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頓認為，知識分子的背叛是革命的預兆。亨廷頓反駁說，在大多數情況下，知識分子不可能背棄現存秩序，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是現存秩序的一部分。亨廷頓說，“知識分子帶有革命性，幾乎是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里的普遍現象。”
天生的反對派
盧梭是大革命的思想先驅者，是反叛的精靈，激進主義的巫師式人物。
1790年，在法國議會大廳里豎立起盧梭的半身雕像，旁側放著一本《社會契約論》和一部已獲通過的法律。盧梭的遺體遷至先賢祠時，同樣有一本《社會契約論》放在一起。有一位國民大會的成員報告時說：“不是《社會契約論》帶來了大革命，倒不如說，是大革命向我們詮釋了《社會契約論》!”
羅伯斯庇爾向盧梭致敬時說：“呵!如果他看到了這場他作為先行者而被移入先賢祠的革命，誰會懷疑他善良的靈魂會帶著狂喜去擁抱這正義的事業?”
不能說盧梭的理論僅僅是法國革命的激進主義源頭，他的民意及契約理論，對美國建國的一代同樣產生了很大影響，不特孟德斯鳩的權力制衡理論。
基佐1837年寫道：“民主是戰爭的呼聲，它是多數下層人反對少數上層人的旗幟。這個旗幟有時是為了最合理的權利而舉起，有時卻是為了最殘酷、最邪惡的激情而舉起;它有時是為了反對最不公正的篡權者，有時卻是為了違抗最合法的權威。”
在基佐看來，君主是中性的，激進主義也是中性的，但是其中卻包含了更富于核心意義的價值。
英國歷史學家納米爾稱1848年革命為“知識分子革命”，意思是指除了少數由農民自發起事叛亂外，這一波歐洲革命幾乎全部由知識分子做了主角。法國的多數革命領袖和意大利部分革命志士都是新聞記者出身，馬志尼則是專門撰寫政治小冊子的作家。日耳曼革命的所有領導人不是大學教授就是學術界人士，素來崇尚理性，所以不如作家記者的大膽自由，易于越軌，在精神深處迷戀秩序，總是希望出臺一部成文憲法來結束社會亂象，過早地從激進派向保守派偏移。
有什么樣的知識階級，就有什么樣的革命。
那時法國有一個激進的文人團體，即《百科全書》的作者群。他們致力于啟蒙，不但撰文挑戰世俗權威和神學傳統，還組織沙龍，實際上相當于后來的“集會結社”創造出一種組織松散又步調一致的新型的活動方式，使巴黎成為歐洲的知識中心，思想的前鋒陣地，革命的搖床。
在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是一個共時態的多元的思想運動。雖然歷史學家文圖里說英國沒有像法國那樣的有組織的、持不同政見的、有潛在革命傾向的知識階級，只有蘇格蘭存在;事實上，在倫敦、格拉斯哥和愛丁堡，仍然有一批出色的思想家、作家和政論家，他們創辦了《閑談者》和《旁觀者》這樣著名的雜志，一度影響了法國的思想家如盧梭，甚至普通讀者。
美國的思想家、作家、傳道者、政治家共同組成一個特別的知識階級，富于政治性、實踐性和創新性，《聯邦黨人文集》被稱為堪與《百科全書》比美的文集，影響至今。
美國學者希梅爾法布比較英法美三國的啟蒙運動時指出：英國啟蒙運動體現了“美德的社會學”，法國體現了“理性的思想”，美國則體現了“自由的政治”。它們的共同特征是：對理性與自由、科學與工業、公正和福利的贊賞。但在每個國家，這些觀點有著極為不同的形式，實現的途徑也不同。
人道立場和拯救意識
知識分子的人道立場和拯救意識，令人想起基督教世界的彌賽亞。
彌賽亞(Messiah)一詞原為古猶太語，指膏油，后指“受膏者”，意謂頭上被涂上膏油，這個人就是被選中的人，具有特殊的身份、權力和作用。《圣經·撒母耳記》稱國王為“耶和華的受膏者”，也即“拯救者”。具有東正教的宗教背景的俄國知識分子普遍具有“彌賽亞情結”。
先驅者拉吉舍夫在他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記》中表白說：“我的心為人類的痛苦所充盈”;還表白說：“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地上的任何政權強迫你屈服于不正義，強迫你違背自己的良心，你一定要成為不屈不撓的人。
別爾嘉耶夫總結說，俄國知識分子“這個階級的人們整個地迷戀于理想，并準備為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致被處死”。他特別強調其“特殊的身份印記”，就是一種非常偏執的獨特的道德規范，“遠離惡的世界、禁欲主義、勇于犧牲和忍受苦難”。
十二月黨人
十二月黨人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強烈政治意識的反政府知識分子團體。
其極端派代表皮斯特爾的激進思想明顯地受到雅各賓派的影響，他的身上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暴力傾向。在最初的秘密組織“救國協會”的會議上，經常討論刺殺沙皇的計劃，后來的北方協會和南方協會都主張通過軍事革命來推翻沙皇政權。十二月黨人起義，是俄國歷史上第一次由知識分子團體策劃的旨在推翻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把西方的文化制度移植到俄羅斯來的帶有密謀性的行動。
赫爾岑這樣指出十二月黨人對后來的知識者和革命者的影響：“我們從十二月黨人那里繼承了對人類尊嚴的熾熱感情、對獨立的向往、對奴隸制度的憎恨、對西歐和革命的尊重、對俄國發生變革的可能性的信仰，以及參加這一變革的熱望、青春的朝氣和無窮無盡的力量。”
十二月黨人的激進性對其后的民意黨人的影響直接而強烈。民意黨人的恐怖活動是著名的，而實際上，他們意欲發動群眾而不可得。革命形式是與社會發展的程度相適應的。妃格念爾如此感慨地敘說了民意黨人的尷尬的歷史境遇：
“在爭取自由的國家制度方面，民意黨是一支來自俄國特權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的先頭部隊，這支隊伍跑得太前了，至少超前了1/4世紀，因此顯得孤立。民意黨期望的是：3月1日既然打倒了皇帝，那就可以解放不滿于自己的經濟狀況的人民群眾的活力，他們將奮起斗爭，同時，社會將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3月1日后，人民沉默，社會也沉默。因此，民意黨在社會上沒有支點，在人民中沒有基礎，于是重建組織，以便立即繼續進行反對現存制度的積極斗爭的嘗試，自然也是徒勞的了。這些嘗試都如曇花一現，新出現的組織還來不及積極開展活動便夭折了。在俄國，農民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而完全沒有文化，80年代還沒有西歐那樣的工業無產階級，在一個專制警察制的國家里，沒有向群眾進行口頭和文字宣傳的可能。凡此種種都是民意黨進行了許多政治行動仍不免陷于孤立的原因。”
知識分子的角色
赫爾岑及當時俄國一代知識分子革命者一度迷戀黑格爾，稱他的哲學是“革命的代數學”，但后來就與之決裂了，尤其不滿其有關現實性問題的理論，那作為“事物現狀的奴隸”、“社會現有制度的奴隸”的存在。他們強調現實的可改變性，強調實踐活動，從黑格爾到費爾巴哈是一個必然的轉變。他們把人類看作世界主體，但是并不認同黑格爾的所謂“絕對精神”的體現，而是重在費爾巴哈式的 “人的本質”的實現。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和反宗教立場，對他們擺脫東正教的影響起到重要的作用。
湯普遜在《理解俄國：俄國文化中的圣愚》一書中說：“理想的革命家，就是世俗的圣愚。”這里說的革命家是俄國式的革命家，多少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他定義說：“革命者是一個遭受劫難的人。他既沒有個人愛好，也沒有生活瑣事，沒有情感、眷念、財產，甚至姓氏……在他生存的根基中，他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也切斷了與社會秩序，全部受過教育的人和這個世界的全部法律、財產、常規以及道德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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