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當代中國史學巨擘何炳棣的史心傲骨（下）——紀念何老逝世二周年

　　緬懷當代中國史學巨擘何炳棣的史心傲骨

　　--紀念何老逝世二周年

　　(初稿)

　　龔忠武

　　2014年6月7日

　　目錄：

　　摘要

　　上篇

　　一、鮮明的現實意義

　　二、哀莫大于金色史心之喪亡

　　三、叱咤國際、堪比李楊

　　下篇

　　四、尋根探源

　　五、畫龍點睛

　　六、仗義執言、維護學術公道

　　七、遙應祖龍的召喚

　　八、當代楷模，垂范后世

　　附錄

　　何老中英文論著

　　摘要

　　中國當代名副其實的國際級史學巨擘泰斗何炳棣的大量英中文史學著述，不僅是史識的寶庫，也是史才的源泉，史德的典范;更有發出來自靈魂深處的呼喚、敲擊心弦的聲音;有時深沉低回，有時悠揚清約，有時口誅筆伐、激越高昂;更有貫通中外古今、洞徹幾微的智慧，令人不禁興學海無涯之嘆。

　　或可曰章學誠之史德，但又超出史德;錢穆謂之史心，黑格爾謂之絕對精神：是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道心、圣心;是司馬溫公窺盛衰興亡、生民休戚消息的王者之心;是憂國憂民、任重道遠的國士、俠士之心。

　　這是一個史學巨擘的靈魂之聲，是道心、仁心、義心、俠心、詩心、匠心的完美有機結晶，統之曰史心;更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之音，國魂、民族魂的完美體現，同民族精神呼應共鳴;何老的宏文巨構是一個史學巨擘仗筆馳騁歐美中國學界廣闊荒原數十年的立德、立言、立功之奠基性、開拓性業績的積淀珍品;譽之為華裔史學家在西方中國文史學界的楊振寧、李政道，應該也不為過，受之無愧。

　　當然，史家都有表述自己史心的方式，何老作為一代史學巨擘泰斗之表述方式，則體大思微，深入淺出;早年所治之社會經濟史、制度史、農業史，龍之體、龍之骨也，晚年所治之中國先秦思想史、文明史，是哲人馮友蘭所謂「龍之眼」、龍之心也;體現何老作為炎黃子孫一員的自豪、自尊、自信，作為一個民族自由主義者的剛正不阿，以及展現作為一個中西會通、古今綜合、文理合一、博專兼備、考據分析并用的當代大史家的獨特風范和久違的中國風格、氣派。

　　是以如果只論何老之史識、史才、史德，而不點出其史心，如同馮友蘭所言，是畫龍而不點睛，點睛而不立心，實乃一條盲龍也。何老晚年呼應祖國之呼喚，游龍認同祖龍，證諸何老史心，誠哉斯言!

　　下篇

　　四、尋根探源

　　接著何老接受楊聯陞的建議，于1868-69年逐漸將目光和研究重點從明清社會經濟問題，轉移到他稱之為中國歷史很多課題中的一個「最基本性最大」的課題，即中國農業的起源及與其密切相關的中國文化的起源。(47)之所以最根本，因為論證的是一個大文明的起源，之所以最困難，因為史前遠古的歷史，缺乏文字史料，地下文物考古史料，也很有限;更具挑戰性的是上古中國文明起源涉及的問題，需要自然科學、考古等方面的知識，而這是一個歷史學家嚴重缺乏的，必須「惡補」這些學科的前沿知識。所以何老轉變研究重點的轉移，為他帶來了很大的挑戰，自認為是「攻中國史上最大最堅的城堡」(48)

　　但是主導他的研究重點和方向的轉變，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潛藏在何老內心深處的炎黃史心;具體而言，就是要挑戰西方流行的農業起源一元說和文明起源一元說的種族優越心態，甚至連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大家李約瑟都不能免(49)。這兩種學說都主張人類的農業和文明都起源于兩河流域和埃及，然后傳播到其他地方，歐洲，當然還包括中國。這就是中國農業和文明起源外來說或派生說。三十年代的日本，為了配合對中國的侵略丑化貶抑中國民族，日本的漢學家大力鼓倡中國(支那)文明外來說，許多親日的中國學者也隨時附和，因而在當時的中國學界產生很大影響。

　　綜觀以上各類外來起源說，大致有一個基本共同點：就是西方中心論的視野，也即將西方話語權的中心地位視為理所當然，從而透過這個有色眼鏡觀照世界文明發源問題;實際上將古埃及、巴比倫等與圣經內容相關的文明都歸屬到西方母文明的范疇，而其他文明不過是這一中心子文明的遺緒或輻射而產生的眾多的子文明。他們在內心里不承認世界上有其他不同的文明，有其他不同的世界觀。(50)就本文題旨而言，就是骨子里抹殺中國文明的遠古史，不相信遠古的中國人會獨立創造出自己輝煌的中華文明。此說若任讓其打著科學學術外衣，而任意流傳，混淆世人視聽，則中華文明何以立足于世界各大文明之列?!

　　何老晚年的研究重點就是要挑戰這種邪說謬論，代而建立中國農業和中國文明本土起源說的新觀點。所以，何老多年后回憶說，「生平所有著作中投入感情最多的要數(挑戰文明一元說之)《東方搖籃》這篇文章了」(51)

　　但是光有雄心壯志沒有相應的史學、史才、史識，也是無法服眾達到目的的。何老明智地選擇了攻堅的切入點，就是他從哥大攻讀博士時起就一直比較熟悉的土地與農業的領域，這是中國農業文明、賴以產生、發展、茁壯、持續的最根本的物質基礎。但要從土地、農業的角度研究文明的起源卻涉及很多學問，包括土壤、地質、氣候、金屬、科技、植物學(古孢粉)、考古、古生物、人類學(體質)等有關的必要知識，還涉及宗教、民族學、語言學等非自然科學等。這些必要的或充分的知識，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一個正統歷史學家的專業知識范圍了。何老認真勤奮地—感謝他天賦的壯實體質---利用兩年的時間惡補了這些不是他專業的學科，雖然只是帶著問題去學這些針對性的專業知識，也夠多的了;除此之外，當然他還不時虛心地向世界第一流的有關的學者專家，請教同破解這方面有關的疑難問題的知識識和學理。(52)

　　上文曾指出史心導史、科學治史、訓詁證史、文學述史的四條準則，其最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何老論證中國文明本土說了。為此何老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間，撰寫了一系列文章，《華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學、訓話互證示例》)(53)、《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東方的搖籃》(The Cradle of the East：An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ttes and Ideas of Neoe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征及意義》(《中國文化的本土起源：三十年后的自我檢討》一文也應視為其延續)等，均在論證中國文明的特征，為中國文明的本土生成論提出全新的觀點。

　　由于本文題旨所限，詳細的介說將超出本文主旨的范圍，現在總結何老中國文明土生說的五大特點：

　　一、黃土是在最近一、二百萬年內,在逐漸干燥的氣候條件下堆積而成的,由此形成的黃土高原和及其中無數小河沿岸的黃土臺地的土質松勻。黃土一般都呈堿性,土壤中的礦質大體經久都不流失sustainable,因此基本肥力也長期持續不變。(54)

　　二、古代華北農業生產及聚落模式與古代西方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是華北黃土具有特殊的物理和化學性質，使其可以「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因此原始華北農業最初不應該采取中國古代考古史權威張光直主張的「燒砍法」為特征的「游耕制」，，而是自始即可采取定居的村落生活方式的輪耕或休耕制。

　　三、黃土「 自我加肥」的性能使中國遼闊的黃土地帶,幾千年來的農作物幾乎不靠人工施肥都可以年復一年地種植。正是在這種土壤的無窮肥力和持續力之上,稠密的人口往往繼續不斷地增加到它持續力的極限。(55)

　　四、科學原理重建的華北原始的輪耕或休耕的耕作方式都能夠在中國古代文獻，例如《爾雅》、《詩經》、《易》、《尚書》等古文獻中得到印證。(56)

　　五、唯有肥沃的黃土地帶，才可能為陜西渭水流域沿諸小河兩岸的仰韶文化圈內出現自我延續的村落定居農業，中國文化中的「宗法基因」，中國特色的儒家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氏族聚會的中心大房子、居住房屋群、窖穴、陶窯和排列整齊的密集墳墓群等)，提供不可或缺的、持續不竭的物質基礎。

　　第一至第四點主要是從土地、農業、耕作方式立論，論證中國

　　文明土生說，(57)而《東方搖籃》的巨著，則除農業外，擴大至文字、語言、數字、器物(陶器、青銅)、序數(干支系統)、天文、人本宗教思想、社會政治理念等，證明中國文明的土生說。何老在芝大的校長麥克尼爾William H. NcNeill，美國的一位主張人類古文明一元論的權威，對何老的《東方搖籃》贊譽有加，并寫了前言。文中對何老的中國文明土生說心悅誠服，認為何老創造性地融合西方的科學方法和中國的訓詁考據，利用新的科技和考古成果，有理有據，立論顛簸不破，無可辯駁，是歷史學和考古學領域里的一篇劃時代的宏文巨構，樹立了新的典范。今后縱然有了新的發現，那也只能是加以補充完善，但絕難推翻。(58)麥氏當然知道，中國文明土生說將會使具有民族文化自覺意識的中國人喜不自勝，充滿自豪感，但他也同時提示告誡西方人—首先當然是他自己--必須拋棄所謂的人類文明一元論的陳舊觀點，改采人類文明多元論的新觀點，接受何老的中國文明土生說。(59)

　　何老的《東方搖籃》問世后，其立論卻遭到也是華裔的國際中國古代考古史權威張光直(1931- 2001)(60)和同張持相同意見的美國學者祁特立David N. Keightley的反對，而好事多磨，雖于1970年成稿卻一直延至五年后(1975)始由香港中文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聯合出版。張光直和祁特立都是文明起源一元論的支持者，特別是張一貫堅持華北古自然環境比較濕潤、多沼澤、富林木，仰韶先民從事游耕。(61)這本是一場學術爭論，但張卻滲入了情緒化的因素，對何老進行人身攻擊，說何老的《東方搖籃》主張的中國文明土生起源說，是矯枉過正，過猶不及，是訴諸民族主義的著作，不是正統史學。(62)

　　何老尤其對于大漢沙文主義的指控，一直十分反感，當然更要嚴正面對，強力回擊。早在何老英文的《東方搖籃》的序言中，他就強力反駁說，犯了文化思想沙文主義的正是西方人，他自己就是其直接的受害人：

　　事實上，早在1968年2月8日的這個失眠之夜，我偶然發現一項考古證據，顯示印度開始稻米種植晚于中國很多年之前，我一直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的主要文化要素一定是受惠于古代西方。如果這部書對某些人留下隱含有點大漢沙文主義的印象，那只能說是其來有自，因為數十年來，我一直是一個不自覺的某種形式的西方思想沙文主義的受害人。現在回顧反思，其中最隱晦的一種莫若古代世界文明的一元生成說。事實上，拙著關于中國文化每一主要元素的土生說的具體結論，以及關于中國文明獨立生成的總結，無一不是根據對我所掌握的大量資料數據的忠實分析而作出的。(63)

　　總結而言，如果說《中國人口論》和《明清社會史論》是社會

　　經濟史領域的經典之作的話，那么《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64)《東方的搖籃》，更是堪稱為人類古代文明史的經典著作;就本文主旨而言，堪稱是當代中國史學家之史心導史、科學治史、考據證史、文學述史的經典之作，足以鞭策當代，垂范后世。

　　由此對于中國歷史和中國文明的起源的根本性問題，提出了中國人自己的論點，相對于兩河流域是西方文明的搖籃，論證黃土高原是東方文明的搖籃，為中國人奪回了文明的話語權、解釋權。

　　此之謂金色史心，錚錚傲骨!

　　五、畫龍點睛

　　制度史、社會經濟史，可以視為龍之體，為了畫龍點睛，何老

　　晚年第二次退休(1990)(65)以后的興趣轉移到先秦的思想史問題，也即馮友蘭所謂的「點睛之作」(66)。還有一個誘因，就是何老發現八十年代海外的新儒學熱已經形成一個利益集團，其領軍人物杜維明過于美化儒家，而且對儒家原典不忠實，英文措辭行文「備極油滑」，(67)所以決定拿杜開刀，(68)而于1991年春更寫了《原禮》批杜。(69)由于海外新儒家聲勢浩大，批杜之前，已經做好迎擊新儒家之反擊，所以「只有一往直前，義無反顧了」(70)。于此也可見何老錚錚傲骨的一個側面。此后即跨入先秦思想、制度、宗教、文化之研究，而寫了不少有關中國古代思想史方面的文章，1999年的《〈我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2000年的《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2001《〈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辯證思維源于<孫子兵法〉》的論證》、2002年的《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特別是其中的第一篇《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最具原創性，何老也頗自豪地認為是中國先秦思想史上具有畫龍點睛意義的基本性翻案的大文章。2010年也即去世之前二年，還在清華大學作《重建秦墨史實》的專題演講。現在看來，更像是他對中國學術界寄予的厚望和對后世的臨別贈言，他的史心，或可認為是寄托在他推崇的墨學，而非他貶抑的儒學上面。

　　這是何老的第三次轉向，第一次是從英國史轉向國史，第二次是明清的制度史轉向古代的農業史和古文明起源，這第三次則轉向中國古代的思想、宗教和制度史研究。對何老而言，也是一個新的領域，但較之第二次轉向的農業和文明起源來說，不是那么陌生，但當然也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這不是他的專業社會經濟史的領域。

　　由于本文的主旨在于何老在國際上爭奪中國史學的話語權，所以對于何老第三次轉向于先秦思想的研究成果，只做簡略的介紹，不進一步深入討論。在2001年所撰的《<老子>辯證思維源于<孫子兵法>的論證》一文中，何老以繁瑣艱澀的考據證明老子的辯證思想源于《孫子兵法》(71);在《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一文的結論是，《孫子》成篇早于《論語》至少兩、三個世代;在《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一文的結論是，老子約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約當孔子卒后、墨子誕生后四十年，(72)均為先秦思想史翻案的大文章，都是學術史上最棘手、最關鍵性的問題。

　　何老利用攻堅的武器是考證，而考證靠的是常識和邏輯，靠洞察力和悟性，靠擴展考證視野的能力，靠平素維持平衡思考的習慣。回顧中國近現代數十年自浩瀚史料中寫出具有創見的宏文巨構者屈指可數。以上所得結論，能否成為定論，雖然尚待確定，然其所用的方法，精確而客觀，縝密而嚴謹，當代中國史家罕有其匹!

　　綜上而言，何老治學立足于堅實可靠的文獻史料、地下考古文物，地上實物，結合中國的訓詁與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中西有機合璧成果豐碩，創見累累，而成一家之言;是科學治史、考證證史的典范，或可稱之為「何學」。

　　六、仗義執言、維護學術公道

　　何老還是一個言顧行、行顧言、仗義執言的經世學者，不是個學究、書生、偽君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武王伐紂的年代問題上，他為老師雷海宗仗義執言，1973年特著《周初年代》一文，為雷打抱不平：

　　近代學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記· 魯世家》、《左傳》、《孟子》等資料證明《仟書紀年》1027 B.C.之說之可信。遲至l945年，瑞典漠學名家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教授，在一篇論商代某類武器和工具長文裹，才放棄了劉歆1122 B.C之說，發表了與雷文幾幾乎方法全同的對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國、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響甚大，一般稱《紀年》武王伐紂之年為「高本漢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 B.C在東亞、在西方被普遍接受為絕對年代，從學術公道的立場，我們有義務稱之為「雷海宗的年代」。(73)

　　也就是說，雷早在1931年就證明了《竹書紀年》1027 BC之說可信，但令人驚訝的是，西方漢學界竟將之命名為瑞典的漢學家的「高本漢年代」，不是中國的學者的「雷海宗年代」。連中國的知名學者洪煨蓮、勞干，竟然也是「入境隨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做了這個論調的應聲蟲，仍然歸功于西方漢學家。何卻敢犯眾怒，要為他敬仰的雷師爭是非、爭公道。(74)而且何老到了晚年還是念茲在茲，矢志進一步努力，要為雷爭回本屬于他的榮譽。(75)

　　何老處世堅持原則，絕不嘩世取寵。一個彰明昭著的例子就是1960年在唐德剛陪同下在紐約拜見前輩胡適，竟不顧胡的反毛反共立場而稱贊毛的詩詞，特別是《沁園春·雪》，當然引起胡的不快。(76)另一個例子是，1996年至1998年，何老以八旬之年同當時美國亞洲學會、一個日裔美籍女會長羅友枝(Evelyn Sakakida榊田Rawski)，進行一場關于滿洲人「漢化」或「中國化」的問題的書面辯論。何老在這場辯論中，不假顏色地痛斥羅氏似是而非、嚴重扭曲中國史的膚淺論點，(77)令她沉默以對，沒有回應。真是大快人心!(78)這是在國際上奪回中國史的話語權的又一個典范。

　　此之謂炎黃史心，此之謂錚錚傲骨!

　　七、遙應祖龍的呼喚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何老壯晚年的志趣視野逐漸從中國古代轉移到當代中國與世界的問題。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在全球興起了反戰的中國熱，毛澤東熱，何老為情感驅動，與鄒讜共同邀約了當時的一流中國學專家撰稿，主編了英文的China in Crisis(《危機中的中國》)，(79)并于1974年撰寫了《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也名為《論中國文化大革命》，(80)從歷史學家的觀點，為文化大革命辯說，特別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使「中國人民真正解放了」、使「中國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大革命，并甘犯海外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眾怒和拂洋人的逆鱗，從中國文化思想的傳統，駁斥在中國實行西方民主自由的謬論。。書中突出下列幾個要點：

　　1、中國人民真正解放了，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真正的主人;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 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81)

　　2、新中國的共產黨是人民自己的黨，不再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82)

　　3、中國共產黨具有無與倫比的堅強組織力;(83)

　　4、恢復了華夏傳統的武德、文武合一的剛健傳統。(84)

　　特別是全文的結論，何老著重講了兩點，尤其發人深省：

　　一、共產革命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爭的成功，使得一個已有七千年歷史的民族，脫胎換骨，返老還童了。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與靈魂的徹底澄清劑。試想：在我(生于1917年)受小、中、大學教育備嘗國恥之苦之時，怎敢相信今生今世會看得到一個「阿Q式」忍辱待斃的民族一變而為一個艱苦卓絕、坦誠果毅、憂思深遠、勤樸武健的民族，這才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奇跡!

　　二、從治史者的觀點，我有勇氣無條件地指出，人類自有史以來，從來么有比新中國開國的氣魄和規模更加宏遠的了。(85)

　　在當時全球嚴峻的冷戰氛圍下，能夠寫出這樣振聾發聵的驚世雄文，若非具有金色史心，錚錚傲骨的何老，國外華人文史學界何人有此膽識，敢拂掌控全球話語權的美國教主之逆鱗?!

　　也是基于同樣的心情，1998年何老寫了《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文傳統對世界可能做出的貢獻》，提出標志中國人文傳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精神和社會實踐，或能在科技高速發展和經濟水平不斷提高的未來世界，把人類民族和國家帶進更為世俗、理性、「人本」的世界。何老認為，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經驗、似平庸但極高明的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或足資其余世界的參考與借鏡。(86)

　　何老在人生和學術的探索道路上，有過迷惑、探索的曲折過程，在清華大學的學生時代，持學術中立的立場，政治中間偏右，反對校內姚依林等領導的左翼學生運動，認為當時只有國民黨政府才有力量領導抗日。但如上所述，1942年由昆明返回浙江金華奔父喪，沿途所見以及在淪陷區逗留一年多的困居見聞，讓他頓然醒悟，發現了他這個小我所依附的國家民族的大我(87)，從而對國民黨政權的幻想逐漸破滅。

　　遠的姑且不論，就何老一生言顧行行顧言的一個生動的，也是我親身經歷的例子，就是七十年代初，何老走出象牙塔的研究室，積極投身當時海外風起云涌的釣魚臺愛國運動。筆者就是在1974年紐約釣運朋友舉行的的「五四運動55周年紀念大會」上有幸以一個哈佛博士生作為講員的身份結識何老的。何老的講題是「從救亡圖存到民族復興—五四運動五十五周年紀念大會感言」。第二位講員是哥大的教授胡昌度，講題為「五四運動與教育革命」。筆者的講題是「對五四時期中國自由主義的評價--兼論在美中國新的自由主義趨向」。何老和筆者是兩代人，但風云際會，把我們兩代人在美國紐約聚在一起，探討國家盛衰、民族存亡的迫切的時代的大問題，(88)我們的史心再次互通交匯。

　　七十年代后期，何老積極推動僑社愛國活動，同楊振寧一道成立「全美華人協會」，促進中美民間交流。1979年1月30日，以協會副會長的身份(會長楊振寧列席)主持在華盛頓舉辦的歡迎鄧小平訪美的盛大晚宴。何老事后回憶說這幾年心野了，走出象牙塔參與火熱的社會實踐，沒有搞學術研究。(89)何老對釣運事業有始有終，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紀初何老還為筆者主編的《釣運文獻系列》題字，以表精神支持，使我們這些后輩深受鼓舞。(90)

　　此之謂金色史心，錚錚傲骨!

　　八、楷模當代，垂范后世

　　值此中國今天已經成為世界上公認的一個軍事、政治、經濟大國強國之際，回顧中國史學界喪失文化主權、歷史話語權的這一國恥，反襯出中國還是個讓人瞧不起的文化弱國。這同目前中國的大國強國地位，是多么的不稱!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

　　時亟矣!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文明大國強國，要遏制藏獨、疆獨、臺獨的囂張氣焰，要徹底消除彌漫社會、腐蝕人心的歷史虛無主義、崇拜洋學位、洋權威的不正文風學風，要匡正近年來席卷神州大地的英語狂潮，要端正三十年來「利字當頭」的庸俗社會風氣等的不正之風，除了振奮重建龍族自己歷史文化的解釋權和話語權，占領中國近現代喪失的道德思想高地，別無長治久安的有效良策!適值中國近現代的史學巨擘何炳棣教授逝世二周年，緬懷何老一生竭盡心力，為此樹立的金色史心、錚錚傲骨的典范，尤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斯人雖逝，典范長存!

　　后語

　　綜觀何老一生輝煌的學術事業，可以簡要歸納為以下四點：

　　1、是中國當代史心導史、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治史、訓詁考史、文學述史最成功的史家;

　　2、協助美國和西方中國史學界開拓和建設中國學;

　　3、證明中國農業和中國文明的土生說，而成一家之言的何學;

　　4、作為中西文化使者，促進中西兩大文明的會通了解和中美兩國文化教育的交流。

　　注釋

　　(47)《讀史閱世》，頁381;何老之所以決定大搞農業史研究，直接誘因來自他發現印度稻米考古及文獻記載竟如此之晚，其次來自芝大經濟系教授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的潛移默化，多次勸他搞中國農業史的研究。(同上，頁385)

　　(48)同上。

　　(49)最能說明二戰前后西方文化優越感的標志的是，享譽國際的中國科技史大家李約瑟氏Joseph Needham根據青銅與小麥在舊大陸出現先后之序的聯系性，推斷在中國商代似乎就已開始了小麥的種植，這一定是從中東傳入商代中國的，因為小麥原本生長在中東。這種看似科學實為偽科學的想法，誤導李氏畢生有關中國文化起源總的預設與論斷至深且巨。 (參看其英文巨著，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Introductory Orien-

　　t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一：“導論”，上海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85)。

　　(50) 如果連富有深厚科學素養的國際級的中國科學史大家李約瑟都難免被誤導而同流合污，那穿鑿附會中國文明西來說的各種怪異說法就不足為奇了，但竟然多達十幾種以上，卻是不可思議，概而言之可以概括為三大類：

　　一是宗教說：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湯若望、德法等國傳教士

　　本于《圣經》教條編造中國文明出于埃及說;

　　二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混合產品的種族優越論和西方或歐美中西論：其有代表性者為19世紀末法裔英國人拉克伯里之黃帝裔出巴比倫(依附「語言科學」和「歷史科學」偽科學方法); 法國漢學家之中國文明出于巴比倫說;1758年法國著名學者德金(Joseph de Guignes)的《中國人為埃及殖民說》說;德國著名的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之「中國人西方移入」說;法德兩國學者之中國文明出于印度說;英國國學者之人類起源于中亞細亞說;瑞典著名地質學家安特生J. G. Anderson之「中華文化西來說」(幸好40年代初在大量事實面前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觀點，還講了一番大道理：當我們歐洲人在不知道和缺乏正確觀點的優越感的偏見的影響下，談到把一種什么優越文化帶給中國的統治民族時，那就不僅是沒有根據的，而且也是丟臉的。);前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瓦西里耶夫根據李約瑟的文明一元說，提出中國文明源出近東說。(彭迎喜，《瓦西里耶夫與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國際漢學漫步》，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三是日本的支那劣等民族說：其有代表性者為1900年日本的白河次郎和國府種德為配合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丑化貶低中國人而將拉克伯里的中國文明源于兩河流域古巴比倫文明說寫入大眾版的《支那文明史》，廣為傳播宣揚，被譯介為若干中文文本，曾在清末中國知識界廣為流傳，蔣智由、劉師培、丁謙為清末和民初「西來說」的代表，蔣智由首倡其說(但并非盡信不疑)。國學大師劉師培(1884—1919)竟積極呼應拉克伯里的「西來說」，可見流毒之廣。甚至倡導革命的國學大師章炳麟、同盟會的理論家、行動家宋教仁，也曾基于反滿革命的需要，一度受其迷惑，雖然后來轉為評判者。(參看楊思信，《拉克伯里「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布與文本之比較》)其他還有土耳其起源說、蒙古起源說等等，不一而足。　　(詳情參看《史學界黑洞——中華文明源流大猜想》;楊思信，《拉克伯里「「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布與文本之比較》;

　　繆鳳林：《中國民族西來辨》，《學衡》第37期(1925年1月);何炳松：《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東方雜志》第26卷第2號，1929年1月25日;金兆梓：《中國人種及文化之由來》，《東方雜志》第26卷第24號，1929年12月25日等)(51)《讀史閱世》，頁390。

　　(52)同上，頁381。

　　(53)自稱「前三百年」不見古人，后三百年「不見來者」的狂人李敖，也不得不對何老的這篇文章嘆服，贊賞備至：讀尊作《華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學、訓詁互證示例》，讀后贊嘆，深覺體大思精，此乃真正「大歷史」，余英時、許倬云、黃仁宇之流鬼畫符耳;縱張光直、李惠林、祁特立(Keightley)、Pearson等「游耕制」者之「大歷史」，在尊作面前，亦灰頭土臉矣，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其實張光直等如肯認真從古代氣候學上探討，即該早知「黃土」之肥矣。

　　(54)讓我們來看看有中國黃土之父之稱的劉東生是如何解讀中國黃土這部天書的。在他研究了華北黃土的分布、顆粒組成及其空間變化，分析了黃土化學成分、礦物組成、物理性質，鑒定黃土中的動植物化石及孢粉化石，然后，他得出了一個簡單的、經得起時空檢驗的的科學結論：

　　中國華北黃土是風成的，它們是遼闊的西北地區的戈壁、沙漠中的細粒物質，被風吹到黃土高原，歷時250萬年堆積而成的。(劉東生，《中國黃土的堆積》，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年)

　　這個風成說的科學結論，否定了湖成說、河成說、海成說，已經得到國際地學界的認可。

　　這是中國地質學家對華北黃土作出的結論。本世紀初美國的地質學家和中亞考古發掘者拉斐爾·龐佩利Raphael Pumpelly，對世界最大最典型的中國華北黃土區,也曾作以下的論述:

　　它(黃土)的肥力似乎是無窮無竭。這種性能,正如〔著名德國地質學家〕李希特浩芬Ferdiu and Richthofen 所指明:一是由于它的深度和土質的均勻，一是由于土層中累年堆積、業已腐爛了的植物殘體,而后通過毛細管作用,把土壤中多種礦質吸到地面; 一是由于從「亞歐大陸〕內地風沙不時仍在形成新的堆積。(Raphael Pumpelly，ed., Explora-

　　tions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4: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Anau, Origins, Growth, and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2 vols, I, p. 7;《讀史閱世》，頁421)

　　(55)同上。

　　(56)按照生態歷史學，根據科學原理重構的華北黃土原始耕作方式，必須與反映這個地區古人生活、生產經驗的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符合，互相印證。實際上正是如此，古籍中所言土地耕作方式，有菑、新、畬三種，按《爾雅· 釋地》「 田,一歲曰菑(初耕地反草為菑);二歲曰新田(《詩》曰：于彼新田);三歲曰畬(注《易》曰：不菑畬)(《爾雅》，四部備要本)。《尚書》和《詩經》有關此三名詞者,征引如下：《尚書· 大誥》：「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孔穎達《正義》曰：「?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 (《尚書注疏》,四庫備要本)。《詩· 小雅·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毛詩注疏》，四庫備要本)。

　　美國的大麥源流權威哈蘭Jack R.Harlan博士，根據黃土的肥沃特性發現華夏原始農耕的休耕的特點性，也以科學和訓詁交叉互證(中國古典文獻《爾雅·釋地》)的方法，斷定中國華北地區最早的耕作方式是常年耕作或兩年一輪的休耕制，而不是砍伐法(slash and burn)的游耕制，哈蘭博士的這一科學論斷與中國古文獻不謀而合，有力地推翻了60年代末在西方大行其道的張光直的游耕制理論。(《華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學、訓話互證示例》，《農業起源研究》，頁110;《讀史閱世》，頁421-422)

　　(57)詳見《華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學、訓話互證示例》、《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58)William H. McNeil威廉·麥克尼爾l, Foreword前言, The Cradle of the East《東方的搖籃》, xi-xv。

　　(59)同上，頁xv。

　　(60)張光直臺灣籍，父親是臺灣著名作家張我軍，母親湖北黃陂人，出生于北京，也在北京度過童年。1946年回臺，在建國中學時，活動與思想被認為左傾而于1949年入獄，1950年出獄,所以想當年也曾進步過。參看張光直自傳，《蕃薯人的故事》，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61)《讀史閱世》，頁443-445。

　　(62)《讀史閱世》，頁443-444：

　　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張光直成見之深，胸襟之窄狹，在史語所中影響最大。他一貫堅持華北古自然環境比較濕潤、多沼澤、宜林木; 華北原始農耕是游耕等等，錯誤至老堅持不改。即使在他生命最后的階段，也不忘對我抨擊：

　　……民族主義這一類的研究最明顯者首椎何炳棣教授

　　1950[案：誤：應為1975]出版的《東方的搖籃》(The Cradle

　　of the East)……你要覺得何炳棣先生的主張[中國文化土生起源]過猶不及，不是正統史學，請你看看傅斯年先生主編的本所出版的《東北史綱》。這本書足中日戰爭初期滿洲國成立的時候，作者們很情緒的心情之下寫了出版的，我相信這裹面史學水平，并不比何先生的高明。(張光直，《二十世紀后半的中國考古學》，《古今論衡》，創刊號，1998年：48)

　　于此可見，主要由于學術觀點不同，張光直竟至懷疑何老的學術水平，還搭上了傅斯年!何老也毫不客氣地反唇相譏張的學術水平：

　　張光直給我的印象是：人極聰敏，而實學(指古文獻及自然科學工具)不足，長于初步綜合，缺乏原創性研究。他本人認為最富原創性的研究是在西方頗有影響的《商王廟號新考》，他的《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1983)。他這篇「著名」的商王廟號天干分組的研究，近年已被真正的專家指出它的「虛構性」、「模擬性」。(《讀史閱世》，頁444-445)

　　其實早在1970年代末期，何老對張光直的批評和譏刺更直接擊中張治學方法和心態的要害：

　　張光直六十年代初撰《古代中國的考古》時，完全不知利用中國地質方面不少篇華北土壤各層的孢粉分析報告。我有關中國農業起源的中、英論文和中文專刊陸續問世之后，他才不得已多少用了一點此類數據以求補救他的看法。最不可思議的是，他仍然完全不用華北黃土地帶不少地點的孢粉分析，偏偏只舉用了遼東半島普蘭田和臺灣某地的孢粉分析

　　，冀能證成他華北濕潤多林木古自然環境的立論。

　　生平所遇，偏見如此之深，思維如此疏失的學人實在罕見。因此我在書評中忍無可忍地作出一句鋒利的學術諷刺：“如果以北美洲作比喻，張的方法相當于以長島(Long Island，在紐約市東北大西洋岸)和Florida(美國最南半熱帶的半島)的孢粉數據重建Kansas西部及Colorado東部(都是半干早區)的古自然環境。(《讀史閱世》，頁402)

　　至于有些人在文章中提到何老罵張光是買辦漢奸，就何老憤世嫉俗的火爆脾氣來說，不是沒有可能，但即使有的話，必定是在朋友之間不足為外人道的私人場合，絕非在公開場合。例如他于1965年夏曾經當面聲色俱厲地指責房兆楹一事，就深感自咎，(同上，頁348)，并對房在西人漢學家面前，卑躬屈膝，彎腰哈背，對炎黃學人則刻薄譏刺，極盡挖苦之能事的買辦心態和作風，大表不滿。(同上，頁347)

　　(63)In fact, prior to the sleepless night of February 8, 1968, when I stumbled o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much later beginnings of rice culture in India than in China, I had taken for granted that China must have owed some of her vital cultural elements to the ancient West. Should this book appear to some to smack somewhat of Chinese chauvinism, it can only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fact that for decades I was an unknowing victim of certain form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 chauvinism, of which, as I now look back, the most subtle and effective was the theory of the monogenesis of Old World civilizations. Actually, there is nothing about my specific conclusions on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each of the major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and my overall conclusion of the independent birth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is not based on a faithful analysis of the massive data at my disposal. (參看The Cradle of the East, preface, p. xvii)

　　(64)必須交代的是，1996年和1998年中美江西稻作起源項目(Sino-American Jiangxi Origin of Rice Project ,簡稱SAJOR)發表報告，證實長江中游是世界栽培水稻和稻作農業的搖籃，所以除了何老專研的華北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外，還有中國農業的華南起源說，也就是東亞中國農業起源的二元說。簡言之，東亞中國史前已產生南北兩種不同的農作系統，農業起源已確知為二元，從而使西方盛行的舊大陸農業一元起源論徹底破產。(何炳棣，《中國文化的本土起源：三十年后的自我檢討》，頁47-49;另參見Appendix I,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Agriculture” and Bronze, in The Cradle of the East, 371-380)

　　(65)1987年第一次從芝加哥大學退休，轉往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任教三年，1990年從該校第二次退休。

　　(6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第一章緒論第8節「歷史與哲學」，頁17：敘述一時代一民族之歷史而不及其哲學(思想)，則如「畫龍而不點睛」。

　　(67)《讀史閱世》，頁446-448。

　　(68)《「克己復禮」真銓—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二十一世紀》，1991年12月。

　　(69)《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2年6月號。

　　(70)《讀史閱世》，頁452。

　　(71)兩千余年來，在重文輕武、儒家倫理、老莊玄學支配的思想環境之中，孫子其人其書飽受漠視、懷疑與毀謗，甚至連講心性的政治軍事家王陽明也認為《孫子》「煉字煉句，逼真《老子》書。」(王陽明，《諸子匯函》，征引于《諸子百家大辭典。兵家卷》，沈陽：遼寧人民 出版社，1996，頁409)

　　最新的這方面的研究是2003年臺灣大學中文系的何澤恒所寫的《〈老子〉論兵與〈孫子兵法〉的關系》，文中「梳理二書中與本題相關之論述，辯證其義解，分析二書之思想特質」，最終所得結論是：《老子》雖偶及兵言，然非其書之主體，而所論無論就思維與內含言，多于《孫子》有別，無論二書成書之先后，謂兩者間存在密不可分之傳承于影響關系，無疑嫌于牽強。(參看何澤恒，

　　《〈老子〉論兵與〈孫子兵法〉的關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2002-2003年)

　　何澤恒的研究結果無疑否定了何老2001年所得的結論，特錄此以備有意于進一步探討此專題者之參考。

　　(72)羅根澤主編，《古史辨》第六冊，臺北影印本。關于考據老子年代的文章，自兩宋陳師道、葉適，經有清畢沅、汪中、崔述，迄民國梁啟超、胡適、馮友蘭、顧頡剛、錢穆、郭沬若、唐蘭、張岱年、高亨及羅氏本人等三十九家均對《老子》年代提出不同的看法(見頁24—26)，雖然各家意見紛呈，莫衷一是，但《老子》的年代問題究竟是需要解決的，何老研究的目的正是如此。

　　(73)《周初年代平議》，《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一期，1973，慶祝創刊。該文重刊印于北京師范大學國學研究所編，《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1997年;《讀史閱世》，頁124。

　　(74)《讀史閱世》，124-125：

　　洪先生僅在他轟動西方漢學界的《春秋經傳引得序》(1937)的一個底注里(重刊于《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67，注5)，指出按照《古本竹書紀年》「則武王滅殷當在前公歷1027」。高本漢根本無一字解釋何以最后放棄一向接受的劉歆年代1122 B.C.，而突然采用占本《紀年》1027B.C，之說(Bernhard Karlgren，“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1 7，1945，PP.101—144，特別是PP.1 16—120)。即使臺灣中研院老友勞干(貞一)先生兩年前神志尚清時，雖在電話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紀年》西周積年之重要，《尚書·武成》篇紀日根本無法利用--仍是以1027 B.C.歸功于西方漢學家，而不公開承認雷師是近代1027 B.C議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須嚴肅論辯。雷師國史宏觀諸論固已不朽;我仍須就純粹史學方法，參照近年國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積累的多學科資料，進一步努力，冀能為雷師贏得更大的不朽。

　　然而，被何老譽為「聲音如雷，學問如海，史學如宗」(《讀史閱世》，頁110)的雷海宗老師的學術成就，甚至是否夠格成為一個歷史學家，竟然都受到史學界某些人的公開質疑，說雷「對歷史考據根本沒有入門，卻硬選難題，罔顧史實，隨意定論，這是其治史的致命傷。」(參看喬治忠，《雷海宗學術評價問題新議》，原載《學術研究》2014年第」》1期。)當然，何老的「閱世」或免不了帶有主觀的色彩，涂上了自己的顏色，譬如對胡適、楊聯升、姚從吾、劉崇鋐等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或有情緒化的過譽傾向，以致偏離近現代中國的學術主流。但喬文將雷的學術成就，說得一無是處，認為甚至連個起碼的「歷史學家」的頭銜，雷都承當不起，更不要說什么宗師了，未免失之過苛。

　　(75)2009年5月也即何老去世前三年，筆者應臺灣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汪榮祖教授之邀做一次關于「何炳棣史心」的專題報告。臨行前在電話上向何老辭行時，他再三叮囑我一定要在報告會上為「雷宗海年代」仗義執言，說句公道話。于此可見，何老對此事執著認真。

　　(76)《讀史閱世》，頁328。

　　(77)事緣1996年日裔美人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女教授在美國亞洲協會的年會上以協會主席的身份發表卸職臨別演講時，(《讀史閱世》，頁119)，針對何老于1966年發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載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Feb. 1967))一文中提出的有關清史中滿人「漢化」說，提出質疑，代之以「滿洲」認同的觀念。她從滿洲中心觀出發，主張清朝之所以能夠享國將近300年的主要原因，并非何教授主張的「漢化」或「中國化」，而是清朝統治者保持了自己的語言和八旗軍事組織等 「滿洲」認同;并利用滿族與內亞非漢民族之間的歷史文化聯系，用不同的方式統治一個包括滿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和漢族等的多民族帝國。所以，她得出結論認為，「清帝國」與「中國」并非同義詞，而是一個超越了「中國」的帝國，中華民族不過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羅教授的英文原文題名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刊載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November, 1996)。(《重新審視清朝：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何老于1998年撰文回應，有力地反駁羅友枝的論證和結論，指出羅教授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系之間所用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是錯誤的，錯在將滿族對于漢族行為準則和思維方式的認同之同時，排斥了對其他形式的認同，看不見兩者可以同時進行。他通過對中國歷史上各民族漢化過程的考察，指出漢化是一個漫長、復雜、持續的進程，非漢民族的漢化擴充了漢文明的內涵，而滿族對創造一個多民族帝國作出了杰出貢獻。所以，何教授嚴正地直接抨擊羅教授提出的「超越中國」的帝國模式的謬論，明確地指出滿族所建立的，就是一個「中國」的王朝，不是羅友枝所謂的什么「超越中國」的帝國模式。(何老的英文答辯文章，題名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載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pp. 123-155)

　　其實，羅、何的觀點，各有所偏，前者強調清初各族滿洲化的整合進程，后者則強調清中葉以后各族漢化的整合進程，然后各自作出自己側重的結論;但不同的是，何老從整個中華民族的整合的全程出發審視清朝在滿洲主導下進行的民族大整合，是中國正統史觀的闡述。羅的觀點則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何老所說的二分法，一個是將清朝孤立于中國歷史之外的狹義歷史觀，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這是一個外國人研究中國史，缺乏中國史心的必然失誤，加上羅氏的日裔背景，深受東洋漢學一向側重滿蒙歷史研究，以便為其侵略中國做好學術思想準備，以致通過滿洲檔案，夸大滿族認同的作用，忽視中國文化歷史的作用。這是外國人治中國史常犯的隔鞋瘙癢的通病。

　　更嚴重的是，對中國歷史沒有宏觀的認識，蒙古享國之短，不到100年，正是因為沒有徹底漢化，而滿洲之所以享國兩百多年，正是由于徹底漢化，這是一個不具有深厚中國歷史文化背景的「非漢民族」的人所能理解的歷史奧秘。羅的問題在此，何老駁斥的力度在此。

　　中國自秦漢以來，之所以能維持2000余年的多民族國家，保持民族和國家的獨立性和延續性，關鍵在于漢民族的強大吸引力和包容力。它就像一個核心，牢牢牽引住眾多的少數民族兄弟，維持著一種互相團結，互相交流，但又彼此獨立的穩定的大帝國框架。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這種包容力，一個東洋人和西方人是無法理解的，所以就用他們的歷史觀來電揣度中國的歷史文化。這是羅友枝和所謂的「新清史」的嚴重盲點，而某些中國的歷史學者卻以為新穎，趨之若鶩，謂之為值得注意的新觀點而大家吹捧，隨聲附和，令人不解。

　　中國人的史觀(官史和野史)有個令外國人難以理解的矛盾現象，就是官史的「成王敗寇」，這是一般的理解，但也有野史的「成寇敗王」的史觀，這主要是非主流的演義小說家史觀，例如《三國演義》即是「敗王成寇」的典范。但在民間的影響力卻超過正史的成王敗寇，例如錢穆例舉的一個現象：

　　中國人又多愛崇拜國史上失敗的英雄。對于在歷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如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績等諸名將，反而比較不重視;如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國的史心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所在。(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頁84)

　　這這種史觀中國人可以理解，非漢人就很難理解了。其他著名的史例還還有三國演義中的劉備、諸葛亮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78)1993年余英時和羅友枝競選美國亞洲學會副會長一職時，一個后起之秀的日裔女性羅氏，竟然擊敗被海內外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熱捧為「當代中國偉大史家」的余英時而勝出，不僅余個人有頓挫感，海外炎黃華人也感同身受。何老在1996-1998年同羅的辯論中，痛擊日裔羅氏，未嘗沒有起到為華裔學者出氣的效果。

　　(79)與鄒讜共同主編，China in Crisis(《危機中的中國》)，

　　上中下三冊，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大約于此同時，筆者也與當時哈佛的反戰同學James Peck詹姆士·佩克和Victor Nee(倪志偉，第二代華裔美人)(二人均為社會學系)等研究生和教授

　　(Carl Riskin卡爾·里斯金)四人合寫了《中國的不斷革命—從1840年到今天》(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5)。 筆者為該書撰寫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后來何老又于1974年寫了《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何老同我們都是要從歷史的尺度或角度審視中國的文革，于此可見，何老同筆者雖然是兩代人，但彼此的史心，風云際會，是靈犀相通的。

　　(80)這篇文章在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國內貶毛和否定文革，在這種氣氛下，港臺和海外自由主義的華人文化界和輿論界為此文引起了爭議，拿它說事，將何老的軍，何老被迫講了違心話，無奈地說不愿再提這篇文章(《讀史閱世》，頁405)。其實，筆者在2005年主編《春雷系列》中的《春雷之后》時，將這篇文章收入并征求何老同意和請審定。何老欣然同意，仍然采用1974年在《七十年代》上刊出的題目，《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壓根就沒有說什么不愿再提此文;只是刪掉了少許不實的部分和改寫部分結論，此外全文一字不改照登。于此可見，何老之所以說出不愿重提此文，是「被逼」說出來的，不是自愿的。(參看《春雷之后》，上，臺北人間出版社，2006年，頁591-620)

　　(81)何老以親身在舊中國的經歷講述他的政治立場從清華大學時代的中間偏右轉向中間偏左的經過：我于1942年初，奔父喪，由昆明趕回浙江金華祖籍，再設法接濟天津的母妹，在淪陷區困居一年之久。次年3月中旬才自上海經徐州轉商邱，再從安徽亳縣往「無人之境」，重入自由區，在河南漯河鎮遇雨，暫時無法繼續內進。有一天午飯后在街上看見警察打人，打得很慘。我加以攔阻，對警察說，如果這人犯法，可以帶他去法院或縣政府以法審判，不應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遲疑的向我大叫：「這些老百姓不揍，還揍誰?」我回答說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詳一番，見我身穿已經露線的蘇格蘭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嘰布褲，瞪著眼回答：「你穿著西裝，還是老百姓!?」當時我雖不是第一次體會到老百姓處境的悲慘，但卻是第一次充分體會到原來我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還是屬于統治階級的最外圍。(《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春雷之后》，上，頁593-594,617)

　　(82)何老憶述說：

　　國民黨政權末期，極大多數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貨膨帳弄得一貧如洗，朝不保夕了。一個絕對自私不顧一切剝削人民的政權，畢竟自行潰爛了，被人民摒棄了，無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這個后知后覺者，當時雖已身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和西歐史，也就在金元券、長春、淮海戰役之中，開始逐漸發現了「大我」。(同上，頁 592-593)

　　與國民黨正好相反，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雖然不是貧下中農和工人，但卻是抱負大、眼光遠、毅力強、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產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充分了解大多數被壓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潛力，發揮這龐大革命潛力要靠組織、思想教育、和積極行動。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以最大多數貧苦人民為 主人的新社會。(同上，頁593)

　　有了這個思想的自覺，這就難怪何老早在六十年代初，思想上已經暗中轉向社會主義，傾慕費邊社會主義了，「相當同情中共體制」了。(《讀史閱世》，頁383);于此足證，何老的史心早已同當時世界的史心，「暗通款曲了]，只是格于嚴酷的冷戰氛圍，只能藏在心底，待機迸發了。

　　心懷祖龍的另一個例子就是，黃仁宇曾在一篇散文中提到，1965年他與哈佛的楊聯升、普林斯頓的劉子健同在何炳棣家中晚餐，想念祖國和母親，「飯后何唱《霸王別姬》，劉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也可概見何老金色的炎黃之心。(書評人獵那狐，《新京報》，2005年8月30日)

　　終于風云際會，1972年以后隨著中美握手言歡，世界走向全面大和解，于是何老再無顧忌，埋在心底的炎黃赤字之心隨之傾心迸發。例如1998年清明，陜西祭皇帝陵以慶祝「中華之崛起」，何先生身在現場，據陜西考古學院石興邦回憶，觀看蚩尤戰鼓齊福，炎黃之戰，擂鼓戰鼓表演時，何先生熱淚盈眶，說：「這不是流淚，這是歷史文化的血緣和激情的涌動。」此炎黃史心的自然流露也。(參看朱桂英、張弘，《何炳棣：才大如海跨中西，讀史閱世縱古今》，《新京報》，2012年06月17日 )

　　(83)《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春雷之后》，

　　上，頁599-601 。

　　(84)同上，頁604-608。

　　(85)同上，頁618 。

　　(86)參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數理資訊與語言文

　　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年。

　　(87)參看上文注釋(81)。

　　(88)這次大會的詳情，參見湯晏，《史學家曲解歷史—記紐約「五四」運動五十五周年紀念大會》。現擇錄如下：紐約區的中國人在「五四」當天于哥倫比亞大學女子部體育館，慶祝「五四」五十五周年紀念。主辦單位籌辦已久，有關紀念大會的海報，早在一個月前在哥大附近及唐人街到處張貼。那天紐約天朗晴和，是個大好的艷陽天，又適值周末，實在最適宜于戶外運動，可是與會者放棄了一個大好假日，來參加盛會，有些人還不遠千里而來，意義是深長的。

　　大會的節目很豐富，首由演講會開始，后有余興節目，放映幻燈片，輿會者均獲供應簡單的晚餐(包括在入場卷內，入場券售美金3元)。餐后接著專題報告及討論會，最后由紐約業余劇團演出「桂蓉媳婦」話劇。節目很緊湊，籌備人設想周詳，辛苦情形亦可想見。

　　四周墻壁貼滿了標語，這些標語顯然都已過了時，標語雖無一簡體字，但會場布置及氣氛色彩鮮明，一看便知所謂「左派人士」的手筆。

　　講演會是下午一點開始，但事實上并不準時。第一位演講者是芝加哥大學何炳棣，講題為「從救亡圖存到民族復興—五四運動五十五周年紀念大會感言」。第二位講的是胡昌度，講題為「五四運動與教育革命」。最后一位講演者為龔忠武先生，是臺大歷史系畢業來美，后就讀于哈佛大學攻歷史。一上臺即開口哈佛如何如何，閉口吾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龔先生三位講演者中最年輕的，也是講得最離譜的一位了。他的講題是「對五四時期中國自由主義的評價--兼論在美中國新的自由主義趨向」。他一上臺即慷慨激昂，如果不知道他底細，會誤認他甫從大陸來，還當過紅衛兵。我聽了他的演講后，促發了撰寫本文的動機。

　　(香港《明報》，第103期，7月號，1974年7月;臺北《傳記文學》，頁77，第25卷第3期，1974 年9月)

　　(89)何老憶述說：原因是1971年七月中旬白宮放出基辛格曾

　　秘密訪華，尼克松總統已決定于1972年初正式訪問北京的公報。這公報真有如行將結束長期陰雨的一聲晴天霹靂，把我從書堆中驚醒，走入一個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感到祖國在召喚，于是決心和景洛盡速申請重訪闊別二十六年的祖國的簽證。(《讀史閱世六十年》，頁402)

　　(90)分別參看《春雷系列》的《春雷聲聲》(2001年)、《春雷之后》(2005年)封面內頁何老的親筆墨寶。

　　附錄

　　何老著作一覽表

　　1937

　　《意大利統一的思想背景》，《清華月刊》，第一號，1937年。(清華大學二年級時的讀書報告性質)

　　1938

　　《英國與門戶開放政策的起源》，《燕京史學年報》，第2卷第5期，1938年。

　　1940

　　《張蔭桓事跡》，《清華學報》，第13卷第1號，1940年。

　　The Haldane Mission of 1912,英文習作稿。

　　1950

　　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 1873-1910-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 1950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英國的土地與國家，1873—1910—對土地改革運動和土地政策的研究》。

　　【1950年10提出，1951年12月口試后正式通過，拖了14個月《讀史閱世》，頁265-266】

　　1951

　　Weng Tunghe翁同龢and 1898 Reform Movement,《翁同龢與戊戌百日維新》，Far Eastern Quarterly(《遠東季刊》, No.2, February 1951)(即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亞洲研究學報》前身)[費正清推薦]

　　1954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 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的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亞洲學報》

　　【1952年已被接受，《讀史閱世》，頁272-273】

　　1955

　　《美洲作物傳華考》，1955春在The American Anthopologist《美國人類學家》刊出(為本期該刊的重點文章，leading article)

　　《美洲農作物在中國》(American Food Plans in China)，《植物科學簡報》(Plant Science Bulletin)(美國植物學會機關報)

　　1956

　　“Early 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中國歷史上的早熟稻》)”，TheEconomic History Review(《經濟史評論》)，New Series, Vol. 9, No. 2(1956)12月號刊出。

　　(該雜志第一篇華裔學者文章，和非西方的經濟史論文，標志何老超出漢學領域，打入西方一流的史學和社會科學之林)

　　1958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有關中國社會流動幾個方面1368-1911》

　　1959年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850.An Essay i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59)《中國人口研究，1368—1850：一篇制度及經濟史的論文》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v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59)，《 中國國人口研究，1368—1953)》);《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葛劍雄譯,北京:三聯書店, 2000;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0曾出版:《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原名: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 1953)《中國人口問題研究》【再版時何先生定名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961

　　Some Problems of Shan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A Review Article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3(Autumn 1961),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view by Mary Wrigh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Vol. 23,(1960-1961)

　　196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帝制中國成功的階梯：社會流動的幾個方面》(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1967修訂二版。徐弘，《 明清社會史論》及其譯注(根據1967年修訂二版)，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年。

　　1965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載于《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1965年，臺北(新竹清華學報出版，但不作為學報專卷)

　　1966

　　《中國會館史論》，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2月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kuan【Landsmannschaften】 in Upper and Lower Yangtse Provinc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清華學報》，1966年12月號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書稿完成于1968年夏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Feb. 1967.

　　1968

　　《華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學、訓話互證示例》(《農業考古》，1991年第1期)

　　與鄒讜共同主編，China in Crisis(《危機中的中國》)，上中下三冊，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Salient Feature of China’s Heritage, in China in Crisis, Vol. one , Book one

　　【何老后來所寫的《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或《論文化大革命》均以此文為藍本】

　　1969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1969, 2001，香港中文大學。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5, no.1, 1969.《美國歷史學報》,1969年10月號刊印。

　　何老：1968年春開始構思，暑期完稿，就教于李惠林、勞干。1969年1月寄中文大學，此時撰寫英文文稿。(《讀史閱世》，頁385)

　　馬中譯，《中國農業的本土起源》，《農業考古》，1984/1(原載于《農業的起源》(Mouton 出版社，1977年)

　　1973

　　《周初年代平議》，《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一期，1973，慶祝創刊。

　　該文重刊印于北京師范大學國學研究所編，《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1997年。

　　1974

　　《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七十年代》，1974年3月號

　　【另題名《論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28日定稿，后來改為上述題名。2206年又在《春雷之后》重刊，重刊前編者征求何老意見，并由何老親自定稿，雖有所刪減，但主要內容未變。外界所傳何老晚年對此文后悔，不愿再提，與事實不符。】

　　1975

　　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0 B.C.,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5 )

　　【The Cradle of the East：An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1975)】

　　《東方的搖籃：新石器時代及有史早期中國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討，公元5000-10000 B.C.》(或《東方的搖籃:紀元前5000至10000年華夏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

　　何老：中國史上最基本性最大的問題;中國史上最大最堅的城堡(《讀史閱世》頁381)

　　何老：生平著作中，投入感情(理智過濾過的)最多。(頁390)

　　《中國的資源與經濟前景》

　　1976

　　《中國鋼鐵工業的現狀與展望》

　　1984

　　Paleoenvironment of NorthChina, A Review artic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43, No. 4,1984,8月。

　　1985

　　《南宋至今土地數字的考釋和評價》,《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2、3、期。

　　1988

　　《中國古今土地數字的考釋和評價》，1988年

　　1991

　　《「克己復禮」真詮--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1年12月號。

　　《華北原始土地耕種方式：科學、訓詁互證示例》，《農業考古》，1991/1(1968年完稿)

　　1992

　　《原禮》，《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2年6月號。

　　1994

　　《從愛的起源與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中國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1995

　　《「天」與「天命」探源：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中國

　　哲學史》(北京)，1995年第1期。.

　　《商周奴隸社會說糾謬;附錄：「亞細亞生產方式」說辯要》，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中央研究院)，第7卷第2期，1995年

　　9月

　　《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1995，臺北聯經出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出版"中國古今土地數字的考譯和評價",為同書異名。

　　1996

　　《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二十一世紀》，

　　1996年2月及4月號連載。

　　1996-1998

　　1996年、1998年在美國發生的一場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教授同何炳棣教授的大辯論：

　　1996羅首先發難

　　1996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刊載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November, 1996)。

　　何老反駁：1998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載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pp. 123-155)

　　參考：

　　何老于1966年發表 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載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Feb. 1967))

　　1998

　　《廿一世紀中國人文傳統對世界可能做出的貢獻》，《廿一世

　　紀的中國與世界--數理資訊與語言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年7月。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哲學研究》(北京)，l998第

　　12期。

　　1999

　　《我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歷史研究》(北京)，1999年第5期。

　　2000年

　　《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學人講座」，2000—2001。全文稍先刊於《燕京學報》新九期，2000年11月

　　何老說，這是他生平難度最高的一篇論文，之所以讓《燕京學報》刊登，是要彌補匡正早年史識與考據能力之不逮。(《讀史閱世》，頁131)

　　2001

　　《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辯證思維源於<孫

　　子兵法》的論證》，「首屆蕭公權紀念講座」，2001年11月21日，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2

　　《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2002. 8中研院近史所

　　2003

　　何炳棣，劉雨，《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燕京學報》，2003，新(14).

　　2004

　　《讀史閱世六十年》2004. 5允晨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 2005廣西師范大學

　　《中國文化的本土起源：三十年后的自我檢討》，2004年2月，香港

　　何炳棣、劉雨，《「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燕京學報》新第十六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2007

　　《從莊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關懷》，《臺大文史學報》，

　　2007年3月

　　2008

　　《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2008.6.17，中研院講演題目

　　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

　　2010

　　《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5月14日在清華大學演講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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