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選自作者在《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一期發表的論文
抗戰史研究是國內學界的薄弱環節。原因在于，抗戰時期國軍將領虛構戰情、虛報戰績、虛領軍餉等情形十分嚴重，給后來的戰史研究帶來極大困擾。最近，學者王奇生接連閱讀了三部國軍高層人士的抗戰日記。三人分別是軍令部長徐永昌，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陸軍第四十一師師長/第二十六軍軍長丁治磐。三人在抗戰時期的職務，分別代表了國軍最高作戰指揮部、最高軍法執行機構和戰爭前線的高級將領。三部日記中，兩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跡極其潦草難以辨認，顯示作者下筆時未曾顧及他者和后來人的閱讀。與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記可視作國軍高層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軍界內情與詳情。
日軍撤退，國軍報捷
張發奎說，“我感覺敵人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占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
張發奎晚年回憶錄中，對抗日戰爭有過這樣一段總結性的表述：
我參加了三個重要戰役：淞滬會戰、武漢會戰、桂柳會戰。可以說，在戰略上這三次會戰都是成功的，我們以空間換取了時間;但在戰術上，我們失敗了。說句真話，我從未取得過一次勝利，可是我延宕了敵人的前進，還多次重創了敵軍。在整個抗戰中，我們一直采取守勢。
張發奎在回憶錄中坦承：“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上報一次勝仗。中央對此十分了解，這些都是虛假的勝利”;所謂粵北大捷、收復南寧，其實都是日軍自動撤退。他雖然聲稱自己無法評論其他戰區的所謂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謂長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謂粵北大捷相似。敵軍志不在長沙，猶如它們志不在韶關，它們只不過是佯攻而已。我的觀點是基于一個簡單的理由：我感覺敵人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占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
張發奎的說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記中得到了更具體、更細致的印證。虛報戰績、夸大宣傳，是各國對外作戰宣傳的慣用手段。抗戰時期，國軍各高級長官謊報戰功更屬常態。如敵人攻占某地后，有時無意長期占據，會主動撤出。每當遇此，前方將領均會以“大 捷”向上申報和對外宣傳。中央雖明知內情，也往往認可。抗戰時期的很多“大捷”大體如此。直接與聞軍事委員會的最高決策的何成濬，洞悉各高級長官之虛報內情。
蔣介石有意“縮減”國軍傷亡
蔣介石高估日軍傷亡人數，“縮減”國軍損失。
與何成濬相比，軍令部長徐永昌對前線作戰情形更為了然。他每天會將各地戰況和部隊的動態記錄于日記中。如徐對于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伯陵)的謊報軍情和虛假宣傳，在日記中多有記載。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為例，對敵我傷亡人數，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確切的數據。
第九戰區在不同場合的宣傳口徑并不一致，如斃敵人數有“三萬幾千”和“四萬一千”之說，俘敵人數有“八千幾”與“二百四十七”之說。到10月25日，軍令部次長林蔚向徐永昌轉述從蔣介石那里聽到的湘北真實情形：
一、湘北戰之序幕，敵人掃蕩大雪山時，戰區所報我軍如何轉出反包圍敵人等等，完全子虛，斯役我第四軍吃虧極大。
二、敵人打過汨羅江以后，我軍已無有戰斗力之軍師。三、所報俘獲敵人不到十個，槍許有幾支，余可想矣。
徐永昌獲知這一情形，大為感慨：“由謊報一點看我國軍人無恥，可謂達于極點。” 然而，第三次長沙會戰時，薛岳故技重演。而這次徐永昌似乎對薛岳所報戰績信而不疑。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
第九戰區報告，第三次長沙會戰，各部實報俘獲統計如下：中隊長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騎槍一千一百三十八支，輕機槍一百零二挺，重機槍十三挺，山炮十一門。我軍真正勝仗，第一次臺兒莊，第二次昆侖關，第三次即為此次長沙會戰，其俘獲尤屬空前。
而何成濬日記中對第三次長沙會戰則有不同的描述：
(軍事委員會)會報時，主席宣布關于湘北三次會戰，第九戰區薛司令長官之報告云，我軍傷亡官兵二萬九千余，倭寇死傷五萬余，在場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過于虛妄。各處作戰報告，本多有不確實處，然向無如此之人之甚者。
不僅前方高級指揮官“宣傳太過”，最高統帥蔣介石也很重視戰爭中的宣傳。蔣介石對于日軍方面公布的傷亡數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發布開戰以來日軍戰死59098人，蔣推斷其實際戰死者當在59萬人以上。當1940年2月日方廣播聲稱在廣西擊斃國軍8000人的戰績，蔣則推斷國軍死亡“并不過千，損失必不甚大”。
英美稱國民黨宣傳太過
由于國軍的宣傳，日方撤出時有意不對外宣告，以免成為中國方面作戰勝宣傳的機會。
1943年7月駐英大使顧維鈞轉述，英國方面認為“我國抗戰公報多夸大不足信，尤以報告敵人傷亡數目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稱敵方傷亡三萬，超過不啻十余倍云云。”
美國方面同樣對中國處理戰事新聞的“不實”頗多訾議……如此宣傳之結果，使華盛頓之軍火局認為毋庸立即對華增加援助，因中國軍隊能自擊敗日本。……故中國每日夸張勝利，對于美國人民僅能產生恰然相反之效果。”
日軍方面深知，他們每次撤退時，都會被中國方面宣傳為“大捷”，故有時攻占某城而又無意長期占據時，有意不對外宣告，以免撤出時成為中國方面作戰勝宣傳的機會。
美國學者易勞逸拿歐洲戰場的情形相比較：“為國民黨軍隊說句公道話，它在與一個在組織、訓練和裝備上占有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八年，與法國(它對德國的抵抗在僅僅六個星期的戰斗后便崩潰了)和英國(它從美國得到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中國軍隊的抵抗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本文所呈現的雖多是戰時國軍若干負面的特質與面相，卻無意否認國軍堅持八年抗戰的偉大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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