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社會主義發展的需要

　　世界是由物質組成的，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盡管社會現象是以政治形態出現的，但都取決于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經濟發展狀況，并且隨之發生變化，這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是如此。

　　中國的志士仁人經過反復的摸索，付出了沉重代價后，終于發現：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怎么救?只有通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然后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二者相輔相成。誰來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國家“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全靠青年和全體人民在幾十年內，團結奮斗，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這就是當年擺在我們年輕人面前的歷史使命。而“有些青年人以為到了社會主義就應當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費氣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沒認識到“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這就是現在出現的：不講自己的歷史責任，只講個人利益，產生種種糊涂看法，甚至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煽動起來否定上山下鄉的思想根源。

　　一、上山下鄉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需要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長期以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農業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我們明白了，只有發展工業，國家才能強大，不受列強的欺負。然而，1949年我國的鋼產量只有十五萬八千噸，連自行車都生產不了。新中國成立后，就是在這種基礎上開始經濟建設的。黨和國家決心改變這種工業落后的面貌，使中華民族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發展工業需要大量資金，國家面臨工業發展資金嚴重缺乏的問題。國民黨敗退臺灣時帶走了國庫里的全部黃金，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又決定了我們不能像帝國主義國家那樣，通過侵略去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來發展自己國家的工業，只能靠農業來積累資金。因此，國家制定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建設方針。

　　由于中國農業的基本情況是可耕地少，人口多，當時農村人口文盲達到90%以上，推廣農業機械化和先進的農業技術的基礎幾乎沒有，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這種落后的情況不改變，就無法發展現代化農業，也無法完成為工業積累資金的任務，更無法解決發展工業必須的新增工業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而要盡快提高農業糧食生產水平，只有增加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兩個辦法。這就需要大量的有知識，有文化的勞動者去發展農業。所以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黨和政府一方面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另一方面大力號召和安排城鎮的知識青年到邊疆去、到農村去，上山下鄉，開墾荒地，提高中國的農業生產水平。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大力發展教育，使更多兒童受到了教育。北京市1949年只有69所中學，到1965年增加到567所，學生比1949年增加了9.25倍。上海市區1949年公立中學只有十幾所，學生11600名，加上私立中學也只有9萬人，到1965年公立中學有339所，中學生達到499600人。全國各地的中學教育在解放后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學生人數成倍增長。根據我國1953-1983年平均每億元投資可增加勞動力的統計，輕工業平均每人需要6250元;重工業每人需要20000元。以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為例，基本建設計劃投資為850億元，重工業所占比例為51.1%，輕工業占4.4%，其中還有續建工程。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還剩下340億。按照輕、重工業比例，重工業剩有173.74億，輕工業剩有14.96億。如果全部用來安排知青，輕、重工業總共能安排110.81萬。“老三屆”的一部分就被安排到了工礦企業。而1967-1970年到農村和農場的知青總數為573.46萬。當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年)總共投入1200多億基本建設資金，隨著每年的資金投入，插隊知青也一批批地被抽調出農村，筆者所在的大隊到1975年底知青全部回城了。說明上山下鄉，完全是隨著國民經濟發展的狀況變化而變化的。

　　正是基于我國當年經濟發展的狀況：受教育的人數激增，因為經濟基礎薄弱，缺少資金，不具備都安排到工礦企業的條件，而農村卻缺少有文化知識的人。并且生產力的形成是人+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工業勞動的生產工具價格昂貴，農業生產的勞動工具價格低廉，又有土地作為勞動對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就能形成生產力，創造物質財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所以1955年毛主席提出“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該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1957年劉少奇同志也指出 “在今后一個很長的時間內，總的趨勢將是有更多的小學和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學，必須參加生產”，“就全國說來，最能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容納人最多的方面是農業”。

　　1963年周總理在中央安置領導小組會上說，插隊本來是小平同志的建議，我贊成。這種安置法給農業生產帶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鄉參加農業生產造成一種社會風氣。著重指出，今后城市15年內動員城市青年學生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編制15年安置計劃。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貧下中農才能對他們很好地教育改造。可以看到，是周總理首先提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思想。

　　鄧小平總書記在1964年9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記強調，安置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以插隊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萬人，同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結合起來。(15年總計就是1700萬左右)1975年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工作，城鎮動員了236.86萬知識青年下鄉，是第四個五年計劃中下鄉人數最多的一年。并且在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12名知青1975年10月20日聯名《給毛主席、黨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農村，建設農村”的決心信上批示“建議全文或摘要在報紙上發表，以鼓勵下鄉知識青年”。

　　具體負責此項工作的譚震林副總理在1963年12月4日接見參加城市青年下鄉插隊的經驗交流會上代表時說，知青下鄉有三個必要性，一是建設新農村，建設現代化農業，沒有有知識的農民是困難的，需要知識青年去當農民。二是城市青年下鄉，可以團結農村青年，穩定農村青年，改變他們不重視農業勞動的精神面貌。三是解決城市青年就業問題，消滅流氓、阿飛產生的根源，消滅修正主義產生的根源。并且指出，改造農村生產落后面貌主要靠青年，靠我們加強領導，培養又紅又專的新一代。從此可以看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是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集體，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在“文革”前就制定了，“文革”中繼續執行的一項政策，并不是“文革”的產物。

　　根據世界人均需要熱量和糧食轉換成肉、蛋類的指標，當人均糧食達到每年360公斤時才能覺得吃飽——達到溫飽。只有超過溫飽線后工業才能大發展。我國1949年人均糧食是209公斤，1968年是275公斤。即，六十年代，作為經濟基礎的農業，距離工業大發展對糧食的要求，比解放初期雖然有所提高，但基本狀況沒變，仍不能滿足工業化的需要。這是當時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必然要服從這個主要矛盾。

　　所以，不論是“文革”前還是“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都是去做建設強大工業國的基礎工作—發展農業，解決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為工業發展積累資金，解決新增加的工業人口吃飯問題。正是廣大知青和農民群眾一起艱苦奮斗，使我國人均每年的糧食，在1979年達到340公斤，1983年突破了世界公認的360公斤的溫飽線，促進了工業的發展。同時，知青架起了城鄉之間交流的橋梁，把科學和文化，城市文明帶到廣大農村和邊疆去，大批知青擔任了農業技術員、教師和赤腳醫生，不少知青還擔任了大小隊干部，推動了農業科技的發展，普及了農村的中小學教育，提高了農村的衛生健康水平，縮小了三大差別，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

　　無數事實證明，正是知青擔當，并且完成了歷史賦予的建設工業化國家的基礎工作—建設新農村，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生產水平的任務。推動了我國工業化發展，使我們國家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用二十幾年的時間走完了資本主義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進程，這其中，知識青年功不可沒。

　　因此，上山下鄉盡管以政治運動的面貌出現，但實質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上山下鄉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

　　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抗美援朝”勝利后，他們看到用武力已經無法顛覆社會主義中國，于是提出對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進行“和平演變”，使中國蛻變為資本主義國家，淪為他們的附庸。他們采用虛無歷史，鼓吹“人性論”和“普世價值”，把他們 “個人利益至上”的價值觀通過各種渠道輸入中國，在中國尋找代理人。他們用這種手段使得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亡黨亡國，現在更是對中國加快了“演變”步伐。

　　能否使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破產，使無數先烈流血犧牲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得到鞏固，并始終保持下去，對中國共產黨是一種挑戰。以毛主席為首的領導核心，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氣、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觀正在形成的，像早晨八九點鐘太陽一樣的青年一代身上，指出“世界是屬于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于你們的”。

　　另一方面“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斗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并且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并且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

　　知青上山下鄉,就是一條“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抵制“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道路。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轉引毛主席的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后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現在，其現實意義更加明顯，是能不能防止蘇聯解體的歷史在中國重演，使工農喪失主人翁的地位，重新淪為被剝削，被壓迫的對象的問題。

　　社會主義覺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三大革命”的實踐中來。由于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造成了農村遠遠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爭”最突出。青年人只有到農村去，經受大風大浪，才能真正感受到我們國家的貧窮，感受到青年一代的責任，懂得需要我們去團結奮斗，辛勤勞動，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接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班。

　　這和中國傳統培養人才的方法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處于農耕社會的封建統治者就懂得 “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艱苦環境中來培養接班人。

　　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表示：用三年的時間培養10萬干部，每個干部必須下鄉三年。

　　閻錫山的父親曾經對他說：“早知道你如今要負一省的責任，我一定讓你背幾回炭(到煤窯背煤，山西將煤稱為“炭”)，掏幾回廁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難和工作的艱苦，處理民事才有標準。你們生長在衙門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難，沒碰過釘子，沒挨過罵，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環境脫離了，這可以說是你們進步的一大障礙，也是你們前途上的一大損失。”

　　老百姓都知道“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盡管不全面，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歷代統治階級都看到了，要培養接班人，只能讓他年輕時去經受磨難。但是由于他們的階級本質決定了，他們的利益是與廣大人民的利益相悖的，所以不可能踐行這種正確的認識。

　　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是一致的，共產黨人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就是為大多數老百姓謀利益，所以能夠遵循這一客觀規律來培養接班人。黨和國家的第一代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無一例外，年輕時都經受過磨難。

　　周恩來總理1963年6月29日-7月10日在青年學生安置工作會議上說“城市青年學生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之所以被周總理稱為“大事”，因為《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就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1956年我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與傳統的所有制決裂后，必然要與傳統的觀念進行決裂。而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鄙視體力勞動，這種傳統觀念不摒棄，帝國主義針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就存在思想基礎，就可能變為現實。而使千百萬知識青年，永遠牢記和自己同甘共苦的農民群眾，是關乎縮小三大差別，建設社會主義中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能不說是“大事”。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瞻遠矚，和對知識青年的期望和培養。

　　1968年12月22日公布了毛主席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的指示。

　　因為大學生不存在就業問題，可以看出主要目的是培養接班人。

　　“文革”中毛主席看到學生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頑強地表現自己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反對群眾組織的聯合，反對“復課鬧革命”，1967年5月他在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中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1968年7月在接見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時指出：“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這可以說是提出“接受再教育”的最直接起因。就是要青年學生克服缺點，到實踐中去，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通過大浪淘沙，從學生青年中培養出合格的接班人。

　　“再教育”是在現有的“教育”已經進行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一個人的知識是由書本知識和實踐知識兩部分組成的，城市青年在學校里接受了書本知識的教育，缺乏實踐知識，也不了解中國社會狀況。而工人農民最有實踐知識，他們的生產、生活狀況，最直接地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現狀。所以提出了“再教育”問題，使廣大城市青年能夠了解國情，成為既有理論知識，又有實踐知識的新一代，能夠理論聯系實際，為中國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因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是農民在幾千年的農耕社會中，與惡劣的自然環境進行了反復搏斗，與歷代反動統治階級進行了頑強抗爭中形成的，而缺田少地的貧下中農首當其沖。農民是中華民族優秀品質的載體，只有深入到農民中間去，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才能感受到勞動的艱辛，勞動人民的偉大，學習到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

　　廣大知識青年在與農民朝夕相處中，農民用自己的行動，潛移默化地把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傳遞給了知青，影響了知青，教育了知青。現在，知青中看不起農民，看不起體力勞動的人幾乎沒有，說明大多數知青已經擯棄了“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觀念。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我們革命勝利是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的，政權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只有了解了農村、農民，才能接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班。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本質是為人民服務。現在各地知青返回第二故鄉，想方設法幫助農民致富，甚至直接回到農村扶貧，充分說明了這點。

　　曾在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廣州知青李廣生先后捐資超過1300萬元,為海南紅光農場興建了一座小學綜合教學大樓，為農場中學興建教師辦公樓和學生宿舍樓。

　　大連知青孫奎連，是在農村第一個入黨的知青，現在是擁有數千萬資產的企業家，3所大學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棄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插隊的赤峰市寧城縣大城子鎮雞冠山村擔任了村主任，黨支部書記，先后成立了野狍馴養繁殖、經濟林和食用菌三個專業合作社，自己投入了300多萬元，而一分工資也不拿，用五年時間實現了人均1萬元的收入。

　　曾在東北虎林農場的上海知青宋新華，退休后帶著生物農業技術，幫農民進行土壤修復，降解土壤中的農藥化肥殘留，生產安全健康的生態大米。60多歲的宋新華親自在水田里為農民做示范，從2007年的小范圍實驗，到2008年擴大到1500畝水稻和4000畝大豆，在大幅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的情況下，糧食產量保持穩定甚至略有增加。經過四年多時間的試驗和推廣，2012年黑龍江農墾總局856農場有1萬畝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農業技術。

　　在陜北插隊的北京知青為了解決農民蘋果的儲存問題，帶著當地農民到河南、山東學習、考察保鮮技術;全國各地的不少知青想方設法為插過隊的農村集資鋪路，助學......，甚至干脆拿上自己省吃儉用結余下來的錢，回到農村幫助農民脫貧致富。

　　原在山西插隊的北京女知青程煒，1997年自帶資金20萬元，放棄北京舒適的工作、生活環境，離職舍家，到全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之一——山西省大寧縣處于山區的榆村鄉金圪塔村搞開發式的扶貧，經過17年的不懈堅持，現在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當年，作為帶隊老師到山西平陸縣毛家山插隊的天津農學院的副院長郝廣杰老師，在70歲的時候，把自己的戶口從天津轉回到毛家山，在那里修路架橋，開發毛家山。

　　當更多的知青苦于農村集體經濟的解散，無法出力幫助農民時，原在黑龍江遜克縣插隊的北京女知青賈愛春，退休后于2011年帶著自有的幾十萬元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結伴回到曾經插隊的村子，重新組織農民成立合作社。在農民群眾的強烈要求下，一個擔任了支部書記，一個擔任了合作社的社長(董事長)。在2012年遭受旱災的情況下，仍取得了糧食豐收。入社農民的收要比去年有明顯的增加。2013年遭受嚴重水災，農民仍然保持了上一年的收入。

　　上海《新民晚報》2012年9月25日刊登了這件事的報道。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同志看到后，在報紙上直接批注：“讀完此文，既敬佩又感動，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上海知青楊曉滬，患有嚴重膽囊炎，回插隊的農村養病，應農民要求組織了合作社，用自己的生命在農村拼搏。

　　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

　　在當今這個物欲橫流，金錢第一的社會風氣中，有哪一個群體中能夠出現了這么多像這些曾經上山下鄉知青們一樣的人：在退休后，放棄優越的生活，帶著自己的錢，在窮山惡水中，在冰天雪地里，身體力行地幫助與他們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的農民?知青中的很多人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地關注、幫助與自己個人利益毫無關系的農民，和他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大多數知青是忠于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的，這些時時刻刻關注群眾利益的知青都是這個“事業”的接班人。是當代中國的優秀群體。

　　習近平同志指出的：“改革要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黨中央現在提出的“走群眾路線”，“蒼蠅、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深得人民群眾的擁護，集中體現了這一點。

　　現在黨中央的七個常委，里面有四個有過知青經歷的人，中央委員里也有三分之一的同志有過知青經歷。不是說有其他經歷的人干的不好，而是有知青經歷的人更了解中國的農村和農民，更有利于領導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

　　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當年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采用的這種方法，現在證明是正確的。對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正確客觀地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知青群體也不是孤立存在于社會的。評價上山下鄉，必須放到當時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狀況，國際環境中去考察，與比知青數量多得多的農村同齡青年相比較，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進行評價。標準必須是客觀的，可衡量，可檢驗的。即是否推動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是否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這兩條人類社會進步的基本標準，特別是是否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鞏固黨的領導。

　　上山下鄉到底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對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什么影響，是光明面大還是黑暗面大?要用事實和數據來證明，要看問題所占的百分比。不是一兩個人說了算的，更不是一些受西方培訓，按照西方政治學的觀點來評判的“知青學者”說了算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老百姓心中有桿秤”，只有人民群眾的評價才是最真實可靠的。

　　歷史事實是，解放后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依據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提出，由人民政府組織、領導的。不管是“文革”前還是“文革”中的上山下鄉，其本質仍然是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中國青年運動長河中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一段。它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到1982年結束，是隨著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的變化，物質生產不斷提高而變化的。只是在整個過程中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干擾。即便不搞文革，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上山下鄉也是要進行的。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結束也不是“失敗”，也沒有“終結”。而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后，工業能夠反哺農業，不再需要大批知青上山下鄉，而城鎮則需要更多的受過教育的勞動者，甚至需要農民進城來填補勞動就業崗位時結束的。由于農村現在還存在“三農”問題，所以有了新政治形式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派大學生村官。而“三農”問題說起來是經濟問題，但如果解決不好，將嚴重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

　　蘇聯解體后，資產階級的學者立即認為“社會主義終結了”，有的所謂“知青學者”在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后也迫不及待地宣布“知青夢”終結了，“上山下鄉”失敗了，然而大批知青至今仍然在關心、幫助第二故鄉的事實，證明他們錯了。

　　解放后近三十年，有幾千萬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不論是兵團的還是插隊的知青，他們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和智慧，開墾荒地，科學種田，大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水平，促進了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改變了農村文化落后和醫療衛生的狀況，這都是有據可查的。

　　由于大批知青的加入：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耕地總面積增長42.5%;實現糧豆總產增長51.3%。大牲畜存欄增長31.3%。中小型工業企業發展到737個，實現工業總產值6.3億元，增長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倉”;內蒙兵團的知青第一年就生產糧食200萬公斤，6年來，農業團生產糧食16787萬公斤，上繳國家肉類706萬公斤;新疆兵團的知青把那里建設成了糧棉生產基地;更有云南兵團的知青和當地農工通過搞科研，打破了橡膠只能種植在北緯17度線以下的世界共識，將橡膠種到了北緯22.9度，擴大了我國橡膠種植面積，膠片產量比兵團組建前增加58%。改變了這種戰略物資依靠進口的狀況。

　　在知青柴春澤的推動下，從來沒有種過水稻的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隊，從1975年試種50畝水稻開始，擴種水稻1700畝，1977年發展到7000畝，現在達到了20000畝，年產水稻1000萬公斤。后來又帶動全旗開發了20萬畝水稻，畝產也由過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

　　墾利縣黃河農場的山東知識青年，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興修水利，改造鹽堿地。硬是把把海邊幾千畝鹽堿地改造成出產大米的稻田，使這片黃河三角洲成為整齊的條田，林網密布，溝渠縱橫，糧棉豐收，六畜興旺的糧棉基地。

　　遼寧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1個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會戰，實現了盤錦地區的旱田改水田，極大促進了糧食的穩產、高產，才有了今天聞名全國的“盤錦大米”。直至現在，遼寧盤錦縣、市領導對知青們講，“現在盤錦的水利工程還得益于盤錦十萬知青的艱苦奮戰，沒有你們的巨大貢獻就沒有今天欣欣向榮的新盤錦。”

　　廣闊天地鄉的知青和鄉親們通過幾年共同奮戰，使得7000多畝地實現了旱能澆，澇能排，7天就能夠將全部土地澆一遍的旱澇保收田。把糧食平均畝產不過250來公斤，提高到了400公斤，超千斤。使得鄉親們結束了“一年紅薯半年糧”的境況。

　　在沒有大型施工機械，主要靠人肩挑背扛的情況下，云南生產建設兵團東風農場的知青，在大山深處，用3年時間修建了裝機容量960千瓦的水電站，水利兵團5個團的知青，在景洪地區修建了5座水庫用于發電灌溉，內蒙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用4年時間修建了裝機容量10萬千瓦的烏拉山火電廠，極大地促進了當地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正是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大量的知青擔任了民辦教師，推動了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小學入學率從1965年的84.7%增加到1976年的96%，1978年大規模知青返城后1979年降低到93%。初中招生數從大規模上山下鄉之前1967年的198.3萬，增加到1977年的2367.7萬，1978年知青大規模返城后的1979年降到1727萬，以后逐年下降到1989年的1309.3萬。

　　而且不少知青擔任了農村的掃盲教員，使不少農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及了農村教育，為后來農村以及中國的發展培養了一批人才。沒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里，即便有少數人受到高等教育，也是無法建成社會主義的。因為再好的科學技術最終也要靠廣大勞動人民去實現，才能形成生產力。所以，上山下鄉不是使得中國的教育、文化出現了斷層，而是促進了全社會教育、文化的發展。

　　也正是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較當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后，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促使中國的“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迅速改觀。

　　1974年5月，在第27屆世界衛生大會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關注，引起了許多國家的極大興趣。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知青為社會主義建設所做出的貢獻，為改革開放打下的基礎，是無法用幾百億金錢來衡量的。如果沒有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切是無法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實現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社會效果如何，應該由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來評價，各級地方政府最接近實際，最關心當地的生產建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他們是最實事求是的。基層群眾和政權機構是共和國大廈的基礎，他們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評價的總和才真正反映了國家和人民群眾的態度。大量接收城市知青上山下鄉的陜西、山西、黑龍江、云南、內蒙、山西、新疆等地區和各生產建設兵團都對知青上山下鄉給予了高度評價。

　　他們不約而同地用大量鮮活的事實和數據說明：知識青年給偏僻農村帶來了新氣象、新風尚;是農村經濟、文化建設的生力軍;是推廣農業科學技術的先鋒。上山下鄉期間是農村科技文化最活躍的時期;上山下鄉極大地提高了農村的文明程度;是對社會的一大推進，加快了城市、農村的文化交流和人流、物流，尤其是信息交流。上山下鄉使知青在農村的廣闊天地里獲得了鍛煉，成長為各項工作的骨干，知青與農民結成了血肉關系;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跨越式發展，譜寫了民族團結之歌，對保衛邊疆，建設邊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明明是解放后對社會進步起到了推動作用的整體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些人卻要人為地用 “文革”把它切割開來，對“文革”中的上山下鄉拼命進行否定。他們不看當時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不懂得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僅從概念來推導“‘文革’被否定了，‘文革’中的上山下鄉也應該被否定”，不僅是膚淺和可笑的，而且按照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必定會推導出“老子反動兒混蛋”的 “血統論”。不管這些人怎么費力地否定，你能夠抹去農民群眾發自內心的對“文革”中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歷久不衰、彌足珍貴的記憶嗎?能夠否定他們幾十年始終銘記廣大知青所做出的貢獻，對知識青年良好形象的高度評價嗎?除非你把農民也否定掉!這是人間正道、千古評說!

　　不論是“文革”前還是“文革”中，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同志等一批中央領導都一直關心、支持、鼓勵上山下鄉。“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時任副總理的李先念同志主持國務院會議上說：“對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個估計，把成績肯定下來。是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下鄉的嘛!不把成績肯定下來就亂了套。下去1700多萬，還有800多萬在農村，事實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979年胡耀邦同志在共青團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中說：“知青上山下鄉對祖國做了很大的貢獻，我們國家現在還很困難，還要堅持干下去，這方面的話說的太少……。我覺得，至少鼓勵絕大多數青年繼續干下去，好好干，這個話講的不夠……”。這些活都是針對“文革”中的上山下鄉講的，他們否定“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了嗎?至今也沒有一個中央文件否定過。那些把“文革”中上山下鄉拿來說事，到底目的何在?很值得考慮!

　　解放以來的上山下鄉(包括回鄉知青)有3000多萬知青，關聯幾千萬的家庭，涉及上億人口，不可能不出現問題。如果真的一點問題都不發生，那是天方夜譚。尤其是1968年以后的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由于時間上過于集中，實踐中缺乏經驗，干部水平參差不齊，確實存在問題。我們不否認上山下鄉運動中存在問題，但，即不應以偏蓋全，更不應該用工作中方法的失當來否定與工農相結合方向的正確(正確的方法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獲得)。而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當時就高度重視，并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那些把已經處理、解決或正在處理、解決的問題拿出來無限擴大，不講青年人的責任，只以個人是否獲利來評價上山下鄉，故意將自己對上山下鄉道路的歪曲結論反過來強加到上山下鄉政策上，并以此為根據宣布已經有了否定上山下鄉歷史的必要，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歪曲甚至抹黑上山下鄉，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劍鋒所指就是為了全盤否定新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廣大知青也參加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成就，為國際壟斷資本改變我們國家的政權性質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張目。

　　知青上山下鄉中出現的違法亂紀問題，客觀上反映了當時社會存在的丑陋面，尤其是我們曾經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加上農村與城市的巨大反差，艱苦的勞動和生活，猶如大風大浪的沖擊，使我們真正了解了中國社會的現狀，以及落在我們這一代人肩上改造社會的重任。可以說這些丑陋面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沒有解決。正如我們不能因為出現的問題，甚至是嚴重的黃、賭、毒，貪污、腐敗的問題來否定改革開放一樣，也不應該以類似問題來否定上山下鄉。我們正視上山下鄉中存在的問題，目的是總結經驗，避免今后再犯，而不是否定上山下鄉。

　　為此我們必須明確指出：對知青上山下鄉的研究和評說是為了還知青歷史以本來面目，總結，提煉廣大知青在上山下鄉中用汗水、熱血以致生命凝聚、鑄就的“忠誠、責任、奉獻”的知青精神，是為了使其在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繼續發揮作用，團結全體青年和人民努力奮斗，以鞏固、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

　　對個人來說，我們確實付出了犧牲。但縱觀人類歷史，在發展過程中，每前進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隨著犧牲，這是不爭的事實。沒有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無數革命先烈的犧牲，就不會有獨立、強大的新中國!“要奮斗就會有犧牲”，“為有犧牲多壯志!”總不能社會的進步，靠別人用犧牲來推動，而自己坐享其成吧?

　　不管你是否自覺地選擇了上山下鄉，畢竟是融入了國家發展，民族富強之中，走上了一條為了祖國的發展，為了大多數人幸福的道路。這是一條正道!正因為如此，知青中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被艱苦生活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人民做出的犧牲。他們沒有用青春時光來刻意謀取個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現在他們所感到的不是一點點自私而有限的歡樂，他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他們為社會所做的事情雖然平凡而且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對他們的骨灰，都將肅然起敬。人類如果只有功利而沒有理想，世界就會毀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謀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中，才能最終成就一番事業。” 從少年時代起直到逝世，毛澤東一生的個人夢想全部匯入了實現中國夢的洪流中。今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學習毛澤東除噩夢、追好夢的宏偉抱負、人民情懷、奮斗精神和世界襟懷。站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場上，透過現象看本質，正確客觀地總結上山下鄉。現在大力弘揚知青精神，是歷史又一次賦予我們的新使命，使它能夠傳承下去，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力量!為中國夢加油!

　　(作者葛元仁系山西插隊北京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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