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捷：斯大林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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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個藝術部門中，斯大林特別重視電影。在他的支持和具體領導下，蘇聯(lián)電影事業(yè)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涌現(xiàn)出了一批杰出的電影導演和演員，拍攝出了許多思想性強而又藝術性高的影片，其中不乏傳世之作。這使得蘇聯(lián)在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上走在世界的前列。下面簡要地敘述一下蘇聯(lián)電影發(fā)展的歷史，具體地講一下斯大林領導電影事業(yè)的情況和為發(fā)展電影事業(yè)采取的各種措施以及他對一些代表性的影片的評論。

　　一

　　在如何看待電影方面，斯大林是和列寧完全一致的。列寧曾與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盧那察爾斯基有過一次關于電影問題的長談。他說：“您在我們當中是以藝術的保護人著稱的，那么您應該牢牢記住，對于我們來說，一切藝術部門中最最重要的便是電影。”[①]他在國內(nèi)戰(zhàn)爭正在進行的緊張時刻就著手抓電影。1919年8月27日，以他為首的人民委員會作出了蘇維埃俄羅斯電影事業(yè)國有化的決定。后來8月27日這一天就定為蘇聯(lián)電影節(jié)。列寧在與盧那察爾斯基的談話中希望能攝制出滲透共產(chǎn)主義思想、反映蘇維埃現(xiàn)實的新片，但應該從新聞紀錄片開始。他表示要盡力增加電影局的經(jīng)費。在國內(nèi)戰(zhàn)爭期間，除了拍攝了一些古典文學作品改編的影片外，主要攝制了一批所謂的“宣傳鼓動片”，受到了觀眾的歡迎。

　　國內(nèi)戰(zhàn)爭結束后，由于要集中精力抓恢復遭到嚴重破壞的經(jīng)濟的工作，對發(fā)展電影事業(yè)一時重視不夠。因此1924年召開的俄共(布)十三大作出了必須加強黨對電影的領導的決議。斯大林在會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中也特別指出：“電影方面的情況不好。電影業(yè)是進行群眾性宣傳的最重要的工具。任務在于掌握這個事業(yè)。”[②]由于領導重視，措施得力，情況很快發(fā)生了改變。1924年到1925年攝制的影片的數(shù)量明顯增加，出現(xiàn)了愛森斯坦導演的《戰(zhàn)艦波將金號》(1925)和普多夫金導演的《母親》(1926)等著名影片，前者反映了俄國1905年的革命，后者根據(jù)高爾基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這兩部影片成為蘇聯(lián)電影的經(jīng)典之作。到三十年代初，電影技術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掌握了電影的配音技術，1931年出現(xiàn)了首部有聲電影，這就是埃克拍攝的《生活通行證》。而首部彩色電影《夜鶯曲》則于1936年才問世。有聲電影剛出現(xiàn)時，由于技術尚不完善，問題較多，電影界對是否采用新技術一度有不同意見。斯大林看了后，贊成發(fā)展有聲電影。

　　現(xiàn)在回過頭來說一下1927年12月3日斯大林在聯(lián)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有關無線電和電影的一段話。他說：“最后，還有這樣一些負數(shù)，如預算中的燒酒項目、對外貿(mào)易發(fā)展速度非常緩慢、后備資金不足。我認為可以開始逐漸減少燒酒的釀造，開辟無線電和電影這樣的收入源泉來代替燒酒的收入。”[③]他是在講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速度時說這段話的，提出應發(fā)展無線電和電影，以電影的票房收入來頂替釀造燒酒的收入。這似乎是從發(fā)揮電影的經(jīng)濟效益、而不是發(fā)揮它進行宣傳教育的政治作用出發(fā)的，也就是說，把經(jīng)濟效益放在第一位。這恐怕不是斯大林的本意。他大概想說在發(fā)揮政治作用的前提下，有利用它的經(jīng)濟效益的可能。后來在他關于電影的講話和指示中以及在中央的有關決議中似乎沒有再提電影和燒酒的問題。

　　1932年聯(lián)共(布)中央通過了《關于蘇聯(lián)電影業(yè)》的決議。決議提出改組電影工業(yè)，加強它的技術基礎，提高影片產(chǎn)品的質(zhì)量，保證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在這一藝術領域的勝利。決議說道：“電影應當以高質(zhì)量的藝術典范作品表現(xiàn)爭取社會主義的英勇斗爭和這個社會主義斗爭和建設中的英雄人物，反映無產(chǎn)階級及其政黨和工會的歷史道路，反映工人的生活和國內(nèi)戰(zhàn)爭的歷史，它應當為動員勞動人民奮起加強蘇聯(lián)的國防能力的目標服務。”這個決議在提出加強電影工業(yè)的技術基礎、提高影片質(zhì)量的同時，特別強調(diào)影片的思想政治內(nèi)容及其社會效果。

　　1934年7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日丹諾夫、奧爾忠尼啟澤、葉努基澤等人與電影總局局長舒米亞茨基一邊看電影，一邊進行交談。交談中斯大林問舒米亞茨基，要使他領導的工作更好地開展起來和真正地推向前進需要什么，具體地說，需要多少資金，進口什么產(chǎn)品，建設什么樣的工廠，給什么樣的設備等等。斯大林特別指出，電影部門應有自己的工廠，除了生產(chǎn)器械的工廠外，還應該有生產(chǎn)膠片以及其他電影器材和照相器材的工廠，還有印刷廠。他說，在這些方面我們可以幫助你，需要的資金、設備、紙張等，由我們提供。他要求舒米亞茨基提供所需物資的詳細清單。舒米亞茨基提出需要人力的支援，斯大林說，既然我們要發(fā)展你們的產(chǎn)業(yè)，提供人力也不成問題。總之，斯大林答應為建立獨立的電影業(yè)提供所必需的一切。

　　在蘇聯(lián)電影業(yè)十五周年紀念之際，斯大林給舒米亞茨基寫了祝賀信。信中寫道：

　　“蘇維埃政權所掌握的電影是一種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

　　“電影具有從精神上影響群眾的特別巨大的可能性，它幫助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勞動者，組織群眾為社會主義而斗爭，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戰(zhàn)斗力。

　　“蘇維埃政權期望你們獲得新的成就，拍攝出新的影片，它們要像影片《恰巴耶夫》(舊譯《夏伯陽》。——引者注)那樣歌頌為蘇聯(lián)工農(nóng)政權而斗爭的偉大歷史事件，動員人們?nèi)ネ瓿尚碌娜蝿眨谷藗兗认氲缴鐣髁x建設中的成就又想到其中的困難。

　　“蘇維埃政權期望你們讓你們的大師勇敢地深入到電影這一‘最重要’(列寧語)和最具有群眾性的藝術的新領域中去。”[④]

　　斯大林在他的信中強調(diào)電影的教育作用，說它能幫助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教育勞動者，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戰(zhàn)斗力。同時他指出電影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這大概是由于電影溶視覺形象和聽覺形象于一體，生動活潑，為群眾喜聞樂見，而且覆蓋面廣的緣故。斯大林在講到蘇聯(lián)電影取得的新的成就時，特別提到瓦西里耶夫兄弟執(zhí)導拍攝的《恰巴耶夫》。這部影片是根據(jù)著名作家富爾曼諾夫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反映了國內(nèi)戰(zhàn)爭時期傳奇式的英雄人物恰巴耶夫的英雄事跡。放映后在群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成為蘇聯(lián)電影發(fā)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差不多與這部影片同時攝制的亞歷山大羅夫執(zhí)導的《快樂的小伙子》也受到了觀眾的歡迎。

　　在這之后開展的肅反運動波及到了電影界。電影總局局長舒米亞茨基被清洗，一些電影導演也受到牽連。創(chuàng)作人員的思想情緒發(fā)生了一些變化。與此同時，上面進一步加強了對電影創(chuàng)作的檢查和控制。所有這些不能不對電影創(chuàng)作產(chǎn)生消極的影響。盡管如此，這一時期仍然出現(xiàn)了諸如格拉西莫夫導演的《七勇士》(1935)、吉甘導演的《我們來自喀瑯施塔德》(1936)、扎爾哈依和赫依費茨導演的《波羅的海代表》(1937)和《政府委員》(1939)、羅姆導演的《列寧在十月》(1937)和《列寧在1918》(1939)、艾爾姆列爾導演的《偉大的公民》(1938～1939)、杜甫仁科導演的《肖爾斯》(1939)等較好的影片，受到了觀眾的重視和歡迎。

　　1940年7月13日，著名導演和編劇特拉烏貝格、羅姆、卡普列爾、謝爾蓋·瓦西里耶夫、埃爾姆列爾、亞歷山大羅夫等人上書斯大林反映電影界存在的各種問題，請求斯大林幫助解決。信中說：“我們對電影藝術的狀況感到非常不安。一年只出三四部好影片。其余的一切全部內(nèi)容貧乏、單調(diào)、枯燥乏味，有時平淡和顯得庸俗。

　　“從技術上說，所有影片毫無例外地處于特別低的水平上。放映的片子和拷貝質(zhì)量如此之差，使得人們看到的這些影片完全像是廢品。

　　“電影已從最年輕的、戰(zhàn)斗的、最充滿激情的和快樂的藝術變?yōu)榛疑摹⑺朗貤l條框框的東西。電影這個黨手中除報刊外最銳利的工具沒有完成它對國家承擔的任務。”[⑤]

　　信中接著講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共講了六個原因，其中包括不進行自我批評和電影領導對自己的干部不信任;電影藝術的主要環(huán)節(jié)編劇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tài)，絕大多數(shù)用來拍攝影片的電影劇本質(zhì)量很差;這些原因使電影導演很難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電影技術極其落后;電影部門領導的組織系統(tǒng)建立在完全混淆藝術問題和電影工業(yè)問題的基礎上;蘇聯(lián)電影的領導人與藝術家的關系已達到了令人不可忍受的極限，使得創(chuàng)作人員不再尊重自己的領導和信任他們。

　　寫信的電影工作者在信的末尾請求斯大林進行干預，并且提出，如果有可能的話，希望斯大林能夠接見他們，與他們談一談電影方面的事，說“這對發(fā)展蘇聯(lián)電影藝術將會起決定性的作用”。[⑥]

　　寫信的人對電影界的現(xiàn)狀和存在的問題似乎看得比較嚴重。首先他們認為每年只拍攝三四部好影片，其余的都是不合格的產(chǎn)品，問題就很大。其實他們沒有考慮到電影創(chuàng)作像文學創(chuàng)作一樣，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chǎn)，不能要求生產(chǎn)出來的每一部影片都是合乎統(tǒng)一規(guī)格的合格產(chǎn)品，在它的產(chǎn)品中優(yōu)秀作品通常只占小部分，免不了有不少平庸之作出現(xiàn)。信中說每年只有三四部好作品，其實這已經(jīng)不錯了。所以信中提出的要求似乎過高，有些不切合實際。

　　關于說到技術比較落后，這恐怕是事實。上面說過，斯大林在1934年曾答應撥款建設工廠和購置設備，對電影進行技術改造。大概由于電影領導機構改組以及人事更迭(如上所說，電影總局局長舒米亞茨基遭到了清洗)，可能還有其他原因，當時決定采取的措施沒有完全落實，電影業(yè)的技術落后狀態(tài)自然沒有解決。至于說到電影界的領導和群眾的關系問題，可能新任的電影委員會主席博爾沙科夫與電影界人士的關系尚未完全協(xié)調(diào)好。這些問題自然需要解決。

　　電影界人士的這封信通過斯大林的助手波斯克廖貝舍夫交到了斯大林手里。斯大林讀完信后把它退回給波斯克廖貝舍夫，這樣說道：因為工作太忙，不能接見這些電影界人士，但是幫助是需要的。他委托波斯克廖貝舍夫與米高揚(當時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外貿(mào)人民委員)和博爾沙科夫聯(lián)系，要他們準備一個向國外采購電影技術設備和器材的建議和參加審查新影片的人員的名單供政治局討論。1940年8月22日政治局批準了審查委員的名單(包括安德烈耶夫、馬林科夫、維辛斯基，后來又增加日丹諾夫)，兩天后又通過了《關于為電影委員會進口電影器材和設備》的決議，責成外貿(mào)人民委員部在三四個月內(nèi)向德國、美國和瑞士訂購總值為三百六十五萬四千八百盧布的電影器材和設備。由此可見，盡管斯大林沒有接見寫信的電影界人士，但是對他們提出的要求還是比較重視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正式成立了電影審查委員會，負責對新影片的審查。不過電影業(yè)內(nèi)人士都知道，最后的決定權掌握在斯大林手里。因此當他們要拍攝新影片或影片攝制完成后需要取得公映的許可時，仍然求助于斯大林。有這樣一件事可以說明這一點。愛森斯坦想要根據(jù)舍依寧的劇本《貝利斯案件》拍攝一部名叫《帝國的威望》的影片。劇中的貝利斯是基輔一個磚廠的營業(yè)員，猶太人，1911年被誣告殺害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兒童，沙皇政府為了加緊推行沙文主義和反猶太人的政策，直接施加壓力，要求判刑，但是最后法院仍然宣告貝利斯無罪。當時此事曾引起較大反響。這個涉及民族問題的題材比較敏感，電影審查委員會不敢做主，要愛森斯坦和舍依寧請示中央。于是兩人直接給斯大林寫信。斯大林把信交給日丹諾夫處理，要日丹諾夫會見愛森斯坦和舍依寧，傳達他認為此影片不宜拍攝的意見，建議他們寫一個關于伊萬雷帝的電影腳本。

　　從三十年代下半期起，為了加強對群眾的愛國主義教育，培養(yǎng)他們的民族自豪感，斯大林要求文藝界發(fā)掘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反映重要歷史事件和表現(xiàn)杰出歷史人物的作品。在他的鼓勵和支持下，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些歷史題材的影片，例如彼得羅夫導演的《彼得大帝》(1937～1938)和《庫圖佐夫》(1944)、愛森斯坦導演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1938)、普多夫金導演的《米寧和波扎爾斯基》(1939)和《蘇沃洛夫》(1940)等等。斯大林建議愛森斯坦拍攝的《伊萬雷帝》第1集到1945年才與觀眾見面。

　　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蘇聯(lián)電影業(yè)似乎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攝制的影片有所減少。值得注意的有培利耶夫導演的《區(qū)委書記》(1942)、萊茲曼導演的《瑪申卡》(1942)、艾爾姆列爾導演的《她保衛(wèi)祖國》(1943)、阿倫斯坦導演的《卓婭》(1945)等，此外還有幾部剛才提到過的歷史題材的片子。不過斯大林仍注視著影片的創(chuàng)作。例如1944年他發(fā)現(xiàn)烏克蘭編導杜甫仁科的電影小說《烈火中的烏克蘭》有宣揚民族主義的錯誤傾向，便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批判并在會上作了長篇發(fā)言。具體情況下面還要談到。

　　衛(wèi)國戰(zhàn)爭結束后，社會情緒與戰(zhàn)前相比，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文藝界思想變得比較活躍，這無疑是好現(xiàn)象。但是與此同時，文藝工作者當中自由主義思想有所抬頭，少數(shù)人出現(xiàn)了崇拜西方的情緒。加上西方在對蘇聯(lián)發(fā)動的“冷戰(zhàn)”中開始利用文藝作為重要的宣傳工具，鼓勵文藝界的親西方傾向，這使得情況變得比較復雜。斯大林發(fā)現(xiàn)問題后，發(fā)動了幾場批判運動，聯(lián)共(布)中央通過了幾項有關文藝問題的決議，力圖糾正錯誤傾向，把文藝引上健康發(fā)展的道路。首先，1946年9月8日聯(lián)共(布)中央組織局召開了討論會。這次會議有兩項議程：第一項議程是討論《星》和《列寧格勒》兩雜志以及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兩作家的問題，第二項議程則是討論魯考夫導演的影片《燦爛的生活》。會后聯(lián)共(布)中央先后分別作出了《關于〈星〉和〈列寧格勒〉兩雜志》和《關于影片〈燦爛的生活〉》的決議，對兩雜志和影片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此外，還作出了《關于劇場上演節(jié)目及其改進辦法》的決議。1948年2月10日又作出了《關于穆拉杰里的歌劇〈偉大的友誼〉》的決議。當時有些做法顯得有些過頭，從而產(chǎn)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是總的說來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這里要專門說一說對影片《燦爛的生活》的批判和聯(lián)共(布)中央就這部影片作出的決議。影片的第1集曾受到好評，受批判的是影片的第2集。斯大林在會上講話時指出：“那里(指在影片里。——引者)描寫的當然不是燦爛的生活。其中的一切都是為了引起要求不高的觀眾的興趣……也稍稍描寫了一些頓巴斯的恢復，不過這部取材于頓巴斯恢復的影片里恢復過程只占八分之一，而且采取不嚴肅的和令人發(fā)笑的形式。”他指責影片制作者生活在優(yōu)秀工人和英雄人物中間而沒有很好地表現(xiàn)他們，批評影片歪曲頓巴斯礦區(qū)的恢復工作，把它描寫成以過時的技術和陳舊的工作方式來實現(xiàn)的。[⑦]總之，他認為影片沒有反映生活真實。他認為影片拍成這樣，很難進行修改。這樣四百八十萬盧布就白白丟掉了。聯(lián)共(布)中央的決議是根據(jù)斯大林講話的精神作出的。這是中央唯一的一項就一部影片作出的決議。決議指出，影片對頓巴斯礦區(qū)恢復情況的描寫十分錯誤，它鼓吹的是落后、無文化和愚昧;影片中對蘇聯(lián)人的描寫也是錯誤的，歪曲的。決議同時指出，這部影片的藝術水平也是經(jīng)不住批評的。此外決議還指出，除了《燦爛的生活》外，還拍攝了一些“失敗的和錯誤的影片”，例如愛森斯坦導演的《伊萬雷帝》第2集、普多夫金導演的《納西莫夫海軍上將》、科津采夫和特拉烏別爾格導演的《普通的人》。決議還對博利沙科夫領導的電影部及其下屬的藝術委員會的工作提出批評，最后決定《燦爛的生活》第2集禁止上演，建議電影部和電影委員會汲取必要的教訓，組織好藝術片的攝制工作，使今后不再有攝制此類影片的任何可能性。這是對這兩個部門今后的工作提出的要求。

　　大概在聯(lián)共(布)作出決議的前后，斯大林還召集了電影部部長博爾沙科夫以及電影界的著名人士談電影問題。他說，他想和他們商議一下如何進一步發(fā)展電影。接著指出，我們的電影的缺點與它仿效戲劇相聯(lián)系。從物質(zhì)上的花費以及電影的思想意義和對觀眾所起的作用來說，都不能這樣做。莫斯科藝術劇院排一出戲花費不超過一萬兩千盧布，而拍攝《攻克柏林》要花多少錢?這時一位在場的導演回答說：三千七百萬。這個數(shù)字可能有些夸大。上面提到過，拍《燦爛的生活》只花了四百八十萬，拍《攻克柏林》可能花費要大一些，但是差距不大可能有這么大。斯大林聽了后意味深長地沉默了一會兒，接著說，如果一出戲花了一萬兩千盧布后排得不能上演，花費不大;而如果一部影片拍得不成功，那損失就大了。從來都慷慨資助文學藝術的斯大林，這里算起了經(jīng)濟賬。不過他認為這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電影的思想影響大。他說，一出壞戲，即使它仍在舞臺上演出，十年內(nèi)觀眾最多只有四萬人。而一部電影幾個月就有一億兩千萬人能看到，壞影響將會很大。說到這里，斯大林停了停，似乎想讓在座的人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然后又說，他計算過，把一部電影放遍全國，要花一個月，這就是說，每年拍攝十二部電影就夠了，不必多拍。他強調(diào)說，所有影片應該方向正確，有明確的目的，如果做到這一點，就不會有思想上不正確的影片出現(xiàn)。這里斯大林特別強調(diào)了影片的思想性。最后他說：“為了在影片題材的選擇上不出現(xiàn)錯誤，為了不讓不需要的影片通過，我本人將審讀電影腳本。”[⑧]在這之前斯大林也讀過一些腳本和發(fā)表過意見，這時更進一步明確地提出電影腳本都應通過他的審讀和批準，以保證影片質(zhì)量，尤其是保證在思想傾向性方面不出問題。

　　1948年斯大林簽署了蘇聯(lián)部長會議《關于1948年生產(chǎn)藝術片、紀錄片和各類影片的計劃》的決議。決議首先指出：“蘇聯(lián)電影部存在著不顧質(zhì)量生產(chǎn)大量影片的錯誤方針，結果許多影片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不符合蘇聯(lián)觀眾的已提高了的要求。”決議要求蘇聯(lián)電影部及其藝術委員會負責“審查每一部藝術影片，包括：(1)文學腳本;(2)演員試鏡頭的材料;(3)已拍成的影片主要項目的材料;(4)攝制完成的影片”。藝術委員會在必要時應當審查“導演的腳本、布景和服裝的草樣、音樂總譜、在開拍前與演員的總排練”。[⑨]決議規(guī)定得比較具體和詳細，主觀上也許是為明確參加拍攝的人員的職責和調(diào)動他們的積極性。但在實行的過程中，由于規(guī)定得過嚴過細，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斯大林的上述談話以及部長會議的決議，對蘇聯(lián)電影業(yè)發(fā)展的影響是復雜的。一方面，它使電影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發(fā)展，使它不受當時出現(xiàn)的錯誤思潮的影響，保證了影片的較高的政治思想性，防止了宣揚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以及迎合低級趣味的影片出現(xiàn)。另一方面，由于限制過嚴，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電影工作者的手腳，使他們不能充分發(fā)揮藝術才能。在這之后，每年拍攝的影片大為減少，有時甚至一年不到十二部。戰(zhàn)后這幾年值得注意的影片有巴爾涅特導演的《偵察員的功勛》(1947)、羅姆導演的《俄羅斯問題》(1947)、斯托爾堡導演的《真正的人》(1948)、培利耶夫導演的《西伯利亞交響曲》(1948)、杜甫仁科導演的《米丘林》(1948)、奇阿烏列利導演的《宣誓》(1946)和《攻克柏林》(1949)等。

　　二

　　上面講了斯大林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重視電影和領導電影的情況以及他采取的方針政策和措施。下面講一講他對一些影片的具體看法。

　　斯大林喜歡看電影。看電影和看戲幾乎是他的全部業(yè)余愛好。他通常每月都要看三四部影片，有的片子看了不止一次，總計起來，看過的片子數(shù)量很多。起初，斯大林常到離克里姆林宮不遠的格涅茲德尼科夫斯基街電影委員會的放映廳看電影。在他來到前，通常要采取各種保證他人身安全的措施，而且他還要帶著大批隨從人員前來，有許多不便。1932年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達·阿利盧耶娃自殺后，在大克里姆林宮二層開辟一個專門的電影放映廳。這樣就方便多了。有時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們開完會或在斯大林住處會餐后，就到這里來看電影。因此通常是在晚上才看的，要一直看到深夜。有時斯大林也帶孩子前來。放映的片子則主要由電影局安排。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曾這樣回憶道：“這些年月父親也常帶我去看戲和看電影……可是最好看的是電影。這時在克里姆林宮里面原冬季花園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的電影廳;從這里有個過廳通往舊宮。午飯后，也就是晚上九點我們?nèi)タ措娪啊．斎贿@對我是太晚了，于是我就死活懇求要去，以至于父親無法拒絕我，總是把我拉到前面大笑著說：‘好吧，領我們走吧，領我們走吧!小主人，沒有人帶路我們會走錯的!’于是我就走在這大隊人馬的前面，朝著那一個人也沒有的克里姆林宮的另一端走去。我們后面，一隊裝甲的專用汽車慢慢地爬行，再后面是無數(shù)的警衛(wèi)人員……通常要看兩部或更多的片子，看完電影是夜里兩點鐘，被送回家去睡覺，因為我早晨七點鐘就得起床，然后上學去。

　　“我的家庭女教師麗吉婭非常生氣，要求我拒絕在那么晚的時候去看電影;難道我可能拒絕嗎?有多少好片子在克里姆林宮的小銀幕上放映呀!《夏伯陽》、《馬克辛三部曲》、《彼得大帝》、《馬戲團》和《伏爾加啊!伏爾加!》等蘇聯(lián)最優(yōu)秀的影片的第一個鏡頭都是在克里姆林宮的電影廳出現(xiàn)的。”[⑩]

　　放映的片子是電影總局送的，都是較好的片子。在開頭，斯大林和他的同事們看了后，通常稱贊幾句，就算批準了，可以公映了。有時對某些影片的個別情節(jié)和鏡頭有意見，只是指了指，也就過去了，這并不影響片子和編劇的命運。也就是說，開頭這些領導人看電影不完全是審查片子，還帶有某種娛樂的成分。后來逐漸變成主要是審查片子，有的片子受到肯定和贊揚，順利通過;但也有一些片子被認為有問題，需要修改，甚至推倒重來。而審查者前后看電影的心態(tài)也發(fā)生一些變化。如果說開頭看電影還帶有某種娛樂的成分，在觀看的過程中還表現(xiàn)出個人的愛好和審美趣味的話，那么到后來主要根據(jù)影片的思想政治傾向和可能產(chǎn)生的社會效果來評判了。

　　斯大林對他看過的不少影片表示過態(tài)度和發(fā)表過評論。有時只是鼓掌，有時發(fā)出一聲呼喊，有時則發(fā)表三言兩語的評論;但也有對一部影片寫信提出意見和在討論會上發(fā)表長篇大論的講話的時候。現(xiàn)在保存下來的材料一是他的書信和講話記錄，這些材料比較可信;再就是電影界與他有過接觸的著名人士的回憶，這些材料只能作參考。斯大林對電影的評論的總的趨勢是：三十年代比較寬松，對佳作表示肯定，對有缺點的影片只是指出缺點和要求修改，但并不禁止放映。四十年代后控制得愈來愈嚴，對他認為有嚴重缺陷的片子進行毫不留情的批評，甚至禁止上演。由于斯大林評論過的電影數(shù)量不少，下面就擇要講他對幾部有代表性的片子的評論

　　二十年代斯大林對幾部電影的看法和評論這里就不講了，就從他對瓦西里耶夫兄弟導演的《恰巴耶夫》的評論講起。上面提到過，他在蘇聯(lián)電影業(yè)十五周年時給電影總局局長舒米亞茨基的信中把它作為樣板影片加以肯定。恰巴耶夫是國內(nèi)戰(zhàn)爭時期紅軍的師長，一位傳奇式的英雄人物。影片表現(xiàn)他的英雄事跡，把革命斗爭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作為主題，因而首先在題材上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影片導演采取的主要是現(xiàn)實主義的寫實的手法，日常生活和軍事行動方面的細節(jié)沒有失實的地方，這也是受到斯大林高度贊揚的一個原因。影片公映后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社會效果是好的，這就更使斯大林深信電影藝術的思想教育作用。于是他萌發(fā)了再拍一部這樣的影片的想法。最后決定拍一部關于“烏克蘭的恰巴耶夫”——尼古拉·肖爾斯的電影，拍攝這部電影的重任便落到了烏克蘭著名導演杜甫仁科的肩上。

　　杜甫仁科二十年代就已成名。他導演的《軍械庫》(1928)、《土地》)1930)、《伊萬》(1932)等影片，受到了觀眾的歡迎。這位導演由于在發(fā)展電影事業(yè)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績，被授予列寧勛章。據(jù)說在授勛儀式上，斯大林說了一句：“他有拍攝《烏克蘭的恰巴耶夫》的義務。”這實際上是給他下了命令。不過斯大林也覺得命令一位導演拍片子的做法不甚合適，便專門會見杜甫仁科，向他作了解釋，請他不要客氣，說如果他另有計劃，那就照他自己的計劃去做。杜甫仁科則認為指定他拍這部電影，是領袖對他的莫大信任，自然盡力而為。

　　1936年影片攝制完成。斯大林看了試映后不甚滿意，便給舒米亞茨基寫了這樣一封信，全文如下：

　　“舒米亞茨基同志!

　　“(1)肖爾斯過于粗暴和缺少文化。應當恢復肖爾斯的本來面目。

　　“(2)鮑仁科不完全成功。看來與肖爾斯相比，作者更多地同情鮑仁科。

　　“(3)未見肖爾斯的指揮部。為什么?

　　“(4)肖爾斯不可能沒有軍事法庭，如果有，他就不會為了一點小事(為了鼻煙壺)親手槍斃戰(zhàn)士。

　　“(5)肖爾斯看起來要比恰巴耶夫更缺少文化和更加粗暴。這是不真實的。

　　И.斯大林”[11]

　　影片經(jīng)過反復修改，到1939年才拍攝完成，前后用了四年時間。經(jīng)過修改后的片子比較符合實際，感情真摯，有藝術分量。不過它與《恰巴耶夫》比較，仍顯得比較差些。這也是很自然的，一是因為反映的人物及其事跡有所不同，二是因為藝術貴于創(chuàng)新，按照某種樣板創(chuàng)作的作品，很難能達到樣板水平，更談不上超越了。斯大林看了可能也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但是不便把看法直說出來。有人認為他是“迫不得已”肯定這部影片的。據(jù)說在看了試映后他把杜甫仁科請去，兩人一起進行長時間的散步和交談，以此表示信任和感謝。這部影片不久獲得了斯大林獎金一等獎。

　　通常斯大林看重的是用寫實的筆法忠實反映現(xiàn)實的作品，對電影也是如此。因此他所肯定的通常是具有現(xiàn)實主義風格的優(yōu)秀影片。不過他也并不排斥具有革命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上面提到過的杜甫仁科拍攝的影片《軍械庫》就具有浪漫主義色彩。據(jù)說這部影片在1928年11月聯(lián)共(布)中央全會上放映后，斯大林稱贊這是“真正的革命浪漫主義”。斯大林特別重視忠實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嚴肅的作品，可是也不完全否定喜劇的創(chuàng)作。例如他對亞歷山大羅夫的喜劇就比較喜歡。這位導演的音樂喜劇片《快樂的人們》(1934)放映后，曾受到報刊的批評。亞歷山大羅夫就設法讓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們看這部片子。據(jù)說斯大林在看完后說了一句：“好!我好像休了一個月的假。”意思是說，看完這部電影后，身心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也就是說，他認為這種主要起娛樂作用的喜劇片還是需要的。不過他仍認為文學藝術作品主要地應發(fā)揮思想教育作用，因此娛樂性應有一定限度。1940年，當烏克蘭著名劇作家柯涅楚克的帶有濃厚喜劇色彩的劇本《在烏克蘭草原上》受到批評時，斯大林便給他寫信，信中說道：

　　“讀了您的《在烏克蘭草原上》。寫得很好。藝術上是完整的，快樂和非常快樂的。我只是擔心，它過于快樂，有這樣的危險，喜劇中的過分快樂可能吸引讀者和觀眾的注意力，使他們離開劇本的內(nèi)容。”[12]

　　由此可見，斯大林并不主張創(chuàng)作單純供讀者和觀眾取樂的作品。在他看來，一部好的作品可以有喜劇的成分，但是應該適度，不能讓讀者和觀眾只顧取樂，使他們看不見其中的思想政治內(nèi)容，從而受不到教育。也就是說，一部作品應該“寓教于樂”，使讀者和觀眾在娛樂的同時，也受到思想政治方面的某種啟示。

　　1937年，在十月革命二十周年之前，導演羅姆趕拍出了《列寧在十月》。預映于11月6日的慶祝晚會上舉行。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都出席觀看。由于拍得匆忙，技術上存在很多問題。羅姆在陪看時提心吊膽，生怕影片通不過。但是根據(jù)他回憶，放映完畢后，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都站在那里鼓掌。羅姆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認為今天夜里可以好好睡一覺了。可是三個鐘頭后他被叫醒了。舒米亞茨基派車來接他去商談影片的事。他對羅姆說，今天斯大林看了電影后要他轉告羅姆，如果影片像現(xiàn)在那樣，沒有逮捕臨時政府成員和攻打冬宮的鏡頭，那么俄國資產(chǎn)階級政府的覆滅仍顯得不夠突出。需要補拍攻打冬宮和逮捕臨時政府的場面。羅姆問，如何補拍，什么時候補拍?要知道影片已經(jīng)上映了。舒米亞茨基回答說，一個鐘頭前已經(jīng)電話通知各地停止放映。于是羅姆問，需要在什么時候補拍完畢?舒米亞茨基轉達斯大林的話說，紀念日過去了，需要多少時間就用多少時間。但是羅姆知道，此事不宜拖延，便晝夜奮戰(zhàn)，用一個月的時間就補拍完了。補拍后的影片以列寧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宣布工農(nóng)革命勝利完成而告結束。確實作這樣的修改和補充是完全必要的，它深化了影片的主題，并使得它更加符合歷史真實。

　　兩年后，羅姆又拍攝了《列寧在1918》。影片描寫的國內(nèi)戰(zhàn)爭時期。在克里姆林宮里，列寧和他的戰(zhàn)友斯大林為了使國家擺脫危機，緊張地工作著。列寧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見來自各地的請愿者。階級敵人不甘心失敗，策劃著各種陰謀，甚至采取暗殺列寧的行動。列寧遇刺受傷后，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休養(yǎng)，最后回到了工作崗位。影片著力表現(xiàn)了列寧與斯大林的親密關系。

　　羅姆導演的這兩部電影上映后受到了觀眾的歡迎，都獲得了斯大林獎金。不過羅姆在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在蘇共二十大后，思想發(fā)生了變化，開始批判斯大林。他刪除了這兩部影片中表現(xiàn)列寧與斯大林的關系的鏡頭。后來放映的已不完全是原來的樣子了。

　　再說一說1938至1939年埃爾姆列爾導演拍攝的影片《偉大的公民》(兩集)。影片主要主人公沙霍夫的原型是基洛夫，因此情節(jié)的基礎是基洛夫的生和死。故事發(fā)生在1925年到1934年間。影片表現(xiàn)了沙霍夫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斗爭。高潮是沙霍夫在先進工作者大會上和工廠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他的講話受到了群眾的擁護和黨中央代表的支持。結尾是沙霍夫被暗殺，蘇聯(lián)公民在他墳前宣誓說：“沙霍夫的事業(yè)將有人繼承，任何敵人逃脫不了懲罰。”

　　《偉大的公民》在開拍前，斯大林看了它的電影腳本，于1937年1月27日給舒米亞茨基寫信，提了意見。他肯定這個腳本“政治上是合乎要求的，文學上的優(yōu)點也是毫無疑問的”。不過他認為有以下錯誤：

　　“一、‘反對派’代表人物與中央代表相比，看起來年齡較大和黨齡較長。這不典型和不符合實際。實際上正好相反。

　　“二、熱里雅鮑夫的畫像需要去掉，因為季諾維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陣營的恐怖分子侏儒們與革命者熱里雅鮑夫沒有類似之處。

　　“三、提到斯大林的話應當去掉。應當用黨中央來代替斯大林。

　　“四、沙霍夫被暗殺不應成為全劇的中心和最高點，因為這樣或那樣的恐怖行動比不上審判皮達可夫-拉狄克的過程中揭露出來的事實。”

　　信中提到的熱里雅鮑夫是俄國民意黨的組織者和領袖。斯大林雖然不贊同民意黨人的觀點和做法，但是承認他們是革命者，認為熱里雅鮑夫與反對派的頭頭們是不同的，也不應把民意黨人的恐怖行動與反對派的恐怖行動混為一談。因此他要求去掉影片中熱里雅鮑夫的畫像。

　　信中接著寫道：

　　“應當把兩個綱領、兩個方針的斗爭作為劇本的中心和最高點：一個綱領主張讓社會主義在蘇聯(lián)取得勝利，消滅資本主義的所有殘余，爭取蘇聯(lián)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主張反法西斯主義和靠攏非法西斯主義國家，為反對法西斯主義國家、反對戰(zhàn)爭、奉行和平政策而斗爭;另一個綱領贊成資本主義在蘇聯(lián)復辟和縮小社會主義成就，反對蘇聯(lián)的獨立，贊成為迎合法西斯主義國家而分割蘇聯(lián)，主張靠近最強大的法西斯國家，出賣工人階級利益和損害非法西斯主義國家的利益，加劇戰(zhàn)爭危險和反對和平政策。

　　“應當作這樣的處理，使得托洛茨基分子與蘇聯(lián)政府之間的斗爭看起來不是兩個團伙之間的爭權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似乎一個團伙‘走了運’，另一個‘不走運’，這將是對現(xiàn)實的粗暴歪曲;應該寫成兩個綱領的斗爭，其中一個符合革命的利益并受到群眾的支持，而另一個綱領則與革命的利益相違背并為人民所唾棄。

　　“由此看來，劇本需要改寫，使得它的內(nèi)容更符合現(xiàn)代要求，能反映出審判皮達可夫-拉狄克中所揭示的全部基本內(nèi)容。”[13]

　　斯大林的意見主要有兩點。一是要求把沙霍夫與黨內(nèi)反對派的斗爭不寫成兩個團伙之間的爭權斗爭，而寫成兩個綱領、兩條路線的斗爭，是一場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斗爭。腳本如作這樣修改，就可把主題思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再就是斯大林要求不把沙霍夫的行動和他的被暗殺寫成這場斗爭的高潮，要求反映出開始在肅反運動中揭露出來的事實，因為這樣做能擴大影片的內(nèi)涵，使之更切合實際，從而增強影片的真實性。影片的創(chuàng)作人員根據(jù)斯大林的意見，認真修改了腳本，然后按照修改后的腳本進行了精心的拍攝。結果拍攝出來的影片既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又與全社會的政治氣氛和公眾的情緒相適應，并且在藝術上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公映后反應強烈。當然這部影片具有時代的局限性，后來曾受到批評。不過它畢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獨特的反映。

　　上面提到過，為了加強對電影的領導和控制，成立了電影審查委員會，同時加強了對具有錯誤傾向的電影的批評。1940年對根據(jù)阿夫杰延科的腳本拍攝的《生活的規(guī)律》的批判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這部影片的主要情節(jié)是：某醫(yī)學院的畢業(yè)生舉行告別晚會時，當?shù)毓睬鄨F州委書記特地前來參加，他在晚會上突然開始宣揚放縱的性生活，許多年輕人跟著起哄，大談低級色情的東西。于是晚會被攪亂，這時學院的團組織負責人站出來反對，制止了放縱行為，維護了共青團的聲譽。

　　影片未經(jīng)最高領導人觀看就放映了，受到了某些人的歡迎，報刊上出現(xiàn)了贊揚的文章。突然《真理報》發(fā)表題為《一部不真實的影片》的文章對它痛加批判。9月9日聯(lián)共(布)中央召開了關于這部影片問題的會議，斯大林在會上幾次發(fā)言，對影片提出了批評，把矛頭指向編劇阿夫杰延科，而沒有指向導演什托爾普和伊萬諾夫。他說道：“阿夫杰延科筆下的應該起來斗爭的人被寫成衣冠不整、相貌丑陋，他們簡單、灰色，——這樣的人怎么能打敗敵人?阿夫杰延科的整個錯誤在于他把一個自己人——布爾什維克——放到次要地位，缺乏描寫這個人的色彩。他那么細心地觀察敵人，對他們了解得那么清楚，甚至能從正反兩方面來進行描寫。對我們的現(xiàn)實卻沒有仔細觀察。很難相信——是不理解還是沒有發(fā)現(xiàn)?!”他還說，這部影片叫做《生活的規(guī)律》，為什么是規(guī)律，沒有解釋，實際上指的是作者所理解的愛情。他還指出，作者同情的是另一些人，無論如何不是布爾什維克。[14]由此看來，斯大林認為問題不在于寫反面人物，而在于作者把共青團的腐敗分子等反面人物放在主要地位，而且用同情的筆調(diào)寫他們，把他們寫得色彩鮮明，而起來與他們進行斗爭的正面人物則顯得形象暗淡，蒼白無力，很難設想這樣的人能在斗爭中居于上風，這就沒有反映現(xiàn)實生活，更談不上什么“生活的規(guī)律”。

　　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斯大林電影看得較少，但是仍然注視著電影界的思想動向和創(chuàng)作情況。特別是當他發(fā)現(xiàn)思想政治傾向有嚴重問題的作品時，就進行嚴肅的批評。他對杜甫仁科的電影小說《烈火中的烏克蘭》就是如此。上面說過，他原來器重杜甫仁科，重視他的創(chuàng)作，與他保持著信任和親密的關系。可是1944年1月當他發(fā)現(xiàn)杜甫仁科上述作品有嚴重的政治傾向性問題時，就不顧老朋友情面，在政治局會議發(fā)表長篇講話，毫不客氣地加以批判。他指責杜甫仁科在他的作品中沒有揭露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站在德國侵略者一邊為虎作倀的事實，同時指出，電影小說把烏克蘭歷史上主張與俄羅斯友好聯(lián)合的蓋特曼(統(tǒng)領)赫麥利尼茨基稱為“大壞蛋”和“烏克蘭人民有名的劊子手”，是“對真實的肆無忌憚的嘲弄”。最后他得出結論說，這部作品是“狹隘的、目光短淺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的綱領”。[15]

　　杜甫仁科在寫作這部作品時，戰(zhàn)爭正在進行，他沒有揭露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民族主義者投靠德國侵略者的行為，這確實是問題。恐怕問題還在于對赫麥利尼茨基的描寫上。這是一個復雜人物，他曾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不過他反對波蘭的統(tǒng)治，在實現(xiàn)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合并上起了很大作用，因而得到了蘇聯(lián)官方的肯定。1943年10月，蘇聯(lián)甚至設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勛章。電影小說作者把赫麥利尼茨基稱為“劊子手”，而沒有提到他對俄烏合并所作的貢獻，顯然在這個敏感的民族關系問題上沒有與中央保持一致，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烏克蘭人的民族主義和分立主義情緒。斯大林不顧友情對杜甫仁科提出嚴厲批評的怒火，大概主要是由此引起的。

　　上面提到過，從三十年代下半期起，斯大林鼓勵文藝界創(chuàng)作歷史題材的作品，他親自審讀電影腳本，提出修改意見;對攝制出的質(zhì)量高的電影進行獎勵。當他讀了《蘇沃洛夫》的腳本后，于1940年7月9日給電影委員會主席博爾沙科夫寫信指出其中的缺點，要求把蘇沃洛夫表現(xiàn)為軍事統(tǒng)帥，并在影片中揭示他的軍事戰(zhàn)略和策略的特點，特別強調(diào)出他對軍事紀律的重視。當時影片已經(jīng)開拍，導演普多夫金無法對腳本作重大修改，只接受了斯大林的部分意見。影片上映后，斯大林看了還比較滿意，沒有再提意見。最后授予它斯大林獎金一等獎。

　　如上所說，斯大林曾建議愛森斯坦制作一部關于伊萬雷帝的影片。他看了愛森斯坦寫的腳本后，覺得寫得不錯，于是影片就開拍了。當時正是戰(zhàn)爭時期，資金比較短缺，可是政府仍撥出足夠的錢拍這部電影。1944年第1集完成，斯大林觀看后比較滿意。本來按規(guī)定電影如果由兩集構成，只有全部完成后才能授予斯大林獎金，這次他下令破例給這部只完成一集的電影授獎。

　　接著愛森斯坦趕寫出第2集的腳本，與1946年呈交斯大林審閱。斯大林讀后很不滿意。在上述聯(lián)共(布)中央組織局于1946年8月9日召開的討論影片《燦爛的生活》的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它進行了批判。他說：“我不知道誰看過它——簡直令人厭惡!人完全脫離了歷史。把禁衛(wèi)軍描繪成最壞的壞蛋和敗類，描繪成美國三K黨之類的人。愛森斯坦不懂得禁衛(wèi)軍是進步的軍隊，伊萬雷帝依靠它把俄羅斯統(tǒng)一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反對那些想要分裂和削弱國家的封建王公。愛森斯坦對禁衛(wèi)軍采取的是舊的態(tài)度。舊的歷史學家對禁衛(wèi)軍采取粗暴否定的態(tài)度，因為他們像看待尼古拉二世的懲治行動一樣來看待伊萬雷帝的懲治行動，完全脫離了發(fā)生這些事的歷史環(huán)境。現(xiàn)在我們對禁衛(wèi)軍有另一種看法。當時分裂成為許多封建公國、即分成幾個國家的俄羅斯，如果不想再次受韃靼人壓迫的話，應當聯(lián)合起來。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愛森斯坦也是應該明白的。愛森斯坦不能不知道這一點，因為有相應的書籍，而他卻描繪一些敗類。伊萬雷帝是一個有堅強意志和個性的人，而愛森斯坦把他描繪成一個意志薄弱的哈姆雷特。這已是形式主義。形式主義對我們有什么用呢?——請您給我們展示歷史真實。學習要有耐心，而某些電影導演卻缺乏耐心，因此他們把一切都攪和在一起，制作了影片，說道：請你們‘吞下去’吧，——尤其是因為影片上有愛森斯坦的商標。應該如何教會人們認真負責地對待自己的職責以及觀眾和國家的利益呢?須知我們是要用真實、而不是通過歪曲真實來教育青年。”[16]

　　1947年2月26日，斯大林在就影片《伊萬雷帝》問題會見愛森斯坦等人時，再次講了他的看法。他為了肯定伊萬雷帝的進步作用，將其與別的歷史人物相比較。他說：“你們片子里的沙皇成了一個像哈姆雷特那樣優(yōu)柔寡斷的人。由所有的人暗示他應該干什么，而不是他自己作出決定……沙皇伊萬是偉大的和英明的統(tǒng)治者，如果把他與路易十一世進行比較的話(你們讀過關于為路易十四世奠定君主專制制度基礎的路易十一世的書嗎?)，那么伊萬雷帝與他有天壤之別。伊萬雷帝的英明之處在于他堅持民族的觀點，沒有讓外國人到自己的國家來，設法讓國家不受外國的影響。在表現(xiàn)伊萬雷帝的這一方面時，有偏離和不正確之處。彼得一世也是偉大的國君，但是他對外國人采取過于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大門敞開得太大，允許外國勢力進入國內(nèi)，允許俄羅斯德國化。葉卡捷琳娜進一步這樣做。再說，難道亞歷山大一世的宮廷是俄羅斯的宮廷?難道尼古拉一世的宮廷是俄羅斯的宮廷?不。這都是德國的宮廷。

　　“伊萬雷帝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措施是他第一個對外貿(mào)實行國家壟斷。伊萬雷帝是第一個實行的。列寧是第二個。”

　　斯大林接著又說：

　　“伊萬雷帝是非常殘酷的。可以表現(xiàn)他殘酷，但是需要指出為什么必須殘酷。

　　“伊萬雷帝的錯誤之一在于他沒有把五個大封建家族斬光殺絕。如果他消滅了這五個大貴族家族，那么就根本不會有后來的亂世。[17]而伊萬雷帝處死了一些人，后來長時間地懺悔和禱告。上帝在這件事情上妨礙了他……而需要做得更加堅決。”[18]

　　伊萬四世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位沙皇，他專制殘暴，因而史稱“伊萬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他在開拓俄羅斯疆土和鞏固中央集權的統(tǒng)一俄羅斯國家方面有一定的功績，起過一定的歷史進步作用。他不僅殘酷對待政敵，而且鎮(zhèn)壓過民眾起義，這也是事實。這是一個復雜的人物。斯大林贊賞伊萬雷帝，在講到他所起的歷史進步作用時，甚至把他置于彼得一世之上，這種看法值得商榷。就這樣，他給愛森斯坦上了一堂歷史課，沒有對腳本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伊萬雷帝》的第二集未能問世。

　　最后簡單地提一下奇阿烏列利導演的兩部影片：《宣誓》和《攻克柏林》。這兩部影片都有斯大林出場，表現(xiàn)了頌揚斯大林的主題。由于影片符合當時的政治潮流和社會情緒，因而曾受到歡迎。

　　以上講了斯大林對電影的重視和他對電影業(yè)的具體領導，還講了他對一些影片的評論。他一直把電影視為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盡一切可能大力發(fā)展電影事業(yè)。首先，他為發(fā)展蘇聯(lián)獨立的和強大的電影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他的領導下，蘇聯(lián)建成了許多大型的制片廠以及一系列與其配套和為其服務的工廠，為建設蘇聯(lián)獨立的電影業(yè)打下了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在他的具體指導下，各個制片廠拍攝了大量高質(zhì)量的影片，有的影片曾獲國內(nèi)和國際大獎，其中不乏傳世之作。在他的關心和幫助下，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電影藝術家，其中包括許多國內(nèi)外聞名的導演和演員。有的人在斯大林在世時就嶄露頭角，取得了不凡的藝術成就，而一些年輕人在他逝世后才大顯身手，使得蘇聯(lián)電影在幾十年內(nèi)一直保持著強勁的發(fā)展勢頭，而蘇聯(lián)一直躋身于世界電影大國和強國之列。

　　斯大林喜歡看電影，他對影片的要求很高。首先他十分重視影片的政治思想傾向性，要求影片正確反映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斗爭，具有教育意義，同時也要求影片達到較高的藝術水平。在他看來一部好影片能起巨大的教育作用，產(chǎn)生良好的政治影響;反之，拍一部壞影片不僅浪費大量人力物力，而且能對群眾起極壞的腐蝕作用。因此他要求對影片的質(zhì)量嚴格把關，建立了一整套審查制度，甚至親自出馬，審讀電影腳本或審看試映，最后作出決定。這就阻止了一些不合格產(chǎn)品的出現(xiàn)，防止了有問題的影片的流行，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有時忽視影片生產(chǎn)這種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特點，限制得過嚴過死，曾產(chǎn)生過一些消極作用。

　　總結斯大林領導電影事業(yè)的經(jīng)驗，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一是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電影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而不像在資本主義國家里那樣，只是賺取利潤的工具。電影業(yè)是事業(yè)而不是企業(yè)，它不能只以所謂票房價值來衡量其得失。它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yè)的一個重要部分。二是他認為電影業(yè)必須在無產(chǎn)階級領導下進行建設。無產(chǎn)階級政黨必須加強對電影業(yè)的領導，首先是嚴格審查產(chǎn)品的質(zhì)量，使電影產(chǎn)品真正起到教育廣大人民群眾的作用，防止思想政治上有錯誤、歪曲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宣揚低級趣味的影片毒害人民大眾。斯大林在這方面雖有時做得有些過頭，但大方向是正確的。

　　[①] 《列寧論文藝與美學(下)》，中文版，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632～1633頁。

　　[②]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1頁。

　　[③]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7頁。

　　[④]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頁。

　　[⑤] 《電影藝術》1993年第3期，第102頁。

　　[⑥] 《電影藝術》1993年第3期，第103頁。

　　[⑦] 見《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lián)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23頁。

　　[⑧] 《獨立報》2000年3月3日。

　　[⑨] 《電影藝術》1990年第1期，第97、98頁。

　　[⑩] H.阿利盧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161～162頁。

　　[11]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lián)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26頁。

　　[12]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lián)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209頁。

　　[13]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lián)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27～128頁。

　　[14]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lián)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202～203頁。

　　[15]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lián)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333、338、342頁。

　　[16]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lián)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22～423頁。

　　[17] 這里說的“亂世”(“Смута”)指俄羅斯歷史上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內(nèi)憂外患頻仍的時期。

　　[18]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lián)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33～4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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