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對“公權力私有化”的驗證——對武漢水院文化大革命過程的感悟

　　文化大革命對“公權力私有化”的驗證——對武漢水院文化大革命過程的感悟

　　老田

　　【本文是對武漢水院張建成老師文革回憶錄《歲月留痕》(該書已由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的讀后感，首發于“六十年代”網站。

　　網址：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020 】

　　用過多的謊言編撰文革史，從長期看來，消極后果越來越嚴重。每一部親歷者回憶錄的出版，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不管其政治傾向如何，在客觀上都構成對黨閥學閥聯手編撰的“謊言文革史”進行一次反駁和證偽，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下稱“水院”)張建成老師的回憶錄《歲月留痕》就是這樣一部很有分量的證偽著作。

　　老田曾經為學習文革這一段歷史，對張老師訪談過好幾次，一度自以為對于水院的文革有了相當的了解。這一次拿到張老師的回憶錄《歲月留痕》書稿，先后讀了三遍，仍然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水院的六次權力結構變化與文革運動起落的關系：每一次權力結構的變化都引起其后的運動走向變化。與許多高官回憶錄相比，更難能可貴的是，張老師沒有攬功諉過，而是嚴于解剖自己，對文革為什么失敗和自己的不足做了深刻的反思，甚至還就自己在改革時代“落伍”做了自我批評。

　　一、文革十年水院權力結構的六次變化

　　在水院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間，主導文革的權力結構先后發生了六次變化，可以由此劃分出段落分明的六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省委工作組和黨委聯合領導時期

　　這一階段時間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月，湖北省委先后兩次派出李鳳翔和劉真帶領工作組進駐水院。工作組和院黨委共同商定的文革運動是按照反右派的模式進行的，預備在學校師生中間進行左中右排隊，還秘密召開所謂的“六一三左派會議”，發動一部分學生預備搜集材料，預備把另外一部分學生打成右派。

　　在文革的第一階段，水院的運動與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截然相反，不是向上指向當權派，而是向下橫掃：“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九月，基本上是先由黨委領導，后由工作組、黨委共同領導，矛頭向下大揭大批，然后是省委工作隊黨委領導反右派，最后由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破四舊、抓‘南下一小撮’，都是由湖北省委領導的、有組織的運動群眾。”(引自張建成《歲月留痕》，以下引文凡未注明者均引自該書)

　　這一階段的成果是：“工作隊進院有效時間約50天(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這50天里，工作隊與院黨委一起，主要工作是抓師生員工中的右派，從摸底排隊，發動揭、批以引蛇出洞，直到全面反右，其結果在水院整死2人，抓1人，院重點批斗4人，各系、各部門點名批判一百多人。”其中“張庭英老師割腕自殺身亡，羅守琳老師跳江自盡，有個學生精神分裂了，被關到了武漢精神病醫院。”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毛澤東決策撤銷工作組，等到黨委和工作組“向下打擊”這個運動方向被毛澤東扭轉之后，水院黨委張茀茀承和李喜爾等人設計了新的運動方法和方向水院在張茀承等人的操縱之下先是成立了文革委員會，然后又成立了保守派組織“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繼續體現省委和院黨委的運動意圖，違反法律和黨紀大搞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我院紅衛兵在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對院內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進行了大規模的抄家活動，這時出面抄家的紅衛兵是官辦的，由院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

　　在撤銷工作組和公開發布布《十六條》之后，張茀承等人操縱成立“文革委員會”以及隨后的官辦紅衛兵組織——“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在學校里繼續推行他們的意愿。不管是開始的“左中右排隊”還是隨后的“反擊右派”、乃至于后來的抄家運動，以及在省委指導下的“驅趕南下一小撮”，都與中央公開的指導性政策沒有關系。

　　第二個時期：是造反派形成并逐步掌握主導權時期

　　從水院的文革時間可以看出，造反派之所以產生，以及造反派與保守派對立的形勢和內容，都內在地與當權派的倒行逆施有關。正是在省委和院黨委領導運動的過程當中，產生了一個明顯的附帶后果——給自己制造了一個堅定的對立面：“在廣大師生中造成了派別差異，工作隊封了一批左派、斗了一批右派，這為在以后的運動中形成派系斗爭、特別是革與保的斗爭播下了罪惡的種子。”在后來發起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過程中間：“造反派把矛頭指向了省委、院黨委及省委工作隊黨委的當權派，而以文化革命委員會為代表的多數派則堅定地站在當權派一邊，反對和阻止造反派的一切行動。于是，形成了群眾中革與保的兩派斗爭。”

　　造反派的形成和壯大，肇始于對水院當權派“左派會議”安排的質疑，在七月遭到反擊之后處于低潮，撤銷工作組之后丁家顯等開始寫出公開信表示不同意見。北京南下學生的支持和到北京串聯參觀受到的鼓勵，是少數派壯大的轉折點，后來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和公布布“黑材料”以及為那些受打擊的同學平反等關鍵環節，揭露和批判當權派的倒行逆施，爭取到絕大多數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少數派已經成為水院的多數，并且在這個基礎上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

　　從水院的文革實踐看，造反派特別是造反派的中堅分子——老造反派——主要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或者中央政策指示而造反的，而是作為省委和院黨委所引導的倒行逆施的批評者身份出場的，換句話說，造反派是反對文革的當權派“反向動員”出來的。如果沒有當權派和保守派的倒行逆施和不得人心，就沒有老造反派的強烈批判意識;如果不是當權派對批評意見的殘酷打擊，就沒有造反派發誓要與這一撥勢力“血戰到底”的堅定性。

　　當權派在水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間的強烈批判意識，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的“六一八事件”就是這種批判意識的初步體現。隨后，以張茀承為代表的當權派，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在取得省委書記許道琦的同意之后，在七月份部署“反擊”，作為這個反擊部署的高潮就是：捏造罪名構陷大三學生郭明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參加北京國慶活動回校以后，少數派干了三件事：一是出一批大字報，介紹中央領導講話，介紹北京運動情況。二是組織召開批判資反路線線誓師大會。三是召開北京文化大革命情況介紹會。這三件事就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使少數派獲得了群眾的好感與信任，取得了運動的主動權。而多數派的領導人回校后無所作為，在等待省委的指示，脫離了群眾，陷入了被動。”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張茀承等人拒不按照中央文件要求把黑材料交回給群眾，而是在行政大樓偷偷處理，試圖燒掉，結果被丁家顯為首的造反派得知并搶出來公布布于眾，結果造成“這對院黨委、各總支來講則是致命的一擊。黑材料是黨委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的鐵證，從而也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的鐵證。”

　　“從參加北京國慶活動返校到十二月底，經過三個月的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揭露院黨委、工作隊黨委整革命群眾的黑材料及‘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執行資反路線線的事實，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復復的一系列事件，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什么叫鎮壓群眾運動，什么叫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什么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什么叫兩條路線線的斗爭。一系列的事實使大家具體地看到了，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從而教育了廣大群眾。”

　　水院文革早期，造反派所做的事情，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讓全院師生看到了當權派是如何倒行逆施的，他們的行為不僅不符合中央政策、違反法律，而且以張茀承、李喜爾為首的權貴所操控的野蠻抄家和殘酷迫害，已經到了令人發指、泯滅人性的地步，就算是一向緊跟當權派的保守派也沒有辦法有效地為他們辯護，結果是人心離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造反派才取得了優勢。等到一九六六年冬天，水院中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參加了造反派組織，保守派組織趨于瓦解，形勢變化不利于當權派。“保守派的‘大學校’從組織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轉到了造反派一邊。原來堅定的人，也開始懷疑省委、黨委中一些人言論、行動的正確性，于是開始逍遙起來了。‘大學校’已經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員會也在斗爭中靠邊站了，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隊伍壯大了，在斗爭中組成了各種兵團，相互支持，形成了有戰斗力的組織，掌握著著運動的大方向、主導權，控制了學校的宣傳陣地(廣播臺與院刊)。造反派已經在政治上、組織上、宣傳上都處于主導、主動的地位。”

　　第三個時期：是軍隊支左并且鎮壓占優勢的造反派力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軍隊支左之后情況大變：“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經過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的拼搏后，形勢一片大好。但在武漢軍區介入后，形勢急轉直下。”“從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開始，到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漫長的五個月中，他們取締工人總部，大肆抓人，壓迫鋼二司、鋼九一三，分化造反派隊伍，拉一派打一派;扶持百萬雄師，對造反派實行武力清剿，實行白色恐怖;公然抗拒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發動‘七二〇’兵變，扣押毆打中央代表……。”一份官方編撰的黨史，曬出了“百萬雄師”百萬雄師部分的殺人成績單：“據不完全統計，6月份僅武漢市就在武斗中打死108人，打傷2774人。”(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在湖北8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345頁)水院較為幸運，在百萬雄師的武力圍剿中間，有七人被長矛刺傷，總部勤務組成員嚴菊明、動態組鐘光超老師都被百萬雄師用長矛刺傷。

　　如果說一九六六年文革早期是省市委和各單位黨委的表演時間——在公眾面前表演他們放肆地踐踏政策和法律的話，顯然一九六七年元月底“軍隊支左”之后，就成了軍隊當權派的表演時間了，這一次的表演除了踐踏政策和法律之外，還要加上殘暴的鎮壓場景和野蠻的殺人情節。文革到了這個階段之后，所有的當權派群體都獲得了表演機會，反過來，民眾也獲得深度觀察和識別當權派的機會。

　　第四個時期：是革委會成立和派性分裂

　　經過各個組織的協商，水院革委會由37人組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水院革委會成立大會。在革委會成員協商過程中間，已經有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和標準：“在委員條件上，井岡山兵團主張看貢獻，提出防止有人摘桃子;以紅旗兵團為首則提出革命不分先后，主要看他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是否得到群眾的擁護，提出革委會是全院師生員工的，不是哪個兵團、哪一家的。雙方的說法其實都有所指，沒有捅穿而已。這些提法、指責都成為日后派性斗爭的內容。”兩種不同的標準，意味著不同的革委會席位分配方法，為了最大化本派別的席位數：“文化革命中，各派死抱住自己的山頭不放，為自己的山頭多爭些利益，以文革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別的組織，要以自己為核心實現大聯合，所以總聯合不起來，即使表面聯合了，心里不服氣，所以爭論不休，戰斗不斷。”

　　在革委會成立之前兩派就有分歧，成立之后不久就開始了派性斗爭，結果，派性斗爭的分量太大，成為壓倒其他事務的重頭戲：“紅水院兩派的斗爭，從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一九六七年九月算起整整一年，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兩派正式分裂，到工宣隊進院也有半年時間。造反派組織是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間形成的，這樣算起來，派性斗爭的時間占了一半。”

　　無原則的派性斗爭，后果是“革委會已名存實亡，無法開會，更不能統一領導，兩派各行其道。上級發到革委會的會議通知、各種票證都是兩套，由支左辦公室安排，兩邊都照顧到。這些方面沒有產生沖突，但整天的高音喇叭聲吵得人不能安生，群眾敢怒不敢言，越到后來，逍遙派越多。”

　　革委會內部分成互不兼容的兩個山頭，導致新的無政府狀態，“從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的談話來看，我認為毛主席派工宣隊進學校，目的是制止武斗，消除資產階級的派性，進行斗、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時間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與愿違，從工宣隊進院到軍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個月;再到工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這么長的時間里，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謂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東西，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眾來監督干部和教育干部等等，這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意愿。”

　　第五個時期：是軍宣隊、工宣隊掌權時期

　　革委會內部的派性引導了群眾組織中間的派性，結果導致革委會無法工作。工宣隊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進駐，軍工宣隊的第一任指揮長是宋國英，他在學院期間的工作，主要是消除派性，清理階級隊伍，整頓紀律、秩序。

　　“工宣隊進院，革委會靠邊站，不說取消，但也不起作用。”“說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實際上是軍隊干部控制一切，決定一切，院、系及行政部門和處、室一把手都是軍人。”

　　“工宣隊進駐學校后，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在組織上及領導系統上的改革，實行軍事化編制，進行軍事化管理，以實現迅速改變學校面貌的目的。”“學院下面面成立四個大隊，原一、二、三系分別改為一、二、三大隊，行政管理部門成立四大隊，大隊下面面設連、排、班。機關設四個組：辦事組、政工組、教育革命組、后勤組。”“各大隊的行政領導由工宣隊員擔任，大隊政委和機關四大組的組長均由軍宣隊員擔任。”“湖北省成立“文教戰線線指揮部”，正副指揮長均是解放軍，是學校工宣隊的上級領導機關。”

　　“從此，由解放軍領導學校的一切，廣大師生員工由學校的主人變成了被改造的對象。他們按照軍人的要求，早上出操，開會要列隊進入會場，列隊離開會場，開會前要唱歌等等。”

　　“從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的談話來看，我認為毛主席派工宣隊進學校，目的是制止武斗，消除資產階級的派性，進行斗、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時間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與愿違，從工宣隊進院到軍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個月;再到工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這么長的時間里，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謂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東西，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眾來監督干部和教育干部等等，這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意愿。”

　　為了實現徹底鎮壓造反派的目的，為解決派性問題所排出的軍宣隊和工宣隊(成員主要由造反派組成)已經不敷使用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工宣隊進行了一次大換班，指揮長宋國英離校，樊馬義接任。工人也全部換了，由國棉三廠、青山熱電廠派工人進駐我院，鑄鋼廠和車輛廠的工人全部回廠，工人副指揮長由國棉三廠的吳玉清師傅(女)擔任，時間不長，又由國棉三廠的朱三梅(女)接任，工宣隊員均換成了原保守組織的成員(第一屆屆工宣隊員多數是造反派)。”“指揮長樊馬義與宋國英的作風也絕然不同，這屆屆軍、工宣隊從進院開始貫徹五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以后又進一步清查‘五一六’分子，時間長達兩年多，全部精力用于整造反派。”“有人說，這屆屆工宣隊進院的目標與任務，就是要徹底整垮造反派，進來的人、起用的人都是保守派的，斗爭的對象都是造反派。”“經過他們的‘分析’、‘研究’、‘重點突破’、誘供、逼供、信供，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四百400多師生員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占全院師生的8%左右。”

　　第六個時期：重新成立黨委到徹底否定文革

　　“從一九七二年九月開始，工宣隊指揮部已不再領導一切了。黨委書記是軍代表吳紹文，副書記3人，革委會副主任6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委會，有其名，無其實，因為委員都被隔離審查，至今未解脫，副主任張如屏、張建成都被當作敵我矛盾排除在外，所以此時的革委會沒有委員，沒有群眾代表，只有上級任命的主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在群眾性批林批孔運動的壓力之下，水院內部產生了一點點新的變化：“為了領導好批林批孔運動，黨委決定成立院批林批孔辦公室，黨委宣傳部長常樹蔭任主任，任命我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總支書記任組長，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師為組員。主要任務就是為“兩清”中的冤、假、錯案平反，處理黑材料。”看起來，要那些官員執行政策，重視事實和法律，如果沒有外在的群眾運動的壓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落實政策、改正當權派制造的冤假錯案，都是逼不得已。

　　一九七六年各級官員趁著著“粉碎四人幫”的“東風”，從自己的需要出發積極推動所謂的“揭批查運動”，把文革中間整治造反派的“兩清一批”運動的衣缽延續下去，繼續制造冤案鎮壓造反派：“抓捕‘四人幫’后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所謂有牽連的人就是指那些積極支持與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人——造反派中的骨干，所謂有牽連的事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在與大的“揭批查運動”配合的同時，一些官員個人的“小九九”也搭上順風車，水院當權派栽贓給造反派的“所謂‘批宮揪張’，實質上是某人的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那個年代，只要把自己說成是被‘四人幫’及其爪牙迫害的，那就是革命者，就是英雄，一舉兩得，既可打倒張建成，也可抬高宮雨屏和張茀承的身價。”“否則很難理解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要花這么大的力氣對我進行逼供。”在文革前后，每一個運動都結合著著當權派的私心和私利，正是因為這樣，每一個運動都搞得有聲有色，除了上頭的號召和組織原則之外，各種私心雜念都得到搭順風車的機會。

　　有意無意地給官員實現自身機會主義目標的空間，甚至在一段程度上誘導這些，反而是一些領導人鞏固自身權力的訣要，這種上下結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場腐化墮落的加速器。從捷克流亡到瑞士的學者希克指出：“只有當第一書記實行的政策或多或少地符合官僚機關的根本利益時，他才能取得個人的統治地位。如果他企圖進行一次違反官僚利益的政治變革，那么他遲早就要失敗。”(〔捷〕奧塔·希克《共產主義政權體系》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頁)廢除四大、明確保證二十年不搞運動，明確主張“馴服工具論”“入黨做官論”，就是這種官場智慧的體現，反過來，毛澤東則逆官場潮流而動并預先做好了“摔得粉碎”的心理準備。

　　二、公權力私有化的擴張趨勢——張茀承在官場中間的代表性

　　一個官員如何看待自己的權力，如何對待自己、對待下級，如何執行政策和法律，這對于其權力范圍內的政治狀況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在文革的各個時期，當權派明目張膽地違反政策和法律，這是一個共同的現象，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張茀承等人在省委許道琦和工作組的支持下把群眾整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軍隊支左之后武漢軍區陳再道等人鎮壓造反派，軍宣隊工宣隊派進學校之后很短時期就進行“大換血”，目的都就是為了服務于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二年成立的各級黨委一直主政到“四人幫”被抓之后的“揭批查運動”，其關于文革的作為都是系統地違反政策和黨紀的。總而言之，從文革前后的政治實踐看，當權派普遍地不執行政策和法律，而是按照自己的私心和需要去行使權力，這就意味著著：對文革演變過程的解釋也必須在政策和法律的視野之外去尋找原因。

　　非常遺憾的是，好干部往往成為官場的例外，而恰恰是那些自私自利、作風惡劣的壞干部擁有代表性。張茀承的代表性往往體現為一個逆向選擇過程：從官場中間逐步地淘汰好干部，壞干部的比例就越來越大，水院官場就有這樣的長期趨勢。就文革所暴露的官場行為看，張茀承恰好就是那個特別有代表性的人。在張老師的記憶中間：“張茀承的權術運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善于抓住機會，條件成熟時，果斷出擊;需要忍耐時，他一定會隱藏起來;需要表現傷心的時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編造謊言時，他就大膽地編，達到目的為止。他對人當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他可以為親信包庇掩飾錯誤;他對上報喜不報憂，說假話，對下壓制不同意見，制裁反對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獨立王國。在這個王國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張茀承的這種種作為，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公權力私有化”——把執行政策和法律實現管理的公權力，通過各種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任用私人建立獨立王國)用以追求私人利益擴張和權力為小圈子服務的私欲。而獨立王國的建設成就越大，權力得到制約和挑戰的機會就越小，就這樣，權力的第一步腐化為第二部腐化開辟出新的空間。

　　在一定程度上，要解釋文革為什么按照那個樣子搞法，以及為什么會搞成那個樣子，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思想都沒有辦法解釋，恰好，張茀承這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官員及其利用權力的方式，更能夠貼切地解釋文革前后的狀況，也就是說，不是政策設計、指導思想或者是制度、法律，而是官員的“公權力私有化”愿望有著著更高程度的解釋力。張老師精辟地指出：“根據我在文革中與這些人的接觸，我覺得他們是一些風派人物，沒有原則，沒有信仰，跟著著權力、利益走。這種人在洋人入侵時，會不會成為漢奸就很難說;但當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他們肯定是擁護的，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要想說清楚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的許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對一些干部、教職工、學生痛下殺手的原因，就要講清楚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的行為準則，以及這個利益集團對內對外的矛盾與斗爭，當他們達到目的后又是如何構建他們的獨立王國的。不管他們內部為了權力而斗爭，矛盾有多大，但他們始終執行著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政策。”

　　為了實現黨同伐異的目標，張茀承在“生活作風錯誤”問題上包庇常樹蔭，同時處分并拱走李貞儒：“常樹蔭犯過生活作風的錯誤，發生過不正當的男女關系，還有過一個非婚生子。此事發生后，張茀承包庇常樹蔭，既不準知情人講出來，也不進行組織處理。由此，常樹蔭對張茀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以常樹蔭掌權后就不一定了)，成為張茀承的得力助手，進而成為張茀承的接班人。”優先提拔那些違法亂紀的壞干部，讓他們感到來自上級個人庇護的好處，這等同于是一筆投資，可以指望在未來貨到回報——看漲的預期收益，張茀承保護壞干部顯然可以增加自己的預期收益，正是在這種預期收益的激勵之下，張茀承必須超越政策和法律的許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要壓制住內部的不滿。反過來，如果違紀行為人有可能威脅到預期收益時，那就需要反過來按規則行事：“一九八七年，李貞儒與辦公室打字員之間的不正當男女關系被揭露，兼任院紀委書記的高進珊要立案調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樹蔭則千方百計要保李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讓李貞儒死不承認，以為這樣就無法作結論。這一招沒有奏效，……高進珊這邊依靠省紀委，由省紀委找李貞儒談話，李貞儒最后承認了。學校給了李貞儒個黨內處分，接著著把他調到長沙鐵道學院。”

　　還有一個顏國良，也得到張茀承和常樹蔭的超常提拔和重用，看一下這個人的文革經歷和升官圖是很有意思的：“顏國良作為水院‘紅教工’組織的一號頭頭……，在抓‘五一六’時，他是最早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并揭發了我院‘五一六’的組織系統，揭發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組織領導者，除了反軍亂軍外，還整理了周總理的材料，給他看過，他還提出過修改意見等等。之后，他與造反派劃清界限，碰面時假裝沒看見。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又成為造反派頭頭，慷慨激昂發表演說，參加各類會議，包括派頭頭的會議。他向我檢討錯誤，表示決心跟著著毛主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依然十分積極。‘四人幫’被抓后，他反戈一擊，我們又成了陌生人，還是見面裝作看不見。對于這樣的風派人物，張茀承、常樹蔭看中了什么?他們看中的，就是顏國良的隨風倒，看中的就是要從顏國良嘴里講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顏國良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們的需要，肆意編造所謂的‘證據’。他們在短短的幾年里，讓他入黨，給他提干，調他到教務處，后又升任處長，之后又推薦他擔任長沙水電師范學院的副院長，這就是他們對顏國良的獎賞。”

　　司馬遷曾經說過“不知其人，視其友。”這就是說，你不知道一個人是什么樣子的人，就看看他與什么人友善就知道了，張茀承、常樹蔭等人打擊誰、提拔誰，鮮明地揭示了他們的內心和為人處世準則。在另外一個方面，什么人得到官場重視和提拔，不僅體現了“誰應該得到獎賞誰應該得到懲罰”的社會準則，間接地成為執政黨政治合法性的指針。

　　在文革期間，選拔誰來執行政策至關重要，軍宣隊和工宣隊進入學校之后，第一批進校的宋國英大體上執行政策，也做了一些促進兩派聯合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樊馬義代替。樊馬義本人不僅作風粗暴，而且懷有對知識分子“改造、-改造、-再改造”的狹隘心理，結果很好地實現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任務。第一批工宣隊成員多數是造反派工人，進入學校之后也能夠執行政策做一些兩派團結的工作，但一樣被換成保守派成員，在樊馬義的領導下，在水院師生中間采取“逼供信”手段羅織口供，打了四百多個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占全校師生總人數8%)。不僅僅像張茀承那樣為了鞏固個人權力需要仔細地選人當權，就算是要實現當權派鎮壓造反派這個共同目的也需要采取換人政策，看起來，當權派都能夠嫻熟地找到合適的人，去做他們認為合適的事。

　　雖然張老師本人受到張茀承長期的報復和打擊，但他仍然客觀地肯定：“就三代掌門人的廉潔程度、工作能力來說，張茀承是無可挑剔的，客觀地說，三代掌門人一代不如一代。”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整個社會轉型和官場蛻化程度相關，在文革結束近四十年來，應該說，公權力私有化的趨勢是有增無減，與這個趨勢相匹配的官員個人，其私心私欲的擴張也是同步上升的。張茀承在毛時代應該算是品德最敗壞的干部典型，但是，隨著著時間的流逝他反而有資格得到一張“好人卡”，這不能說不是一個悲哀。

　　在官場中間苦心經營權力小圈子，固然可以實現一些私利，但效果并不那么可靠，張茀承晚年的失落還得到張老師過于泛泛濫的同情，“對一個權力欲極強、并用權力隨心所欲實現個人愿望的人來說，失去權力意味著著什么?意味著著失去一切，尤其面對自己培養的接班人(常樹蔭、高進珊)的一反常態，由熱情討好變為冷漠，由向自己匯報、聆聽教誨變為嫌棄，他無法接受，心情不好，……張茀承在被免去顧問職務后不久，身體明顯差了許多，也蒼老了許多，到后來，走路要有人扶著著，否則會倒下去，腰快彎成九十度了。”張茀承的凄涼晚景也許是事實，關鍵是被他那顆拳拳經營“公權力私有化”事業的苦心所放大，客觀上的失落被主觀感受所放大——畢竟投入了那么多得到卻卻那么少，心情不佳是在所難免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經營“公權力私有化”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由于此種風險的實際存在，也許，(也只能說是也許)，張茀承這樣的代表性人物還有可能在批判的壓力和正面的引導教育之下改邪歸正吧，這也許是毛老人家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擴大教育面”的信心所在。

　　一個老板在自己的企業里面任人唯親，也肯定會激起部分人的不滿，但不會導致普遍的高度不滿，畢竟企業是老板自己的;但是，張茀承在水院公然搞那種“公權力私有化”的經營方法，在整個水院所激發不滿和批判，要強烈得多。恰好在文革早期很適合這種不滿意的公開表述，文革的水院群眾對走資派的反抗和批判力量，造反派之所以產生并得到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其內在的政治動力就在于：人們對于“公權力私有化”的容忍程度很更低。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文革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并有那么大的聲勢，恰好是與民眾厭惡、憎恨并且在合適的氣候下對“公權力私有化”發起批判的信念是相一致的。

　　而文革結束后，張茀承那種“公權力私有化”經營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把手負責制”正當化了，同時還在強化管理手段運用——“更多由上級掌控下級命運”——的管理和制度改革中間，預先地消弭了絕大部分來自下級的批評意見，改革年代官員對內管治權力的巨大提升，是一個長期趨勢，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內部監督的可能。這兩者可能是導致三十多年來各種監督制度建設成效不彰的原因所在。這個變化可以解釋為：“內部監督”力量即使沒有被取消，那也隨著著官員權力的集中趨勢而被極大地弱化了，而而在外部監督上，倒是有黨委紀檢、行政監察、經濟審計、司法反貪等等則是一種“外部監督”，三十多年來的干部監督，近似于取消毛時代的內部監督同時強化外部監督。機構的建立，但是外部監督的強化并沒有能夠遏制住干部隊伍的整體腐化墮落的趨勢。今天的中央領導層始終懷有提高“公信力”和“執行力”的良好愿望，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三十多年來官場私心私欲泛泛濫擴張的趨勢，大大地壓倒了三十多年來一系列的監督制度建設成就，哪怕就算是以后繼續是出臺再多的好政策反腐政策，能夠取得多大的效果，仍然不無疑問。如果拒絕像文革那樣借用群眾的有組織的批判力量，那么，僅僅局限于外部監督機制的鼓搗，還有多少潛力可挖?也許需要追問一下：一味地地著著眼于外部監督強化相對于被取消的內部監督，其有效性又如何?

　　三、文革的必要性檢驗——政治生活中間的“負外部性”觀察

　　從文革時期民間造反派力量興起的經驗事實，可以看出：宏觀政治制度和狀況對于普通的民眾而言的影響是間接的，而微觀政治狀況——單位內部的當權派及其選拔的積極分子是什怎么樣的人如何行事——對民眾的影響則更加直接而具體，這對于自己至關重要。對于文革期間被張茀承選定作為反擊對象的郭明正來說被張茀承選為反擊對象的學生郭明正遭遇冤獄，這個案例是一面鏡子，折射出基層政治生活異化對人們的損害可以達到什么樣的程度。對郭明正來說這是一場無妄之災，給他個人造成這場災難的固然有張茀承的需要和省委的縱容，但還離不開他的同班同學提供假證詞的貢獻。“郭明正因泄泄露左派會議內容成為破壞文革的罪人”，張茀承既然這么定了，他的同班同學張耀先就按照保衛科需要編造郭要殺人的口供，省公安廳就根據張茀承、李喜爾等人的誣陷材料公開逮捕郭明正。在造反派上訪團取得副總理謝富治支持之后郭明正被釋放出來，但是公安廳副廳長徐耕耘、省委秘書長李衍綬等人卻卻公開反對平反，他另一個同班同學董兆花更是在張茀承等人的安排之下通過復制郭的所謂罪證材料去北京上訪，試圖取得中央支持反對為郭明正平反。郭明正被構陷固然是一個特殊的案例，但正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案例，讓張茀承、許道琦、李衍綬和徐耕耘等高官，向人們展示了他們如何對待法律的，同時也相應地地揭示了張耀先和董兆花這些為虎作倀的小打手——他們時刻準備著著為權勢人物制造冤案提供一切需要的東西，在張茀承這樣的壞干部之外，張耀先和董兆花這種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也是一個威脅力量。

　　在老田看來，張茀承式的壞干部，和張耀先、董兆花式的馬屁精，共同組成一個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壞干部+馬屁精”同盟的存在和擴張，是毛時代政治異化的主要推動力量，這個同盟在每一個單位內部都成為群眾政治感受惡化的威脅性力量。這個政治機會主義同盟雖然不是一個標準的階級，但是，在每一個單位內部都制造了“圈內少數人得益”和“圈外多數人受損”的沖突結構。

　　對照一九五〇年代張老師在華北北京電力學校的經歷，可以看出共產黨基層驚人的變化。當時，干部和群眾中間的黨團員對普通民眾生存境遇的影響是極其正面的。在張老師的同學中間，上海同學瞧不起河南同學，認為他們又窮又臟;反過來，河南同學也一樣對上海同學抱有敵意，這種隔閡長期存在導致各種不團結和相互排斥，這無疑極大地惡化了人們對同伴的看法和自己的感受。張老師在上級的指示之下，耐心地做雙方的工作，幫助河南同學改掉舊的習慣，最終的結果是成功化解了雙方的敵視和排斥，做好了雙方的團結工作，這無疑同時改善了兩部分同學的感受：從自身最貼近的人際環境中間消弭的敵視和排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張茀承和一系總支書記等人把各個班級的黨團員骨干召集起來，秘密召開“左派會議”，要他們收集同學的言論，預備在運動中間打一批右派和反革命。而對此持有異議的郭明正則被官員和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聯手構陷，于七月十七日被公安廳公開逮捕關押一百多天。對于遭遇冤獄的郭明正而言，當權派是一個威脅性的力量，同學中間“積極要求進步”的張耀先和董兆花等人則象是一個定時炸彈那樣的危險，只只要是當權派認為需要，自己身邊份那些積極分子就會毫無原則、違反事實提供一切當權派需要的證詞，達到陷害自己、滿足當權派需要的目的。就這樣，五十年代曾經在普通民眾中間起建設性作用，幫助消弭敵視和排斥的政治力量(干部+積極分子)，在文革之前業已蛻化成為為了小圈子利益隨時打算陷害同伴的威脅性力量，這極大地惡化了人們的政治感受：就象是一個百萬富翁破產之后生活陷入困頓那樣。有差別的是：一個百萬富翁破產是經濟處境的惡化，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找到自己的責任;但是，政治境況的惡化確實是外在于自己無力控制的當權派和黨組織變化所引起的，沒有自身的個人原因。

　　借用經濟學中間的“外部性”概念，來粗略地梳理一下共產黨基層組織和權力的變化對普通人的影響。在經濟學看來，一個人的行為對其他人會產生影響，這就是外部性，對其他人產生正面或者好的影響，就是正的外部性，產生不好的影響就是負的外部性。在沒有共產黨干部和基層組織介入的情況下，一九五〇年代張老師的同班同學中間上海與河南學生之間的相互敵視和排斥，就是一種負的外部性，張老師在自己上級的指導之下努力解決了這個問題，搞好了同學們之間的團結，這是消弭了負的外部性同時建設了正的外部性，改善了同學們的境遇。而文革初期的郭明正遭遇說明，張茀承和李喜爾指導下的積極分子，恰好是一種威脅性的力量，是一種負的外部性。基層組織的行事準則的變化，不再跟事實掛鉤鉤，而是服從上級所認定的需要，這種負的外部性更加難以讓人接受，換句話說，基層黨組織及其選定的積極分子改變了行事準則之后，對于普通民眾造成的負的外部性很大，而且這種外部性根據任何政治、法律或者道德準則都是不能接受的。

　　也許需要提請思考的是：很多達官貴人的回憶錄也指出一九五〇年代風氣很好，一九六〇年代變壞了。這個轉變的張老師也感受到了，如何理解這樣的轉變對于理解文化大革命也很有幫助。

　　老田認為：供求法則對于政治和社會領域也是一樣有效的，會非常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歷史記憶。很多上層人士在自己的回憶中間，對一九五〇年代的肯定程度遠高于此后的一九六〇年代，這中間的區別往往被簡單地歸結為“政策轉換”——例如說是“階級斗爭天天講”帶來的。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奠基于人生親歷的感受主要來自社會流動階梯的寬松與否的記憶。因為在一九五〇年代，政權處于草創階段同時工商業處于快速擴張期，大量的上層職位短期內提供給一個小得多的候補群體(這恐怕與一九八〇年代早中期的大學生對整個社會的感受差不多)，許多人感受到很社會公正和興旺的記憶主要來自對向上爬的公正性和開放性相關的，說實在的，一九五〇年代“健康向上”的記憶，主要與親眼看到很多人的才華得到重視和提拔的事實是緊密相關的。今天回顧一九五〇年代，甚至可以說當時“過小的才華也得到了過度的重用”——畢竟這是由與全社會人力資本積累不足但國家和企業管理(包括技術職位)需求極大的對比關系決定的。

　　相反，那些一九五〇年代得到過度重用的人力資本，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之后，就成為一種霸占并阻礙向上爬機會的因素了。這中間的好壞轉換應該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這一次運動除了確立了向上爬的標準，在中間“文化資本”與“政治資本”的分量對比關系中之外，——更重視所謂的“政治資本”(而政治資本的考評又是以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小圈子規則”占主導的)，同時最小化“文化資本”的分量，更為重要的后果，是全面終結了此前向上爬“較高通過率”的供求關系。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過度拔高“政治資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此前得到過度提拔群體的“資本擁有量”相匹配的——“文化資本”極度不足同時卻卻是各種政治積極分子出身。(老田：《毛時代的社會分層與文革所揭示的官民矛盾——與李遜商榷》，將刊于《記憶》電子雜志第115期)

　　以此而論：一九五〇年代的好風氣，內在地與供求關系中間“求大于供”聯系在一起，而一九六〇年代官場“小圈子”規則盛行并呈現對外的排斥性，則對應著著“供大于求”的客觀對比，所以，一九六五年張老師一到武漢水院，就充分感受到了。張茀承式的干部及其代表性，恰好在“供過于求”的時代逐步地成為主流，而張老師一九五〇年代在華北北京電力學校的感受，可能在“求大于供”時期有普遍性。如果這個分析站得住的話，顯然，結論就要悲觀得多，這意味著著官場的好風氣是暫時的偶然現象，而壞風氣則是具有內在規律性的必然現象。而要再造一種讓普通民眾感到滿意的新型政治所要走的道路就更加遙遠和漫長，需要克服的困難和阻力要比張老師想象的更大。這個分析與一九六八年水院“闖派”和“好派”的激烈爭論中間的“十七年紅線線論”也有一定關系。

　　張茀承的代表性，意味著著政治異化的普遍性和規律性。在毛時代的單位內部，政治生活的異化和蛻化，惡化了人們的生存感受，激起了廣泛的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這是文革得到群眾擁護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一個單位內部造反派的力量大小，通常是與干部不得人心的程度成正反比的，換句話說，干部及其依靠的積極分子所干的得罪群眾的事情越少，群眾就越是難于發動起來，造反派就越是難于組織起來和發展壯大。一句話：造反派的力量大小與本單位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制造出來的“負的外部性”成正比。

　　對于政治機會主義同盟造成的“負外部性”問題，毛澤東有著著敏銳和深刻的認識，他清楚地看到了：“有些干部為什么會受到群眾的批判斗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后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系問題，搞好干部和群眾的關系。以后干部要分別到下面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388頁)這段話中間，毛澤東根據自己的老經驗，指出干部往往對本單位群眾負有新老兩筆“政治債務”，新債務是文革初期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鎮壓群眾時期欠下來的，而老債務則是因為長期不民主所積欠下來的債務，對于這兩筆債務，毛澤東支持群眾組織起來進行披露。按照同一次講話的意思，毛澤東實際上不支持群眾組織全面討債，而僅僅只只是支持群眾組織起來“曬曬欠條”而已，目的并不是整個地整垮干部隊伍，而是敦促整個干部隊伍重視“新老債務”引發的大量“負的外部性”及其可怕后果，以期給干部行為準則中間設置一個威脅：在欠下債務的同時必須考慮其后果，同時借助群眾運動的東風，趁機推銷“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這樣一種“負外部性”最小化的掌權方式。很明顯，如果沒有群眾造反的大形勢，官場肯定不會接納毛澤東推銷的新方法。從后來的演變看，即便是有了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官場中間愿意聽取毛澤東建設性意見的人也不多。

　　四、造反派的派性斗爭與分裂問題的深度

　　在政治活動中間，負外部性問題比經濟領域更為明顯，人們對于政治負外部性的容忍程度更低。文革期間，除了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兩部分成員之外，其他的重要政治行為人例如造反派組織，也一樣受到這個負外部性問題的困擾。一九六六年底造反派在武漢高校中間普遍取得了優勢，在隨后的“一月奪權”前后，由于缺乏經驗，就沒有能夠很好地協調各個組織的需要，結果導致分裂。在分裂發生之后，一些人就肆意地攻擊別的組織及其頭頭，結果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導致分裂的擴大，被軍內當權派利用。在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之后的大聯合、三結合過程中間，為了爭奪革委會的席位，同樣發生了無原則的爭執。在革委會成立之后，各個派別也一樣沒有能夠找到合作并建立互信的機制，結果，相互之間的不滿引發批評和無原則的派別斗爭。造反派的分裂以及與之緊密相隨的派別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驗證“負外部性”危害的經典案例。

　　對于派別斗爭的危害，張老師做了很深刻的反省：“派性斗爭沒有理性，不講政策，不顧大局，只只有派別的利害關系，你站在我這邊，就是好干部，革命的，站到對立面，則是壞人、反革命，就要打倒;為了派性斗爭的需要，搶旗幟，清理階級隊伍，只只清對方的，不清自己隊伍中的;大批判中，給院領導及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掛牌，在武漢三鎮游行;學習毛主席著作、馬列著作，不是用來提高自己、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而是用來對付別人，批判別人，這種貼標簽式、手電筒式的學習方法，在派性斗爭中大行其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痛心啊!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浪費了一年的大好時光，傷害了兩派的廣大群眾，拖了文化大革命的后腿。我每想起，痛心疾首。”“全國情況亦然，由于造反派內部的斗爭，很多地方發展到大規模武斗，毛主席的計劃畫無法實現。文革失敗后，我們有些人說，如果毛主席晚走幾年就好了。試問，如果文化革命按主席計劃畫三年完成，那么就有七年的鞏固時期，那將是什么情況?從這個角度講，文革久拖不能結束，文革的失敗，造反派自己應該負責，也應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每一個組織批判都會導致對方的不滿，并引發不好的動機猜測，導致一種反批評。就文革的實踐經驗看，不管這種批評別人的意見是否懷有惡意，在“三結合”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解讀為想要排斥別的派別，最大化本派的席位，由此引發對應的反批評。結果，就在這樣的“批評—反批評”的惡性循環中間，派別對立呈現出一種逐步加深的趨勢，這也許可以稱之為“派別斗爭中間負外部性的自動增長規律”。這個方面的派性在自動增長趨勢下，極大地干擾了文革運動的走向，成為最難于解決的問題，作為政治經驗豐富的老人，毛老人家指出：“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聯合。”兩派多做自我批評，人家的錯誤讓人家自己去說，“對受蒙蔽的群眾，不能壓，主耍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說百萬雄師這樣的保守派組織最好也是由自己的群眾起來造反(，“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明確要求左派和政府都不要去捉人)，(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頁)這些主張其實都是著著眼于“負外部性最小化”的考慮，但是當年能夠聽得進去勸告的造反派領袖不多。

　　第一次香鮮花派與毒草派的分裂，被武漢軍區陳再道等人利用，只只是由于陳再道等人處置失當，才導致毒草派中間部分造反派成員回頭參加反擊“二月逆流”，而重慶的五十四軍就一直拖拉著著“革聯會”作為反對“砸派”的打手，不需要像武漢那樣組織武裝基干民兵組織“紅武兵”去武力掃平造反派力量。一九六八年水院革委會成立之后“闖派”和“好派”的分裂，一樣被樊馬義等人利用，最后實際上廢除了革委會，把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都作為打擊對象。

　　毛主席提出“斗私批修”的口號，就文革的實踐看，如果造反派頭頭不能夠超越自己的小小私心，不僅做不到批判當權派的修正主義，甚至自身都不能聯合起來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造反派頭頭在政治上的成熟，需要他們充分認識到派別斗爭“負外部性”的嚴重后果并愿意為此采取積極行動去解決的時候，才能夠實現。

　　從這個角度看，武漢“鋼工總”頭頭胡厚民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一九六八年的“鋼派”和“新派”斗爭中間，他提出“鋼化江城”的口號，應該說此時他是一個為派別斗爭“添磚加瓦”的積極分子。等到當權派通過“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來死整造反派的時候，他迅速意識到必須搞好造反派內部的團結，為此他多次請人上門向新派“工造總司”頭頭吳焱金上門道歉，爭取他一起參加“反復舊“運動。一九七四年胡厚民甚至提出聯合百萬雄師的頭頭一起“批林批孔”，明確地意識到爭取保守派群眾的必要性。不過此時，百萬雄師與造反派之間的裂痕已經足夠深，、難于回頭了，畢竟經歷過一九六七年夏天“百萬雄師”百萬雄師殺死殺傷數千造反派的歷史，經歷過軍宣隊主導下“百萬雄師”百萬雄師很多成員作為項目組成員參與對造反派的逼供信、制造“五一六反革命”冤案的海量事實。讓百萬雄師回頭與造反派搞好聯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當欠債數量達到換不起的時候，賴賬就往往成為首選了。“百萬雄師”百萬雄師這兩段表現一樣構成對對造反派欠下這兩筆巨大的“政治債務”，成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很難跨過去的政治障礙，不用說，這債務”，而這兩筆龐大的政治債務一樣在造反派中間激起普遍的敵視情緒，這不僅導致百萬雄師百萬雄師難于回頭與造反派進行聯合(據百萬雄師頭頭章張迪杰回憶，一九七四年百萬雄師一些成員擔心省市委屈服于造反派壓力否定“兩清一批”，三次去北京上訪要求中央關注此事)，而且在造反派內部也普遍地形成絕對不與死敵百萬雄師百萬雄師合作的“堅定立場”，果不其然，胡厚民這個聯合百萬雄師百萬雄師的主張被造反派目為“投降派”。

　　拿胡厚民的認識演變過程，與全國的一些造反派頭頭進行對照，上海王洪文在一九六六年年底“赤衛隊”瓦解之后就達到他一九七四年才開始實習達到的認識水平，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直到今天還沒有達到胡厚民一九七四年就形成的認識。據研究上海文革的李遜先生介紹：一九六六年年底保守派組織“赤衛隊”瓦解之后，工總司曾經開會徹夜辯論要如何對待赤衛隊工人，許多造反派頭頭不愿意接納保守派，擔心這些人參加進來之后帶來一些不利影響，王洪文毫不妥協，在辯論會上拍了桌子，堅決主張接納保守派成員，他這個主張最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實施。因為上海““工總司”沒有”不排斥保守派工人，結果各個單位內部造反派組織順利地吸納了保守派成員，此后“赤衛隊”頭頭后來幾次都想要重新拉隊伍都未能奏效，一九六七年之后上海的文革演進中間就再也沒有強大的保守派組織出場了，這在全國都算是特例。這與而武漢就不是這樣，一九六七年夏天武漢一些保守派參加百萬雄師武力清剿造反派，一九六九-—九七三年很多保守派作為“動力”大搞“逼供信”、參與制造“五一六冤案”的事實，甚至一九七四年還想要捍衛“兩清一批”的成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武漢保守派的后續表現在全國是有代表性的。因為缺乏有組織的保守派力量與造反派進行角力，上海的大多數當權派從自己的權力地位著著眼，也只只能“理性地選擇”接受當時中央的指示——走上“檢討、亮相、結合”的三步走戰略，其中檢討就是承認從前的錯誤并表示悔改，亮相就是保證以后與造反派合作，在走完這兩步之后才獲得群眾組織的諒解，被重新賦予權力和地位。到一九六七年秋天張春橋在河南傳達毛主席重主要講話精神時提到：“上海部、局長一級干部已經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等編印《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1968年，第329頁)上海作為當權派反復詛咒的“文革重災區”，在解放干部方面反而又多又快。

　　王洪文在文革的實踐中間，利用一九六六年年底有利于造反派的大形勢，整合赤衛隊，從根本上解決了如何避免群眾組織分裂的戰略性課題，也這從改變了此后根本上改變上海的文革的走向。此后工總司還較為妥善地解決了工總司內部耿金章二兵團的派性問題、一九六七年上柴聯司和支聯站派性問題，(后面兩次派別斗爭的解決只只是戰術性課題)，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團結，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這應該是王個人在文革實踐中間的最大貢獻。據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介紹，周總理在一九七三年8月23日在政治局召集的省市區和中直負責人會議上傳達，說毛主席在九大、特別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多次提出要提“工農出身的同志為黨的副主席、常委，并具體提到王洪文同志。”。(逄先知等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494頁)在文革的大背景下，王洪文作為文革前工廠保衛干事和后來的群眾組織頭頭，除了解決了如何實現群眾組織的團結這個戰略性課題上的貢獻之外，沒有太多別的貢獻或者資歷。

　　根據楊道遠的看法，在造反派組織的骨干成員中間，真正的左派不一定達到10%的比例，而毛主席也說“左派歷來是少數”。根據毛主席這個較高的“左派”標準，實際上近似于盧梭的“大立法者”——這種人創設新的制度和理論并能夠完成推動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整合，這樣的左派高標準實際上是一種“成熟的左派領袖”標準。就文革的實踐而言，真正的左派領袖需要完成三個關鍵的課題：一是把民間的批判力量整合起來形成一股有組織的力量，并在各種復雜條件形勢下避免分裂或者彌合分裂;二是把這股有組織的力量引導到新制度的建設道路中間發揮作用，同時對舊制度的各種影響進行有效的批判;三是還要避免這樣一股批判力量自身的蛻化變質趨勢，成為新制度的永久性支撐撐力量。這意味著著需要建設一個真正的代表多數人利益而且永不變色的“反對黨”。只只有同時解決了這三大課題之后，才能真正化解毛澤東那個著名的擔憂——“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

　　從王洪文、胡厚民和蒯大富的對比中間可以看到，能夠做到在最有利的時機整合民眾的力量，避免分裂，阻斷“負外部性”持續上升的趨勢，全國只只有上海做到了，這在文革當中是個別的情況。而像武漢那樣，一月奪權之后造反派陣營內部分裂成為兩派則是普遍現象，而保守派則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造反派爭取的視野之外。而這種群眾組織之間的分裂總是被當權派利用，拉一派打擊另外一派，通過這種手法加深群眾組織之間的分裂和相互仇視，這種分裂和相互仇視其實就是負外部性所塑造出來的個人感受。到了一九七四年胡厚民雖然認識有很大進步，但是，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彌合造反派與保守派裂痕的可能性了，這是因為保守派作為當權派打手對造反派的傷害已經銘心刻骨了，反過來，百萬雄師也“自主自覺”地認識到如果守不住造反派是壞人的底線線，他們自己就要成為壞人了，所以在一年內三次去北京上訪要求捍衛“兩清一批”的成果。換句話說，上海之所以能夠避免赤衛隊重新拉隊伍，關鍵在于雙方沖突不多、矛盾沒有尖銳化的早期就實現了整合，是在“負外部性”積累較少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良好的整合;像武漢那樣經過百萬雄師“武力圍剿”和充當“動力”大搞逼供信之后，負外部性之大，業已從根本上塑造了兩派眾多骨干基本定型的看法，這個時候再提議雙方的整合，在內外部所遭遇的阻力已經達到了無法克服的地步，這其實就是一九七四年胡厚民遇到的情況。

　　毛主席說文革的任務不可能一次完成：“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毛澤東：在《偉大的歷史檔》一文中所寫的一段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載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等編《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年卷)，1968年，第311頁)僅僅從如何把群眾凝結成為一股有組織的力量，避免分裂和內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王洪文和胡厚民的對比中間可以看出：造反派要在恰當的時候完成內部的整合，造反派頭頭要能夠抓住一閃即逝的時機完成與保守派群眾的團結，就很少有人能夠做到。從胡厚民政治意識的逐步成長看，一個造反派頭頭要超越自己的派別獲得全局性的政治意識，要經過了多么艱難曲折的過程，胡厚民從清隊中間得出結論——必須完成造反派內部的團結，從很多保守派成員甘當“動力”積極參加對造反派的“逼供信”情形中間認識到保守派也需要團結好，就這樣，胡厚民逐步超越自己，眼光界逐步放寬，從一個“鋼工總”頭頭上升到造反派整體的代表，從造反派的代表上升到全體群眾的領袖，他用了差不多八年的時間從親身經歷的當權派殘酷鎮壓中間體會到群眾力量團結和整合的重要性。可以看出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如同一九七四年那個政治水平的胡厚民那樣的領袖在全國群眾運動中間起組織和領導作用，群眾群組組織的分裂和內耗問題就很難解決。文革很難一次勝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就造反派方面而言，群眾組領袖的成長速進度遠遠落后于運動的進程，則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即便在群眾運動的起始階段，就有大批領袖人物達到年胡厚民一九七四年的政治水平，也只只能解決文革的第一個課題：使把群眾組織成為一股有組織的批判力量。但是，如何把這樣一股有組織的力量塑造為新制度的建設力量和捍衛力量，仍然處于空白。實際上，上海“工總司”在成立革委會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面臨著著第二個問題，甚至如果群眾組織長期存在下去還會面臨著著群眾組織“常規組織政黨化”之后的第三個課題——自身的蛻化變質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其黨魁的“變修”問題就是一個前車之鑒;在毛澤東眼里蘇共變修和中共內部的走資派問題，也是一樣性質的問題。

　　相比較而言，文革第一個課題——完成群眾力量的整合以及批判當權派的倒行逆施都僅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第二個課題則是目的——就是要把群眾的有組織力量作為新制度的支撐撐來起作用，解決這個關鍵性的問題是困難和阻力更大。造反派在文革期間的錯誤，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經驗不足找不到解決解決爭論和分歧的協調渠道，這在一月奪權后的分裂中間表現得特別明顯;二是造反派要解決的課題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和結構性難題，需要突破的阻力和障礙之大遠遠超出人們的大膽想象。換句說話：造反派是在自己的“政治學徒工”階段就面臨著“老師傅”也感到棘手的政治難題。

　　在此之外，每一個人都很難超越自己的人際網絡的影響，這往往是人們形成認識和采取行動的重要影響因子，楊道遠在四十年后回顧文革期間的派性斗爭時，很感概地說：當時要不爭是不大可能的、甚至是不對的;而張老師在回憶錄中間提到丁家顯和一大批老造反組成的“高級群眾”之間的相互影響，這同時也是每一個具體歷史和政治進程中間的個人，所難于超越的客觀環境。

　　一九六八年水院“闖派”“好派”爭論中間，闖派提出“二代紅就是二代機”的觀點，而“好派”力持“十七年紅線線主導論”，內在的分歧在于“共產黨組織特別是其基層政治生活規則是否需要根本性的改造”。事后回顧，老田傾向于認為：執政之后黨組織和基層政治生活的異化是結構性的，確實需要徹底改造。當年“闖派”的問題是：在沒有建立兩派的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就提出戰略性問課題，結果在是戰術性層面加深派性猜疑和分裂，實際上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過來，一九五〇年代的好風氣助長人們產生一個幻想：共產黨組織似乎可以超越社會分化的規律只只需要定期清除灰塵就能夠恢復好的作風。但社會分化的規律卻卻在頑強地起作用：從一九五〇年代至今，權力精英的蛻化變質是一個長期的趨勢，即便是有了文革這樣的巨大沖擊也沒有得到根本扭轉。正是因為如此，文革才采取支持有組織的群眾去批判干部，讓體制外的缺乏經驗的“學徒工”批判體制內的有經驗的“老師傅”，這個選擇一家內在地斷定——體制內的“老師傅們”絕對不可能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惟其如此，才有那個“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決心，支持建立體制外的群眾有組織的批判力量雖然帶來“亂”的代價，卻為治療的體制內癌癥提供了一線希望。

　　在我寫的《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很重要》一文中間，做過一點假設：

　　為了最小化派性斗爭和沖突，借鑒私營企業的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的“職能三分法”，也許可以考慮這樣的設計：造反派是全體民眾中間對當權派最具批判意識的群體，就由造反派主導監事會并逐步接掌政治教育和訓練職能;由造反派和保守派共同組成董事會性質的“革委會”;而業務權力則交由有經驗的經理班子掌握，人事制度和組織制度等與管理人力資本相關的考評組織只只能附設于經理班子考核體系中間;多數干部可以恢復工作，但要接受董事會和監事會的稽核。文革實踐中間對于董事會和經理班子這樣的常規權力角色當時很少討論，監督權的擴大在文革期間被廣泛意識到，毛澤東當時已經設想過“奪權主要奪運動領導權和業務監督權”——這意味著著從當權派手上剝離出監督權和其他政治性權力，周總理在外交部進行過試點，到1967年10月毛提出“建黨五十字方針”(“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在文革的背景下，實際上也是以造反派為模板的想象力;而造反派中間很多人對于當權派和保守派同盟的反感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監事會的常規視野，實際上已經意味著著重建共產黨組織的新標準，前造反派李憲源曾經寫過文章提出“教育黨”概念。

　　不過，文革實驗沒有達到過這樣的深度，即便是實現了也有可能帶來新的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第一個有成就的工人階級政黨，其黨魁之所以走向“修正主義”，是因為缺乏工人生存感受的知識分子隨著著政黨擴大而逐步掌握組織內部的專職管理權力，結果造成“寡頭統治鐵律”;這樣的黨組織在面對強勢國家機器的鎮壓前景時，就會轉而背叛組織成立的宗旨和綱領，伯恩斯坦鼓吹“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考茨基論證一種“經濟決定論”式的馬克思主義，目的都是告訴德國政權：資本主義自己會“自動”地變成社會主義的，不是我們要怎么怎么樣。這樣就必然地要放棄有組織的斗爭，最后出現一種怪異現象：底層的工人要采取激烈的斗爭手段例如罷工，黨魁反而出面要求工人不要做過于激烈的反抗，說這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利益。這種種都無非是希求一種“安全”：最后組織的存在本身倒是成了目的，而綱領和宗旨變成是可以犧牲的東西了。(參閱羅伯特·米歇爾斯《寡頭統治鐵律》)

　　結合文革的實踐，“教育黨”概念意味著著由社會群體中間最具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的造反派群體，接掌監督當權派行使職權的職能，同時，還由這一部分人組成的監事會機構接管群眾的政治訓練職能，并且就政治訓練成績、對當權派的監督實踐中間再造與普通群眾的關系，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設立黨員選拔和訓練標準——讓每一個新黨員都善于跟群眾打交道同時能夠對上保持批判意識。這意味著著“黨建工作”轉交給“監事會”性質的機構來執行，這樣，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黨團員多數是“馴服工具”的現實。在這樣的政黨制度中間，可以一黨執政，但是，要徹底黨政脫鉤鉤：甚至可以由黨組織機構推薦官員任職，但是，只只要任職就自動與黨脫鉤鉤從而成為黨組織批判性的審視對象。在今天中國人力資源充裕的情況下，可以讓普通勞動者接受政治訓練的時間多于生產時間，這樣的訓練力度有可能在黨組織內部建設各個層級的多套“影子內閣”，影子內閣可以由下臺干部和積極分子等成分組成，這樣的監督力量就很接近于專業水平。從文革的實踐出發，這樣的黨組織建設可以超越西方選票民主的根本性問題——“消極無能的大眾”，這是《寡頭統治鐵律》一書中間最為沮喪的關節點，從而創造出一種“積極的有能力的精英民眾”，變無根的民主為有根的民主。僅僅在這一點上，文革的實踐超越了傳統政黨的限制，這個超越能夠提供多大的新政治空間，肯定可以給落實“人民制憲權”以更大的空間，但能夠達到什么程度，是否足以解決根本性的問題，這還不是書齋中間能夠想象或者演算出來的。

　　文革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要解決那些問題，其實與人類在當權派“管治之下”的最后解放這個命題等價。看起來是要走一小步，其實，與最后一步也相差不遠，制度建設所要超越的各種傳統之沉重恐怕超出最大膽的想象，為什么造反派受到當權派和保守派如此嚴酷的鎮壓?這只只是這個沉重傳統所表現出來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如此，戰略和策略、權宜之計和長遠之路都很難分開，以此而論，文革走過的路程離想要到達的目的地，還十分遙遠。但是，正確地提出問題，看清楚問題在社會現實中間所處的位置及其環境的各種糾葛，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不是嗎?有很多人對于文革期間的各種混亂、無序以及惡性政治競爭的無原則性，嘖有煩言，其實，正是這些混亂和人的私心，以及由私心推動的各種壞表現，才真正地構成現實世界的結構性矛盾和糾結，只只有把這所有的問題和困難都考慮到了，設想推進新制度才算是建立在真正的現實基礎之上的，如果遇到困難推進不下去，顯然是因為現實中間還存在沒有克客服的困難和障礙，這比凌空蹈虛地設計新制度要靠譜得多。

　　五、黨閥與學閥相結合及其意識形態后果

　　據說，劉少奇曾經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并對此懷有信心，但是，到目前為止，文革史仍然是權貴和馬屁文人用顛倒黑白的謊言寫成的，《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中間把這兩群人蔑稱為“黨閥”和“學閥”。針對這樣今天主流的文革史現狀，假如劉本人真的像宣傳所言對歷史評價懷有信心的話，今天的人們結合事實來解讀，恐怕會認為這是對黨閥加學閥的信心，而不是對人民有什么信心。

　　官學兩界通過編造謠言來書寫文革史的努力，一開始就面臨著著知情者過多而且難于封口的困境。從前有個說法：說文化大革命是人類靈魂的照妖鏡，今天低調一點，至少可以說，文革是一個精英階層丑惡靈魂的放大鏡，讓人們更加清晰地看到精英階層的斑斑劣跡，這個放大鏡至今仍然在起作用。這個放大鏡就“假架設”在數以億記的文革知情者和官學兩界偽史編撰者之間。除了捏造歷史事實之外，為了讓他們的謊言顯得很有學問，還放肆地修改和歪曲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發展生產力”、“效率優先”，結果就像文革曾經預言的那樣：修正馬克思主義成為官學兩界的主要理論手法。復辟勢力的主要手法必然是“修正主義”，這是一個他們回避不了的表演特征。正是在這樣的對照中間，人們能夠輕易識別：到底有沒有《五一六通知》附件所說的“黨閥”和“學閥”，有沒有《十六條》所說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

　　文化大革命作為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群眾性政治運動，目的是為了防止“黨變修”、“國變色”，提醒人們注意“反對修正主義”。無論文革最后的成敗如何，但是，文革的必要性始終是與是否存在修正主義和復辟勢力來檢驗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修正主義和復辟勢力，文革的必要性就不存在，反過來，文革就有其必要性。

　　一九八〇年代組織人馬論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說公有制社會里頭不存在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共產黨官場里頭絕對沒有走資派，知識分子還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打總一句話就是：在公有制社會里面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階層沒有獨立于勞動階級的特殊利益，更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復辟力量。而對照文革的指導性檔文件“十六條”就不是這樣看的，，第一條就開宗明義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句子中間潛在地指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復辟勢力及其活動領域，指出由：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兩個群體構成了公有制社會的復辟勢力，而這兩個群體所掌控的意識形態以及教育和文藝等領域，都潛在地發展著著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趨勢。

　　就文革的政治實踐而言，文革是不是有必要性，關鍵還不在于毛澤東思想是否具有預見性和前瞻性，最終還是要由文革的對象自身通過自己的政治實踐來回答和檢驗。在文革的實踐中間，由從前的勞動者(工人、農民)和受教育者(青年學生)組成的有組織批判力量，對復辟勢力的兩個組成部分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揭露，正是在這種批判和揭露過程中間，復辟勢力采取了相應的系列政治行動，正是通過這系列政治行動檢驗出復辟勢力自身的屬性，經過文革之后，老百姓發現這幫子當權派果然不是好人。換句話說，只只有通過被看做文革對象的“復辟勢力”自身的政治實踐，才能夠從根本上檢驗他們是一群什么樣的人，讓人們看到這兩群人與修正主義和復辟勢力的關系，進而得出文革是否必要的結論。這樣的檢驗過程，其實比通常的理論論證和思想方法，能夠更為有力地揭示出人世間的真理。

　　文革期間的小學語文課本說：“修正主義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就湖北文革前后的歷史演變而言：文革初期省市委領著著各單位黨委把群眾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夏天軍隊支持“百萬雄師”武力屠殺造反派、一九六九—九七三年軍隊干部結合黨政干部和保守派以“逼供信”手段制造五一六冤案、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揭批查運動全國鎮壓群眾和干部上千萬人，這些行為如果不算“法西斯”又能算什么?改革三十多年來，工人、農民成了弱勢群體，不是吃二遍苦是什么?如果說當初那個預言有什么不足的話，顯然那個預言大大低估了統治階級排斥線，只是預計到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會受到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是沒有預計到今天中國絕大多數的“小資白領”也和工人農民一樣，處于極端弱勢地位;沒有預計到中國新形成的統治階級沒有局限于僅僅排斥底層的工人農民，而，今天的統治階級是把排斥線線大大提高，囊括了到社會結構的中上層。從文革之后的社會轉型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催生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新同盟，這個新同盟不再是文革當中當權派和保守派的結合，而是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政治同盟，他們主導了徹底否定文革并推動了改革。這樣一次巨大的社會轉型按照文革的語言內涵和邏輯確實就是資本主義復辟，與這個復辟過程緊密相關的是：三十多年來一個由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資本精英組成的龐大統治階級被再造出來并盤踞于整個社會之上。

　　在一定程度上，文革與后來的歷史形成鮮明的對照，加深了新形成的統治階級的自我辯護的難度。權力和財富在少數人向少數人手上積聚的同時，其不道德和不公正的外觀更為清晰地暴露在公眾的視野里，無法掩蓋。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產生過如此強大、掌握如此巨大權力資本和思想武器的統治階級，他們的權力對于整個社會的滲透至深，但是得到的民眾認同度卻卻極低，以至于如此強大的統治階級自己都開始擔心“仇官”“仇富”心態了，甚至。據說已經有高官推薦閱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擔心翻盤發生社會革命導致整體翻盤。

　　就較長的歷史階段而言，文革是一個歷史的加速器，把許多變化高度濃縮在一個很短的時間段里面，許許多多的親歷者能夠身臨其境去體驗和體會，并得出自身的認識。張老師的一生，經歷過一九四九年革命后的社會轉型，又經歷過一九七八年至今的一百八十度轉折，從個人的經驗和體會當中，對很多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命題有著著深刻體認——例如所謂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精神的兼容性問題，這是一份結合經驗實際的理性認識，比那些坐在學院里頭生造的高妙理論更靠譜。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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