愿意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這就是真正地貫徹了群眾路線。一心為民，是群眾路線思想的實質。

　　(二)強調將調查研究作為貫徹群眾路線思想的方法，使調查研究過程本身成為深入群眾、走群眾路線的過程

　　毛澤東自投身革命以來就非常重視調查研究。中央蘇區時期，從1929年至1933年他所做的農村調查，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時間最為集中、座談最為深入、內容最為豐富、材料最為翔實、文字最為生動的調查。目前保存下來的11個調查材料，已編入《中國農村調查文集》。這個時期調查研究的對象是廣大群眾，而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對象。作為工作方法言，從宏觀上講，這兩個過程實際上是同一個過程。從毛澤東的那些調查材料來看，他對社會實際情況的了解主要是通過向群眾做調查研究獲得的，而做調查研究又使他對廣大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實際情況有了基本了解。因此，在他那里，這兩個過程的同一性是非常明顯的。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說：你對于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伸只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研究”，“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4]P116召集那些明了情況的人來開個調查會，你對于那個問題就有了解決辦法。毛澤東還把調查研究走群眾路線提到理論高度，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4]P115。從這個意義上說，調查研究就是走群眾路線，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獲得正確認識的基本方法。毛澤東在那時之所以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堅持了調查研究、堅持了群眾路線。

　　(三)強調堅持群眾路線思想是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等的有效途徑

　　還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論列的必須糾正的八種錯誤思想中，就包括主觀主義。他認為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糾正的方法之一，就是深入群眾進行社會經濟的調查研究。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他批評一些領導的純主觀的瞎說一頓，一定會弄壞事情，一定會失掉群眾。他要求那些領導人邁開雙腳，到群眾中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問題就能解決。1932年和1933年，他在起草的決議和講話中多次批評官僚主義，指出：官僚主義，是脫離群眾，破壞蘇維埃與群眾的關系，對于蘇維埃勝利和發展，有莫大危害。“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4]P124-125他強調一定要深入群眾來克服官僚主義。同時，他還強調通過群眾監督來批評和克服官僚主義。他在二蘇大的報告中指出：“為了鞏固工農民主專政，蘇維埃必須吸引廣大民眾對于自己工作的監督與批評。每個革命的民眾都有揭發蘇維埃工作人員的錯誤缺點之權。當著國民黨貪官污吏布滿全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蘇維埃制度之下則絕對不容許此種現象。蘇維埃工作人員中如果發現了貪污腐化消極怠工以及官僚主義的分子，民眾可以立即揭發這些人員的錯誤，而蘇維埃則立即懲辦他們決不姑息。這種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蘇維埃制度下才能存在。”[5]毛澤東將堅持群眾路線思想視為“充分的民主精神”，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

　　(四)初步形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思想的芻形

　　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提出的許多正確思想和政策，實際上都是通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得到，并逐漸符合實際情況而完善起來的。比如，井岡山土地法，那時規定是“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但轉戰贛南到興國后，經過向群眾調查了解后，在制定興國縣土地法時就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歸工農兵代表會議所有，分給無田地及少田地的農民耕種。毛澤東本人說，這是“一個原則性的修改”，有利于依靠和團結多數、孤立和打擊少數。對于富農政策，在閩西上杭南陽會議時，提出了“抽多補少”;但通過尋烏調查，認識又前進了。如他自己說：“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活得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個辦法是正確的。”還說：“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6]p23土地革命時期的上述政策，既來自于群眾，制定好政策后又去指導群眾進行土地革命。這實際上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毛澤東通過才溪鄉調查，了解到村代表主任制度在鞏固代表與群眾的聯系方面取得了很大效果。于是提出：“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為極應注意的問題。將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干村，依靠于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于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于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長岡、才溪、石水等鄉的辦法，應該推行到全蘇區去。”[7]P325他在向長岡等鄉作調查，了解到他們的先進事跡后提出：“我們鄭重介紹長岡鄉、才溪鄉、石水鄉的光榮成績于全體工農群眾之前，我們號召全蘇區幾千個鄉一齊學習這幾個鄉，使幾千個鄉都如同長岡、才溪、石水一樣，成為爭取全中國勝利的堅強的前進陣地。”[7]P340毛澤東的這兩段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思想的具體應用版，也可視為其原生形態。10年后的理論抽象，就是在這樣的許多表述固化之后的認識飛躍。

　　三、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的飛躍和黨的群眾路線理論形態的形成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全面抗戰、進行人民戰爭的路線。這種客觀形勢反映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勢必對群眾路線思想要作更多闡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群眾路線思想在這個時期實現的認識飛躍，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

　　首先，在延安整風運動前，毛澤東立足于抗戰動員和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著力論述了群眾的偉大力量和密切黨與群眾關系的思想。1938年5月，他在《論持久戰》中提出了“戰爭的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8]P480的著名論斷。這是黨的群眾路線思想在戰爭中的輝煌運用。同年10月，他在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又從兩個方面論述了群眾路線思想。一是強調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二是提出共產黨員在領導群眾同敵人作斗爭的時候，必須有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觀點;決不可脫離群眾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于不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必須注意組織先進分子和廣大群眾之間的密切關系。

　　其次，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隨著對教條主義思想的深入批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黨內進一步占據主導地位，對于建黨以來的歷史經驗從理論上做出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總結的條件已經成熟。通過延安整風的總結，黨關于群眾路線的經驗得到了進一步提煉。毛澤東等領導人的群眾路線思想得到更加豐富，諸如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觀點，為群眾謀利益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的觀點，群眾的意見和經驗是黨制定政策的基礎的觀點，發動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的觀點，既反對命令主義又反對尾巴主義的觀點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提出并作了精辟論述的。

　　在這個階段，黨對長期斗爭中積累起來的群眾路線的豐富經驗進行的科學總結，在理論認識上實現了三大升華：

　　一是毛澤東在1943年6月為黨中央寫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首次上升到認識論的哲學高度。在這個決定中，他科學地闡述了群眾路線包含的內容和實施的步驟，分析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這樣一種正確的領導方法的全過程及其各個環節。并且指明，這個過程的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即通常所說的“群眾路線的認識論”。這雖然是一個哲學問題，但有深刻的實踐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正確的認識，只能是客觀實際的正確反映;革命斗爭中一切正確的決策和辦法，歸根結底，只能來源于千百萬從事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實踐的廣大人民群眾。堅持“從群眾中來”，正是堅持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以保證革命工作能夠“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犯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錯誤。但是“從群眾中來”，不是簡單地直觀反映，而是要能動地進行科學的抽象，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各種科學知識，將分散的、無系統的群眾意見，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也就是說，把群眾意見化為領導的正確意見，是一個辯證的認識過程。經過“集中起來”之后的領導意見，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客觀實際，因而也就能夠更有效地對實際運動發揮指導作用。但是，認識過程并沒有完成，領導的意見還需要回到實踐中去，通過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和行動，通過群眾的實踐檢驗領導意見是否正確，并且使其得到修改、充實、提高。這樣，一個認識過程才算完成，一個新的認識過程又重新開始。因此，實行群眾路線的過程，是領導思想逐步提高和發展的過程，是能動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統一的過程。在這里，毛澤東把群眾路線提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做出理論概括，或者說，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理化為領導方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創舉。它表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要堅持群眾路線，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群眾路線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一正確的認識路線。因此，完全可以說，實行群眾路線，乃是革命過程中主觀與客觀相一致、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重要保證。這個理論概括，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認識論和歷史唯物論融于一體，奠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立場、觀點、方法”論的哲學基礎，從而使群眾路線具備成熟的理論形態。

　　二是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將“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實際上是群眾路線，作為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提出，并對其多重含義作了深刻論述。其一，他從黨的性質和宗旨方面提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這使群眾路線成為“三大作風”的政治基礎。其二，他從思想作風方面提出，要“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這是對群眾路線作為思想作風的具體要求。其三，他還提出了檢驗政策的標準問題。他說：“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9]P1095-1096這里講的是共產黨人的政治行動準則，實際上將作為真理標準的實踐標準與人民利益標準有機地統一起來了。

　　三是劉少奇在黨的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繼續闡述群眾路線的重要性，不僅作為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風來認識，而且提到了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新高度。他指出：“毛澤東同志的群眾路線，就是要使我們黨與人民群眾建立正確關系的路線，就是要使我們黨用正確的態度與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群眾的路線，就是要使我們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與被領導的群眾建立正確關系的路線”[10]P348，因此，“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10]P342。為了正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劉少奇還詳細闡述了群眾觀點所包含的四項具體內容，即：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他指出：只有具備這樣的群眾觀點，才能在工作中執行正確的群眾路線。劉少奇的這些論述，進一步說明了群眾路線在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個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義，使黨對群眾路線的認識又提到一個新的高度。黨的七大以后，群眾路線思想在各項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覺的運用。

　　四、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建國以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對群眾路線的認識在繼續深化，毛澤東在理論上又有一些新的發揮。

　　首先，毛澤東強調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創造的，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他認為黨領導的廣大群眾蘊藏著建設社會主義的極大積極性，領導機關要善于從本質上發現群眾的積極性，組織群眾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在他看來，工作中采取了群眾路線，可能也會發生毛病，但毛病會比較少一些，錯誤比較容易糾正些。他指出：“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1]p423這是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思想的又一次升華，并且成了膾炙人口的名言。

　　其次，毛澤東強調共產黨要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否則，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鞏固。他說：共產黨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12]P547

　　再次，毛澤東強調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做領導工作的要拜群眾為老師。他認為：“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學生的。”[13]P324只有這樣，才能擺正同群眾的關系，也才能充當好的領導者。

　　從黨中央領導集體看，黨的其他領導人對群眾路線思想還有兩次重要的理論概括。

　　一是鄧小平在1956年黨的八大作關于修改黨章報告時，對群眾路線的含義作了新的界說。他指出：毛澤東倡導的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簡單地說來，它包含兩方面的意義：在一方面，它認為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黨對于人民群眾的領導作用，就是正確地給人民群眾指出斗爭的方向，幫助人民群眾自己動手，爭取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和依靠群眾，而不能脫離群眾，不能站在群眾之上;每一個黨員必須養成為人民服務、向群眾負責、遇事同群眾商量和群眾共甘苦的工作作風。在另一方面，它認為黨的領導工作能否保持正確，決定于它能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起草的黨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的話來說，就是‘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去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14]P217。

　　顯然，鄧小平將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延安時期的前述論點加以綜合了。這樣，如胡喬木指出的“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就由黨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黨除了階級和人民利益以外沒有特殊的利益的觀點，上升到只有革命的階級、革命的群眾作為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生產關系的代表，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水平，上升到人的認識的正確與否，只有客觀的社會實踐的檢驗才是唯一標準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的水平了”[15]P1718。鄧小平的概括是對群眾路線思想認識的一次重要飛躍。

　　二是劉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的報告中，聯系1958年以后黨的工作的經驗教訓，進一步從理論上論述了群眾路線問題。他說：什么是群眾路線呢?概括地說，群眾路線的基本點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眾，相信他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第二，黨必須根據群眾的實踐來檢驗自己的工作，黨的方針、政策、措施都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6]P401不難看出，這是對鄧小平的上述認識的進一步概括。他還指出：1958年以來，黨的群眾路線的作風受到了歪曲，不少同志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眾路線，把一些體現群眾路線的方式和方法變成了反群眾路線的東西，違背了群眾路線的精神實質。他批評了那種把群眾運動當作群眾路線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眾運動就不是群眾路線的錯誤看法，指出：群眾運動的內容是多種多樣的，“形式主義的東西，決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更不是群眾路線”。“違反群眾路線的所謂‘群眾運動’，不僅不能真正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而且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損害了黨的威信”[16]P404。這個區別十分重要。建國以來，某些政治運動和經濟工作所以發生偏差，原因之一就是這些運動在形式上是在貫徹群眾路線，實際上卻違背了群眾的利益和意愿。劉少奇的這一論述，從某種意義上說，可視為對群眾路線的正本清源。

　　五、群眾路線思想的偉大時代價值

　　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思想雖然是在數十年前提出的，但它卻是黨的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從理論上說，它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一個基本點;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繼承和發展，因而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群眾路線思想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活的靈魂。從實踐上說，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在全黨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以夯實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團結帶領廣大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從去年下半年始，全黨已陸續開始了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因此，作為黨的群眾路線理論偉大創造者的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思想，具有偉大的時代意義。這里，至少有四個必須堅持：

　　(一)必須堅持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的根本宗旨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它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這是它存在的獨特價值，也是其力量的源泉。在革命戰爭那樣艱苦卓絕的歲月，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戰勝各種困難和異常強大的敵人，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在于堅持了這一點。如毛澤東所說，你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共產黨早已成為執政黨，客觀條件和生存環境有了很大變化，但這個宗旨沒有變，也不能變。變了就不是共產黨;老百姓就不會擁護共產黨，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這樣，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會地動山搖。因此，無論在何時何地，中國共產黨都必須始終如一地堅持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的根本宗旨。

　　(二)必須堅持同廣大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優良作風

　　這個作風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能夠保持這個作風。共產黨執政了，在和平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能否繼續保持這個優良作風呢?十八大報告講了我們黨面臨的“四大危險”，歸根結底，是脫離群眾的危險。毛澤東指出：“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這個結論不僅為革命戰爭年代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也為他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所證明。他在《論聯合政府》中講的：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和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工作。這仍然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遵循的諄諄教導。特別是他強調的，“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這更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三)必須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毛澤東對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個偉大創造。就全黨來說，將群眾路線作為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來自覺地運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偉大成果。有這個認識自覺同沒有這個自覺，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大不一樣。現在有的做領導工作的干部，不懂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方法的價值，如毛澤東指出的，往往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在辦公室里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4]P110。這里，有一個如何看待所謂“智庫”的問題。領導找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或邀集一批對某個問題有深入研究的人作為“智庫”或“智囊團”，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不必否定它的作用。但是，最偉大的“智庫”還是人民群眾。“智囊團”能出好主意，就在于了解實際情況，反映人民群眾的意愿和呼聲。反之，那必定是餿主意。一個時期，為什么有那么多連篇的空話、大話、套話，形式主義那么嚴重?就在于嚴重脫離人民群眾。因此，“智庫”或“智囊團”，代替不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講的，“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從人民偉大的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實際上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現代版。因此，黨員干部必須始終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四)必須堅持反對嚴重脫離群眾的不正之風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是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由于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整個社會處在極其深刻的轉型變革之中，在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重要領導干部，對黨的宗旨的堅持心淡化了，脫離群眾的危險突出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等不正風氣成為社會公害，嚴重傷害了黨的形象。因此，中央開展群眾路線實踐活動教育，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再教育，要求貫徹整風精神，“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就非常必要。毛澤東一生都堅決反對嚴重脫離群眾的各種不正之風。他在中央蘇區時期就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等;在延安時期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而開展了整風運動;新中國成立后，也提出過要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進行全黨整風。有如上述，他說：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盡管1957年開展的全黨整風，隨后發展成為反右派斗爭，造成混淆兩類矛盾的嚴重擴大化錯誤，但這個初衷是無可指責的。十八大指出：要堅決克服脫離群眾的危險，糾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整治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時的，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了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思想。

　　十八大報告指出：全黨必須牢記，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黨才能始終立于不敗之地。堅持、豐富和發展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思想理論，既堅持不斷地對廣大黨員特別各級領導干部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將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常態化;又堅持不斷地全方位推進制度體系建設，把權力真正關進籠子里，用制度管黨。只要真正地做到了這一點，就一定能夠重鑄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永葆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夯實我們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帶領廣大人民持續接力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1]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周恩來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年1月24、25日)[N].紅色中華，二蘇大特刊第3期.

　　[6]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毛澤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劉少奇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1]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3]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胡喬木.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劉少奇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