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語錄50年

　　21964年5月出版的《毛主席語錄》。左側為精裝版，右側為簡裝版。(本刊記者王德民攝)

　　2“文革”時期，黑龍江哈爾濱市印刷廠包裝車間工人加班裝訂《毛主席語錄》。

　　1印著毛主席語錄的糧票。

　　1印著毛主席語錄的茶杯。

　　1印著毛主席語錄的畢業證書。

　　1北京某處民宅的墻面上，保留了當年寫上的毛主席語錄。攝于2009年。

　　50年前的5月1日，《毛主席語錄》正式出版，因大多采用紅色塑料封皮，被人們稱為“紅寶書”。在此后的十余年間，《毛主席語錄》成為中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人人都會高舉一本《毛主席語錄》，男女老少都會背誦其中段落。人們唱的是語錄歌，做的是語錄操，跳的是語錄舞?！睹飨Z錄》成為那個時代的標志。

　　50年來，“紅寶書”經歷了從內部發行到風靡全球，從走上神壇到走進拍賣會的歷史巨變。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是為了更好地思考現實和未來。史學家范文瀾說：“不遺忘每一個對歷史的貢獻，也不寬容每一個對歷史的障礙。”

　　問世

　　最初編纂《毛主席語錄》的是《解放軍報》，直接參與選編工作的是當年解放軍報社的編輯田曉光，如今她已離世。她的女兒韋梅雅也曾在《解放軍報》工作，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探討《毛主席語錄》現象。5月12日，韋梅雅在家里接受了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的專訪，講述了《毛主席語錄》編發的始末。

　　韋梅雅說，《毛主席語錄》的問世，要從林彪說起。1961年4月，林彪在部隊視察時，明確指示：為了使戰士在各個時期、各種情況下都能及時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導，《解放軍報》應當經常選登毛主席的有關語錄。

　　當時，學習毛澤東的思想和著作是黨內的共識，但至于怎么學習，有不同的觀點。“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就主張應該系統地學習，但林彪提出了精選語錄的方式。”韋梅雅說,“林彪主張在報紙上選登語錄，是將他的學習方法推廣到全軍。林彪做事喜歡‘一竿子插到底’，他希望毛澤東的指示、中央的精神能夠通過報紙直接與部隊官兵見面。當時基層官兵的文化水平有限，采取語錄的方式學習毛澤東思想易于被基層接受。”

　　當年，田曉光在《解放軍報》資料室負責馬、恩、列、斯、毛語錄資料的整理工作。在報社里每天下午的編前會上，田曉光根據第二天報紙的宣傳重點，負責提供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

　　1961年勞動節當天，《解放軍報》首次在報眼位置刊登毛主席語錄：“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

　　此后，《解放軍報》每天配發一條從毛主席的著作、講話、文件里面挑選出來的語錄。因為通俗易懂，這些單獨的一條條語錄深受官兵們歡迎。韋梅雅告訴記者，當時軍隊基層常組織班會學習這些語錄，不少戰士把報紙上的語錄剪下來，有的單位把語錄抄到黑板上，放在活動室或顯眼處供大家做筆記。

　　但這樣還是不方便，部隊很多人給報社寫信反映，希望將《解放軍報》上發表的毛主席語錄集成小冊子下發以便學習。于是，田曉光就向報社領導提出，想為部隊編一本《毛主席語錄》。1963年12月20日，《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唐平鑄去參加解放軍總政治部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把報社想編一本《毛主席語錄》的意見帶到了會上?？傉I導同意了，并提出這本冊子必須在會議結束前編出來，作為會議文件下發，以便征求會議代表的意見。

　　“時間非常緊迫。我母親那時候已經有了我們4個孩子，我當時在上小學。后來聽母親說，他們在新年到來的那個晚上工作了一個通宵，終于在新年第一天，手捧散發著墨香的《毛主席語錄》印張，心里感到無限的快慰。”

　　1964年1月5日，征求意見本出版，16開本，共設23個專題，名為《毛主席語錄200條》。“(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代表們認為毛主席的語錄不只200條，以后還會增加，所以書名就去掉了‘200條’，定為《毛主席語錄》。這個版本的前言，是由我母親起草的，經過唐平鑄審定，以總政治部的名義發表。”

　　后來根據代表們的意見，田曉光又花了5天的時間進行增補，設了25個專題，收入267條語錄。1月10日，《毛主席語錄》重新印發給與會代表，并同時下發給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和先進單位征求意見。

　　1964年5月1日，《毛主席語錄》正式出版，印成52開本下發部隊，這種小開本是為了方便戰士攜帶，可以隨時學習。剛開始發放范圍是干部每人一本，戰士每班一本，但部隊強烈要求發到每一個戰士。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確指示：“毛主席語錄本在部隊很受歡迎，現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搶著看不夠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發給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選讀本和語錄本，要像發武器一樣發給每個戰士。”這樣就實現了全軍人手一本。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語錄》再版發行，內容再次增加，設立33個專題，定為427條，共8.8萬字。這個版本的前言由唐平鑄重新撰寫，增加了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一段論述，并經過總政和總參謀長羅瑞卿的修改，署名仍是“總政治部”。在這版《毛主席語錄》出版前，解放軍報社曾建議林彪為《毛主席語錄》題詞，并建議他最好寫雷鋒自勉用的幾句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結果林彪少寫了最后一句。

　　1966年“文革”開始后，需要根據對毛澤東思想新的評價改寫《毛主席語錄》。這版前言仍由唐平鑄改寫，增加了新的評價和林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等言論，署名改為林彪。這一版本也成為后來流傳最廣的版本。

　　推廣

　　《毛主席語錄》一出版，就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歡迎。“最初，出版《毛主席語錄》是為了在軍內學習使用，書中都注明了內部發行。但當時各界都向解放軍學習，解放軍的干部被派到地方指導工作，也把這些語錄帶到了地方，所以形成了全社會都向軍隊要《毛主席語錄》的盛況。各地、各部門紛紛通過電話、電報、書信來要，后來派人來聯系購買，最后干脆要求代印。”韋梅雅說。

　　田曉光在世時曾回憶：“當時中央領導同志也派人來要。最先是朱德，書出第五天，即1964年5月5日，就派人到軍報來要。其他領導同志也都先后來要。當時有很多地方干部到軍隊交流，就悄悄帶回工作單位去。安徽省委還希望能夠獲得紙型，可以自己印發。”

　　《毛主席語錄》能夠在全國迅速推廣開來，毛澤東本人也起到了推動作用。“母親對我講過，1964年版《語錄》剛出版，毛主席就派人打電話來索要。這說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這本書。”韋梅雅說，“1965年11月19日，中央辦公廳也曾給《解放軍報》打電話，說毛主席同意把語錄紙型給安徽省委，讓他們自行印刷。這就開了一個大口子。”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毛主席著作印制發行工作會議，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發動二三百家印刷廠印制《毛主席語錄》。當時許多單位以公費購買，或以會議文件及獎品形式免費發放給個人。人們把《毛主席語錄》當作為禮品相互贈送，甚至有人在子女結婚時，將它作為珍貴的嫁妝或聘禮。

　　過頭

　　令田曉光等人沒有預料到的是，《毛主席語錄》迅速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韋梅雅說：“當時人們可以飯不吃，覺不睡，但《毛主席語錄》不能不背。像我這樣十幾歲的小姑娘，只要拿著《毛主席語錄》到了公交車上，大聲說：‘大家都拿出《語錄》來!’全車的人就都要拿出來，如果有人拿不出來，全車人都可以批判他，問他是什么出身，是不是‘黑五類’。如果我說：‘請大家翻開《毛主席語錄》第某某頁某某段，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大家就都要跟著大聲朗讀。可以說，《毛主席語錄》就是當時人們的護身符，只要出門就必須攜帶。”

　　當時，有些作曲家為毛主席語錄譜曲，寫成“毛主席語錄歌”，北京體育學院等單位還編排了“毛主席語錄操”，這些都加快了《毛主席語錄》在全國的普及。

　　很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談到《毛主席語錄》，都會提及：“去商店買東西，不背一段毛主席語錄，商店是不賣給你的。”韋梅雅也印證了這一點。她還說：“我們平常和人打交道，見面寒暄也要先引述一句毛主席語錄。”

　　如果毛澤東思想學得好，可以評上“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那在當時是極大的光榮。人們普遍都在《毛主席語錄》的激勵之下，爭當先進。而學習和使用《毛主席語錄》的花樣更是繁多，較為常見的是“打語錄仗”。“文革”初期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童小鵬，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錄了一次周恩來親自參加的“語錄仗”。

　　當時，中央辦公廳的造反派要在懷仁堂東邊一個食堂批斗童小鵬，但那個食堂離毛澤東住地較近，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擔心影響毛澤東的休息，要造反派換到西邊的食堂去批斗，但造反派不聽。汪東興向周恩來反映后，周恩來親自來勸說，但造反派仍咄咄逼人，還引用毛澤東語錄說：“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這時，周恩來立即拿出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很熟練地翻到“紀律”專題，念道：“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造反派聽了，面面相覷，無言以對，只好收兵。

　　在學校，《毛主席語錄》成了教材。1966年，全國學校“停課鬧革命”。大學生和中學生成為“叱咤風云”的紅衛兵，他們停課、串聯，帶著《毛主席語錄》在全國各地免費吃住，免費坐車，結交一大批同齡人，然后從四面八方涌入北京，涌進天安門廣場。1966年8月到11月，毛澤東先后8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那萬眾歡呼的紅色海洋，是時代的影像，為世人所熟知。

　　丁渙芝是湖北人，1956年出生，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她每天在外衣的左胸口處別上帶“紅小兵”字樣的小布塊，拿著比手掌大一點的《毛主席語錄》去上學。7點，全校師生整整齊齊地站在操場上，對著一幅巨大的毛主席肖像畫，開始“早請示”。在丁渙芝的記憶中，“早請示，晚匯報”其實就是一邊唱著“敬愛的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一邊跳“忠字舞”。

　　全班60多個同學，丁渙芝是選出來的“排長”，還是全校“紅小兵司令部”的一員。“早請示”完畢，她對著手中的《毛主席語錄》，踮起腳尖，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抄上一句。然后，語文老師走進教室，開始一小時的早讀課，內容就是講解這句語錄。碰到功底不錯、了解黨史軍史的語文老師，能把一句語錄的誕生背景、原文出處、寫作特點娓娓道來，讓十來歲的紅小兵們聽得津津有味。下午放學時，丁渙芝還要帶著同學們回到操場上進行“晚匯報”。依然是再跳一次“忠字舞”，然后集體朗誦今天學會的語錄。

　　上至領袖，下至孩童，人人都學習“紅寶書”，那是一種巨大的時代力量。

　　缺紙

　　韋梅雅說，當年《毛主席語錄》作為毛澤東的敬言敬物，處處可見。但是如果出了差錯，就要遭受嚴重的處分。韋梅雅丈夫的一位戰友晚上上廁所，隨便拿了一張報紙做手紙，沒有看到上面有毛主席語錄，結果第二天被查出來，認為他侮辱偉大領袖，是反革命，被判了刑。

　　在解放軍報社工廠為《毛主席語錄》作校對的張凱夫，在不需要排版的毛主席頭像旁打了一個“×”，按照編稿習慣，意思是不用頭像只用文字，結果被《解放軍報》造反派抓住批斗，關進了牛棚。“那時候考核我們的工作，首先就看學習語錄是否合格，所謂‘一好帶四好’，只有語錄學好了，其他一切才能好。”韋梅雅認為，這些情況的出現，與毛澤東的個人威望有關，也跟一些人不遺余力地搞個人崇拜有關，他們把學習毛澤東思想搞成了一種形式主義，誰在形式上更出格，就顯得更忠誠。

　　《毛主席語錄》也使一些人獲得經濟利益。英籍華人、英國光華書店創辦人鄧家祥就是靠賣《毛主席語錄》發的家。1966年，他正在英國讀書，同時利用休息日在倫敦海德公園出售中國書刊。出售最多的是小開本《毛主席語錄》，“幾千本、幾千本地被人們買去”，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足有20多種版本。后來，這種情況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們以阻礙交通為名，不準鄧家祥擺攤售書。鄧家祥索性在倫敦辦起了中國書店，從此名揚海外。

　　曾有媒體統計過，“文革”開始后的幾年之內，國內外出版了用50多種文字印成的500多種版本的《毛主席語錄》，總印數為數十億冊?！睹飨Z錄》成為“二十世紀世界上最流行的書”“世界上讀者最多的書”。

　　《毛主席語錄》的大量印制，一度造成了國內紙張和塑料(制作語錄封皮用)等物資的緊張。1966年至1970年，全國用于印制毛澤東著作的紙張就達到65萬噸，比1950年至1965年的用紙總量還多5.66萬噸。這僅僅是正式出版的用紙量統計，不包括全國各地私自編印和翻印用紙。一件廣為人知的事情是：1977年恢復高考時，連印刷考卷的紙張都沒有，鄧小平下令緊急調來印刷《毛主席語錄》的紙張。

　　停印

　　大量印刷《毛主席語錄》本身就與書中“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精神相悖，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此有些擔憂。1967年6月18日，毛澤東對出國人員談話時說到：“有些外國人對我們《北京周報》和新華社的對外宣傳有意見，宣傳毛澤東思想發展馬克思主義，過去不錯，現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厲害，人家也接受不了……”1968年，毛澤東對有關對外宣傳工作做了多次批示，提出“對外(對內也如此)宣傳應當堅決地有步驟地予以改革”的意見。

　　1969年3月，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做報告時說：“已經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語錄》，我看是城市多于農村，高級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眾……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語錄》十幾本，這不是浪費嗎?……現在講究哪個廠出的，哪個地方出的，凈從形式上去挑。還有拿語錄送禮。”1970年9月2日，周恩來接見中央外事、新聞單位的負責人，提出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句話，“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周恩來對新華社軍管組組長說：“這句話主席不讓用，1967年、1968年還發過文件……以后《參考資料》上語錄不要用了。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討過，并且請示過主席。”當得知這條語錄是從《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一書中摘抄時，周恩來說：“中央已經三令五申，不許亂編毛主席著作，不許隨便編印沒有公布的主席指示，這本子未經中央批準，是私貨，要收回。還有那些未經中央批準隨便亂印的本本也要收回。”

　　此后，軍委辦事組很快從解放軍三總部和在京的各軍兵種中抽調人員，負責調查和回收未經中央批準、非法出版的毛澤東著作。

　　1971年9月，林彪乘飛機外逃，途中機毀人亡。人們開始陸續撕去1966年版《毛主席語錄》中林彪寫的前言。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獲得一本128開的《毛主席語錄》，發現林彪的題詞和兩頁前言已經被撕掉。現在市面上已經很難找到一本完整的《毛主席語錄》。

　　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了《關于停止發行〈毛主席語錄〉的通知》：“林彪為撈取政治資本而搞的《毛主席語錄》本，斷章取義，割裂毛澤東思想，自發行以來，危害很大，流毒甚廣。為了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自即日起，新華書店、國際書店現存的中文版、民族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語錄》本一律停止發行。”

　　停發《通知》就像一把時間的切刀，干脆利落地切割出兩個時代?！睹飨Z錄》在新華書店門市部消失，在官方活動中消失，從教科書扉頁上消失，從人們口頭上、手掌上消失，以至漸漸成為民間收藏品。2002年，一本《毛主席語錄》在蘇富比拍賣行賣出了15535美元的高價。這種“千金難求”的情形仿佛在提醒人們，那個人手一本“紅寶書”的時代已經過去很久了。

　　烙印

　　1979年，29歲的姜昆和52歲的李文華創作出了對口相聲《如此照相》。其中一段對話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文革”期間人們開口便提毛主席語錄的無奈：

　　“為人民服務，同志，我問點事。”

　　“要斗私批修，問什么事啊?”

　　“滅資興無，我照個相。”

　　“破私立公，照幾寸?”

　　“革命無罪，3寸的。”

　　“造反有理，您拿錢吧。”

　　“突出政治，多少錢?”

　　“立竿見影，6毛3。”

　　“批判反動權威，給您錢。”

　　“反對金錢掛帥，給您票。”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謝謝!”

　　“狠斗私字一閃念，不用了。”

　　這種辛辣的諷刺在當時可謂非常大膽，創作者的心頭難免緊張，但結果正如姜昆說的那樣：“沒想到這個小相聲竟贏得觀眾百姓的廣泛共鳴……我們在各地演出，現場可以用‘爆炸’兩個字來形容，人們在笑聲中把10年‘文革’的怨氣掃得煙消云散。”一位老干部在接受采訪時評價道：“這個相聲說出了那個時代人們想說卻不敢說的話。”

　　隨著時光流逝，今天“50后”“60后”再回顧《毛主席語錄》時，不得不承認《毛主席語錄》給他們的一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毛主席語錄》中的某些話，在剝離了時代外衣、政治外衣后，本身包含著充滿智慧的人生哲理。這些話對擁有豐富人生閱歷的“50后”“60后”來說，至今仍是影響他們工作和生活的精神財富。

　　一位部級干部曾在一次與青年代表的座談中說：“青年時代最重要的就是要學習，要多讀書。我們青年時期書很少，能讀到書的機會也很少。我們的‘童子功’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語錄》，天天學，讀得滾瓜爛熟。那時候我就認定，學《毛主席語錄》也是學習。現在看起來，那確實是很重要的學習。”他在談到對青年的寄望時，兩次引述毛主席語錄。一句是“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以此勸喻年輕人寬容待人，“雖然我很年輕的時候就背過這句話，但只有到了一定年齡后才深刻地理解它。”另一句是“要奮斗就會有犧牲”，勸喻年輕人扎實肯干，“這句話是至理名言，現在當然不需要年輕人付出生命，但是你要讀書學習，就得犧牲上網、上微信、看電視的享受;你要鉆研業務，就要犧牲其他方面的個人愛好。不犧牲，就得不到。”

　　“紅寶書”也融入了第一代企業家的性格里。聯想的柳傳志、華為的任正非、娃哈哈的宗慶后……很多都是《毛主席語錄》的“信徒”。史玉柱自稱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頭號粉絲”，20世紀90年代，他經營巨人集團時，曾仿效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采用的軍事體制，在深圳設總指揮部，各級經理都改稱“方面軍司令員”或“軍長”“師長”。

　　《毛主席語錄》的戰斗性使它在另一個群體——中國軍人，尤其是鷹派軍人中留下了深刻影響。出生于1950年，曾任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的羅援少將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毛主席語錄》中最豪邁的一句話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一條千古不變的真理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對我影響最大的一句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61年出生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蔣建農，青少年時期趕上“文革”的尾巴，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參加工作，后來長期從事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從學者的角度出發，他認為《毛主席語錄》到今天依然是經典。“因為它經過了分類，按照體系去摘編，就像《三字經》一樣，是把毛澤東思想里的一些精華摘了出來。把它作為一種輔助讀物，從中可以得到很多啟示。”

　　“毋庸置疑，那個年代的教育對我們的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用。”羅援少將說：“白求恩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精神，愚公移山的艱苦奮斗精神，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座右銘，也是我們做人的原則和根本。造神運動是一種狂熱，而狂熱冷卻過后，是一種更為理性的思辨。金子總是要發光的。相信無論什么年代、在什么歷史條件下，《毛主席語錄》中一些不朽的篇章仍然有生命力，因為它不僅是偉人的著作，更是哲人的思想，它闡述了做人的一般道理，倡導了起碼的、值得堅持的公德和道義。”

　　遺產

　　在絕大多數“70后”“80后”的記憶中，已經沒有了《毛主席語錄》的身影。作為改革開放的一代人，經濟取代政治成為他們生活的第一要義，《毛主席語錄》變成了一個遙遠的詞。當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在“80后”中調查：“你知道《毛主席語錄》嗎”，一部分人茫然搖頭，一部分人表示“聽父母說過”。當記者再問“你知道‘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這句話嗎”，結果人人都知道，但幾乎人人都驚詫它竟然是《毛主席語錄》里的。

　　也有一部分“80后”翻開過“紅寶書”，用一種和父輩截然不同的目光審視它，其中主要是年輕學者。3年前，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專業的博士生張崢出于好奇，在學校門口的舊書攤前第一次拿起了《毛主席語錄》。“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那個年代，但一翻開就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戰斗氣息。最初對它的感覺都是教科書式的，與‘個人崇拜’‘造神運動’聯系在一起。”

　　在跟隨導師深入學習后，張崢開始更加客觀地看待《毛主席語錄》。“我覺得它像雷鋒一樣，是一份逐漸遠去的遺產，也是一個時代印記，一個政治符號。正因為是政治符號，所以今天它還被一些人簡單理解成‘文革’的代名詞。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我們這代人也是伴隨著語錄里的一些話長大的。比如從小教室黑板上貼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老師在考試前、比賽前喜歡對我們說的‘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等。去除政治的功用，《毛主席語錄》還是具有美育價值的。”

　　除了年輕的研究者，還有一些“80后”是興趣使然，主動翻開“紅寶書”。青年歷史作家張憶安等人提到，中學時代正值“傷痕文學”的尾聲和“紅墻讀物”的興起。這激起了大家對毛澤東的好奇。“當時到處都是‘走下神壇’的書，我們就很想看看《毛選》到底怎么樣?？赐旰蟀l現，毛澤東的話有不少充滿哲理，印象最深的就是收進《語錄》里的那句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70后”“80后”注定不是帶著深厚情感看待《語錄》的一代人。這讓他們對《語錄》少了溫暖的情懷，鮮有激越的批判，能夠輕松地區分“《語錄》本身”和“濫用《語錄》”兩個概念。在他們眼中，除了帶有冷戰背景的一些話，《毛主席語錄》就像一本“名言警句集”，讀來頗有收獲，比很多流行的成功學書籍更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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