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戰后德國經濟是在左和右，即主張國家干預和自由經濟，這兩股社會和政治勢力交互作用下發展起來的。前者主要由社民黨體現，后者由基民盟/社民盟主張。最初這兩股勢力形成了有效互補，使得德國社會和經濟進入高發展期，后來由于這兩股勢力彼此抗衡過度，失落了有效互補，社會體制失去活力，經濟和社會進入發展低迷期。如今，德國經濟一直掙扎在這樣的發展困境中。
關鍵詞：德國經濟 市場機制 國家調控 自主生活 社會福利
作者簡介：王涌(1961-)，男，華東理工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法蘭克福大學博士，上海200237
兩股勢力是指市場和調控。1949年5月24日生效的德國(西德)基本法第2、3、9、12、14條規定：國家在管理經濟方面必須有其邊界。由此，否定了中央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國家的使命主要在于規定框架性的經濟秩序并制衡和調控經濟在社會層面引發的沖突。國家不應直接干預勞資沖突，但必須制定法律將勞資關系納入一定的框架并通過稅收和社會政策實施再分配。由此便走上了一條所謂社會市場經濟之路。其間由于包容了社會和市場兩個要素，也就是說，兼顧經濟和社會建設，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兩種異質要素的抗衡。當這種抗衡被運作成互補關系時，經濟出現了騰飛，而當互補過度使二者間出現對抗時，經濟便進入了步履艱難的低迷期。政治上，這兩股勢力主要由基民盟/社民盟(CDU/CSU)和社民黨(SPD)這兩大政黨體現。因此，這兩種異質要素的實際關系如何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的黨派結構有關。回首戰后德國經濟的歷程，可以分成前后相隨的三大階段：基民盟/社民盟當政的力主經濟發展期;社民黨當政的力主社會建設期;誰都難以制服的經濟發展低迷期。
一、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建設期
戰后德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經濟重建毋庸置疑地成了當務之急。還在第一屆政府出現之前，當時作為經濟管理最高機構的“法蘭克福經濟顧問團”(Frankfurter Wirtschaftsrat)明確指出了經濟發展方向是：大幅弱化政府干預，極力激發市場活力。1949年大選時，偏重市場機制和經濟規律的基民盟/社民盟被推上首屆政府舞臺，此前任西占區經濟管理局局長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出任經濟部長。于是，德國走上了一條在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內最大限度地釋放市場能量的經濟復興之路。總體方針是：取消戰后占領當局實施的配給制，減少經濟管制，最大可能地使市場自由化。管理方面絕對尊重經濟規律，堅決抵制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的不良干預。
最初，在通過幣制改革洗清了與納粹時代的一切經濟聯系后，放開價格導致的直接問題是價格上升。政府并沒有采取行政干預，而是借助經濟手段，即通過貨幣從緊和減低稅率去刺激投資和生產，比如壓低企業周轉資金，工人加班收入零稅收等。這馬上使生產上升，老百姓收入增多。于是，價格下行，“買方市場”出現。隨著市場機制的形成，競爭的出現，企業也越來越理性化，失業工人便開始大量出現。面對這樣的局面，政府并沒有改變政策，進行硬性干預，而是利用經濟手段，一方面在1949年5月27日和7月14日通過國家給銀行以資金幫助使銀行兩次將貼現率分別降低了0.5%，即從5%降低到4%，以進一步刺激國內投資;另一方面針對國際市場(主要是英國和法國)價格上升的局面，在9月19日主動將西德馬克貶值20%，以刺激出口。很快，生產進一步上升，失業壓力得到了有效緩解。到了1950年，隨著經濟政策的積極效應明顯出現，進行社會均衡的聲音很少有市場。隨著6月朝鮮半島危機的發生，在西德出現了囤積性采購，價格上升，進口也隨之上升，同時，失業率也開始升高。在這種情況下，看重國家干預，甚至計劃經濟的勢力開始要求隨價格上升而同步性地加工資。這樣的要求雖然很蠱惑人心，但時任經濟部長的艾哈德并沒有動搖而是繼續堅持市場經濟原則。他認為，市場經濟可以通過提高生產率來實現加工資。與此對應，他馬上抽回流通資金，提升最低儲備金額，限制再貼現，將貼現率從4%提高至6%，將抵押貸款率從5%提高至7%。很快，1951年第2季度出現了轉折，出口開始超過進口。供需關系的改善使價格上升得到了遏制。失業率又開始降低。隨著1953年7月朝鮮戰爭的結束，西德自身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出口進一步發展。1952年，“德國協定”又使西德從此成為了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經濟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成功，使得基民盟/社民盟輕而易舉地又贏得了1953年的大選。從此，西德經濟進入一直延續到1958年的飛速發展期。在此期間，社會另一股勢力也只能隨聲應和。
當時經濟政策如此廣泛地被認可，一方面固然由于經濟建設系時代的當務之急;另一方面也由于政府并沒有在刺激經濟的同時采取英美式或魏瑪時期的自由經濟模式，而是適時地兼顧了社會調控和社會建設，并且有效地將這種調控和建設運作成經濟建設的輔助，而不是障礙。據統計，1949-1957年間，西德出臺了一系列社會建設方面的法律，比如1949年的“社會保障均衡法”(Sozialversicherungsanpassungsgesetz)和“應急救助法”(Soforthilfegesetz);1950年的“第一套住宅建設資助法”(Wohnungsbaugesetz)，“家庭手工作業者援助法”(Gesetz über Hilfsmassnahmen für Heimwerker)和“聯邦生活救濟法”(Bundesversorgungsgesetz);1952年又出臺了“私有住宅和長期居住權法”(Gesetz über Wohneigentum und Dauerwohnrecht)，“員工參與和解雇保護法”(Mitbestimmungs-und Kündigungsschutzgesetz)，“戰爭損失平衡法”(Lastenausgleichsgesetz)，“保護母親法”(Mutterschutzgesetz)和“最低限工作條件認定法”;1953年出臺了“重傷殘人保護法”(Schwerbeschdigtengesetz);1954年出現了“企業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和“養育兒童資助法”(Kindergeldgesetz);1957年又出臺了“指向養老金的社會保障法”(Gesetzgebung zur Sozialversicherung, z. B. Dynamisierung der Renten)。可以說，在這個時間段，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像西德這樣頒布了如此之多的旨在社會均衡和調控的法律。這些法律均衡了社會矛盾，平和了包括企業內部的勞資沖突，因而對于經濟的持續發展起到了保護作用。
艾哈德這些社會市場經濟實踐并不是隨機摸索出的，而是有著清醒的理論依據，那就是作為他經濟理論咨詢的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歐根(Walter Eucken，1891-1950)的思想。歐根就主張建立自由的競爭秩序和指向社會均衡的經濟政策。由此，國家的任務就是建立有效的市場經濟基礎。在他看來，經濟的社會問題并不來自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看，而只是來自對經濟體制秩序的分析。所以，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相反，他不將“競爭秩序”看成是不變的自然法則，而只是認為“競爭”必須作為人類的一種自由而加以保護。他在反對集體性權勢(國家)的同時也反對私人權勢(private Macht)。正是基于這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西德政府在1957年制定了反壟斷法(Kartellgesetz)，交通、礦業冶金、銀行保險、農業除外，限制私人壟斷的出現。
由于市場機制得到了有效激活，社會均衡也起到了輔助作用，于是，戰后重建熱情便得到了全方位釋放。1959-1966年間，西德經濟進入高增長期，甚至出現經濟過熱。就在此時(1960年)，社會又出現了改善社會政策的呼聲，要求政府加大社會均衡的力度。艾哈德同樣沒有屈服，因為他認為那沒有必要，不僅超出了當時經濟承受力，而且還會拖垮整個國民經濟。他心里明白，當時西德社會已經分化成了各個利益團體，而且這些團體都從各自立場出發想從社會或國家得到更多的利益，國家政治如果使這些不同利益團體都滿意，那它將陷入對某種多元機制的依賴中。這樣，國家將失去自己的行動能力而成為利益團體的獵物。而且，他更清楚，社會建設上的措施是無法逆轉的，一旦過度就會使國家經濟陷入危機。所以，他堅持不迎合社會上另一股勢力提出的加大社會再分配的要求，而是提出了構建“有序社會”(formierte Gesellschaft)的思想：“有序社會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指，一個社會不再由彼此目的相悖的階級和組織構成，而是拋開國家問題上的所有意見分歧在根本上可合作的社會，也就是說，一個筑基于所有組織和旨趣共同協作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已經包含在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中，他的可合作性并不是來自強勢脅迫，而是來自自身的力量，來自自己的意愿，來自對相互間彼此不可分離性越來越清晰的意識和認識。”[1]
由于他的堅持和對當時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保護，西德經濟又連續保持了幾年的高增長。但是，高增長緊接著帶來了不平衡性過熱，1966年末最終導致經濟下滑，出現了西德經濟史上的首次衰退，1966-1967年經濟增長率為-0.2%。而在1965年的大選中，社民黨得票率的同比增長也超過了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增長率。此時，得票總數依然最多的艾哈德在與自民黨(FDP)的聯合執政中出現了主要是經濟政策上的意見分歧，結果導致執政聯盟破裂，艾哈德下臺。1966年，接替艾哈德上臺的基民盟/社民盟首相基辛格爾(Kurt Georg Kiesinger)在與自民黨的聯合執政談判失敗后，只得與社民黨組成新一屆政府，而且經濟部長由社民黨人擔任。從此，西德經濟開始進入一個逐漸加大社會建設力度的新時期。
二、以調控為主導的社會建設期
新政府上馬后很快出臺所謂的經濟穩定政策，頒布穩定經濟法(Stabilittsgesetz)，主要內容是增強國家調控，比如囤積儲備金以克服經濟增長的周期性;建立勞資雙方協商機制，以對定工資施加影響;建立經濟預測和計劃制;強化全球視野下的宏觀調控等。與此同時還提出了全就業的口號。這個就愿望來說無可厚非的目標在剛提出時，幾乎沒有人提出反對，而且還得到了一些當時權威經濟理論家的支持，如從出于弗賴堡經濟學派的米勒-阿爾瑪克(Alfred Müller-Armack，1901-1978)在歐根基礎上為進一步強化國家與社會關系便指出：市場經濟本身并不是自發地就是合理的和社會的，因此，對原初的收入分配必須進行修正，手段就是稅收和社會政策。在他看來，市場經濟并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秩序，而是一種可以按照社會、精神和倫理要素進行建構的系統。在歐根的秩序思維中他尤其強調：經濟政策必須由一個特定的秩序理念出發來制定。社會政策作為經濟政策的一部分必須與市場經濟的效果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社會政策必須與市場經濟一致。此前為了經濟重建，強化了市場經濟的因素，現在，經濟好起來了，理所當然地要顧及到社會政策方面的建設。穩定經濟法明確了下一輪目標后，馬上成立了“經濟增長顧問委員會”，成員由聯邦和州政府要員組成，并同時建立了聯邦與州、勞資雙方互通信息的機制。但是，由于過高估計了預測經濟的能力，同時又缺乏有效的調控手段，而且各方協商又很難達成一致，原定的目標不僅無以實現，而且反而增加了政府的支出。1967年的經濟衰退雖然由兩個政府刺激經濟計劃得到克服，而且此后經濟確實好轉，1969年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8.2%。但這些并不是由當時政府的經濟政策導致[2]，而一般老百姓則以為那是政府加重調控的結果，這一方面使國家獲得了要維護社會福利的角色，許多該由市場解決的問題轉到了國家頭上;另一方面也使社民黨在老百姓中的地位提高。1969年大選時，當時所有大黨的得票數幾乎都下降，唯有社民黨的得票數明顯提高。顯然，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選民們傾向于國家進行社會均衡。基民盟/社民盟雖然得票數依然最多，但由于無法爭取自民黨聯合執政，于是社民黨與自民黨組成新一屆政府，社民黨人勃蘭特(Willy Brandt)出任首相，經濟部長同樣由社民黨人擔任，先是卡爾·席勒(到1972年7月)，然后是施密特(Helmut Schmidt)。
新一屆政府組成后更是全面奉行了大國家的政策，即由國家出面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調控：一方面，在刺激經濟和克服失業率問題上開始忽略市場手段，主要將精力放在了國家出錢資助上;另一方面，在社會建設上更是全面推進了主要依靠國家財政的福利化進程。上一屆政府中社民黨坐鎮經濟部賦予國家的維護社會福利角色開始走向全面展開，許多該由市場解決的問題也開始轉到國家頭上。與此同時，經濟形勢卻并不容樂觀。由于國家干預和工會地位的提高，企業不得不有規律地給員工加薪，在經濟形勢并不理想的情況下，這迫使企業要么抬高產品價格，放緩投資，要么裁減員工。于是，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失業率攀升，通貨膨脹出現。盡管如此，政府不惜舉債(Staatverschuldung)全面推進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社會的福利化進程，前者，給企業以各種形式的資金支持以推動企業投資，進行擴大再生產，但效果不顯著，沒有企業會因為政府的一點資助而違背經濟規律地盲目投資;后者，擴充社會福利的享受面和享受份額，如1972年擴大了養老金的收受范圍和提高了養老金部分的國家份額，家庭婦女和業主(Selbstndige)都能享受照顧性養老金等。據統計，1972年底，西德的社會政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這使得國家財政方面首次出現了巨大赤字。有幸的是，60年代末開始，西德企業的生產率得到了明顯提高，這使得統計出來的數字仍然顯示總體國民經濟在增長。于是，社會普遍有種感覺，社民黨政府的大國家政策注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通過硬性干預關心國民經濟的增長，這沒有什么不好。因而，1972年大選時，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數同比再次下滑，而執政的社民黨和自民黨的得票數同比明顯上升。這樣的大選結果一方面使得繼續執政的社民黨政府沿著既定政策繼續前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尊重經濟規律，注重市場機制的聲音大不起來，很多嚴峻的經濟問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比如靠生產率提高導致總體經濟的增長同時，帶來了促進消費的難題，并導致了由生產拉動消費的新局面。當時政府沒有及時想辦法應對，而是一如既往地將主要精力放在宏觀調控和推進福利化進程上。1973年的石油危機使當年的通貨膨脹甚至達到7%，以固定匯率為內容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國際貨幣體系瓦解，緊接著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也影響到了西德。1975年，西德經濟跌到最低點：經濟的所有領域出現危機，經濟增長前所未有地放緩，失業率達到歷史最高，即所謂1974-1975年的經濟衰退。即便在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下，政府還是一味實行宏觀調控和社會建設，僅1970-1975年間，西德政府的國家福利開支就翻了一倍。這使得國家財政赤字以驚人的速度上升。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和不理智的國家行為使得當時社會開始有人意識到了過度看重國家調控和福利建設的錯誤，緊接著的1976年大選，發出另一種聲音的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數同比開始出現了明顯上升，而執政的社民黨和自民黨則同比出現了明顯下降。社民黨雖然繼續與自民黨一起組閣政府，但經濟部開始改由自民黨人掌管，先是弗里德里西斯(Hans Friderichs)，1977年10月后是朗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
新一屆政府組成后更是全面奉行了大國家的政策，即由國家出面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調控：一方面，在刺激經濟和克服失業率問題上開始忽略市場手段，主要將精力放在了國家出錢資助上;另一方面，在社會建設上更是全面推進了主要依靠國家財政的福利化進程。上一屆政府中社民黨坐鎮經濟部賦予國家的維護社會福利角色開始走向全面展開，許多該由市場解決的問題也開始轉到國家頭上。與此同時，經濟形勢卻并不容樂觀。由于國家干預和工會地位的提高，企業不得不有規律地給員工加薪，在經濟形勢并不理想的情況下，這迫使企業要么抬高產品價格，放緩投資，要么裁減員工。于是，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失業率攀升，通貨膨脹出現。盡管如此，政府不惜舉債(Staatverschuldung)全面推進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社會的福利化進程，前者，給企業以各種形式的資金支持以推動企業投資，進行擴大再生產，但效果不顯著，沒有企業會因為政府的一點資助而違背經濟規律地盲目投資;后者，擴充社會福利的享受面和享受份額，如1972年擴大了養老金的收受范圍和提高了養老金部分的國家份額，家庭婦女和業主(Selbstndige)都能享受照顧性養老金等。據統計，1972年底，西德的社會政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這使得國家財政方面首次出現了巨大赤字。有幸的是，60年代末開始，西德企業的生產率得到了明顯提高，這使得統計出來的數字仍然顯示總體國民經濟在增長。于是，社會普遍有種感覺，社民黨政府的大國家政策注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通過硬性干預關心國民經濟的增長，這沒有什么不好。因而，1972年大選時，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數同比再次下滑，而執政的社民黨和自民黨的得票數同比明顯上升。這樣的大選結果一方面使得繼續執政的社民黨政府沿著既定政策繼續前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尊重經濟規律，注重市場機制的聲音大不起來，很多嚴峻的經濟問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比如靠生產率提高導致總體經濟的增長同時，帶來了促進消費的難題，并導致了由生產拉動消費的新局面。當時政府沒有及時想辦法應對，而是一如既往地將主要精力放在宏觀調控和推進福利化進程上。1973年的石油危機使當年的通貨膨脹甚至達到7%，以固定匯率為內容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國際貨幣體系瓦解，緊接著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也影響到了西德。1975年，西德經濟跌到最低點：經濟的所有領域出現危機，經濟增長前所未有地放緩，失業率達到歷史最高，即所謂1974-1975年的經濟衰退。即便在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下，政府還是一味實行宏觀調控和社會建設，僅1970-1975年間，西德政府的國家福利開支就翻了一倍。這使得國家財政赤字以驚人的速度上升。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和不理智的國家行為使得當時社會開始有人意識到了過度看重國家調控和福利建設的錯誤，緊接著的1976年大選，發出另一種聲音的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數同比開始出現了明顯上升，而執政的社民黨和自民黨則同比出現了明顯下降。社民黨雖然繼續與自民黨一起組閣政府，但經濟部開始改由自民黨人掌管，先是弗里德里西斯(Hans Friderichs)，1977年10月后是朗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
這一屆政府選舉結果清楚表明：原有過度看重宏觀調控和社會建設的政策已經開始引起民眾的不滿。于是，這屆政府開始改變經濟政策，不再進行宏觀調控，而是啟用市場機制去調節，即利用西德馬克與美元固定匯率被取消的機遇，采取與生產增長率掛鉤并在中期能穩定價格水準的貨幣放量政策(Geldmengenpolitik)。這樣，通過控制貨幣量導致市場上馬克緊缺，進而使馬克較之于美元一下子升值了一倍多，隨即進口快速增長。堅挺的馬克和進口的加速使得第一次石油危機對西德的影響明顯沒有對其他西方國家大，尤其是通貨膨脹比其他國家明顯小，這使得西德在國際上的地位快速提升。而面對由此引起的出口困難，國家并沒有進行硬性干預，而是利用市場機制促使西德工業進行自身結構改造，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如讓那些勞動力密集的傳統行業如煤炭、紡織、造船、鋼鐵行業漸漸萎縮。這樣的結構改造雖然會使這些行業向社會釋放出大量失業人員，但是政府鑒于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還是堅持了這個政策。因此，西德經濟從1976年開始又出現持續增長。雖然1979年又出現了第二次世界范圍內的石油危機，但是堅挺的馬克使得西德所受影響明顯小于西方其他國家，這又使得西德的國際地位繼續提升，比如在當時出現的7國峰會里西德占有著重要地位;在歐洲金融系統中，德國的聯邦銀行開始居于領導地位。正是由于這一屆政府經濟政策的成功，1980年大選時，執掌經濟部的自民黨得票數與其他政黨相比得到了最明顯提升，社民黨只是略微提升，而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數又開始下降。這清楚地表明：新經濟政策挽救了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的命運，只要經濟不受影響，老百姓還是希望國家進行社會建設。
事實上，60年代末開始的福利化建設到了70年代下半葉并沒有停止過，只是力度有所放緩。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此前經濟連續增長和工會對企業加薪的干預，企業和個人的收入都快速增長。但是，由于馬克升值和國家干預的框架依然存在，投資卻沒有相應地出現，有些企業利用堅挺的馬克和國外便宜的勞動力市場開始將本應在國內的投資移向國外。這直接導致了1980年開始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和失業率迅速上升。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開始動用貨幣放量政策，由聯邦銀行出售馬克，試圖減緩馬克升值的速度，阻止美元繼續貶值。但是，這不僅效果不明顯，反而導致了工資收入進一步增長，引發了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和國家開支加大。1981年，時任首相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開始壓縮國家財政開支，1982年時確實使公共開支虧缺從76億降到了70億。可是，信奉宏觀調控和社會建設的社民黨見經濟手段(貨幣放量)沒有明顯效果時，又開始要強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即通過提高國家消費來實施對工薪階層有利的再分配。這種用分配取代增長的做法馬上引起了執政黨內部的分歧：社民黨要通過國家貸款或政府支出去刺激就業率，而自民黨則要求縮減國家社會開支以提高政府投資，也就是說，一個要提高社會開支，另一個不要。這直接導致了政府內部兩黨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以致1983年兩黨在聯邦議會的黨團互相否決了對方的經濟方案。早在1982年社民黨的黨代會提出要控制國家投資時，自民黨時任經濟部長的朗姆斯多夫馬上提出反對并公開揚言：西德當下嚴峻的經濟形勢面臨的關鍵問題是投資疲軟，因此政府干預不能像社民黨想的那樣由國家通過資助鼓勵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這樣只會加大沒必要的國家開支和導致經濟上無法承擔的社會保障系統。他認為，當下國家應該做的是直接投資，也就是說，加大國家投資。當時，西德經濟已經經歷了從1980年開始的連續衰退，而且衰退的程度比1974-1975年那次還要厲害。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的經濟政策并沒有明顯奏效，盡管最后自民黨表現出與社民黨的不一致(具有明顯的競選策略嫌疑)，但也無法扭轉社會開始出現的不滿。1983年大選時，社民黨和自民黨的得票數都明顯下降，而在野的基民盟/社民盟終于進階，社民黨政府下臺，西德經濟史上的社會福利化建設期結束。
三、兼顧失重的發展困難期
以科爾(Helmut Kohl)為首的基民盟/社民盟政府一上臺馬上提出要回到艾哈德時代的社會市場經濟之路上去，但又與此不同地坦言不會完全依賴市場機制。具體政策上明確將縮減政府開支和刺激投資作為核心。1983年10月1日隨即啟動節儉計劃(Sparmassnahmen)，如降低兒童養育資助的數額，生病住院和療養不再由國家全包而必須由自己承擔部分。同時又提高了每月交養老和失業金的份額。這些縮減國家社會開支的舉措只是降低了國家新發行的國債，但做不到減少此前業已累積起來的國債總額，因為這時國家福利體制已經建立起來，人們已經習慣和嘗到了國家包辦社會福利的好處，沒有一個政黨敢再拆去這樣的國家保障，而在野的社民黨以及力量逐漸壯大的綠黨繼續在為這樣的國家保障搖旗吶喊，因此，即便一向反對國家過度調控和干預的基民盟/社民盟此時也只能做些修修補補，而不敢大幅度地降低社會福利程度。所以，減少國家開支只是指降低新發行國債的數額，而不是根本地降低整個國家債務。為了改善國家財政狀況，科爾政府還開始了國有企業的私營化，如郵政、電訊、能源等，后來又提高了增值稅。這些都使國家財政收入有了明顯提高。但由于此前建立起來的龐大社會福利，國家財政狀況并沒有出現實質性好轉。
于是，在刺激投資方面，科爾政府便試圖通過稅改去減輕企業的壓力，但是，迫于糟糕的國家財政狀況又無法采取太大的動作。當看到無法降低的福利政策影響到投資的時候，科爾政府又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有關德國作為重要經濟國(Wirtschaftlichen Standort)的討論，主要借助當時在美國和英國出現的改革，指出了德國在國際比較中經濟上已經沒有了吸引力，因為工資附帶成本太高，企業稅收太高。這直接導致國外企業不愿來德國投資，自己的企業則將生產轉到國外。這樣的討論旨在使人們能夠接受政府的削減社會開支，支持企業投資等政策。可是，在這方面動大手腳已經不可能。所以，科爾政府不得不繼續發行國債，只是數額比以前政府小而已。由此，一直想克服的高失業率也降不下來。
有幸的是，科爾政府上臺后國際經濟形勢好轉，尤其是美國和日本，這使得已經國際化程度很高的西德經濟通過外貿上升而馬上回暖。隨著美金的貶值，1985年開始，進口也迅速增長，價格開始回落，內需有所增長。從1983年一直到1990年，西德總體經濟增長率從2%開始一直增長到80年代末的4%和1990年的5%。可是，這個好轉很少來自內部市場，因為在此期間盈利比投資更快地增長。80年代下半葉，投資雖然也加快了增長，但沒有出現失業率的同步好轉。很顯然，這些增長很大程度來自國內企業的境外投資。
科爾政府的縮減國家社會開支、刺激企業投資的政策雖然引起了社會一部分人的不滿，但是，大部分人還是肯定了他的理性化做法。所以，1987年大選時，科爾所在的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數雖有所下降，但是，一起執政的自民黨則明顯地增加了得票數，而且，社民黨的得票數繼續下滑。這就使得基民盟/社民盟與自民黨的聯合政府獲得連任，1990年大選時，社民黨得票數繼續下降，而執政的基民盟/社民盟與自民黨或許由于統一德國的緣故，得票數明顯上升。在這個時間段，科爾政府鑒于社會上一時無法消除的依賴國家的傾向以及變化了的經濟形勢雖然不敢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但還是制止了國家社會開支的繼續增大;另一方面，由于西德經濟的國際化進程在80年代迅速發展，變化了的經濟形勢又使艾哈德時代的市場經濟原則不再立馬見效，政府的經濟政策制定面臨了從未有過的困難，比如，本來想通過降低收入稅來刺激企業在國內投資，但迫于業已成形的龐大社會開支使政府財政上承受不了這樣的舉措，又只得作罷。
正當科爾政府經濟政策上步履艱難，并為高失業以及經濟增長沒有帶來國內相應投資增長一籌莫展時，東德自愿解體，投入西德懷抱。根據當時兩德簽訂的國家協定(Staatsvertrag)，東德全面接受西德的各種法律和體制。于是便有人認為，50、60年代使西德經濟騰飛的艾哈德市場經濟原則在80年代的西德雖然沒有明顯效果，但是在解體后的東部地區應該會有效果，因為當時東部地區的經濟情形與50年代的西德有點相似，都是從零開始。于是，在西部不再完全奏效的艾哈德市場經濟原則馬上被用于東部地區，即以市場為主導，壓低國家干預，降低稅收，以增強企業競爭力。但是，被期待的市場活力和經濟增長并沒有如期出現，因為東德解體和西部接管雖然使東部經濟一下子降到了底限，但是老百姓手中的東德馬克通過兌換成西德馬克一下子翻了四倍，這使得對國家的依賴依然存在，而且投資環境在短時間內無法與西部地區相比使得被期待的來自西德的投資也沒有馬上出現。于是，政府從1991年初開始改變政策，把強化國家干預看成是東部建設的首要任務。國家開始向東部地區大量注入資金，以改善那里的投資環境，提高工業化程度。這使得1991年上半年較之去年同期生產率下降了7.8%的東部地區到了下半年，生產率同比提升了9.3%。這種國家干預無疑加大了國家財政開支，使原來增速放緩的國家又新發行國債。同時，西部自科爾上臺后一直努力進行的縮減國家社會開支，增強市場機制作用的改革也進行不下去。1991年底，政府開始拋棄原有的貨幣調控而轉向30年代在英國出現的凱恩斯主義國家經濟理論。
按照這樣的理論，在企業投資不旺，失業率持續不降的情況下，國家可以用自己的財政結余或借貸進行干預。如果借貸，則可以提高稅收來平衡。于是，在全德國范圍內增強了國家調控，同時又明確：任何國家干預都是對自由的限制，這種手段可以運用但不能隨意，更不能長期，只有在非常必要時才可運用，而且必須有時間限制。盡管如此，德國經濟從1992年下半葉開始還是增強了國家干預，主要是由國家向東部地區注資，而西部原有的改革基本停止。這使得國家財政赤字迅速增大，為了減輕這個開支，便提高了稅收，如1993年1月1日將增值稅提高到15%，并提高消費稅(汽油和香煙稅)，1994年7月1日起開始向所有公民征收“兩德統一稅”(Solidarittszuschlag)，1998年再次將增值稅提高到16%。在老百姓心目中，科爾政府的這個政策轉向表明：基民盟/社民盟注重市場機制的經濟政策開始失靈，而且由于稅收提高還加重了人們的負擔。此間，東部經濟雖連續增長，但遠遠低于預期，西部經濟也增長緩慢。1994年大選時，執政的基民盟/社民盟和自民黨得票數都開始下降，而社民黨開始上升。這表明：選民已開始對執政黨失望。此后，科爾政府抱著經濟增長會加快，失業率會下降的希望，依然沿著凱恩斯的經濟路線走。到了1998年大選時，終于被選下臺，以施羅德為首的社民黨重返執政舞臺，組成紅綠政府。
施羅德上臺后鑒于改變了的社會和經濟形勢，馬上與社民黨傳統理念有所不同地打出走“第三條道路”的旗號：一方面強調社會保障由國家強制執行，另一方面又明確個人，包括經濟都具有絕對的自由。但事實上做不到兼顧。由于龐大的國家開支，企業的社會性開支降不下來，投資積極性受損，失業率居高不下。紅綠政府最終還是回到了傳統的社民黨路線上：限制企業隨意解雇員工，重新恢復被科爾政府取消的生病住院照拿工資等制度。由于部分選民的失望，2002年大選時，社民黨的得票數開始下滑，而在野的基民盟/社民盟和自民黨均有所上升。此后，施羅德政府還是出臺不了明顯能刺激經濟增長的方案，而只能一味守住社民黨堅持的社會福利政策。經濟增長的持續低位徘徊，失業率的居高不下，使得2005年大選時執政的社民黨和綠黨的得票數都明顯下降，尤其是社民黨。而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數雖然也有不小下滑，但自民黨的得票數明顯上升。由于基民盟/社民盟與自民黨的得票數還不夠執政，于是在聯邦德國史上第二次出現了兩大政黨的聯合執政。由于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數略高于社民盟，所以，該黨候選人梅克爾(Angela Merkel)出任首相。由于兩大勢力聯合執政，而且各自得票數不相上下，經濟政策上的兩股勢力均衡形成定勢。德國經濟仍然步履艱難。
縱觀戰后德國經濟走過的路程可以看到：最初市場機制，尤其是貨幣主義政策起到了很好的調控和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當經濟發展起來后推進社會福利化進程時，由于過度反而加重了經濟負擔，而這時再靠原來的市場手段已無法再激起經濟的持續增長，變化了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加上被福利化滋潤的社會，單純自由經濟手段已無法奏效。表面上，這似乎是調控和市場的比重失調所致，如果是這樣，那么，這個比如何確定，凱恩斯所說的在必要時國家應該干預，這個“必要”又如何斷定?兩德統一后，德國經濟政策一直出臺不了行之有效的方案，這清楚地表明：現代社會已經無法單純地用調控和市場二分的思路去進行經濟治理了，變化了的社會正在呼喚新的經濟理念的出現，即福利時代的經濟建設理論。（原載《外國問題研究》）
參考文獻：
[1]K. Hohmann. Ludwig Erhard, Gedanken aus fünf Jahrzehnten, Reden und Schriften[M]. Frankfurt am Main, 1988: 916-917.
[2]J. Kremer. Reform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M]. Bielefeld, 1993: 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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