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文革中的“加害者”

　　一些回憶、評論“文革”的文章，都提到過“加害者” 這個詞。那么“文革” 中的“加害者” 究竟是誰呢?只有真正弄清楚“文革” 中的“加害者” ，才能真正正確認識“文革” 。有幸在“共識網” 上看到了“茅家琦教授訪談” (2014年6月25日發布)。我們就從一位教授、共產黨員的“文革” 經歷中共同來探尋一下“加害者” 吧。

　　一、“茅家琦教授訪談”( 摘抄自“共識網”)

　　時間：2006年2月27日

　　訪談對象：茅家琦教授

　　訪談者：董國強等

　　地點：茅家琦教授家

　　茅家琦：歷史系退休教授，曾經擔任歷史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臺灣研究所所長等職，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文革” 爆發時是歷史系總支副書記、副系主任。

　　董國強：茅老師，我們這個訪談的目的，是要通過一般人在“文革” 期間的親身經歷以及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感，了解“文革” 的社會成因和歷史影響。我們知道，您在“文革” 一開始就受到點名批判。我們希望更多地了解您在“文革” 中的遭遇，以及您個人對此的反應。另外您作為一個親歷者，同時作為一個資深歷史學家，我們想聽聽您現在對“文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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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家琦：……值得慶幸的是，后來南京大學整人的情況沒有中學那么厲害，就是說 “文化大革命” 期間大學老師、干部所受的苦難沒有中學那么厲害。南京大學“文革” 初期基本上沒死人，個別人是個別情況。據我了解，南大沒有人是被造反派打死的。中學里面的情況就不同了，有很多老師、校長被學生打死了。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南京大學造反派的興趣不在南大本身，他們的興趣在省委。南大沒什么油水啊!你在歷史系搞來搞去，系主任、黨總支書記有什么權力啊?你在南京大學把匡亞明搞下來，也沒有什么意思。所以“好派” 也好，“屁派” 也好，后來都把力量集中到省里去了，去搞省委書記江渭清去了。這樣就放松了學校里的運動。中學生就不同了，他們對權力是無所謂的，不要說不懂奪權，就是懂他們也不感興趣，他們就是鬧著玩，單純的情緒宣泄，認為老師平時管他們有點過于嚴厲了，就對老師拼命打拼命搞，南大的造反派對老師根本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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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既然南大造反派興趣在省委，對校內的許多問題就放松了，所以“文革” 爆發兩三個月以后就沒人理睬我們了，造反派就讓我們去勞動。有的到工廠、農村去勞動，有的在學校里勞動。有的時候偶爾也把我們弄去批判一下，不過這種批判也沒什么新東西，都是些陳年舊賬，所以批的人和被批的人都沒有什么興趣。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就比較清楚，“文革” 完全是一場奪權斗爭，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奪權斗爭。那些“造反派” 對這一點十分清楚，所以他們一下子就搞到省委去了。我們當時的思想還是比較單純的，心里還在想：怎么一下子就對我們不感興趣了?這究竟是個什么問題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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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國強：“文革”期間您有沒有關過“牛棚”?

　　茅家琦：關過。

　　董國強：那個時候是什么情況呢?

　　茅家琦：那個時候叫“集中管理”。我們的“牛棚”是系里面建的，就是在學校里面找了個空房間，把幾個“反動學術權威”、“修正主義路線黑線人物”、有歷史問題的人從家里弄到學校里面來住。開始我們住在學生宿舍里面，我們這些人全都在一個房間里，門窗都釘起來，釘得很嚴實的，屋里面黑漆漆的。上午、下午勞動，就是在校園里搞搞衛生，掃廁所，掃馬路。吃飯的時候排隊到食堂去打飯。每天還要讀“老三篇”，讀《毛選》，讀毛澤東語錄。我們還在一個地方住過，就在現在的南苑賓館的后面，過去有一個日本人留下的鐵皮房子。第三個去過的地方是到溧陽。我們吃的苦還不是很厲害的。

　　董國強：你們關“牛棚”大概是從什么時候到什么時候?

　　茅家琦：大概是從1967下半年到1969年初。1966年還沒有住“牛棚”。“文革”一開始對我們管得很緊，后來到1967年初就松下來了，因為造反派很快就搞到上面去了，底下就放松了。不過到1967年底至1968年又厲害了。最高潮是1968年底。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我記得很清楚的，1968年秋冬以后，就把我們送到大橋工地勞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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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國強：您對造反派的情況了解嗎?

　　茅家琦：這個知道的，就是“好派”、“屁派”嘛。

　　當時有一個事情是很奇怪，學生里面有個“紅四聯”，就是“好派”，他們認為我沒什么問題。“八·二七”，就是“屁派”，里面有一部分人認為我有很嚴重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認為我沒有什么問題。基本情況就是這樣。不過“好派”盡管認為我沒什么問題，也不敢對我表示信任。“屁派”里面對我印象好的人，對我也沒什么明確表示。

　　反對我的是“屁派”里面的一部分人。現在我想想，那些反對我的完全是個人原因。他們也知道我實際上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因為我的存在妨害到他們了，所以對我有怨恨，所以一定要搞我。我現在發現基本情況就這樣。

　　董國強：您剛才講的跟您接觸的“好派”、“屁派”成員是歷史系的還是學校的?

　　茅家琦：歷史系的。

　　董國強：那末其實在“文革”期間，批判啊、斗爭啊、改造啊之類的事情也都發生在各個單位內部是吧?

　　茅家琦：外部的影響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決定權在本系。就我而言，外部的情況據我了解，上面就是學校這一級的“造反派”頭頭，他們對我都沒什么意見，認為沒有搞的必要。我就是一篇文章、“個人主義”、“白專道路”這些問題。至于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有這個問題的人多得很，全校干部都有這個問題，學校造反派的頭頭當時也認為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不是我一個副系主任的問題。所以他們對我的問題幾乎沒有施加任何影響。

　　董國強：按照您的說法，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就是當時學校一級的造反派頭頭傾向于認為你身上存在的問題是普遍性的問題，沒有深究的必要。既然你是一個干部，那么從學校黨委到系總支這條線上下來的，多多少少都有一個“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問題。因此，真正想打倒你的人不是學校一級和其他單位的，而是本系的。也就是說，在系里面的矛盾更尖銳一些。

　　茅家琦：是的，系里更尖銳一些。

　　董國強：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換一個說法：就是從全局的角度看，“文革”的主要動力不是來自上面，而是來自本單位內部?

　　茅家琦：是的，就基層情況而言，整誰、不整誰，關鍵在本單位內部，而單位內部的問題很多是由個人恩怨引發的。不過我們系里的很多具體問題在這里就不談了，我們還是講我個人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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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國強：您到什么時候就比較自由了?

　　茅家琦：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

　　我當時確實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歷史系把我卡在那里，不讓我恢復組織生活。其實他們也沒有什么理由，就是有人想卡我。他們在背后怎么議論我的，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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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國強：您這樣的思想狀況是比較特殊的，不存在對“文革”由“不理解”、“盲從”到最后“幻滅”、“覺醒”的思想過程。很多人講，南大人對“文革”的幻滅和覺醒，是從1970年代前后深挖“五·一六”、“林彪事件”這一類事情開始的。這些事情的發生對您有什么震動嗎?

　　茅家琦：“文革”期間我想得最多的一條就是“不教而誅”，我認為這是不應該的。干部犯錯誤了，你應該告訴人家怎么改。你不教育人家，不給人家改正的機會，就一下子把人家撤掉了，這是招致我反感的地方。你沒有對我進行教育，你也沒有告訴我李秀成不應該這么評價，我寫了個文章，你就這樣來批評我，這個我很難接受。

　　后來我終于明白了，“文革”期間“不教而誅”的癥結在于單位內部人與人之間的糾紛。所以我當時想：算了，隨你怎么處理，大不了教師這一行我不干了!我當時才三十來歲，我想了一下子，最好的工作是當個裁縫，踩踩縫紉機，縫縫衣服，比較單純，也比較適合我的身體條件。其他太重的勞動我干不了。

　　但有一條，當時對馬列主義還是堅信的，“階級斗爭”理論還是相信的。由此可見，一個人的思想轉變過程是非常艱苦的。真正擺脫一種思想影響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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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國強：在我們原來的印象中，一講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十年動亂”，但實際上在“文革”的不同階段，社會動亂的程度還是有差別的。比如說，從1966到1968年這一段，整個的社會是比較亂的，然后隨著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終結，實際上日常生活已經慢慢正?；?，雖然還有一些派性斗爭，但它是以另外的方式表現出來的。那么就您個人而言，生活慢慢趨向正?；菑氖裁磿r候開始的?

　　茅家琦：應該是1969年。1966年是很難受的，1967年好一些了，1968年下放勞動是我最困難的時候。……

　　董國強：您剛才講到您曾經想去當裁縫，那是在什么時候?

　　茅家琦：1969年初。1968年我根本就想不到這些。1968年年底到大橋工地勞動，這是我在“文革”期間最困難的時候。從大橋工地回來就好一點了，那個時候我們這些人就不需要“集中管理”了，都被放回家去了。

　　董國強：那從1970年代前期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前，您的生活狀態基本上恢復正常了?

　　茅家琦：對，基本上恢復常態了。我恢復工作是在1969年以后。

　　董國強：您說的“恢復工作”指的是什么?

　　茅家琦：擔任系革委會副主任(相當于副系主任)。

　　董國強：那就是講，1969年以后您已經官復原職了?

　　茅家琦：基本上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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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國強：您的生活恢復常態以后，是不是教學和研究也慢慢地搞起來了?

　　茅家琦：是的，先是上課，后來研究也慢慢恢復了。

　　董國強：經過“文革”的沖擊，對于您個人來講，“文革”后期這一段的工作、教學和研究與“文革”之前有什么區別嗎?

　　茅家琦：基本上沒區別，都恢復到以前的樣子，整天就是教書、看書之類的。我雖然被任命為革委會副主任，但不是主要負責人，有很多事情不需要我來處理，所以看書、研究的時間還蠻多的。我們當時招了一批工農兵學員，他們對我的印象還是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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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桂海：茅老師，您在住“牛棚”的那一段時間里，造反派有沒有對您進行人身攻擊?

　　茅家琦：那倒沒有的。最厲害的一次就是那次在大橋工地勞動。不過當時吃飯是有限制的，不能買兩毛錢以上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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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杰：您在監督勞動期間，是不是每天干多少活都有定量的?

　　茅家琦：這個倒沒有。當時南大“造反派”的興趣不在學校本身，他們的興趣在省委機關，對南大感興趣的頂多是原來學校一級的領導。我們這些人是在系里面管事的，到我們這一級，監督勞動基本上參照一般教師的勞動情況來，我們在農場都是跟教師一塊勞動的，像我講的在大橋工地扛枕木的那種事情是不多的。

　　袁桂海：你們被關押期間的生活是不是很有規律的?

　　茅家琦：是的。我們不自己燒飯，都是集體去食堂吃飯。早晨起來吃過飯就勞動，到吃中飯的時間，收工回來吃飯，吃完中飯休息一下，下午再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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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讀“茅家琦教授訪談” 得到的啟示：

　　1、“文革”“十年浩劫” 或“十年動亂”說，是沒有根據的。如果以失去“人身自由”和“被造反”、“被批斗” 等作為“浩劫”、“ 動亂” 的標準的話，南京大學茅家琦教授1969年以后就官復原職了。既使從1966年算起，也沒有超過4年。我所在的華東煤炭工業公司萍鄉煤礦學校(以下簡稱萍鄉煤校)所謂“黑幫”的“文革” 經歷：“教師——黑幫——農民——教師” 這個過程到1971也就結束了，比茅家琦教授官復原職也只遲一年多，也沒有超過5年。從毛主席1966年發動“文革”，到毛主席1976年逝世，定性為“十年浩劫” 或“十年動亂”， 不僅否定了毛主席，否定了周總理，同時也否定了這十年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中國人民艱苦奮斗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2、誰是“加害者” ?

　　(1)茅家琦教授說：“南京大學‘文革’ 初期基本上沒死人，個別人是個別情況。據我了解，南大沒有人是被造反派打死的。” 開始的1966年期間，茅家琦教授“還沒有住牛棚”，1969年茅家琦教授就官復原職，恢復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這說明“文革” 不是整茅家琦教授這類知識分子的。所以毛主席不是茅家琦教授等知識分子挨整、“住牛棚”、“大橋勞動” 的“加害者”。

　　(2)茅家琦教授談到：“就基層情況而言，整誰、不整誰，關鍵在本單位內部，而單位內部的問題很多是由個人恩怨引發的。”聯系到本人“文革”期間所在的萍鄉煤校的“文革”情況，校領導被作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靠邊站了，工作組進校后，校黨委的中層干部就左右了工作組該整誰、不整誰。因為他們掌握著學校教職員工的檔案材料，他們選擇性的拋出誰的檔案材料，誰就挨整。萍鄉煤校首先被泄密的是積極參加“文革”者的出身、社會關系、歷史問題等方面的內容，將“文革”的積極分子整下去。所以“文革”初期“文革”積極分子的“加害者”是：不支持“文革”的、掌握著教職員工檔案的黨員干部。

　　(3)爭權奪利者也是“加害者”。茅家琦教授在訪談中談到：“我當時確實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歷史系把我卡在那里，不讓我恢復組織生活。其實他們也沒有什么理由，就是有人想卡我。他們在背后怎么議論我的，我都知道。”有些黨員干部看見領導被靠邊站、被打倒，就投靠工作組，想趁機搶班奪權往上爬?？┘溢淌诘娜耍鋵嵕褪窍氤蔀槟洗髿v史系領導的人。萍鄉煤校黨委宣傳部一干事，就是從積極配合工作組整教師、整干部，然后由留守組成員、組長，最后成了萍鄉煤校復辦籌備組組長，只幾年時間，就坐上了復辦后的萍鄉煤校校長和校黨委書記的位子。

　　(4)“工作組”是“加害者”。“工作組”進駐學校，將“文革”斗爭的方向，指向了積極參加“文革”的人和歷史或出身方面有這樣或那樣問題的人。在我親身經歷的“文革”中，“工作組”既是“文革”亂象的制造者，也是“文革”中某些受害人的加害者。茅家琦教授沒有談到工作組，但談到了“1967年底到1968年又厲害了，1968年底是最高潮。”這時段正好發生在工作組進駐學校以后，是否可以理解為工作組進駐學校留下的后遺癥。

　　(5)“保守派”和“屁派”成為了“加害者”。茅家琦教授在訪談中談到：“反對我的是‘屁派’里面的一部分人。”當時萍鄉煤校一些對黨、對毛主席有著樸素階級感情，但不懂繼續革命、不理解“文革”的師生，他們不支持“文革”，將積極參與“文革”的人，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自己整“文革”積極分子的行為認為是在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他們被工作組和走資派利用，也充當了“加害者”的角色。

　　(6)從個人恩怨出發，趁運動之機，泄私憤、搞報復的人也是“加害者”。抓住茅家琦教授不放的主要是當時系里的“屁派”。茅家琦教授說：“現在我想想，那些反對我的完全是個人原因。他們也知道我實際上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因為我的存在妨害到他們了，所以對我有怨恨，所以一定要搞我。我現在發現基本情況就這樣。”萍鄉煤校當時挨打最多的是一位“政教處” 主任。這位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大校軍銜轉業的干部，平易近人，跟老師關系很好，但對學生要求嚴格，以管理部隊的方式管理學生，因而得罪了部分學生。“文革”初期工作組進校后，趁揪“黑幫” 的機會，這部分學生將其以“黑幫” 分子的名義揪了出來，狠狠的揍了他一頓。現在那些出來為“文革” 道歉的人，就是這種“加害者”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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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要正確認識“文革”，客觀評價毛主席。“ 毛主席發動‘文革’ 的動機無可厚非”(俞俞正聲語)。群眾監督干部、評論干部合情、合理、合法。用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取代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斗私批修是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有效形式。在億萬群眾積極參加的、觸及每個人靈魂的“文革” 中，各種思想觀念都會登臺表演是必然的。因此，“文革”中出現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不是毛主席的錯，應該說是各種勢力博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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