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所謂國際體系就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際行為體，因深入交往而產生的彼此相互影響的社會系統。“東亞”是一個涉及歷史文化、政治安全和經濟發展的綜合性地理概念。在包括東北亞、東南亞的廣大地域內，各種行為體間頻繁的互動造就了東亞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圍繞著不同的時代問題，東亞體系經歷著怎樣的發展與變遷？
從國際體系角度來看中國的歷史，大體上經歷了以公元前720年鄭周之爭為起點、以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為終點的華夏體系，以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為起點、以1895年甲午戰爭朝貢體系解體為終點的東亞體系，以及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起點、中國被西方列強拖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三個時期。
其中前兩個體系大體上是中國為中心的區域性體系，曾經長期與古希臘、古羅馬和近代的歐洲體系平行。深化對這兩個體系的研究和了解，不僅有助于理解中國的歷史，也有助于理解當下的世界體系。尤其是華夏體系，它所產生的歷史文化環境，雖與當今的國際體系有重大不同，但其主要的本質和特征，卻與當今的國際體系有許多驚人的相同之處。
華夏體系顯露現代國際關系端倪
華夏一詞合稱，最早見于《尚書·周書·武成》，中有“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意為無論中原的華夏族還是偏遠的非華夏民族，沒有不順從(周武王)的?！洞呵镒笫蟼?middot;定公十年》亦有孔子所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唐孔穎達在這句話的注疏中說，“中國有禮義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后“華夏”泛指中原各諸侯國。
什么時候華夏國家開始形成區域國際體系即華夏體系?這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周朝、諸侯國等政治主體的性質是否具有相對獨立性;二是這些政治主體間的互動是否具有相對的頻度和周期性。筆者認為，華夏體系的形成是一個以某一點為中心逐步展開的過程，這個點即為公元前720年前后。在此前后，周朝影響力逐漸下降，而鄭國日益崛起，諸侯國逐漸邁向獨立主權國家，華夏體系開始形成。
華夏體系的活動主體，主要有五種：一是以周朝形式出現的“聯合國”，各諸侯國保持著與周朝的關系，是周這個“聯合國”中的成員;二是各諸侯國之間形成的結盟和軍事集團;三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四是還處于部落狀態的非華夏部族，與中心國家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五是像墨家這樣游走于各諸侯國間的非政府政治組織，它不屬于任何國家，而是在各國間流動，參與華夏國家間的政治活動。
華夏體系的各主體之間雖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但國家之間的相互地位與歐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后產生的近代獨立主權國家有諸多類似的特點：各諸侯國有界限大體分明的國土、數量基本固定的人口、能對內對外行使獨立主權的國家權力機構。各諸侯國之間既進行著以爭奪權力、財富為目的的戰爭，同時又通過大量的盟會、外交、朝聘等活動，保持著緊密的外交關系。
中華民族是個早熟、早慧的民族，春秋戰國時期的所謂“國家”關系雖然與現代的國際關系有相當大的不同，但各諸侯國對國家利益、戰略與策略的考慮和操作以及對地緣、均勢、矛盾主次的關注等，都達到相當成熟的水平。正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所說的：“從中國的觀點看，在國際政治的范圍內，當代的世界史以及近幾百年的世界史就像是重演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史。”
秦國一統中原為華夏體系的歷史時期畫上了句號，并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即以統一的中原政權為中心的，包括蒙古高原、東北亞、中亞、東南亞諸多政治主體在內的東亞體系時期。
朝貢體系不是東亞體系的全部
長期以來，人們已經習慣用朝貢體系的觀點來解釋東亞體系。筆者認為，朝貢體系是東亞體系中一個相當成熟并且影響較大的體系，但并不是東亞體系的全部，甚至不是東亞體系的重點。因此，除了深化朝貢體系的研究外，有必要擴大視野，挖掘東亞體系更全面更深入的內容。以筆者粗淺的印象，除了朝貢體系之外，至少還有以下三個方面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第一，華夏體系的部分內容仍然活在東亞體系中，并在東亞體系中延續。作為東亞體系的中心，中國在兩千多年的時間中，經歷了多次統一與分裂的輪回，分分合合，出現了許多同時存在的政權和政治主體。它們的關系具有中國地方政權與中央政權之間的屬性，也不是一般的國與國關系;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三國時期、十六國時期、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兩宋與夏遼金時期等存在的許多“國家”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的特殊的歷史環境中，也具有一定的國際關系屬性。
第二，東亞體系的重心長期在北方。對中國歷代王朝來說，中國的戰略威脅、對外戰略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如何處理與北方政治實體(匈奴、突厥、遼、金、蒙古、韃靼以及后來的沙俄)間的關系，是歷朝歷代都要重點思考的戰略問題，而這也是多次引發改朝換代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從文明的性質來說，這是農業文明與游牧文明的沖突。北方因素對中華文明的影響程度，遠遠大于朝貢體系中的中國與東北部的朝鮮半島、東南部的越南和東南亞國家的影響。
第三，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東亞體系又包括了另外兩種不同文明的關系，即大陸文明與大陸文明、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關系。前者以中俄關系為主體，它們是兩種不同的大陸文明的關系，也是東西方文明的關系、歐亞文明的關系，特別是清朝中前期的中俄關系具有相對平等的性質，與近代的國際關系更為接近。而中日關系則具有海陸文明沖突的特點。
如果以上三個方面能成立，則東亞體系的研究除了朝貢體系外，還有相當多的研究需要進行。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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