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福建莆田人李慶霖在莆田縣某中學擔任校長期間被劃為右派，并受到降職降薪處分，被分配到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學任教。1969年，李慶霖的大兒子初中畢業(yè)下鄉(xiāng)到農(nóng)村，沒有口糧，沒有分紅，生病請假也沒人管。身為父親的他，倍感無奈，冒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御狀”信。他在信中說“我在叫天不應(yīng)，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四個月之后，李慶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澤東的回信。信的內(nèi)容只有如下兩行字：“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tǒng)籌解決。自由、幸福。毛澤東。”
正是這一封信，徹底改變了李慶霖的生活，也成為中央高層領(lǐng)導(dǎo)調(diào)整知識青年政策、補助生活困難、改善供應(yīng)的一個契機。不久，李慶霖被譽為反潮流英雄，福建省委在縣、地、省各級知青辦或教育部門都安排了其領(lǐng)導(dǎo)職務(wù)。1973年7月，李慶霖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74年，李慶霖被安排為全國四屆人大代表。
1976年，因“四人幫”倒臺，李慶霖被隔離審查。自此，其妻張秀珍也被開除公職，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李慶霖的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筆記本都被搜走。1979年，李慶霖被莆田地區(qū)中級人民法院以“現(xiàn)行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
1994年，當李慶霖回到福建老家時，只能和老伴靠縣民政局210元的生活救濟費勉強度日。2004年冬天，73歲的李慶霖在福建莆田老屋中默默地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李慶霖依舊以一種“非常樸素的思想感情，理解著偉人毛澤東，并至死不渝地熱愛著”。
從一個通天右派與毛澤東的情結(jié)，可以看出：毛澤東根本無派別之見。在他心目中，只有立場觀點之分，而無個人成見之別。不論是右派、左派，只要不是反人民派，他都會以一顆同情之心，傾情關(guān)懷。
只要是弱者，不論你是左派還是右派，毛澤東都會視為至上，親自安撫，照顧備至。
只要是民情，不論你是告狀，還是訴苦，毛澤東都會細微體察，親筆回信。決不會視上訪為瘋癲，置之不理，或送進精神病院。
發(fā)生于文革期間的李慶霖告狀，為什么沒有像現(xiàn)在的上訪者遭受地方各級政府的歧視和另待，更不用擔心被集中管制或送上精神病院，反而受到當時各級政府的善待和提攜呢?原因何在?
因為在人們心中，始終有一個公平、公正的太陽高懸在天空，人們相信：毛主席是平民百姓的貼心人，不會為難百姓，更不會棄百姓而去。
毛澤東能收到一個右派的來信，說明毛澤東的受信渠道暢通，沒有設(shè)置過嚴的手續(xù)。他的主觀愿望和出發(fā)點就是想，更多地了解民意，聽取民聲，讓人民有直接向他申冤訴苦的機會。
那些工作在毛澤東身邊的人，也沒有自作主張，對毛澤東封鎖民意。要是那些工作在毛澤東身邊的人視“御狀”為危害社會穩(wěn)定、惡意詆毀現(xiàn)政的洪水猛獸，那么，他們一定會擅自將“御狀”打入另冊，并逐級下令封嘴，將告狀人打入冷宮。
毛澤東收到民間“御狀”后，不但沒有任何責備和反感，反而從善如流，以近80歲的高齡親筆回信，并自此在全國范圍內(nèi)調(diào)整知識青年政策。假如毛澤東視百姓“御狀”為對現(xiàn)政不滿和挑戰(zhàn)的敵對行為或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不安定因素，那么，李慶霖就不會有后來的青云直上，更不用說成為反現(xiàn)政潮流的英雄，也許等待他的就是灰飛煙滅。
為什么毛澤東收到李慶霖明顯反現(xiàn)政的“御狀”后，沒有疑神疑鬼，先要下面各級查清李慶霖來信的動因和政治身份后，再作處理呢?因為毛澤東視民情為天，沒有什么比民情還大的。
李慶霖是實實在在的右派，以他的政治屬性，放在今天，給他一萬個膽，也不敢寫信給上峰。如果寫了，也許沒等信進入北京，等待他的將是“被精神病”。
一個右派，不僅敢給毛澤東寫信，而且石破天驚地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親筆回信，足見毛澤東的平民情結(jié)和神廣胸懷。試問，以這樣的情結(jié)和胸懷，能不讓李慶霖這個通天右派感懷一生嗎?
從李慶霖對毛澤東終生不變的情結(jié)，可以看出：真正有良知的右派，與57年反右斗爭是殊途同歸的。那些所謂毛澤東仇視知識份子、迫害右派的謠諑，便不攻自破。
請記住，在中國，乃至在世界，從古自今，還沒有一個人的心胸寬過毛澤東的。有誰能將反自己的右派樹立為反自己潮流的典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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