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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中國科技事業的杰出領導

羅小明 · 2014-05-28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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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其生命最后的二十年里,為了排除兩種傾向的干擾,殫精竭慮,耗盡心血,終于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尖端科學技術的重大成就。

  周恩來——中國尖端技術發展的總設計師、總工程師

 

 

 

  1956年1月14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大會主題報告——《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在報告中以較大篇幅詳盡地談論了一個令所有與會人員耳目一新的問題,即:中國的科學研究問題。在當時的國家領導人中,周恩來比任何人都更為密切地關注著外部世界的發展和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十年間,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飛猛進。隨著原子能的利用和電子學及其它科學的進步,給人類提供了無比強大的、新的動力源泉,大大提高了自動化技術的水平,為科學的各個部門開辟了革新的遠大前途。同時,周恩來也清楚地看到,中國當時的現狀是科學和技術水平仍然很落后。世界上已經取得的很多科學的最新成就,中國還沒有掌握和利用;中國在建設中遇到的許多復雜的技術問題不能獨立解決,還離不開蘇聯專家的幫助;甚至國內現有的技術力量,也還沒有完全有效地利用。

  周恩來在報告中深刻地提出:“人類正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這個革命,就它的意義來說,遠遠超過蒸汽和電的出現而產生的工業革命。中國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快地擴大和提高科學文化力量,在不太長的時間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只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才能有強大的先進的經濟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條件,無論在和平的競賽中或者在反侵略戰爭中取得勝利。”

  周恩來在報告中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影響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兩種傾向:一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賴思想。認為‘中國在科學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馬上改變,反正需要靠蘇聯的援助。’其結果是一輩子不能脫離依賴和模仿的狀態,妨害了我國科學的有計劃的迅速的發展。”二是“在理論工作和技術工作之間,在長遠和目前需要之間,沒有形成正確的分工和合作,以致力量的分配上不能保持適當的比例。”周恩來指出:“在過去幾年中間,我國的各種工作都在開始,我們在目前需要和技術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對于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較少,這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現在,如果我們不及時地加強對于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那么,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做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周恩來特別強調指出:“理論力量的生長,總要比技術力量的生長慢一些,而理論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間接地,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來。正因為這樣,有許多同志現在還不肯在科學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經常要求科學家給他們解決比較簡單的技術應用和生產操作方面的問題。當然,理論絕不可以脫離實際,任何脫離實際的‘理論研究’都是我們所必須反對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傾向,卻是對于理論研究的忽視。上述的兩種傾向是互為因果、互相結合的。我們必須徹底糾正這些不正確的傾向,改變這些不利于科學發展的狀況。”

  盡管周恩來指出了糾正這兩種傾向的方法,但是在此后的二十年間,這兩種傾向總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以不同的方式干擾、影響著中國科學技術沿著正確軌道發展,周恩來在其生命最后的二十年里,為了排除這兩種傾向的干擾,殫精竭慮,耗盡心血,終于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尖端科學技術的重大成就。簡要回顧,有以下幾次較為重大的事情:

 

 

  一、“以任務帶學科”,“還有一些任務帶不起來的學科怎么辦?”

  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鄭重宣布:國務院現在已經委托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會同各有關部門,在三個月內制定從1956年到1967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

  在科學規劃制定過程中,周恩來立足國家當前需要,放眼未來的發展,及時妥善地解決了一些重要的方針性問題。當時,為了使我國的科學技術工作密切結合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有效地解決生產建設中的科學技術問題,規劃小組曾提出“以任務帶學科”的口號。周恩來聽到后,遲疑了一下,便提問說:“那么,還有一些任務帶不起來的學科怎么辦?”他沉思片刻,接著又說:“是不是再補充一個基礎科學的規劃?”周恩來這一問,讓規劃小組成員們茅塞頓開,立即對一些特別重要而在我國卻很薄弱,甚至還是空白的學科,如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和遠距離操控技術、原子彈、導彈采取了緊急措施。周恩來高瞻遠矚,僅僅一句反問,就點到了問題的要害,為我國在此后不太長的時間內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某些重要尖端技術,尾原子彈、導彈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礎。

 

 

  二、導彈研究要“突破一點,不能等待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才開始研究生產。”

  在周恩來的提議下,中國的導彈研究列入了議事日程。但是導彈怎么搞,是沿襲蘇聯、美國走過的道路,在發展航空工業的基礎上再發展導彈,還是將導彈與飛機的研究工作統一進行,重點放在導彈上,迅速趕超尖端技術。在這個問題上曾經存在著激烈的爭論,雙方各執一詞,難解難分。周恩來細心聽取了雙方的意見和理由后,在陳毅等人陪同下,會見了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聽取他對火箭、導彈研究的意見。并且請錢學森起草一份發展導彈工業的《意見書》。錢學森很快就完成了《意見書》,周恩來立即將《意見書》送毛澤東審閱。

  1956年3月14日,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聶榮臻、錢學森籌備組建導彈航空科學研究方面的領導機構,為了保密起見,這個機構的名稱為“航空工業委員會”。 5月26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軍委會議,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發展中國導彈武器的決定,要集中僅有的技術力量用于火箭、導彈方面的研究和制造。周恩來指出:導彈研究工作應當采取突破一點的辦法,不能等待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才開始研究和生產。要動員更多的人來幫助和支持導彈的研制工作。這項工作所需的技術專家和行政干部,同意從工業建設、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等部門和軍隊中抽調,軍隊要起模范作用。同時,責成航空工業委員會負責組織導彈管理機構和研究機構。幾個月后,國防部五局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今天的許多兩彈元勛,如任新民、屠守鍔等,都是那個時候進入國防部五院的。

  在周恩來的推動和支持下,關于先發展飛機還是發展導彈的爭論終于得到圓滿解決。后來的發展證明,周恩來的這個決斷是富有遠見的。

 

 

  三、“國民經濟大調整,壓縮不夠,要再壓縮。但是尖端要有”

  1959年6月,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政府走出了撕毀幫助中國發展原子彈協定的第一步——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

  首先做出反應的是中國的核動力潛艇研制工程。在核潛艇研制領導小組6月26日召開的會議上,核潛艇就此下馬還是繼續干下去,兩種意見發生了激烈的碰撞:眼看著蘇聯的援助和支持將要泡湯,一些人悲觀地認為在我國當前工業和科學技術基礎薄弱的情況下即開始研究設計核動力潛艇,是主觀主義、浪費人力;他們進而懷疑核動力潛艇的戰略價值,覺得中國只要有普通動力的潛艇就可以了,沒有必要費很大力量去研究制造核動力潛艇。而另一些人則主張核動力潛艇的研究任務應在現有基礎上堅持下去。目前所有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不是不可能解決,無非是將原先預定完成時間延長一些。由于核動力潛艇續航力大,如攜帶有原子彈頭的導彈,則其威力強大,可以在較遠距離攻擊敵方沿海基地及工業城市。為此,我們應該積極貫徹以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并實事求是地穩步前進,力求攻破核潛艇的尖端技術,這不僅在軍事上有重要價值,同時,對促進工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很有益處。雖然目前有很多困難,但是也應該看到,隨著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利條件將不斷增多,物質上、人力上、技術水平低和經驗缺乏的困難,是可以逐步得到克服的。對新技術的科學研究設計試制工作,必須先行一步,才能取得經驗,為今后發展開辟道路。

  聶榮臻積極支持后一種主張,他在核潛艇領導小組組長羅舜初的報告上批示:“研究工作不可泄氣,應鼓足干勁,長期堅持下去。”但涉及到將核潛艇研制列入國家計劃,從而解決人力、物力、財力這些具體問題時,不要說副總理聶榮臻力不從心,就連總理周恩來說了也不算,事情難辦得很。原因是周恩來當時雖然是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但決定大政方針的權力在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書記處,不在國務院。遇到重大決策,周恩來總理也要向書記處請示匯報。

  10月的一天,周恩來利用毛澤東要聽他和聶榮臻、羅瑞卿匯報研制尖端武器的機會,不顧主張核潛艇下馬的強烈呼聲,硬是頂著壓力把核潛艇作為主要項目提了出來,由于周恩來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和要害,毛澤東當即表示說:“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倍受責難且險些夭折的核潛艇工程終于被周恩來運用他的政治智慧保住了。

  早在中蘇關系惡化初露端倪的時候,周恩來就未雨綢繆,對負責原子能工業的二機部領導宋任窮等人說:“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1960年7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兩國政府關于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和合同。一個月后,蘇聯專家不僅全部撤走,還帶走了重要圖紙資料,終止了對中國原子能研究所需設備和材料的供應。

  一些外國人幸災樂禍地斷言:中國的核工業已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核工業已處于技術真空狀態,中國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

  此時,由于大躍進的重大失誤,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中國的原子彈搞還是不搞,需要領導層從速做出決斷。面對“下馬”的呼聲,周恩來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國防尖端,爭取三年到五年過關。當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時候,原子彈屬不屬于調整之列,一些人拿不準。周恩來明確表示:其他方面壓縮不夠,要再壓縮,但是尖端要有,有了導彈、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導彈、核武器。

  為了加強原子能工業的發展,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領導中國的原子能事業。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國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此后,中央專委在周恩來領導下,承擔起了領導兩彈一星及人造衛星、核潛艇和載人飛船研制的重任。

 

 

  四、“有利于生產、有利于科研;有利于仿制,有利于自我研制;有利于當前,有利于長遠”

  1965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國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與生產部門合并的決定》。決定國防部所屬的這三個研究院分別與國家第三、第六、第四機械工業部合并,史稱“部院合并”。中央認為,這樣做 “對生產有利,也對科研有利;對仿制有利,也對自我研制有利;對當前有利,也對長遠有利。但是部院合并之后不久,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在個別工業部門,以科研面向生產,結合生產,為生產服務為由,做出了“所廠合并”的決定,將已經劃歸對口工業部的研究院進行拆解,將研究院所屬的研究所拆分、合并到一個或幾個工廠,有的部甚至連研究院也準備裁掉。于是出現了“五馬分肥”的現象,一些具有獨立科研能力的研究院被幾個工廠肢解瓜分得七零八落,一個研究所被幾個工廠分掉,甚至一個研究室的設備也被幾個廠分掉,使已經初具規模的科研機構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很顯然,這正是周恩來9年前指出的“有許多同志現在還不肯在科學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經常要求科學家給他們解決比較簡單的技術應用和生產操作方面的問題”的再現。當聶榮臻將這一現象報告之后,引起周恩來極大重視,他立即責成有關領導,立即叫停“廠所合并”,迅速恢復已經形成的科研能力,制止了既不利于當前,也不利于長遠的愚蠢做法。避免了一場大的劫難,為后續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二機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彈外,還要搞核電站”

  搞兩彈,搞尖端是很花錢的。從原子能事業起步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與美國幾百億美元的花銷相比,中國只花了幾十億人民幣,所花費用是很低的。但就中國當時的財力來說,盡管幾年下來平均到每個人頭上大約在10元左右,但在當時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如何使中國的原子能事業,在提高國防能力的同時,又能產生經濟效益,增強國力,為進一步發展尖端提供資金,進入良性發展,是周恩來一直考慮的問題。

  當中國的原子彈、氫彈爆炸相繼取得成功,并與導彈結合,實現了武器化后,周恩來不失時機地著手進行核電站的建設。在一次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上,周恩來指出:二機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彈外,還要搞核電站。我國發展核電站的方針是安全、適用、經濟、自力更生。此后,周恩來多次召開專委會研究核電站的設計、施工問題。對核電站的建設提出了許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見。

  在衛星發展方面,周恩來也是這樣,當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解決了有和無之后,我國發射的第二顆人造衛星就是一顆科學實驗衛星,周恩來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六、“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

  回顧中國的尖端技術發展歷程,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那就是持續發展不間隔,一環緊扣一環。一個成就接著一個成就,在時間上續接緊湊,在專業上彼此照顧,絕無等米下鍋或因為技術上的參差不齊而影響整個項目進展以及走彎路的情況出現。中國的尖端技術之所以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全面的、巨大的成就,完全有賴于周恩來這位杰出的計劃者、設計者和組織者。

  周恩來歷來主張“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一切工作都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反對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碰到什么什么問題,臨時抱佛腳的無所用心的懶漢做法。

  在領導中國尖端技術的發展中,周恩來十分重視尖端技術的長期發展規劃,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和“部院合并”之后,有人認為進行項目規劃和組織協調的國防科委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主張取消國防科委。周恩來和聶榮臻對此堅決反對,經過他們多方努力,國防科委不僅得以保留,還得到了加強。周恩來和聶榮臻多次指導國防科委制定尖端武器發展的長期規劃,并根據情況的變化適時修改這些規劃。正是有了全面規劃,當一項任務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的時候,與之配套的項目和專業就已經開始有條不紊地進行預研或試驗。在原子彈爆炸之前,周恩來就已經批準進行了“東風二號”導彈的發射,一矣原子彈爆炸成功,就立即開展兩彈結合試驗,僅僅兩年時間,中國就擁有了導彈核武器。這樣的速度讓那些譏笑中國有彈無槍的西方記者大跌眼鏡。正是由于周恩來提出了“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的指導思想,我國的尖端技術雖然涉及面廣,門類復雜,仍然能夠有條不紊地順利進行,在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后,僅兩年多的時間就成功爆炸氫彈;在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僅11個月后,就能成功地發射科學試驗衛星,后續的各種軍用、民用的衛星也都依次整裝待發。

 

  令人遺憾的是,1971年“九一三”之后,特別是周恩來生病住院乃至他逝世之后,周恩來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科研秩序被打亂,科研規劃和計劃被迫中斷,許多原定七十年代可以完成的任務如洲際導彈、導航衛星(即北斗的前身)、宇宙飛船等都不得不推到八十年代甚至更遲的年代才得以完成。以至在改革開放初期,竟一度出現了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荒誕現象。而正是這些不能盡如人意的可悲現象,卻從另一面折射、彰顯了周恩來的高瞻遠矚和不可替代的過人之處。

  今天,我國的科學技術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我們深切緬懷周恩來為中國的科技現代化做出的豐功偉業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周恩來曾經說過的話:“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水平。我們要記著,當我們向前趕的時候,別人也在繼續迅速地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付出最緊張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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