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當官僚政治遇到資本主義

　　王中宇《另類史鑒——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觀察》 第五章 當官僚政治遇到資本主義

　　在中華大地上，官僚政治導致了許多次“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改朝換代。以至于國人視輪回為“天命”，視王朝崩潰的天下大亂為“在劫難逃”。每當一個王朝走向衰亡，人們就期望著新王朝的到來。

　　當來自西方的異樣文明敲開中華大門后，官僚群體感受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面對變局，官僚群體展現了其卓越的適應與生存能力，而這種能力帶給社會的，卻是令人深思的后果。

　　5.1 倭仁:“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在清史研究者之外，倭仁是個幾乎被遺忘的人物。但當時他的社會影響力絕不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下。

　　圖12：倭仁手跡

　　咸豐皇帝即位時，他上書講吏治與用人：

　　“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事跡者易見。大抵君子訥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類;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為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為務。剛正不撓、無所阿鄉者，君子也;依違兩可、工於趨避者，小人也。諫諍匡弼、進憂危之議，動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氣數、不畏天變，長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清史稿》列傳一百七十八)

　　用這個標準考察，今天不知有多少官員會汗流浹背。在葉爾羌幫辦大臣任上，他就參劾葉爾羌回部郡王攤派路費及護衛索贓。當皇上要動工重建因火災被毀的武英殿時，他偕徐桐、翁同龢上疏，要求“停罷一切工程”，要皇帝“勤修圣德”。在太平天國、捻軍起義戰爭后，河南官民矛盾激化，倭仁尖銳地指出：“今日河南積習，祗曰民刁詐，不曰官貪庸;祗狃於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他直指“寇亂之源”在于“蓋藏已空，州縣誅求仍復無厭”。(《清史稿》列傳一百七十八)

　　顯然，倭仁是傳統文明的忠實捍衛者，深知精英集團的貪欲實為禍亂之源。事實上，倭仁先學王陽明心學，后皈依程朱理學。在道、咸、同時期程朱理學復興的潮流中，倭仁是以唐鑒為中心的京師理學群體中的重要成員。對于“主流意識形態”，官場上眾多人士不過是表面標榜，以圖適應生存環境，謀取進階而已。而倭仁卻是自覺的維護、踐行者。時人這樣評價倭仁：

　　“道、咸之間從宋儒之學身體力行者，必推公為首選。”

　　所謂“身體力行”，突出表現在他每天做“札記”，自省修養。這極大地影響了“中興名臣”曾國藩。倭仁教曾國藩寫日課，“當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亦照艮峰(倭仁字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于冊，以便觸目克治”。曾國藩在與弟書中稱：“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對之肅然。”如此道德化的正人君子，連皇帝都怕他，“倭仁素嚴正，穆宗尤敬憚焉”。兩宮皇太后偏選他給同治當老師，“以倭仁老成端謹，學問優長，命授穆宗讀”,可憐的同治皇帝。然而，后來暫短的“同治中興”，焉知沒有這位老師的功勞?

　　這種意識形態使他不可能理解海盜商人的“文明”，更不可能認為人家代表了“先進文化”。于是面對主張“師夷之長技以治夷”的洋務派，倭仁主張：“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倭仁家族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他死于咸豐十年。其后“光緒二十六年，外國兵入京師，闔家死焉。”倭仁的四個弟子，道光乙未科進士陶恩培、孫銘恩、呂賢基、羅遵殿都死于天平天國起義，“先后殉粵寇之難，世稱倭門四忠”。無論面對內憂還是外患，傳統文化都被證明已經無能為力了。倭仁死時，翁同龢悲嘆：“嗚呼!哲人云亡，此國家之不幸，豈獨后學之失所仰哉!”此時，無論“國家”還是“后學”，都已進退失據。官僚群體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以使自己適應變化了的世界。歷史證明，這個群體的演化、適應能力舉世無雙，然而，對社會的責任感似乎再也沒有回到倭仁的水平。

　　5.2 洋務運動:“平中國”、“敵外國”?

　　“同治中興”的干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以及后來的張之洞，切實體驗到人家“長技”的厲害。這不僅是武器方面的大刀長矛對洋槍洋炮。還有機動性方面的步卒帆船對鐵路輪船;通訊方面的“六百里加急”對電話、電報。而這背后則是材料方面的木材對鋼鐵;能源方面的人力騾馬對蒸汽機。再向深處探則是“格物致知”對“數理化”。用今天時髦的術語，是科學技術上的“代差”---一個時代的差距。讓官僚集團從“天朝”夢中醒過來的，是冷酷的現實：“落后就要挨打”。

　　曾、左、李、張諸位俱是務實的干吏，即便如傾心道學的曾國藩也相信“實干興邦”。都以巨大的努力要跨越這種代差。自19世紀60年代起，興辦了一系列軍事工業，如安慶內軍械所(1861年)、江南制造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等。70年代后起更興建起輪船招商局(1872年)、開平礦務局(1878)、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天津電報局(1880年)、蘭州織呢局(1880年)、唐山胥各莊鐵路(1881年)、漢陽鐵廠(1890年)等近代工礦企業。為了培養外語人才，于1862年在北京設立同文館。這就是著名的“洋務運動”。就此揭開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序幕。這樣的“出身”，使資產階級與官僚集團有無法分割的血肉聯系。中國第一代資本家或者是前任、現任官員，或者是高官的幕僚，并最終成為官場中的一分子。一百年后，回顧一下其中幾位代表性的人物，或許別有啟示。

　　丁日昌

　　主持福州船政學堂的丁日昌，在考中秀才之后，屢次考試不中，被惠潮嘉道李璋煜聘為幕僚。后又成為曾國藩的幕僚，并由此走上了洋務運動的舞臺。他的一生政、商兼備，既任過知縣、兵備道、布政使、巡撫，又督辦過廣東厘務和火器，任過兩淮鹽運使、福州船政大臣。他由在任官吏推薦，而非通過科舉“正途”步入官場，既當過政務官，又當過國企老總。

　　丁日昌的主導色彩是官員，而且是個清官。任兩淮鹽運使時，他雷厲風行從重處理走私漏稅、瓜分營私等違法案件，任江蘇巡撫時，清理積案27萬多宗，在福州船政大臣的任上，他親自主持審理福州船政局貪污瀆職案，聲震朝野，在福州巡撫任上，他曾親率全城軍民抗擊兩次百年罕見的水災，不顧腳腫至膝，咯血不止，登城指揮。洪水稍退即籌款救災，施粥施飯，賑濟災民。當他積勞成疾，獲準退休時，閩省百姓高呼：“留中丞，活百姓!”

　　然而，作為官員，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官場派系斗爭。當時朝中左宗棠和李鴻章在防務重點上有歧見。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則是塞防派，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丁日昌屬李鴻章派系，為了牽制左宗棠的西征，丁日昌略施手段，將傾力為左宗棠西征籌款的胡雪巖，搞得傾家蕩產。

　　盛宣懷

　　搞跨胡雪巖的實際操盤手，是比丁日昌年輕21歲的盛宣懷。盛宣懷的祖父是舉人，當過浙江海寧州知州;父親是進士，當過布政使，且與李鴻章有交。可見盛宣懷是個高干子弟。與丁日昌類似，盛三次鄉試不中，從此絕意科舉。1870年到湖廣總督李鴻章幕府做了機要秘書，以其才干深受李鴻章倚重。史載，在洋務派掌握的輪、電、煤、紡四大企業中，盛宣懷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業;在出任郵傳部右侍郎時，該部主管的鐵路、電報、航運、郵政事務中，前三項皆為盛宣懷創辦。而且他還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電信企業、第一家內河航運公司、第一條南北鐵路干線、第一家國人自辦的中國通商銀行、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等等。

　　同時，盛在仕途上也步步高升。歷任天津河間兵備道、天津海關道、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煙臺東海關監督、天津海關道兼海關監督、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辦理商務稅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郵傳部右侍郎、郵傳部尚書等職，從地方一直干到中央。

　　不同于丁日昌的清廉，盛宣懷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為自己聚斂了大量的財富。

　　“官督商辦”的政策為此提供了合法的途徑。如湖北荊門煤礦“雖名為商辦，實為官辦，在商股名義下變為李鴻章、盛宣懷的私產。”(朱伯康、施正康《中國經濟通史(下)》p600)。1909年8月，盛宣懷以挽救輪船招商局為由，召開股東大會，將招商局由官辦改為商辦，選盛宣懷為董事會主席。此舉為招商局的主管部門郵傳部復電批準：“本系完全商股”，而盛正任郵傳部右侍郎。(見雷頤《晚清風云七十年》)于是名義上的官產就變成了法律上的官員私產。這一出中國式的MBO把戲，上演在近百年前，不能不令人深思。

　　盛宣懷死后，家業由其遺孀莊德華夫人接管，所管理經營的盛家產業，從上海、蘇州、常州，直到南京、九江、武漢，極為雄厚。莊夫人病逝后，盛宣懷指定的遺囑執行監督人，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用了兩年半才統計出盛氏財產，總額為銀元1349萬余兩，除去應償款項，凈值1160余萬兩。

　　清廷諸公對盛宣懷多有褒揚，其中張之洞的評價最具特色：“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可見盛極長于搞關系，在“關系就是生產力”的環境下，想不發跡都難。然而成也關系、敗也關系。當年，光緒皇帝發布上諭，鐵路準歸商辦，四川商民據此自集一千五佰萬兩白銀的股款，成立了川漢鐵路總公司。善于“聯中外”、“聯官商”的盛宣懷建議“借外債，修鐵路”。清廷遂宣布路權收歸國有，旋即出賣給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其間利害損益，一目了然。此舉激起川人激烈反抗，掀起了著名的“保路運動”。清廷急調鄂軍入川鎮壓，致使武昌兵力空虛。革命黨人得以乘機武裝起義，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

　　《清史稿》對盛宣懷的評價是：“宣懷侵權違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釀成禍亂，實為誤國首惡”。

　　這樣一個家族，在中國勢力之大，難于想象。盛宣懷先后共有七房妻妾，生有八子八女。兒女們又各自與豪門聯姻，互相依附，富上加貴，成為清末民初一支頗為龐大的家族體系。盛宣懷病逝后，葬禮極其盛大，耗資30萬兩白銀，送葬隊伍從斜橋弄(吳江路)一直排到外灘，為此租界當局專門安排了交通管制。然而，這個家族的“官二代”兼“富二代”，絕大多是一事無成的紈绔子弟，老大、老二、老三都是鴉片鬼，老四更是花錢如流水，曾一夜間輸掉一整條弄堂。

　　唐廷樞

　　在搞跨胡雪巖的實際操盤手中還有一位重要人物：唐廷樞(字景星)。他由香港殖民政府翻譯起家，在此期間，他在香港投資了兩家當鋪。其后又從事棉花投機生意。他的修華號棉花行，成為外國洋行收買中國棉花的一個代理機構，并與怡和洋行發生業務關系。后來他接任怡和洋行買辦，對怡和洋行的發展居功至偉，“唐景星簡直成了它能獲得華商支持的保證”。美國旗昌洋行的老板說，唐廷樞“在取得情報和兜攬中國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們打得一敗涂地”。可見一個得力的買辦對外國公司在華業務的重要性。

　　當李鴻章對官辦的輪船招商局進行改革，實行“官督商辦”時，唐廷樞投入了李鴻章門下。招商局在唐廷樞的手中迅速擴張，甚至收買了美國旗昌輪船公司的全部財產，1877年占到在華輪船總噸數的36.7%。此外他主持了開平煤礦從勘察礦址、擬定計劃、招集資本到正式開采的全過程，開平礦產量為當時所有官商煤礦之首(開平礦后被美國人胡佛詐取，胡佛以此發家，成為美國第31任總統，今天，這個名字與1929年美國的大蕭條密不可分)。作為開平煤礦的附屬部分，唐還興辦了中國自營的第一條鐵路—開平鐵路、中國自營的第一家水泥廠—唐山細棉土廠。他還參與籌辦福建、臺灣兩地的洋務。

　　在國企工作的業績為唐廷樞打開了官場晉升之道，從“同知”到“道臺”甚至得到“堪備各國使臣”的保舉。

　　經營國企為唐廷樞擴展自己的私企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依托招商局的業務，他的私企開展碼頭堆棧和輪船保險業務，先后創辦長源泰、長發兩堆棧及仁和、濟和兩保險公司。依托開平礦務局業務，他在廣州修建輪船碼頭，運銷開平的煤炭。還試辦熱河承平銀礦，勘察平泉銅礦和遷安鐵廠，接辦廣東天華銀礦。

　　胡雪巖

　　胡雪巖從錢莊小伙計起家。太平軍攻杭州時從上海、寧波購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委他為總管，從此成為左宗棠籌辦糧餉軍火的臂膀，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他對朝廷最大的貢獻是為左宗棠西征籌款。胡雪巖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計金額為1870萬兩白銀。

　　由于輔助左宗棠有功，朝廷曾授其江西候補道。他還被御賜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

　　這種官商的身份為其擴展私人資本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各項業務的“回傭”，帶來了豐厚的收入。在前述向洋人借巨款業務中，利息至少占總數的一半，利息如此之高，可見實付利息與應付利息之間的差額(即“回扣”)之豐厚。

　　利用官商身份，胡雪巖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他的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余兩，田地萬畝。

　　巨大的財富使其窮奢極欲，《胡光墉傳》記載：胡雪巖修建“第宅園囿，所置松石花木，備極奇珍。姬妾成群，筑十三樓以貯之。” 胡雪巖姬妾成行，號稱“十二金釵”，他象皇帝“臨幸”一樣，用“翻牌子”決定與誰共寢。他甚至強買民女，新鮮感一過就給銀棄之。《見聞瑣錄》稱他“凡買而旋遣者，殆數百人。”汪康年在《莊諧選錄》中這樣評價胡雪巖：“杭人胡某，富坷封君，為近今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后卒以是致敗。”

　　丁、盛、唐、胡大體代表了“洋務運動”中官僚資本家的來源構成。丁日昌是個正統官僚，盛宣懷則是高干子弟、腐敗官僚，唐廷樞來自買辦而胡雪巖來自商賈。在洋務運動中他們都匯集到同一舞臺上。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就這樣在官僚政治的大背景下誕生了。這個階級的主導者無疑是官僚，無論買辦還是商賈，不依附官僚則難有作為。另一方面，官僚則必須依靠買辦與商賈，方可解決財政問題。這一特征有極頑強的生命力，考察整個近、現代史，經商而成功的，鮮有無官方背景者;為政而通達的，鮮有背后無提供財力支撐者。官商關系是理解近現代中國上層政經現實的要竅。

　　在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國經濟通史(下)》中，對官僚資產階級掌控的企業，充滿了這樣的記載：

　　“瘋狂地購買洋設備，引用洋員。”

　　“隔省官員掛名應差，支領薪水者甚多，而委任各員任意開銷，浪費侵蝕，私囊日充，公款日虧。經人告發時，李鴻章又袒護親信，案情不了了之。”

　　“每個高級官員均任用私人，冗官冗員均領高薪，工人工資極低，工作時間長，礦工得病不加醫治，生活疾苦。”

　　“官場舞弊，層層盤剝，費用大，往往入不敷出。”

　　“效率低，浪費大，管理無能，資金短缺。”

　　“因內部腐敗，運輸又不便，開支浩繁，虧損甚大，經費發生困難。”

　　“因用人不當，大肆揮霍，尚未竣工，費用即耗去4萬余兩，有買空賣空舞弊行為。”

　　受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刺激而興起的“洋務運動”有兩個目的：“平中國”和“敵外國”。實踐中，它開啟了中國在制造業上眾多的“第一”，至今為人津津樂道：

　　中國第一臺蒸汽機：1862年，安慶軍械所。

　　中國第一艘輪船：1865年，黃鵠號，安慶軍械所。

　　中國第一臺車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艘近代軍艦：1868年，恬吉號，排水量600噸，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臺汽錘：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臺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臺銑齒機：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艘大馬力軍艦：1872年，海安號，排水量2800噸，1800馬力，江南制造局。

　　中國第一輛簡易蒸汽機車：1881年，用蒸汽鍋爐改制，開平礦務局工程處。

　　中國第一輛標準蒸汽機車：1882年，中國火箭號，開平礦務局工程處。

　　中國第一臺軋花機：1887年，上海張萬祥福記鐵工廠。

　　中國第一臺對開平板印刷機：1900年，上海曹興昌機器廠。

　　中國第一臺繅絲機：1900年，上海永昌機器廠。

　　中國第一條軋油聯合設備：1905年，漢陽周恒順機器廠。

　　中國第一艘大型軍艦：1906年，寧紹號，排水量3074噸，3000馬力，福州船政局。

　　中國第一臺抽水機：1907年，15馬力，漢陽周恒順機器廠。

　　中國第一臺卷揚機：1907年，60馬力，漢陽周恒順機器廠

　　可見器物層面的進步并非難事，然而這樣的進步卻無法帶來“平中國”、“敵外國”的結果。國內之亂在于精英集團聚斂無度。官僚資產階級的現實表演適足證明：洋務運動不是遏止而是推動了精英集團的聚斂狂潮。這一則導致大眾民不聊生，二則導致地方實力派崛起。結果一方面是流民四溢，一方面是“朝旨不出午門”。而一個孱弱的國度是無法“敵外國”的。甲午戰敗證實了“敵外國”之落空，“平中國”之夢則被滿清覆滅及隨后的軍閥混戰粉碎。“平中國”、“敵外國”之夢導致了“亂中國”、“附外國”的現實。

　　不知曾、左、李、張諸位的在天之靈，看到這樣的成果，是否會想起倭仁的判斷：“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是否會檢討自己當初的選擇與決策?如果他們與倭仁的在天之靈一起，對這一枰“大棋”復盤，從中又能得出什么教訓與啟發?

　　而作為后人，我們在回顧此后的歷史時，看到的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5.3 北洋時代：亂世梟雄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老官僚集團樹倒猢猻散。代清而立的北洋政府建立了憲法、議會、責任內閣等一整套“現代政治體制”，披上了“先進文化”的外衣。此刻，盛宣懷的舉動代表了官僚資產階級的選擇。他竭力動員袁世凱出山，以撲滅革命烈火。并參與其調兵運糧。他認為袁“措置大局，舉重若輕，實超秩乎漢、宋祖而上之。方之華盛頓、拿破侖亦有過無不及”，而孫中山“有理想而無經驗，不足與謀也”。

　　袁世凱代表的政治路線是改朝換代。中國的官僚政治在這條道路上走了兩千多年，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自然可以做到“舉重若輕”。盛宣懷以歷代開國皇帝為參照系評價袁，其背后的涵義是：官僚資產階級將當前的亂局視為王朝更疊之機。

　　孫中山代表的政治路線是社會改造。這種事業前無古人，自然“有理想而無經驗”，歷史證明，它總是在不斷的錯誤與挫折中跌跌撞撞地前進的。官僚資產階級認為“不足與謀也”，證明這個階級選擇的是王朝更疊而非社會改造。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是重建官僚政治體系，成為這個新王朝的開國功臣，在這個舊體系、新王朝下，繼續其亦官亦商的美好時光。

　　于是，在北洋政府這棵新大樹下，聚集起新的官僚集團，其成員既有舊官僚，也有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兵匪一家、官商勾結的傳統在新體制下發揚光大，新一代官僚資產階級依然控制著社會。《中國經濟通史(下)》記載了此間前清官僚、軍閥在產業界的勢力：

　　袁世凱的財政總長周學熙經營天津、唐山、青島等處的新華紗廠。唐山啟新水泥廠(即當年唐廷樞的“唐山細棉土廠”)，耀華玻璃廠，還擁有不少企業的股票，啟新水泥廠占到全國水泥總銷量的92%以上。其父周馥曾任前清兩廣、兩江總督，他自己最初在浙江為官，后為山東候補道員。

　　內閣總理靳云鵬主辦有山東魯大煤礦，京西大豐煤礦，山西正豐煤礦、山東魯豐沙場、還投資于英航和其他企業。靳云鵬由前清“新建陸軍”出身，為皖系四大金剛之一，曾任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提調、浙江新軍標統。

　　安徽督軍倪嗣沖是天津裕源紗廠、壽豐面粉廠、丹華火柴廠、丹成油漆廠、宿縣烈山煤礦和金城銀行的大股東或主持人。倪嗣沖祖上三代皆為前清光祿大夫，自己由鎮壓義和團起家，在袁世凱手下總理北洋營務行營、發審和執法三處，后歷任前清班道員、東三省民政司長、奉天提法使、黑龍江布政使兼巡防軍翼長。因貪污被彈劾，清廷將其“即行革職，并勒追贓款”，“永不敘用”。

　　東北軍閥張作霖擁有東北礦務局，其所屬各廠礦幾乎包括了東北全部礦業，直接擁有奉天紗廠。著名的張大帥以“胡子”起家，后接受前清收編，當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擊馬隊幫辦。辛亥革命后他靠武力擠走革命黨人，成了“東北王”。

　　皖系軍閥段祺瑞是龍眼鐵礦公司的大股東。段祺瑞從前清天津武備學堂畢業，曾任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專意督辦陸軍各學堂，后外放任江北提督。

　　直系軍閥曹錕由其四弟出面，是天津裕源紗廠的大股東和創辦人。曹錕亦從前清天津武備學堂畢業，后任前清新軍右翼步兵幫帶、第三鎮統制。

　　此外，金融業大財團，不論江浙財團或華北財團，以至于華南財團，都有大官僚的資本在內(見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國經濟通史(下)》P617--618)。當時的銀行基本都是以權貴巨商為吸儲對象和貸款對象。如上海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銀行，創辦時北洋軍政官僚和前清遺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資以后，北洋軍閥和官僚的投資仍然占一半以上，其股東有倪嗣沖、王郅隆、徐樹錚、吳鼎昌等權貴。大陸銀行的股東有馮國璋、李純、張勛、顏惠慶、傅作義、吳鼎昌、周學熙等人(見鄒高《“中國摩根”陳光甫》財經文摘 2010年 6期;李曉春《近代外商銀行沒落原因初探》陰山學刊 第21卷第2期 2008年4月)。

　　洋務運動的主導者是清末是握有軍權的封疆大吏，在他們的把持下，官僚資本企業的經營管理，官僚專政色彩明顯。名義上的國有資產，事實上控制在幾個封疆大吏手中。這種體制為封疆大吏們遂其私愿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此后“官辦”→“官督商辦”→“商辦”道路，事實上就是官僚軍閥們靠MBO聚斂私產的道路。

　　滿清瓦解后，這批軍閥有槍、有錢，成了稱霸一方的梟雄。此后中國半個世紀的分裂與戰亂，實肇于北洋軍閥。而洋務運動的一個明顯歷史后果，是為北洋軍閥興風作浪奠定了財力基礎。而官僚資產階級，在此亂世之中，內倚軍閥，外投列強，肆意聚斂，了無顧忌，充分滿足了“適者生存”的原則，成為那個時代的“最適者”。

　　5.4 從“國家資本”到“接收大員”

　　北伐戰爭后，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南京國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標榜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其民生主義有兩個要點，其一是平均地權，實現“耕者有其田”;其二是建立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1949年前的中國，人口的90%以上在農村，無論從國民大多數的角度還是從歷史經驗的角度看，實現“耕者有其田”無疑是“平中國”的重中之重。然而南京政府計不出此，將“耕者有其田”的旗幟讓給了共產黨。南京國民政府潰敗的根源之一，就是將多數國民的愿望拿來忽悠著玩兒。

　　共產黨在解放區的土改，有這樣一條政策：“在分土地的時候，如果本村有在國民黨軍隊服役、現役的官兵家人，一視同仁，一樣分地。”結果國民黨軍隊被包圍后，他們的長官最害怕的喊話內容之一是：“兄弟趕緊過來吧，回家吧，你們家分地了”。這往往造成國民黨軍隊成建制地投誠。(見鄧瓊等《解放戰爭啟示錄：開戰初期沒人認為中共會打贏》羊城晚報 2011-04-30)

　　南京國民政府回避“耕者有其田”，卻熱衷于建立國家資本。“建立國家資本”的思想源自孫中山對西方“先進文化”的實際觀察：

　　“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錢，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沖突，便發生階級戰爭。”(孫中山《三民主義》)

　　“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社會。”(孫中山《民報發刊詞》)

　　“資本專制，其害甚于君主專制。”(孫中山《在廣州行轅與各界的談話》)

　　并預見：“歐美演此貧富懸殊之慘境，他日必有大沖突以圖適劑于平”(轉引自洪源：《孫中山傳》)

　　“建立國家資本”正是他試圖預防“資本專制”的措施：

　　“凡屬于生產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不為一、二資本家壟斷漁利，而失業小民，務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補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公理之平允。斯則社會主義精神，而和平解決貧富之激戰矣。”(孫中山《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

　　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其民權主義：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 (孫中山《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換而言之，只有國家政權“為一般平民所有”，國家資本才能“不為一、二資本家壟斷漁利”。若國家政權為“少數人所得而私”，則國家資本必成為資產階級“壓迫平民之工具”。

　　然而，靠4.12政變掌權的蔣介石集團，依賴的社會力量是列強和江浙金融資本集團。1927年2月初，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長虞洽卿，就國民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和“打倒列強”兩政策詢問蔣介石。蔣的回答是：“窮赤佬怎么靠得住?”“洋人怎么打得過?”。蔣介石集團在這樣的基本判斷下，與列強和江浙財團建立了同盟。

　　1927年3月，虞洽卿即攜帶上海各國際銀行及商會捐助的銀票300萬大洋來到南昌蔣介石行營，再次會見蔣介石并送交銀票，同時議定了北伐軍進入上海后保護各國銀行利益的治安計劃。

　　4月1日上海銀行及商界再給了蔣介石300萬元大洋銀票，“四?一二”事變后，虞洽卿代表上海銀行及商界于4月25日再給付蔣介石300萬元大洋銀票。

　　虞洽卿還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出面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3000萬元。同年10月和1928年初又兩次由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部發行“續發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共4000萬元。這兩次公債多由上海外資銀行商人階級認購。(見何新《上海共濟會銀行界與1927年的四一二事變》http://1911.cn/bbs/thread-97656-1-1.html)

　　這樣一個官僚集團，如何能承認工農的“民權”?于是以“訓政”為由，用“官權”取代了“民權”。而虞、蔣關系表明，這個官權實質是哈耶克向往的“財富控制權力”。這“訓政”從4.12政變一直訓到1949年的大潰敗，直到1988年蔣經國臨終前，才宣布結束。這時蔣家王朝已近壽終正寢。

　　以“訓政”治國的國民政府，建立國家資本的主要手段是沒收“逆產”。

　　由于財政拮據，國民黨政府根本無力興建大型國營企業，雖然規劃了一系列廠礦，大多不是紙上談兵，就是因資金不繼，半途而廢。真正屬于國民黨政府單獨投資新建的國家資本企業，數量很少。國家資本的主要來源，是原有官辦企業和商辦企業。

　　南京政府成立后，頒布了《處理逆產條例》。將前政府官辦企業、前政府官員開辦或包含前政府官員股份的商辦企業，均列為“逆產”，予以沒收，包括清政府、北洋政府遺下來官營企業，包括直屬中央的路、電、郵、航等交通“四政”，分隸財政金融系統的印刷局、造紙廠、銅元局、造幣廠，屬于城市公用事業的電燈廠、自來水廠，軍隊及國防系統管轄的造船廠、槍炮局、大小兵工廠，以及金礦、銅礦、油礦、其他廠礦，等等。

　　在前清和北洋時期，被官員們私有化的國企，也多以“逆產”之名沒收。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前述被盛宣懷私有化的輪船招商局。南京政府成立時，法律上它已是私有企業，但事實上一直被官僚、政客把持。南京政府用了6年時間，軟硬兼施，才將其歸入國家資本體系。而涉及日資的原國企漢冶萍公司，由于日方的“嚴重抗議”，并派軍艦到大冶揚威恫嚇，歷時多年，始終未能收回。(見劉克祥《中國近代經濟史(1927—1937)》導言)可見中國官僚集團對失勢的前官僚，連同依附于他們的商人，可強硬到將其掃地出門，而面對列強，卻束手無策。

　　資本主義經濟體，配置資源的根本原則是利潤極大化，而利潤極大化的最有效工具是金融系統。換而言之，這個經濟體中創造財富的是實體經濟，而收獲利潤的卻主要是金融機構。交易所出身的蔣介石集團深諳此道，雖然南京政府在創建工礦企業方面乏善可陳，主要依靠沒收，但對控制金融體系卻不遺余力。

　　1928年10月5日，國民黨政府頒發《中央銀行條例》，宣布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額定資本2000萬元，由國庫一次撥足，11月1日正式開業，總裁宋子文，總行設于上海。中央銀行除從事一般商業銀行的業務外，還享有發行兌換券、鑄造及發行國幣、經理國庫、募集或經理國內外公債等特權。

　　國民黨政府經過8年的籌建、改組、擴充，最終形成了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行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信托局的“四行二局”國家資本銀行與金融體系。國家官辦和官商合辦銀行從1928年的3家，增加到1937年的9家，資本額從5343萬元增加到18750萬元，在全國銀行資本總額的比重從20.5%上升到39.0%。(見劉克祥：《1927—1937年中資銀行再統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在國民黨興建的大型企業中，最著名的當屬以民營面目出現的“中國建設銀公司”。該公司于1934年由剛從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卸任的宋子文籌辦。中國建設銀公司注冊資本為國幣一千萬元，絕大部分資本來自于中央、中國、交通以及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十多家商業銀行，只有少部分為個人投資。

　　中國建設銀公司定位于“聯合各金融機構而又高于各金融機構”以便“我國各銀行及其他公司之合作及相互擔任投資事業，并代理發行公司債與研究、調查各項范圍較大之新事業計劃”。在中國建設銀公司的組織章程中，將其業務范圍劃定為：“本公司以協助并聯同政府機關、中外銀行及其他組織，扶持公私各類企業，發展農工商業，辦理關于是項事業之投資及管理事務與信托公司之一切事務為業務范圍。”

　　它的目的是，“不獨能引起中外投資之互助與聯絡，且可使外人趨向于中國實業之投資”。最關鍵的一點在于，使“無論外國各銀行實業家及投資家”，都認為“本公司為扶助本國各項實業之唯一機關”。(《組建中國建設銀公司史料選》，《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6期。)

　　可見該公司的特征有二：

　　其一，是個承擔中央政府經濟類業務外包的壟斷性金融企業;

　　其二，主要目標在于向歐美招商引資。

　　事實上中國建設銀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引進英、法、美資本進入中國鐵路。路權問題曾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索。多年以后，宋子文在回憶他發起創立建設銀公司的目的時說，“當時本人所注意之問題有二：第一，如何能在國人可以接受之條件，鼓勵大量外資之輸入，及如何獲取外國技術管理之協助;第二為如何促進國內資本市場之發展。”在他看來，若“缺此二者，我國工業必不能有大建樹之發展”。(《宋子文向中常會報告中銀公司經營經過》，《大公報》(天津)，1947年9月19日，第1版 轉引自鄭會欣《戰前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投資經營活動》)

　　當時列強都對中國的鐵路有強烈興趣，傾向歐美資本的宋子文排斥日資，引起了日本的警覺。日本人認為：中國建設銀公司是“(國際)聯盟——列強——中國親歐美派合作產生”的經濟組織，它是“平時經常嫉視反日的財界人物和銀行”，“站在共同利害立場上創設出來的一個投資機構”，并指出建設銀公司是“政府的代行機構”。表面上雖然是“中國人的公司，主導權卻在列強”。(《中國建設銀公司與其國際性》，[日]朝鮮銀行調查課昭和九年(1934年)七月印行《九年調查》第25號 轉引自朱蔭貴《試論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家資本股份制企業形成的途徑》)

　　日本人的觀察是深刻的，中國官僚資本高度依賴列強，但受制于“國人可以接受之條件”，只好以民間的面目出現，“曲線賣國”。日本人的態度不過證明了蔣、宋傾向于歐美，汪精衛等人則傾向于日本而已。

　　官僚集團以國家資本的名義，從金融著手大肆聚斂，力圖壟斷國家的經濟命脈。嚴重擠壓了社會各界的經濟發展空間。在官僚集團內部，主管財經事務的核心官員分別把持各“國營”企業，據以發展出各自的派系。抗戰期間的“統制貿易”為官僚集團大發國難財提供了溫床。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資，但這些援助物資，被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里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資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資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資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資的走私貪污稱為“二戰中最大的丑聞”。

　　1942年2月7日美國國會批準無條件向中國貸款5億美元，到1943年底，中國政府提取了約一半的2.4億美元，但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調查資料，中國政府提取的2.4億美元中有8000萬美元已經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個人帳號上。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寫道：

　　“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

　　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這樣的局面被國人稱為：“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經濟學家馬寅初指出：

　　“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之勢力，勾結一家或幾家大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其做生意之時以統制貿易為名，以大發其財為實。故所謂統制者是一種公私不分之統制”。(馬寅初《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后之復興經費》)

　　“所謂國營，實即官辦”，“假公濟私為通病，由來已久，莫可究詰……近來夫變本加厲，由暗偷私竊變為公開劫奪”，“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局面，已呈現于吾人的眼前”(《馬寅初全集》第12卷)。

　　抗戰勝利之后，國民黨官僚借“接收”之名，行劫掠之實，前淪陷區民謠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時的“國家資本”成為一個個官商勾結、倚仗特權、牟取暴利的機構。為了遏制嚴重的貪腐，挽救搖搖欲墜的金融體系，蔣介石派蔣經國到上海“打老虎”，結果打到孔祥熙家族頭上。真是“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權衡利弊，蔣經國鎩羽而歸。“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說不脛而走。

　　近年來，為了給蔣、宋、孔、陳恢復名譽，國內一些些學者主張：

　　“應該把官僚資本劃分為兩個組成部分：國家資本和官僚私人資本。”

　　“不能將國家資本、國營資本等同于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中應包括官僚的私人資本，而對于官僚的私人資本也要辯證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權利、壟斷性很強的私人資本才能定性為官僚資本。”

　　并進而論證法律意義上的蔣、宋、孔、陳私產遠低于傳聞中的數量。(見李少兵等《20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問題研究》史學月刊 2005/2)

　　其實，在國民黨政權敗潰的現實面前，這樣的“平反”了無意義。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家資本”或“國營企業”，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全民所有”，都不是在緩和而是在強化貧富兩極分化，因而都遠離了孫中山先生建立國家資本的本意。國民政府的“國家資本”或“國營企業”，其實是官僚集團控制、掠奪社會資源的工具。正如陳自芳指出的：國有資本是官僚資本的“大家庫”，官僚私人資本則為“小家庫”。前者多采用超經濟的行政手段，后者多以經濟活動方式出現(見陳自芳：《論就中國官僚私人資本的擴張及其制度原因》，《北方論叢》1989年6月)。

　　國民政府的“國家資本”或“國營企業”屬于官僚集團，其實際支配權取決于官僚們在權勢斗爭中的勝負。“國營企業”主持者走馬燈似的更替、沒收“逆產”事件接連不斷地上演，只不過證明了官僚集團內部成王敗寇的邏輯。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顯然不是為官僚集團謀利的主義，其“國家資本”本意是防止資本專制，保護農、工大眾。然而實踐的結果，官僚集團自如地揮舞“三民主義”的旗幟，將官僚資產階級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對不起，又來一個然而)，官僚資產階級的壯大導致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潰敗，這個階級遭到了歷史的大清算，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然而(對不起，再來一個然而)，這樣的大清算就能使官僚集團與官僚資產階級消失嗎?

　　5.5 “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1949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在分析中國問題時指出：

　　“中國的現代性工業的產值雖然還只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它卻極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

　　十年后毛澤東還進一步談到：

　　“我們用戰爭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接著沒收了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資本，這樣才使我們有可能對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資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并且利用他們的經濟、文化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們在解放后沒收了全部官僚資本，就把中國資本主義的主要部分消滅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1959年12月—1960年2月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在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們看來，政府控制了這些前官僚資本，就保證了現代工業為全民所有。這個構想背后的隱含假設是：新中國能有效地遏制官僚集團的私欲膨脹。對此毛澤東是充滿憂慮的。就在這次七屆二中全會上，他發出了著名的警告：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事實證明，毛澤東決非杞人憂天，當年李自成的農民軍，進城后迅速腐化，幾乎就是歷史的必然。1950年。上海市委就接到各區委反映，有關各地區來滬購物受騙、貪污、將公款私存私營行莊等事件，達十一件之多。其中情況較為嚴重的，有：

　　“太原煤礦購買鋼絲繩，貪污一千萬元，并受商人欺騙，以劣貨抵充舶來品。

　　西北軍區第三軍運輸處長徐飛，以五、六億款項，化名分存私營行莊，經轉告區行查出，而徐本人態度蠻橫，強詞奪理。

　　一野溫同志來滬采購汽車材料，委托私人代辦，商人以舊貨翻新充數，本人則貪污腐化，住所不定。浙江制麻公司，中南區工商部，東北林務局等采購五金電器材料，均收取上千萬傭金。

　　四野后勤衛生部到廣協書局、商務印書館買書，索取額外書籍，價值三十余萬元。”(見毛澤東《中央關于同意以大戰略區為單位在上海設辦事處的電報》1950年9月1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到次年，此類現象已經嚴重到需要“清黨”的程度：

　　“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毛澤東《中央轉發鄧小平關于西南區黨政軍三個會議情況報告的批語》1951年11月30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清理的結果，發現一大批官員貪污腐敗，其中翹楚就是天津地委現任地委書記兼專員張子善和前任地委書記劉青山。官員腐敗現象遍及全國各地、黨政軍民系統。以至于中央認為：

　　“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這個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斗爭，一樣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毛澤東《中央關于三反斗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 1951年12月8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可以想見，如果當年毛澤東不對腐敗官僚如此施以霹靂手段，等待新生人民共和國的，必然是李自成的下場。正是張子善、劉青山們的死刑，告誡官僚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陳毅《七古·手莫伸》)。此后，整整30年的時期內，群眾對貪腐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多吃多占”之類現象上，官僚集團的貪腐趨勢被長期遏制。嚴格自律成為風氣，許多老干部臨終時身無長物。

　　然而，官僚集團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的本性極為頑強，這個方面不表現，必然表現在其他方面。

　　1951年國家調整了工資，但北京被服廠工人反映，“這次調整工資時，調整的不是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的工資，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過去。”(毛澤東《對北京被服廠工人來信的批語》 1951年12月18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同年，外交部亞洲司服務員魏寶貴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中央機關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車接送在育英小學讀書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的浪費。(毛澤東《在一封反映某些中央機關干部用公家小汽車接送子女上學的來信上的批語》 1951年12月18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同年，武漢發生市長吳德峰、副市長兼秘書長易吉光壓制民主，打擊群眾批評事件。(毛澤東《中央關于處理武漢市府領導人壓制民主、打擊群眾批評的錯誤的電報》 1951年12月25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有機關生產的部門化大公為小公，挪用巨款，已成為的通病;財經機關掌握審批權限的部門發生官僚主義，一不小心即造成巨大損失。(薄一波《為報送財政部黨組關于三反運動的報告寫給毛澤東的信》1952年1月3日 轉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中共中央中南局則發現：“目前機關小家當異常普遍，財產很大。中南一級機關各部都有，有些部處、科層層都有，大的擁有幾十億元，小的也有幾百萬元。中南各省也是省、地、縣、區、廳、處層層都有，數目估計有二萬多億元，可能達到三四萬億元。這些小家當一般用于投資工業與手工業，補貼工作上的需要，補助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難與機關工作人員的一般福利。但是，用于鋪張浪費，特別是用在少數干部身上，也占很大部分。而且機關生產實際上與商業投機有聯系，為貪污受賄大開方便之門。”(《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的請示報告》 轉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北京市委則報告：“目前干部子弟學校中，學生所得待遇極不一致，一是學校之間伙食費和津貼費的標準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學校之內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學校的設有公費生，其公費補助按家長革命歷史和職位分為三等。”而同時“目前中小學生所負擔的費用，對于勞動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員來說，是相當重的。目前中學的人民助學金標準低，名額少，小學根本無助學金。”(《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關于中小學生費用負擔及生活情況給中央和華北局的報告》轉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

　　諸如此類的現象使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深惡痛絕，對官僚集團高度警惕。反對官僚主義，縮小三大差別始終是毛澤東治國的重點。建國后政治運動不斷，主題在此者占大多數。而政治運動的底色是群眾運動，這是共產黨打江山的基本武器，也是毛澤東治國的基本武器。

　　當年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其用意都在于讓政權落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勞動者手中，而不再為官僚群體所把持。孫中山、列寧去世過早，未能在實踐中真正面對這一問題。斯大林執政30年，面對這個問題時，他的選擇是“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實踐上他仿效彼得大帝于1722年頒布的“官職等級表”，制定了蘇聯的官僚等級名錄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中國官僚集團的現實表現，讓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路線心懷疑慮。這集中體現在他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點評上。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澤東組織的讀書小組(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人)采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通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其間毛澤東發表了許多談話。由于是內部討論，不供公開發表，毛澤東講得直白而坦率。

　　公有制的建立是否就保證了工農大眾成為社會的主人?毛澤東表示懷疑：

　　“教科書說，隨著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化，‘人們成為自己社會經濟關系的主人’，‘能夠完全自覺地掌握和利用規律’。把事情說得太容易了。這要有一個過程。”

　　《教科書》稱：“同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形態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種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會弄到發生經濟危機、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這類沖突的地步。這些矛盾是發展中的矛盾，是社會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逐步過渡的前進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認識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國家，依靠群眾——共產主義建設者的積極活動，能夠及時克服產生的矛盾，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力圖保存腐朽的經濟關系的階級，對社會發展進行著有意識的有計劃的領導。”

　　毛澤東對此說大不以為然：

　　“教科書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個說法不合乎辯證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調和的矛盾?只能說有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矛盾，不能說有不可以調和的矛盾和可以調和的矛盾。”

　　歷史證明《教科書》宣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力圖保存腐朽的經濟關系的階級”完全是書生之見。中、蘇兩國都出現了官僚集團資產階級化的強烈傾向，最后都發育出了一個強大的官僚資產階級。

　　在對比中俄兩國革命經驗時，毛澤東講到：

　　“我們是聯合農民來反對資本家。而列寧在一個時期曾經說過，寧愿同資本家打交道，想把資本主義變成國家資本主義，來對付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這種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仔細比較列寧與毛澤東，可以發現，列寧更在意某個社會群體在理論上“先進”與否。按照經典理論，農民是“小資產階級”，讓農民破產，轉化為“無產階級”，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列寧解釋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的失敗時認為：

　　“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從來不會預先就表示擁護無產階級統治,不會懂得無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和任務,而只是根據自己以后的經驗才確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必然的,正確的和合乎規律的。”(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

　　中國革命戰爭時代的“左傾”路線，受此思想影響極大。而毛澤東更在意社會底層“大多數”人口的狀態與意愿。在解放戰爭中，毛澤東曾為郟縣縣委題詞“站在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此后他多次強調這一觀點。所以毛澤東將農民視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在對待農民的問題上十分謹慎。

　　而列寧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就是農民，這占當時俄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生活艱辛、力求自給自足，受著官僚、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剝削。與他們為敵，等于與國家的多數人口為敵，將革命的合法性讓給了對手，造成了十月革命后殘酷的三年內戰，以及隨后不得不長期維持的“專政”。結果馬克思構想的社會形態為斯大林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級名錄制)所取代，埋下了蘇聯從內部瓦解的種子。

　　《教科書》稱：“由于剝削的消滅，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的關系根本改變了。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工人和企業領導人員間的利益對立消失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體力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是統一的生產集體的成員，他們都極其關心生產的發展和改進。由此就產生出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旨在不斷改進生產的創造性的合作。”(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頁)

　　對此，毛澤東評論道：

　　“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不能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

　　顯然《教科書》的作者是從理論、定義出發，以為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就一切皆公，新的社會關系就是順理成章的了。而毛澤東則直面現實，看到了工人與干部“老爺”間實際存在的矛盾。

　　尤為深刻的是，毛澤東指出：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對勞動者而言是根本的權利。

　　“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這里毛澤東明確指出：將這些“最根本的權利”委之于他人，勞動者自己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今天的事實完全證實了毛澤東這一判斷的正確性。由此，方可理解毛澤東的一系列舉措。這些舉措中最核心的有二：

　　其一是“鞍鋼憲法”。

　　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中國，當時主要是學習蘇聯，而蘇聯體制建立在斯大林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級名錄制)之上。在蘇聯工業企業中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是其最大鋼鐵廠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的一套管理辦法。其核心特征是：實行“一長制”，依靠專家和規章制度進行管理，靠物質刺激提供動力。工會、黨委成為廠長的附庸。廠長與工人的關系，有如貓鼠。這其實與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體制無異。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匯報了鞍山地區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群眾運動的情況，并提出要“繼續徹底地批判堅持一長制、實行經濟和技術掛帥、依靠少數專家辦企業的資產階級路線，堅決地貫徹執行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依靠廣大群眾辦企業的無產階級路線。”

　　毛澤東認為這是一部有別于“馬鋼憲法”的“鞍鋼憲法”，此后“鞍鋼憲法”被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生產勞動;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領導、技術人員、工人相結合)。顯然，“鞍鋼憲法”試圖從正面確立勞動者對企業的管理權，防止企業成為官僚的私產。

　　其二是“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

　　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說：

　　“一九五七年中國革命創造了一個最革命最生動最民主的群眾斗爭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革命的內部〈容〉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形式。從此無論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問題，無論是革命的問題、建設的問題，都可以用辯論的形式去迅速地解決。發揮群眾的主動性、責任心，克服領導者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領導與群眾就容易打成一片了。”(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 1957年10月9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可以看出，毛澤東提倡“四大”其目的在于“發揮群眾的主動性、責任心，克服領導者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是從負面制約官僚主義的膨脹。

　　1966年，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人發出《八條指示》，規定“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可見“四大”與官僚管理體制處于天然對立狀態。

　　在1975年憲法13條規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部憲法甚至將罷工的自由列入公民權利之中。

　　傳統的官僚政治，依靠“儒表法里”制約官僚集團私欲的膨脹，這本質上是精英集團內部的自我監督。而靠人民的監督制約官僚集團私欲的膨脹，其實是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的共識。陳毅在《七古·手莫伸》中寫道：“汝言懼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覺，其實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縮。”在他看來，只有人民近在咫尺的監督，才能讓官僚們“手自縮”。

　　毛澤東治國，站在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立場上，試圖制約官僚集團的膨脹。無怪乎精英集團指責毛澤東是“民粹主義”：

　　“胡繩于1998年在《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發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世紀之交的回顧和前瞻》,集中批判了毛澤東的所謂‘民粹主義’錯誤。同年的12月下旬,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召開‘毛澤東鄧小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研討會,請胡繩作報告。他在會議期間的12月26日的發言中,指責毛澤東在解放后一系列問題上‘受了民粹主義的思想’影響。”(見孫學文、李建斌《關于毛澤東是否犯了民粹主義錯誤的爭論概述》黨史文匯1》2000年第5-7期)

　　此文還歷數了眾多學者對毛澤東的所謂“民粹主義”的批判，更有人宣稱“討論和研究的意義在于,‘不要再犯恐資病,走回頭路’。因為有些人不是‘從生產力的觀點出發’,‘總把眼睛盯著姓公姓私、姓社姓資’,使中國的改革步履維艱。”(同上)

　　事實上，毛澤東去世后，1982年憲法中就刪除了75年憲法中關于“四大”和公民罷工權的條款。同時宣布“永遠不搞群眾運動”。擺脫了人民的監督，官僚集團迎來了他們的“春天”，可以自由揮灑而無所顧忌了。與此同時發生了一個細小卻意味深長的變化：相關文件中“全民所有”變成了“國有”----其潛臺詞無非是“官有”，否則，何需多此一舉?回顧過去30年的歷程，可明顯看到兩個相輔相成的過程：

　　其一，工人群體從理論上的企業“主人”演變為法律上與“用工單位”簽約的雇傭勞動者。在這一過程中，幾千萬國企工人被“下崗分流”，國有單位就業占社會勞動者合計的比重，從1981年的19.15%降到2006年的8.08%，甚至低于1953年的水平(8.55%)。而同年國有企業占到社會資產存量的41.73%。

　　其二，官僚集團的收入增加遠超過平民百姓。上述過程使少數人占有的人均生產資料遠超過社會平均水平，導致國企內部平均工資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2011年5月9日媒體報道中海油員工人均年薪38.67萬，而高管均薪更達460.5萬，輿論嘩然。事實上央企高管年薪上百萬、上千萬的早已屢屢見諸媒體。有好事的記者分析上市公司2010年1-6月半年報，更發現一批高齡退休官員以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身份，從上市公司獲取高額報酬，如：

　　前能源部部長、前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黃毅誠，84歲，從中國神華領走22.5萬元報酬;

　　前國家經濟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81歲，從中國中煤拿走30萬元報酬;

　　前國家煤炭工業局經濟運行中心主任烏榮康;70歲，從中國中煤拿到30萬元的報酬;

　　前電力部經紀調節司司長葉繼善，72歲，從國電電力拿到7.14萬元報酬;

　　前化學工業部辦公廳主任、國家石油和化學工業局副局長、黨組成員謝鐘毓，67歲，從中石化拿到24萬元報酬;

　　記者還發現央企中的三大航“88名高管中有30人未披露薪酬，占比高達34.1%”

　　(以上見《央企薪酬真相中海油高管均薪460.5萬》 京華時報 2011年05月09日)

　　社會對壟斷國企過的平均薪酬非議不斷，在這些企業內部，平均薪酬掩蓋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差距。僅以石化行業觀察：

　　那個幾乎搞垮中航油的陳久霖，2002年收入490萬元新幣，折合人民幣2350萬元，成為整個新加坡的“打工皇帝”。而新加坡精英階層的高工資是舉世聞名的。(人民網2004年12月14日)

　　華北油田解除勞動關系的下崗職工有3萬多人。2005年8月12日，華北油田貼出通知，要求符合條件的下崗職工去人事部門填上崗意向登記表。上崗條件中標明，離婚后的下崗職工等同于單職工，可以上崗，但以離婚證為準。引發了油田職工突擊離婚浪潮，到18日上午，婚姻登記處的離婚證已經用光。而這個崗位的工資僅430元。(燕趙都市報2005年8月19日)

　　更尖銳的對比是：根據新加坡當地的法律，陳久霖將面臨最高7年刑罰或最高25萬新元罰款。也就是說，陳久霖只要繳納25萬新元就能免于牢獄之災，這不過是他2002年收入的5%。而華北油田那些倉促離婚的下崗職工后來得知：只有8月5日前離婚的才有資格上崗。

　　事實上，實施毛澤東堅決反對的高薪制，只是一小步。然而官僚特權的一小步卻是社會演化的一大步。伴隨著官僚特權的彰顯，新官僚資產階級開始公開發育。這一過程與洋務運動、北洋政府時期、南京政府時期并無質的區別，不過換了一批新的演員。

　　前輩官僚資產階級產生于權力市場化。當官僚政治的內外約束機制尚起作用時，權力與市場絕緣，于是有倭仁、丁日昌的清廉。然而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在官場日漸腐敗的大背景下，權力終將與市場攜手，于是盛宣懷以“能人”的面貌登場，并贏得了舉朝大員的盛贊。因為他長袖善舞，“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靠關系學為朝廷解決了一系列難題。然而，對朝廷而言，這一切不過是飲鴆止渴，它開啟了官僚向資本家轉化的進程，這一進程的核心機制就是權力市場化。

　　百多年后，權力市場化以新的形式更大的規模上演。價格雙軌制、倒批文、土地劃撥、權錢交易、買官賣官、MBO、行政壟斷、抓大放小、國有資產流失……充斥媒體，已是盡人皆知，無需贅述。這一過程中，聚斂財富效率最高的，無疑是與權力最接近的群體。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大背景下，這一過程導致了兩個諱莫如深的問題：

　　其一是“陽光法案”，早在80年代即提出的干部財產公開制度，至今無以立法。新疆阿勒泰率先實施了官員財產公開，但有報道指：“一項對阿勒泰和新疆其他官員進行的‘官意調查’卻顯示，反對者竟占到七成，堅決支持者只有一成。”(四川新聞網，2008年9月10日，記者：劉偉)顯然，官僚群體的集體抵制，是陽光法案從80年代擱淺至今的主要(如果不說是唯一)因素。

　　其二是頂級富豪群體的來源構成，至今沒有官方正式的統計數據。2009年6月25日，《時代周報》刊發了記者韓洪剛采寫的報道：

　　“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余億元。”

　　“高干子女占據了億元戶的91%”的消息立刻被網絡瘋傳。一個多月后，人民網發布調查報告，援引權威專家，稱此數據為“拼湊嫁接”、“以訛傳訛”。然而沒有回答真實的數據到底是多少。結果引起了更多的譏諷與嘲笑。關于“第一桶金”與“原罪”的爭論，使官方的公信力幾乎蕩然無存。

　　這一過程直接反映在共產黨的黨員構成演化中。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從各方來源匯集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比例數據如圖6：

　　圖13：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比例

　　資料來源：1993、1995、2000年數字，見《現階段中國私營企業主研究》，載《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頁。1999年數字見《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1999年》第107頁。2001年數字，見《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載《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2月26日。2005數字來自全國工商聯調查。(見李成瑞《《大變化--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復雜性分析》200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學“現代科學與哲學”課的講稿)

　　注意，2000年后，這一比例發生了階躍，而這期間正是所謂 MBO(管理層收購)肆虐之時。李成瑞指出：“這些資本家黨員的來源，據調查，由黨員成為資本家的，占78.6%(其中公有制企業變私有制企業的占43.4%，黨員下海創業的占35.2%);由資本家成為黨員的占21.4%，大體是‘倒二八’。”(同上)可見黨員資本家中，近八成原來就是共產黨員。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比例遠高于工人、農民中共產黨員的比例。

　　傳統的官僚政治體制，主要依賴體制內的自我監督，其結果是周期性的社會震蕩。西方文明入侵后，官僚集團表現出強烈的資產階級化傾向，其結果是一個世紀的戰亂。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們，期望代之以人民的監督，來防止官僚集團的怠惰、貪腐。隨著這種監督虛化，迅速積累起來的后果，很難不讓老百姓想起當年毛澤東那令人難以理解的判斷：

　　“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5.6 從“隔世報”到“現世報”

　　官僚政治無疑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底色，這片土地上的統治精英在歷史的試錯過程中，淘汰、篩選出了這個最具適應能力的政治體制。當來自西方的異質文明帶來了資本主義后，官僚集團表現出了高度的適應能力，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五權憲法”，無論是“三民主義”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都能適應自如，甚至如魚得水，將所有這些理論變成遂其私愿的工具。

　　傳統官僚政治用“儒表法里”制約官僚群體的貪欲。這種制約機制一則依賴官僚群體的理想主義，信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則依賴皇權的絕對權威。而這兩者都經不起時間的侵蝕，導致了一個個王朝的衰敗。

　　自秦始至清止，這片土地上共出現過104個全國及地方性政權。第一章1.4節里曾計算出：只有約1/4的王朝壽命超過了50年。更有40個(38.8%)壽命不足10年，36個(35%)壽命不足5年。可見維持江山穩定之難。考慮到一個王朝前期的磨合，后期的衰朽，如果將壽命超過50年的王朝視為穩定續存過的王朝，那它們的平均壽命為123.3年。

　　發生鴉片戰爭的1840年，距清王朝定都北京(1644年)已有196年，超過了穩定王朝的平均壽命。事實上，史稱“盛世”的乾隆后期，即已吏治敗壞，貪腐嚴重。其典型代表就是著名的和珅。嘉慶為了澄清吏治，查處了以和珅為首的一批巨貪，包括漕運總督富綱、直隸司書王麗南、巡漕御史英綸、安徽山陽縣知縣王伸漢、兩江總督鐵保、江蘇巡撫汪日章……。乾隆剛退位，川、楚、陜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到嘉慶十年(1805年)才將起義鎮壓下去。嘉慶十八年(1813年)，北方又爆發天理教起義。清王朝就此盛極而衰，到清末更出現了大規模的“民變”。

　　傳統官僚政治正是在這樣的狀態下，迎來了資本主義的入侵。西方文明消解了內在約束官僚集團的禮教，打垮了外在制約官僚集團的皇權。于是官僚集團從阿拉丁的神燈里拱了出來，與外來的利潤極大化機制結合，成長為一頭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怪獸----具有中國特色的官僚資產階級。

　　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反復證明，聚斂是導致社會危機的根源。在經濟貨幣化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利潤極大化機制的聚斂效率遠高于歷史上的土地兼并。而中國特色的官僚資產階級，擺脫了內外制約，經濟、權力手段兩手抓，兩手皆硬，用槍桿子為利潤極大化保駕護航，其聚斂效率更是超群絕倫。歷史上的聚斂往往需要數代人的過程，方能造成社會危機。人們稱此為“隔世報”----上輩造孽，子孫遭報。“效率優先”的中國特色官僚資產階級，無論洋務派、北洋軍閥還是南京政府，都面對了“現世報”----當世即遭到歷史的清算。

　　史鑒歷歷，得無秫惕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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