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叛亂前后《紐約時報》對中國西藏的報道嚴重失實

　　1959年3月10日，達賴集團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暗中支持下撕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西藏叛亂。在西藏叛亂前后，自195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紐約時報》有200余篇文章對中國西藏進行了報道，包括對西藏叛亂事件本身的報道、相關國家與地區反應的報道以及西藏叛亂后聯合國插手“西藏問題”的報道等。認真分析這一時期美國媒體的報道，不但可以再現這一時期中美關系中“西藏問題”的歷史發展脈絡，西藏叛亂前后美國媒體的具體反映，還可以通過其與歷史事實的對比分析美國媒體的政治傾向性。

　　一、《紐約時報》對西藏叛亂事件的報道

　　西藏叛亂事件自開始之日起就與印度、美國等外部因素緊密聯系在一起。1959年3月10日上午，叛亂分子在拉薩發動叛亂，攜千余群眾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獨立”等反動口號，拉薩市區社會秩序陷入混亂狀態。[1]3月17日，叛亂分子與境外分裂勢力進行政治聯絡：“給當時在噶倫堡的夏格巴發電報，通知他說西藏已經獨立，請他通知印度政府和聯合國，派人來調查”。[2]3月20日拉薩平叛開始，印度駐拉薩領事館官員急電新德里，報告拉薩發生的戰事。[2](p.294)3月21日，《紐約時報》依據來自印度新德里的消息發表了首篇關于西藏叛亂的文章說：“印度外務部發言人肯定了這個報道，說實際上拉薩的所有人都加入到了康巴人的反叛行列，這是與中共軍隊不對等的抗爭”，“叛亂的原因是，中共企圖逮捕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外界不知達賴現在身在何處”，“從西藏首府傳來的最新消息稱，漢人已經開槍，決心鎮壓叛亂。藏人也使用了武力。”[3]

　　自此，《紐約時報》一直在密切關注西藏叛亂的政治走向。3月22日，《紐約時報》在頭版發表長篇文章指出：“印度外務部的發言人說，沒有接到來自拉薩印度領館有關群眾起義的任何消息。”[4]3月23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出：“中共很明顯已下決心鎮壓西藏叛亂，官方由此為達賴個人安危擔憂”，“達賴喇嘛的去向仍然是一個謎”，“鑒于之前拉薩中國軍區召見達賴而不允許其帶護衛的報道，印度人特別為達賴的安危焦慮”。[5]3月24日，《紐約時報》發布來自噶倫堡的消息：“今天，邊境城市的藏人說，反漢叛亂在西藏內部蔓延，但達賴喇嘛是安全的”，“來自噶倫堡的消息說，達賴既未被逮捕，亦未被剝奪精神自由”，“昨日有報道說漢人將達賴喇嘛拘禁到了有1000個房間的布達拉宮，或者是把他抓起來帶到了北平做人質”。[6]實際情況是，當時是達賴提出要到軍區觀看演出，而且軍區不僅邀請了達賴喇嘛，還邀請了噶廈所有的噶倫、達賴喇嘛的兩位經師、部分大活佛以及部分貴族。[7]對于達賴本人，中央政府不但沒有逮捕并送至北京做人質的意圖，而且面對其南逃的舉動，毛澤東在就西藏叛亂問題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如果達賴及其一群逃走，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8]

　　3月26日，《紐約時報》刊發了6篇有關西藏叛亂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蘇聯流亡到美國的佛教徒卡爾穆克寫給《紐約時報》編輯的公開信[9]，一篇是來自于倫敦《泰晤士報》的文章[10]，一篇是《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11]。另有3篇簡文分別報道英國對西藏叛亂的反應、西藏叛亂后的拉薩及其西藏的形勢[12]。據來自于噶倫堡的《泰晤士報》電訊說：“西藏最高當局已宣布它是一個獨立國家，正在為反對外國占領而抗爭”。來自于卡爾穆克的公開信說：“中共對待藏人毫不留情，他們褻瀆具有幾個世紀歷史的寺廟，尋求去除達賴喇嘛的方法。”[9]

　　3月27日至6月初，幾乎每天《紐約時報》都有關于西藏局勢的相關報道，這在冷戰高潮時期凸顯了美國對中國的密切關注。3月29日，《紐約時報》關于西藏的報道有7篇，刊發于頭版的文章說，“周恩來今天發布命令，解散了達賴喇嘛的地方政府”，“宣布由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權力，班禪代替23歲的達賴喇嘛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一職”，“達賴喇嘛被叛亂分子劫持，現已不知去向”[13]。同日第3版譯發了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的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國務院令，決定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政府職權。[14]3月30日，《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對西藏叛亂做出了政治定性評論：“西藏抵抗運動對于亞洲人民來說是一個象征。西藏被稱作亞洲的匈牙利意義重大……這一英雄壯舉將永記于亞洲人民心中”。[15]4月4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據來自羅馬的報道，梵蒂岡的廣播今天對西藏事件發表評論說，伊斯蘭和亞洲的宗教界已加入到反共的基督世界”，“梵蒂岡的廣播將西藏稱作是‘新的匈牙利’，但西藏起義規模更大”。[16]

　　綜上，可以看出《紐約時報》對西藏叛亂的政治定性，即不但將中國西藏叛亂與東歐“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論，而且評價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平叛行動是對“自由的殘暴鎮壓”[17]，鮮明地體現了冷戰的意識形態性。

　　二、《紐約時報》對西藏叛亂后相關國家與地區反應的報道

　　《紐約時報》在西藏叛亂發生后除以大量篇幅報道叛亂事件本身外，還有印度、中國臺灣地區反應的許多報道。

　　(一)有關印度反應的報道

　　中印兩國有著長達約2000公里的邊境線，歷史上由于英印殖民統治在中國西藏的特殊利益，印度對中國西藏的政治發展動向非常關注，而印度又是美國插手“西藏問題”、從外部進入中國西藏幾乎唯一的陸路通道。所以，西藏叛亂發生后美國媒體異常關注印度的反應。1947年印度獨立后實施不結盟外交政策，這在某種程度上對美國的西藏政策與行動是一種掣肘。因此，西藏叛亂發生后美國媒體禁不住發出“感謝西藏叛亂”的感慨，表達了美國希望印度倒向西方陣營的愿望。4月12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表示：“感謝西藏叛亂!對共產黨中國意圖懷疑的開始就是印度公共輿論無知的終結”，“尼赫魯當然沒有因中國的西藏行動而放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他公開態度的變化卻是明白無誤的”，“這可能是(印度)現實主義(外交)的開端，它向我們明示：對于印度的北部邊界安全來說巴基斯坦不是唯一的威脅”，“《印度快報》專欄作家說，在兩大集團之間搞中立已不能再成為東南亞國家的保護盾牌”，“這意味著，如果不加入西方陣營，印度則應在處理與中共的麻煩中尋求美國的支持”，[18]明確表達了美國對印度處理東西方關系態度轉變的期待。

　　關于印度對中國西藏歷史上法律地位的認識也是《紐約時報》報道的一個重要內容。印度曾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插手“西藏問題”，但在西藏的法律地位問題上，印度一直沒有放棄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1959年西藏叛亂發生后，美國媒體對印度的立場給予了特別關注。9月9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來自新德里9月7日的消息稱，今天，印度正式與達賴喇嘛提出了西藏法律地位問題”，“鎮壓西藏叛亂后，逃往印度的西藏領導人達賴喇嘛宣布他打算向聯合國提出西藏問題”，“印度人雖然同情達賴喇嘛的境遇，但仍堅持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達賴喇嘛卻堅持西藏歷史上是獨立的”。“昨天達賴喇嘛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的演講中援引了與麥克馬洪線相關的西姆拉會議作為例證”，“中共不承認這條邊境線，根據印方公布的數據，中國出版的地圖將麥克馬洪線以南22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劃到了中國的版圖內”，“達賴喇嘛的觀點是，如果印方堅持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那么新德里就必須承認西藏獨立，因為西藏是西姆拉會議三方之一”。不過，“印度外務部今天對達賴關于1914年邊境問題的解讀做出了強烈反應”，指出：“麥克馬洪線與西藏法律地位兩者之間并無關聯”，“中國政府拒絕批準這個協議不是因為反對印度與西藏之間的這條邊境線，而是因為他們反對內藏與外藏的分界線，當時內藏是由漢人管理，外藏由拉薩管轄”。[19]實際上也間接反映了印度不支持西藏分裂勢力提出“獨立”的立場。

　　從這些報道中可以看出，印度政府雖然是這一時期插手“西藏問題”的一個重要外部力量，但仍然堅持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并公開反對達賴所謂“西藏獨立”的立場。

　　(二)有關中國臺灣地區反應的報道

　　《紐約時報》除對印度對西藏叛亂的反應給予重點報道外，對中國臺灣地區的反應也給予特別關注。

　　西藏叛亂發生后，臺灣當局在很短時間內即表明態度，美國媒體對此作了及時報道。3月27日，《紐約時報》發表來自臺北的消息稱，“3月26日，蔣介石告之藏人，國民黨打回大陸后，藏人將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政治未來”，“這一承諾意在促動藏人強化其反共起義”，“蔣在他的廣播講話中告訴藏人，他的政府將盡一切努力給他們以持續有效的支持”。“文章說，雖然西藏是一個自治區，但是國民黨將其看成是中國的一部分，蔣的這一講話說明他已遠遠地偏離了這個理念”。[20]可見，在當時海峽兩岸對峙的狀態下，蔣介石將西藏叛亂看成是對抗中共、打回大陸的一個重要內應。4月1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據來自臺灣的消息稱，一些國民黨立法委員今天提議由美國向西藏的反共叛亂武裝提供援助。他們建議政府向美國及東南亞的佛教信徒尋求幫助。”[21]對于來自臺灣地區的支持，達賴方面給予積極回應。5月16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達賴喇嘛表達了他對國民黨支持的誠摯謝意。”[22]

　　從《紐約時報》的報道中可以看出，臺灣當局對西藏叛亂持積極態度，但美國媒體沒有報道的另一個事實是，臺灣方面否決了美國提出的支持“西藏獨立”的動議。1959年4月23日，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中國事務部官員與“大使”葉公超會晤討論“西藏問題”，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饒伯森說：如果“能夠公開譴責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承認西藏獨立，將有很大助益”。這一提議遭到了葉公超的拒絕，葉公超表示：“不能這樣做。因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在目前情況下修改憲法絕無可能。一個憲法修正案需要獲得立法院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或全國代表大會四分之三的同意，這兩個機構的成員目前在臺人數剛剛超過所需數字，所以就需要一致通過”，而“這兩個機構中的哪一個人都不愿背負丟棄中國領土的責任”，[23]表明了臺灣當局堅持反對“西藏獨立”的立場，由此也成為掣肘美國政府承認“西藏獨立”的重要力量之一。

　　三、《紐約時報》對聯合國插手“西藏問題”的報道

　　達賴叛逃印度后，聯合國再次1950年中美洲小國薩爾瓦多曾竭力促動聯合國大會討論“西藏問題”未果。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插手“西藏問題”的平臺。1959年5月5日，美國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伯遜在給國務卿的備忘錄中詳細闡述了美國的聯合國行動計劃：“支持藏人向聯合國訴求，并呼吁其他國家給予支持”。[24]《紐約時報》對美國及達賴在聯合國的行動都作了報道。

　　1959年4月1日，《紐約時報》報道了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的發言：“美國駐聯合國代表亨利•洛奇今天說，北平對西藏起義的鎮壓是個絕對的丑聞。”[25]9月11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表示：“美國今天表示支持達賴喇嘛向聯合國的訴求，就其指責中共入侵并虐待藏人進行聽證”，“昨天達賴喇嘛請求聯合國立即進行干涉”，“國務院說，美國歡迎達賴喇嘛的動議，將西藏人民遭受的苦難直接訴諸聯合國”，“國務院支持達賴在聯合國聽證的決定并不意味著美國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歷史上美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承認西藏是一個傳統的自治區，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政府，英國也持同樣立場”。[26]9月22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今天美國指責中共屠殺了數千藏人”，“在聯大開始討論是否將聯合國的席位移交北京政權時，當時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饒柏森提出了這一指控”。[27]可以看出，當時的聯合國是美國和達賴集團妖魔化中國的講壇。

　　《紐約時報》曾對聯合國就“西藏問題”采取的行動給予了詳細報道。10月14日，《紐約時報》就愛爾蘭與馬來西亞提出的是否將“西藏問題”議案提交聯大所做的表決結果作了報道：“昨天下午，聯大表決的結果是43票贊成，11票反對，25票棄權，將西藏問題列入聯大議程進行討論”。[28]10月21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據來自聯合國的消息，10月20日，美國告知聯大，不能因為恐嚇而動搖指責中共破壞西藏人權的想法”，“美國代表團負責人亨利•洛奇說中共力圖通過使用強硬語言來恐嚇我們”，“他們說對西藏問題的討論只能使冷戰更加深化，削弱赫魯曉夫訪問美國會晤艾森豪威爾總統后建立的日益改善的國際關系”。[29]10月21日，聯大就愛爾蘭與馬來西亞聯合提交的草案進行表決，通過了所謂的“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1353號。這個決議以達賴及其流亡集團向聯合國提供的所謂正式聲明和其他新聞報道為依據,污蔑“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已被強行剝奪;認為中國政府平息西藏叛亂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惡化了人民之間的關系”。[30]10月22日，《紐約時報》對表決結果作了詳細報道：贊成票45票，反對票9票，棄權票26票，2個國家缺席。[31]同日，《紐約時報》頭版發表了評論文章指出：“今天聯大投票表達了對西藏所謂的人權遭到壓制的關切”，“這個投票是為時2天討論的結果。討論中，發言人譴責了中共5萬人的部隊占領了西藏”。[32]10月23日，《紐約時報》發表評論說：“西藏案例最重要的意義是記錄了多數國家譴責中共在那個地區侵犯人權。”[33]

　　對于美國操縱聯合國通過所謂“西藏問題”決議，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抗議美國挾持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強調“西藏是我國的領土。平定叛亂、實行民主改革完全是我國內政，任何國家和國際組織無權過問”，向世界表明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堅定立場。[34]

　　四、結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美國和蘇聯在很大范圍內開始了意識形態之爭，其中的武器是宣傳，戰場就是國際傳播渠道”，“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它對人的精神的作用”。[35]冷戰時期美國媒體對華報道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大眾媒介常常愿意介入到妖魔化的宣傳過程中”，反映“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36]這在西藏叛亂前后《紐約時報》對中國西藏的報道中有明顯體現。1959年3月21日，《紐約時報》報道說，“西藏叛亂的原因是，中共企圖逮捕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外界不知達賴身在何處”。[3]3月25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援引達賴大哥土登諾布的說法：“漢人使用機槍殺害男人、婦女和兒童”，“寺廟被摧毀，僧侶遭到屠殺”。[37]這些報道與歷史事實嚴重背離。事實上，當時中國在西藏叛亂前后對叛亂分子一直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而所謂“企圖逮捕達賴”更是叛亂分子為了發動叛亂而捏造的子虛烏有的謠言，但是經由以嚴肅報紙著稱的《紐約時報》的報道卻使西方民眾在一段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式：即中國“威脅”達賴生命安全導致了西藏叛亂。這樣做的直接后果是在西方民眾心里嵌入了一個與事實相反的、妖魔化的中國形象。

　　大部分西方媒體經常自詡其新聞報道的客觀性，但“在新聞報道中公開宣稱有傾向性也許顯得更加誠實”，因為“在選擇哪一類故事成為新聞、如何對其報道時，新聞編輯和記者不可避免地會帶有自己的喜好、信仰、文化背景以及種族成見”，而且“新聞機構從根本上反映了其贊助商——更廣義地說，經濟體制以及其所支持的意識或二者整體的需要”。[36](pp.21~22)所以，這就不難理解達賴叛逃前后美國媒體的報道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對抗的歷史注解。例如，1959年3月30日《紐約時報》發表評論說：“西藏抵抗運動對于亞洲人民來說是一個象征。西藏被稱作亞洲的匈牙利意義重大”。[15]4月4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將西藏叛亂與“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論，[16]意在指責中國是一個“集權制度”的政府。這種報道范式充分反映了冷戰環境背景下“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匈牙利是一個獨立國家，而西藏只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西藏叛亂分子也不是要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恰恰相反，西藏叛亂正是由于西藏部分上層分裂勢力恐懼中央政府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消滅農奴制，進而導致其特權喪失才最終發動了叛亂。

　　對比歷史事實與《紐約時報》對西藏叛亂的報道，可以看出美國媒體的政治傾向與冷戰國際背景驚人的一致，中國則是在這個大歷史背景下被西方妖魔化的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這就不難理解西方為何在“西藏問題”上將中國置于道義審判臺上：他們將解放西藏稱作是“侵略”，將西藏部分上層分裂勢力妄圖維護落后的農奴制、維護其貴族特權的政治訴求解讀為所謂的對“專制政府”的反抗，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引文獻:

　　[1]顧草萍、吳晨主編：《解放西藏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頁。

　　[2]李江琳：《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00頁。

　　[3]Elie Abel，“Tibetans Battle Chinese in Lhasa”，The New York Times，Mar.21，1959，p.1.

　　[4]Elie Abel，“Tibet Blackout Veils Rebellion”，The New York Times，Mar.22，1959，p.1.

　　[5]Elie Abel，“Fear for Ruler in Tibet Uprising”，The New York Times，Mar.23，1959，p.2.

　　[6]“Revolt Reported Spreading”，The New York Times，Mar.24，1959，p.14.

　　[7]阿沛•阿旺晉美：《1959年西藏叛亂真相》，《統一論壇》2009年第1期。

　　[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30頁。

　　[9]Dilowa Hutukhta，Naron Anianov，“Chinese Red Acts i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30.

　　[10]“Tibetans Declare Peiping Pact Void”，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1.

　　[11]“Tibet Struggles to Remain Aloof From Outer World and Its Ways”，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3.

　　[12]“Britain Bars Involvement”，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3;“Lhasa Reported Quiet”，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3;“Revolt Called Widespread”，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3.

　　[13]“Chinese Reds End Dalai Lama Rule; Rival Gets Post”，The New York Times，Mar.29，1959，p.1.

　　[14]“Text of the Red Chinese Announcement o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Mar.29，1959，p.3.

　　[15]“The Conquest of Tibet”，The New York Times，Mar.30，1959，p.30.

　　[16]“Tibet,‘A New Hungary’”，The New York Times，Apr.4,1959，p.3.

　　[17]Dan Wallack，“China’s Aggression i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Apr.5，1959.p.E8.

　　[18]Elie Abel，“New Delhi Now Views Peiping With Suspicion”，The New York Times，Apr.12，1959，p.E4.

　　[19]Robert Trumbull，“Indians Dispute the Dalai Lama”，The New York Times，Sep.9，1959，p.5

　　[20]“Chiang Promises Freedom to Tibet”，The New York Times，Mar .27，1959，p.1.

　　[21]“U.S.Aid for Tibet Urged”，The New York Times，Apr.1,1959，p.3.

　　[22]“Tibetan Thanks Taiwan”，The New York Times，May 16,1959，p.3.

　　[23]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 Par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FRUS，1958~1960，China，GPO,1996，p.757.

　　[24]Draft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t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FRUS，1958 ~1960,Vol.19,Washington D.C.GPO,1996，pp.765~767.

　　[25]“Lodge Assails Reds for Action i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Apr.1，1959，p.3.

　　[26]Dana Adams Schmidt，“Tibetan U.N.Plea Supported by U.S.”，The New York Times，Sep.11,1959，p.1.

　　[27]Thomas J.Hamilton，“U.S.，in U.N，Says Chinese in Tibet Killed Thousands”，The New York Times，Sep.22,1959，p.1.

　　[28]Lindesay Parrott,“U.N.Urged to Back Tibetans on Rights”，The New York Times，Oct.14,1959,p.1.

　　[29]Lindesay Parrott，“Full Tibet Airing is Urged by Lodge”，The New York Times，Oct.21,1959，p.1.

　　[30]郭永虎：《20 世紀中葉聯合國關于“西藏問題”的無效外交嘗試——美國操縱聯合國干涉西藏探析》，《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

　　[31]“Vote in U.N.Assembly On Resolution o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Oct.22，1959，p.5.

　　[32]Lindesay Parrott，“U.N.Vote Assails Tibet Repression”，The New York Times，Oct.22,1959，p.1.

　　[33]“A Vote o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Oct.23,1959，p.28.

　　[34]《強烈抗議美國挾持聯合國干涉我國內政》，《人民日報》1959年10月24日，第1版。

　　[35]〔法〕阿芒•馬特拉著、陳衛星譯：《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的歷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頁。

　　[36]〔英〕蘇珊•L•卡拉瑟斯著、張毓強等譯：《西方傳媒與戰爭》，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3頁。

　　[37]“Mass Deaths Laid to Reds i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Mar .25，1959，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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