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是甲午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120周年。每一個炎黃子孫都不應忘記這一“百年國恥”!
人類歷史的整個發(fā)展過程，就是一個“從猿到人”——脫離動物界向人類的進化過程;就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的發(fā)展過程;就是一個脫離野蠻向文明的演變、不斷進步的過程。遺憾的是，人類中也確實有一小撮敗類，偏偏愛“逆向”而行，他們崇尚的不是文明與進步;而是倒退，追求野蠻與“獸性”。
1894年7月23日，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實施突然襲擊，不宣而戰(zhàn)。這一天，日軍在朝鮮牙山口外的豐島海面偷襲中國運兵船“高陞”輪，正式挑起了甲午中日戰(zhàn)爭。在這場戰(zhàn)爭中，日本軍國主義充分顯露了它固有的野蠻與“獸性”，即它所特有的貪婪性、殘暴性與冒險性。
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性
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可追溯到日本中世紀的武士道精神與豐臣秀吉時代的擴張政策，但真正形成軍國主義體制是在近代明治時代。正是從“明治維新”開始，它確立了軍國主義向外侵略擴張的基本國策。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頒布《御筆信》，開宗明義地宣布：要“繼承列祖列宗偉業(yè)，……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
其后，就有西鄉(xiāng)隆盛、木戶孝允等軍國主義分子，先后提出了“征韓論”、“征臺論”和“大陸政策”，形成了完整的向外侵略、擴張的“五期”綱領：第一期，征服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中國東北);第四期，征服中國;第五期，征服世界。
這是一個典型“蛇呑象”的侵略、擴張野心!是日本軍國主義特有貪婪性的典型表現(xiàn)。這種貪婪性已為明治以來的日本歷史所證實。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正是依據(jù)這個侵略方略，一一付諸實施，并最終走向失敗的。
甲午中日戰(zhàn)爭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第一次“瘋狂”。正是這次戰(zhàn)爭，使它特有的貪婪本性得以充分暴露，一覽無余。
戰(zhàn)前，日本雖已實行明維新運動25年，但畢竟是個小小島國，近代經(jīng)濟發(fā)展還很有限;相反，中國自60年代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后，“洋務運動”一度也辦得“有聲有色”。兩國國力相較，不僅總體國力上日本遠不能同中國相較;即使是近代軍事力量上，也難分仲伯。請看：
人口：日本4千萬，中國4億多，中國為日本的10倍;
國土面積：日本37萬多平方公里，中國當時有1千多萬平方公里，中國是日本的30余倍;
軍事工業(yè)：日本有四大骨干軍工企業(yè)，即東京炮兵工廠、大阪炮兵工廠、橫須賀海軍工廠、筑地海軍造兵廠。中國除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金陵機器局四大骨干企業(yè)外，規(guī)模較大的湖北槍炮廠在甲午戰(zhàn)爭中部分投產，另外還有山東機器局等16個軍工企業(yè)。1893年日本陸海軍工廠的機器動力，共為2205匹馬力，中國僅江南制造局一廠1891年便有4521匹馬力;
陸軍兵力：日本僅有7個師團，近7萬人，總動員的兵力不過24萬人。中國有八旗兵30萬，綠營兵60萬，蒙古兵10萬，合計為100萬大軍，后備軍力更是無可估量;
海軍兵力：日本海軍有軍艦32艘，魚雷艇37艘，總噸位59000余噸。中國北洋海軍有軍艦22艘，魚雷艇12艘，總噸位41200噸，加上南洋和廣東的幾艘能勝任海上作戰(zhàn)的艦只，實力便可與日本海軍相當。北洋海軍的主力定遠艦、鎮(zhèn)遠艦，均為7000噸鐵甲艦，裝甲厚度達12至14吋，各有四門12吋口徑的主炮，堪稱當時遠東艦船中的“巨無霸”。
按理說，戰(zhàn)爭是兩國總體實力的較量。甲午戰(zhàn)爭前夕，日、中兩國的總體國力，中國明顯地要強過日本。但日本卻蓄意要挑起這場戰(zhàn)爭，這究竟是為什么呢?唯一的解釋：這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貪婪性的本性所決定的。
貪婪，指一種永遠不知滿足的欲望。從語義上講，就是“求多，不知足”;或者是多欲而不知滿足?；浇贪沿澙妨袨?ldquo;七宗罪”之一，撒旦瑪門(Mammon)便是貪婪的代表。佛教徒認為，貪婪是對財富執(zhí)著、迷惑結下的惡果。由于不知滿足，貪婪必然是一種超過其自身需求的“欲望”，同時，又是超越其自身能力的“追求”。
據(jù)傳《馬關條約》簽訂以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迫不及待地要把臺灣拿到手，堅持要在一月內辦理交接，一再催促李鴻章履行割臺手續(xù)。期間曾有一段對話：
李：“如此多的頭緒，兩個月還差不多，貴國何必如此著急。反正臺灣已經(jīng)是貴國嘴里的肉了，何必著急在這一刻呢?”
伊藤：“餓極了，要馬上吞進肚子里。”
伊藤的上述對話，活脫脫地顯示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貪婪嘴臉。
空間決定存在，空間決定發(fā)展。日本民族生存于日本列島這點空間，這就是說，命運決定了日本永遠只能是個島國、小國(大和民族如果不存在于日本列島上，那就不成為其“日本國”了)。
誰都知道：侏儒挑不起重擔，這是受它自身先天條件所限制的。如果一定要“硬撐”，其結果就一定會被壓垮。可是日本軍國主義偏要“逆天行事”，這不能不說是日本民族的悲劇。
不能否認，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性，在一定條件下似乎能得逞于一時，但那是有條件的。即當被它攫取的一方必須處于麻痹狀態(tài)之下。120年前的甲午中日戰(zhàn)爭時期的中國，恰恰正處于這一狀況。
受明治時代向外侵略、擴張基本國策所決定，甲午之戰(zhàn)就是其以“國運相賭”、對中國發(fā)動的一場冒險戰(zhàn)爭。1887年(明治20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就具體制定了《征討清國策》，決定以武力攻取、吞并中國沿海地區(qū)，然后進一步肢解中國，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為此，日本軍國主義有針對性地掀起擴軍備戰(zhàn)狂潮。由明治天皇帶頭，全國臣民節(jié)衣縮食，大力發(fā)展海軍。
就在日本軍國主義磨刀霍霍之時，腐敗的大清王朝卻一直處于“歌舞昇平”的麻痹狀態(tài)之中。直至甲午戰(zhàn)爭打到了頭上，且不說昏庸的西太后對國家的危亡毫無警覺，一心忙于過自己的60歲大壽;就以自詡能“未雨綢繆”的李鴻章來說，實際上對日本貪婪的侵略本性同樣缺乏認識。這集中反映在李對北洋艦隊戰(zhàn)力的評估上：
“高陞”輪被擊沉，輿論一度要求海軍提督丁汝昌下臺負責。李鴻章力挺這位老部下，在《復陳海軍統(tǒng)將折》中，曾又一次“分析”了北洋海軍的性能，比較了日本海軍與北洋海軍的戰(zhàn)力，雙方的優(yōu)劣短長，其結論竟然是：
“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余。”
李對北洋海軍的戰(zhàn)力完全持盲目樂觀態(tài)度，更沒有想到過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野心。為此，他一心只想“避戰(zhàn)保艦”，妥協(xié)求和(一度主張以一百萬兩軍費，只求日本退兵朝鮮，解決日中矛盾)。
常言道：“天下雖安，忘戰(zhàn)必危”。何況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近代中國一直處于“列強競相侵略”的危機時期。認識不到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性本質，這成了“甲午之恥”的一個重要原因。
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性
殘暴性是獸性的又一本質反映，殘忍、兇暴是野獸的固有特性之一。兇殘的獸類總是為了本身的生存與發(fā)展，無論是對同類、同屬，還是強弱、老幼，一概殘殺、吞噬。這種同類相殘，是殘忍性的典型表現(xiàn)，它是缺乏理性的產物。人類因為具有理性而擺脫了殘忍;反之，野獸因為沒有理性才保持著殘忍。
一般說來，戰(zhàn)爭總是要死人的。因而籠統(tǒng)地說來，戰(zhàn)爭都是殘酷的。然而，由于日本軍國主義具有獸性的殘暴性，因此，它所進行的對外侵略戰(zhàn)爭，就具有特別殘暴的性質。
在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中，日本軍國主義獸性的殘暴性暴露得最為徹底。它特別表現(xiàn)在：
其一，戰(zhàn)爭的偷襲性。
偷襲性，又稱“突然襲擊”，也就是“不宣而戰(zhàn)”。用現(xiàn)今時髦的話說，即：一種偷偷摸摸“先發(fā)制人”的戰(zhàn)爭。
大凡非正義戰(zhàn)爭，大多具有這種偷襲性質。如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發(fā)動的戰(zhàn)爭，就是通過這種偷襲的方式進行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1937年的“七七事變”，同年的“八一三事變”。再如：1939年9月納粹德國偷襲波蘭的戰(zhàn)爭;1941年6月希特勒偷襲蘇聯(lián)的戰(zhàn)爭;同年12月日本軍國主義偷襲珍珠港的戰(zhàn)爭，等等，幾乎也全是靠這種方式進行的。
偷襲性可以憑借雙方力量的非對等性而輕易獲取勝利，但它是以剝奪對方的自衛(wèi)權為前提的。這實際上也就是只許自己單方面使用武力，只許自己使用武器殺人;卻不允許對方自衛(wèi)、反抗，因而它就具有特別的殘暴性。
甲午戰(zhàn)爭的開局就是日軍偷襲中國的運兵船。它不顧國際慣例，在不宣而戰(zhàn)的情況下，也不顧這是掛有第三國國旗的商船，擊沉“高陞”輪，導致1000余清兵葬身大海。這其實不是戰(zhàn)爭行為，它不過是19世紀末的一場恐怖襲擊而已，具有典型的殘暴性。
其二，血洗旅順，濫殺平民。
整個甲午戰(zhàn)爭中，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性暴露無遺。1894年10月下旬，日軍分兩路攻入中國：一路渡鴨綠江進攻九連城、鳳凰城;另一路從花園口登陸，進攻金州，目標是取旅順、大連。日軍瘋狂入侵，沿途燒殺淫掠，無惡不作。見人就殺，見房就燒。“掠擄婦女，搶奪財物”，“致令老幼男女，逃竄流離，道殣相望”(《清季外交史料》卷106，《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5)。
特別是在攻入旅順后，日軍更是獸性大發(fā)，慘殺平民，大肆屠城。據(jù)英國人胡蘭德(T.E.Hollnd)在《中日戰(zhàn)爭之國際公法》中記述：
“當時日本將卒之行為，實逸出常度之外。四日間殘殺非戰(zhàn)斗者婦女幼童。從軍之歐洲軍人及特約通訊員目擊此殘虐之狀況，然無法阻止，唯有旁觀，不勝嘆惜。此時得免殺戮之華人，全市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殘留者。”
另據(jù)英國《泰晤士報》報道：“日本攻取旅順時，戕殺百姓四日，非理殺伐，甚為慘傷，中兵數(shù)群，被其執(zhí)縛，先用洋槍擊死，然后用刀支解。”
美國報刊也有譴責日軍暴行的，謂“日本國為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轉引自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
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性，雖在甲午戰(zhàn)爭中只是初次顯露，但已充分反映了其獸性的本質。
事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既然日本軍國主義具有野獸的本性，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的規(guī)則越來越強調不殺戰(zhàn)俘和平民，唯有日軍的野蠻、殘暴性始終不變。相反，隨著文明的發(fā)展，反而衍生出什么“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殺”、“慰安婦”、“‘731’部隊細菌活體試驗”，以及“毒氣戰(zhàn)”等等，不斷地花樣翻新，“創(chuàng)新”出種種滅絕人性、殘害人類的殺人伎倆。誰能想得到，日本軍國主義在其后的侵華戰(zhàn)爭中，竟然能殺害、傷殘中國軍民達3500萬人!(為世界歷史之最!)
日本軍國主義的冒險性
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與“獸性”，還集中反映在它的冒險性上。這在它策劃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征討清國策》中暴露無遺。
何謂“冒險性”?冒險，就是指不顧危險地進行某種活動，是一種盲目的沖動。冒險性，愛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作出行動的性格。
日本軍國主義以小國、島國的局限，其野心卻要稱霸亞洲和世界。走上一條吞并朝鮮、侵略中國之路，這就決定了它在向外擴張過程中，具有非常冒險的性質。
《征討清國策》開篇就講得很明確，“我乃東洋小國，財源不富，今與強鄰為敵，行進取之計，是為危險之道。”日本明知自己是小國、弱國，卻偏要強鄰為敵，這不是日本軍國主義本質的冒險性又是什么?
日本軍國主義知道，“欲維持我帝國之獨立，伸張國威，┄┄則不可不攻擊支那，將現(xiàn)今之清國分割為若干小邦。”“英國保持其富強，不可不首先擁有印度。也即，我國不可不掠地于支那，以之為附帶防御物，以之為印度也。”
要想將具有五千文明的中華民族征服，將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分割成“若干小邦”，從而將神州大地變成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地，企圖把自己變?yōu)橄裼菢拥闹趁竦蹏?，這就是近代日本的野心。這種 “以小博大”的軍國主義狂妄計劃，是它的軍國主義冒險性的典型表現(xiàn)。由此，《征討清國策》鼓吹：國家不在大小，財力不在貧富，關鍵是需要一支有戰(zhàn)斗力的軍隊。竭力鼓吹“武力至上”，抓住有利時機，全力“進取”：
“欲伸張國威者，決不可以國之貧富為主，應以士氣、訓練兩者為主。而士氣高漲、訓練精熟，則要審視鄰邦之形勢，確定一朝有事則當進取之國策。”
反映在甲午戰(zhàn)爭的軍事行動中，則集中反映在黃海的大東溝戰(zhàn)役上。
人所共知，近代海戰(zhàn)更多的依靠海軍的裝備與指揮。
近代中國海軍成軍于1888年，時一度擠入世界海軍大國行列。這一年，清政府向德、英等國訂購的定遠、鎮(zhèn)遠、致遠等先進軍艦陸續(xù)編入現(xiàn)役。并獲準頒行《北洋海軍章程》。其時北洋海軍以2艘鐵甲艦、8艘巡洋艦為主力，總噸位超過4萬噸。加上南洋、廣東和福建等地區(qū)的艦艇，近代中國的海軍海防建設進入鼎盛時期。
其時，北洋水師不僅在裝備上領先，在軍官的培訓上，也全由近代化的學堂教育培訓出來，部分還有出國進修的經(jīng)歷;而水兵也和當時隨意招募的陸軍不同，要經(jīng)過嚴格的教育培訓逐漸選汰。
因此，這是一支已經(jīng)非常近代化的艦隊，但是它始終缺少一個近代海戰(zhàn)理論的指導。即使在中日雙方開戰(zhàn)后，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還在執(zhí)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消極避戰(zhàn)，出海護航時竟然連彈藥都沒有帶足，結果極大地影響戰(zhàn)斗力的發(fā)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此外，北洋海軍各主力艦都設有魚雷管3、4具，但是，在黃海海戰(zhàn)中，并沒有對日艦實施魚雷攻擊。使早先配備好的大批魚雷，在戰(zhàn)爭爆發(fā)后卻躺在基地的倉庫里睡大覺。
英國海戰(zhàn)史學家在討論甲午海戰(zhàn)時有一個較客觀的評價，認為：
大東溝海戰(zhàn)的結果是雙方對海戰(zhàn)理論無知的產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戰(zhàn)理論，就根本不敢挑戰(zhàn)實力更強，擁有堅不可摧鐵甲艦的北洋艦隊;而假如北洋艦隊多了解一下海戰(zhàn)理論，又怎么可能在擁有大艦巨炮的情況下仍然以0∶5的懸殊“比分”慘敗呢?(參見羅郁：《甲午海戰(zhàn)的真實圖景：近代海戰(zhàn)理論的缺乏》)
這說明，甲午海戰(zhàn)，日本勝在它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冒險性”上;而中國恰恰敗在它的反面——即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拒戰(zhàn)”的“避戰(zhàn)保艦”指導思想上。
日本軍國主義的冒險性，既成就了它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勝利;同時也進一步助長了它原有的冒險性。正是這一戰(zhàn)，使日本實現(xiàn)了占領臺灣，控制朝鮮的愿望。以后，這又有了1904年——1905年日俄戰(zhàn)爭的勝利;從而進一步控制中國的東北。還是在1905年這一年，它把朝鮮變?yōu)樗?ldquo;保護國”;至1910年干脆徹底吞并朝鮮。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不斷膨脹，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性與冒險性進一步惡性增長。這又造成它自1931年挑起的中日戰(zhàn)爭與1941年的太平洋戰(zhàn)爭，最終導致它在1945年挨原子彈轟炸與無條件投降。這不能不說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更不能不說是日本大和民族的悲哀!
歷史已進入21世紀，可悲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散。以安倍為代表的新一代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并不汲取歷史教訓，他們正在利用美國霸權主義，千方百計在日本復活軍國主義。他們打著“積極的和平主義”旗號，鼓吹“中國威脅論”，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積極擴軍備戰(zhàn)，一心想東山再起。
可惜，時代不同了。當今的亞洲大陸已不是19世紀末、20世紀的亞洲，當今的中國已不再是昔日的中國了。
假如日本軍國主義真的還想卷土重來，等待它的一定是軍國主義的徹底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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