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文明是人類歷史上一次質的飛躍，世界的次序因工業化程度的高低而重新排列。19世紀中葉，傲慢的“夷人”來到了“老大帝國”的家門口，他們不是來朝貢的，而是來奪食的，他們用堅船利炮讓拖著長長的辮子的大清王朝臉面全無，威風掃地，祖宗留下的地割了，白花花的銀子送了，關得嚴嚴的大門洞開了。不甘心的中國人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開始認識到自己技不如人，要“師夷長技以制夷”，要“格物致理”，要做“洋務”，于是中國有了礦山，有了鐵路，有了工廠，那個被打得滿地找牙的大清國甚至還曾一度建起了強大的“北洋水師”，然而，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里，是不可能長出壯碩的工業之花的，再大的水師也會化作歷史的塵埃，沉落進大海的深處。可中國的工業之路究竟是在苦難中起步了，盡管踉踉蹌蹌，但它點燃了無數追求強國夢想的中國人心中那團熊熊烈火。
中國要走工業化，這是世界大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而中國所處的國內外環境，注定這條道路是不平坦的，工業化發展所需要的各種條件，都是稀缺和不充分的。農民被束縛在封建族權、政權、夫權、神權之下，沒有得到解放，整個國家又困頓貧弱，戰亂分裂，小農經濟盛行，無法滿足工業所需的資金和市場需求，西方列強對中國政治、經濟的控制，更使中國的民族工業舉步維艱，而且大多只能在紡織業、面粉業這種技術含量低的行業里求生存，許多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掌握在西方列強及他們的代理人大買辦手里。整個中華民族的工業裹挾在世界工業的洪流中被動前行，象一葉浮萍隨波逐流，迷茫而無助，誰也不知道漂向哪里，哪里是彼岸。而此時，在中國西北一個叫延安的小地方，最貧瘠的一塊土地上，一個人卻在思考著中國的工業化的未來。這個人就是率先被那里的老百姓稱為“大救星”的毛澤東。
毛澤東所在的地方叫“陜甘寧邊區政府”，這個邊區政府是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塊“試驗田”。1938年3月，工業專家和技師沈鴻帶10部機器和7名工人到延安，建立起邊區機器廠。六年后，邊區政府的工人數量有一萬二千個了。毛澤東很看重邊區的工業，盡管它很弱小，他在《解放日報》上撰文說：“它的數目雖小，但它所包含的意義卻非常遠大。誰要不認識這發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誰的頭腦就是混沌無知。”他把工業看得很重，能夠以小見大，見微知著，他說：“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保障，就必須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毛澤東用他慣有的風趣和幽默評價邊區的工業：“我們邊區是個大學校，其中有一門課叫做工業”。
1944年8月，《解放日報》擬發表一篇《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建立在家庭里》的社論稿，毛澤東就此給時任解放日報社長的秦邦憲(即博古)寫了一封信，建議不發表，并表達了自己對社論草稿觀點的不同意見，他認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在毛澤東的思想里，革命的目標是遠大的，不是為了革命而革命，不是為了推翻一個政權或者建立一個政權，而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為了中國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強大國家。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開的“七大”上，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著名報告，在報告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講述中國工業的問題，他認為“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但是，“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他回顧了中國的歷史，“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在報告里，毛澤東甚至展望了中國工業化的過程，“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里轉移到農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毛澤東的這種預見，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社會現實是那么吻合，當我們今天重溫歷史的時候，不能不折服于他的遠見卓識。在“七大”上，毛澤東再次表達了一種觀點，那就是工業化關系到一個政黨的生死存亡，“如果我們對于工業問題不能解決，對于大城市問題不能解決，那么一定要滅亡的。二十五年來，我們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再過二十五年不解決，就要滅亡。不能設想，我們黨永遠沒有這些東西，還能活下去。不解決這些問題，那也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
那時候，毛澤東還把戰略眼光瞄準了東北，一個重要的原因，他看中了東北的工業，他認為：“東北四省是極其重要的區域，有許多工業設備，有大工廠，大城市，如果能在我們領導之下，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鞏固的基礎。”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指示開辟東北解放區，山東軍區5萬主力部隊和4000多地方干部，從煙臺、龍口等港口渡海北上，踏上了廣褒的東北大地，在白山黑水之間與蔣介石進行角力，最終逐步踏實了這塊毛澤東眼中的“特別重要”的寶地，并在幾年后的遼沈戰役中一舉功成，毛澤東在中國大棋盤上下的第一盤大棋“棋開得勝”：他手里有了夢牽魂繞的第一塊重工業基地。
當著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中國未來大局已定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一條“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毛澤東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對此作了解釋：“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倒向社會主義的蘇聯一邊，還是因為“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1950年2月，毛澤東首訪莫斯科期間，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后來的實踐也證明，一邊倒的國際外交政策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的工業化因此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952年底，中國政府宣布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10月1日，又宣布實施“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10-15年或更多一些時期內，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工業化正式揭開了新篇章，“一五”期間，國家共安排大中型建設項目694個，實際施工的達921個，其中有156項是由蘇聯援建的，68項是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援助的，這些項目絕大多數配置在東北、中部和西部，大都是事關國家利益的重工業項目，拉起了中國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的骨架。在此期間，蘇聯對中國工業化的幫助是無私的，他們幫助中國編制工業計劃，援建工業項目，供應設備，傳授技術，代培人才，擔供低息貸款，輸送專家顧問，真象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而蘇聯則是實實在在的“老大哥”，中國當時的口號也是“向蘇聯學習”，“讓我們現代化和蘇維埃化”。毛澤東在《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中也要求：“我國人民應當努力工作，努力學習蘇聯和各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老老實實，勤勤懇懇，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虛夸和驕傲，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一五”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石，1954年的時候，毛澤東還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而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中國工業產值幾乎翻了一番，中國第一次生產了數量不多但意義重大的汽車、拖拉機、噴氣式飛機和商船，中國的工業發展速度比蘇聯在1928年至1932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還要快，中國是蘇聯的一個出色的學生。
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個因循的照條主義和本本主義者，他最喜歡的是走自己的路，他需要自己的東西。1956年，他聽取了34個部委匯報，歷時兩個月，寫出了《論十大關系》，對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等一一進行了符合中國實際的梳理和探討，在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他認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在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系上，他認為：“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他力誡對于外國的東西，“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到1958年的時候，毛澤東更加擔憂對蘇聯模式的過度依賴，他在3月的成都會議上說：“學習應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他進而指出了在學習蘇聯過程中的種種不足：“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統計工作幾乎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也相當厲害，……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因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我們對整個經濟情況不了解，對蘇聯和中國的經濟情況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從。”毛澤東決意探索一條有別于蘇聯的工業發展道路，他在思考，他在規劃，他的心里有一幅美好的工業圖畫。1959年12月，他擬寫了一個講話提綱，他對工業的前景這樣描繪：“八年內，中國完成工業體系的初步建設，完成尖端工業的初步建設;完成技術隊伍的初步建設，完成理論隊伍的初步建設。”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是他的探索之一，他的理想是群眾自己掌握文化和科學，“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自力更生，實現農村工業化，“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組成大的人民公社。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對中國工業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各種各樣的中小企業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如雨后春筍一樣成長起來，后來遍布全國的鄉鎮企業，許許多多都可以追溯到那個時期。去年我到福建建甌出差，一家企業的辦公室負責人帶著我們參觀他們廠的老廠房，上世紀50年代末建造的，雖然房頂已破損，但青磚砌成的墻體完好，歷經半個多世紀風雨洗禮而不倒，那位負責人說當時的工廠非常紅火，生產的活塞等機械部件很有市場，置身于那寬闊的幾近廢棄的老廠區，除了讓人感嘆歲月的滄桑，還仿佛看到了我們的前輩們創業的艱辛。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軍委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封信就是后來有名的“五七指示”，那時小工廠也是遍地開花，學校也有，村里也有，城市的街道也有，還記得當時有一首歌謠，有兩句是：“五七指示放光芒，我校辦起小工廠……”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中蘇之間由親如兄弟到相互吵架，除了政治觀念的沖突，還因為蘇聯對毛澤東拋棄蘇聯模式感到不滿和憤怒，最終導致1960年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中止援助，大批的工廠不得不停了下來，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中國沒有經歷過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樣一個落后的封建國家搞工業化面臨著難以想象的因難。沒有技術，沒有經驗，沒有一批有文化的產業工人，在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方面，更不可能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通過殖民擴張方式取得，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身的積累，通過從農業中征收，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農民的生活水平自然不會實現較快的提高。這必然會引起一些誤解，甚至是不滿。在民主派人士梁漱溟和毛澤東之間曾就這個問題引起了一樁公案，梁漱溟曾在1953年9月的政協會議上講到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毛澤東對這一說法很不滿，與梁漱溟進行了爭論和批駁，他說：“用什么辦法來讓農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辦法嗎?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辦法去做，不是依靠農民自己勞動生產來增加他們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資同農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給農民，那不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嗎?這樣一拿，就要亡國亡黨。”毛澤東進而闡述了一種“大仁政，小仁政”的觀點：“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現在發展工業建設也是施仁政。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不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現在片面強調小仁政，其實就是要抗美援朝戰爭別打了，重工業建設別干了。我們必須批評這種錯誤思想。”從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來說，放在歷史的長河來看，毛澤東的眼光無疑是遠大的，他的“仁政觀”無疑是經得住歷史的檢驗的。梁漱溟那個倔強的老頭在晚年跟人談起這一經歷，也感到后悔，他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毛澤東)已故去了，我感到深深寂寞。”
盡管艱難，中國的工業化還是在億萬人民“勒緊褲腰帶”的困境中毅然前行著。1959年9月14日，中國第一臺每秒種運算一萬次的快速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在北京試制成功;1959年11月，洛陽第一拖拉機制造廠建成投產;我國第一臺液壓內燃機車在青島四方機車車輛廠試制成功;1960年4月22日，鄭州黃河大橋建成通車;4月23日，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般萬噸遠洋貨輪“東風號”下水了;1964年10月16日，中國在西部地區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5年5月14日，中國第二次核試驗成功;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顆衛星飛向太空……每一次聽到中國工業的好消息，毛澤東都充滿了無比的欣慰。當聽到洛陽第一拖拉機廠建成投產的時候，他手拿著報紙跟身邊的人說：“這就好了呢，中國的老百姓，從此可以用自己生產出來的拖拉機耕田了。”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朗聲吟道：“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這已不只是一個詩人的想象，而已成了中國的現實。
當毛澤東接管中國這個爛攤子的時候，是一貧如洗的城市和鄉村，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他的著作《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中這樣描述：“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正是在這種赤貧的條件下開始的。”而當毛澤東離開的時候，中國已“可上九天攬月”了。莫里斯.邁斯納在他的書中說：“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以來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情況下由中國人民獨立取得的，因而這種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當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中國的工業產值，由當初的30%提高到了72%，中國已經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家了。難怪莫里斯.邁斯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的時代。”
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為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孫中山先生》，他寫道：“事物總是發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這是毛澤東的夢，是毛澤東為之奮斗了一生的夢，歷史早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我們見證了這個夢想的實現。
毛澤東離我們遠去了，其實他永遠都不會遠去，因為他是一個給了中華民族“大仁政”的人，他把一個讓人瞧不起的國家帶進了工業化的時代，讓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之父。
附文：毛澤東的組織夢
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毛澤東作了一個講話，題目叫《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其中有一段這樣講：“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而在此以前的一個多個世紀，中國人民頻受“洋禍”之苦，無論是西洋還是東洋，隔三差五就打上門來，不僅惹得，而且惹翻了也滿不在乎。那時的中國人民是孫中山眼里的“一盤散沙”，是魯迅筆下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是毛澤東詩中描寫的：“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缺乏組織，分崩離析，哪有不受人欺負的道理?所以，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里留下這樣的感慨：“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魯迅先生則于那絕無窗戶、萬難破毀的鐵屋子里，“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而毛澤東無疑是那被驚醒的人中的極具代表性的一個，他擎起了“喚起民眾”的旗幟，并擔當起了把民眾“組織起來”的歷史重任。
1919年夏季，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連連發文《民眾的大聯合》，他振臂高呼：“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他信心滿滿地預見：“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逾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遠，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那時的毛澤東，思想還沒有成熟，他象千千萬萬懷抱救國救民思想的熱血青年一樣，還走在探求真理的路上。然而他已經敏銳地發現了中國問題的癥結，找到了解決問題的出路，他在寫給蔡和森、肖子升等留法同學的一封信中，專門談到了“同志聯絡”的問題：“這項極為要緊，我以為我們七十幾個會員，要以至誠懇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隨時聯絡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攜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農、王、商、只要他心意誠懇，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無不可與之聯絡，結為同心。此節和森信中詳言，子升亦有提及。我覺得創造特別環境，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大業，斷不是少數人可以包辦的，希望我們七十幾個人，人人注意及此。”盡管此時的毛澤東還沒有提出“組織起來”的思想，但這一思想的雛形已經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1927年，農民革命運動面臨著來自黨內黨外的詰難，在有些地方被罵作“惰農運動”、“痞子運動”，被指責為“過火”、“糟得很”，毛澤東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32天的考察，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用事實回答和反擊了對農民運動的無端責難。報告用了“組織起來”作為其中一節的一個標題，報告寫道：“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于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了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報告用鐵的事實為組織起來的農民的革命行動進行了辯護，并義正嚴詞地指出：“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么兩樣!”毛澤東的主張并沒有得到黨內實權派的采納，大革命失敗了，但毛澤東從中卻清晰地看到了中國農民“組織起來”所產生的改造世界的偉大力量。“組織起來”便從此成為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思想武器，成為他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的堅強后盾和信心的來源。“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這種壓倒一切的氣勢只能來自毛澤東，有一首歌里唱道：“毛委員和我們在一起，天天打勝仗”，除了毛澤東的指揮藝術，有一點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毛澤東后來提到的：“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于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而這常常被后人所忽視。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不僅面臨著抵抗和投降兩條路線的斗爭，而且在抗戰的策略上也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片面抗戰思想大有市場。在整個戰爭期間，毛澤東無時不在為他的抗戰策略鼓與呼，他寫了大量的著作來闡述“組織起來”的全民抗戰思想。1937年9月29日，他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中說:“ 現在的統一戰線事實上還停止在兩個黨的范圍之內，廣大的工人、農民、兵士、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許多愛國同胞還沒有被喚起，還沒有被發動，還沒有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這是目前的最嚴重的情形。它的嚴重性，就是影響到前線不能打勝仗。”“單純的政府和軍隊的抗戰，是決然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還在今年五月間，就對于這個問題大聲疾呼地警告過當權的國民黨，指出了沒有民眾起來抗戰，就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不但中國共產黨人，各地的許多先進同胞以及國民黨的許多賢明的黨員，都曾指出了這一點。可是統制政策依然沒有改變。其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隔離，軍隊和人民隔離，軍隊中指揮員和戰斗員隔離。統一戰線沒有民眾充實起來，前線危機就無可避免地只會增大，不會縮小。”同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中說：“全國的群眾力量也還是很薄弱，全國工農基本群眾還沒有組織起來。所有這些，一方面由于國民黨的控制和壓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們自己的沒有工作或工作不足。這是我黨在現時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最基本的弱點。不克服這個弱點，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最普遍地發展民眾運動，全體敵后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上發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演講，他說：“如果要把幾十年來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就是全國人民沒有充分地動員起來，并且反動派總是反對和摧殘這種動員。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啊!有了這支大軍，才能攻破敵人的堅固陣地，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后堡壘。”“到了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都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的一天。每個青年都要擔負這個責任。每個青年現在必須和過去不同，一定要下一個大決心，把全國的青年團結起來，把全國的人民組織起來，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定要把舊中國改造為新中國。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們的。”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延安邊區政府遭遇到了巨大的經濟困難，國民黨停發經費并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毛澤東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我們曾經弄到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為了渡過經濟和財政難關，邊區開展了“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在生產運動中產生了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作了一個《組織起來》的講話，在這篇著名的講話中，毛澤東說：“整個邊區，產生了許多農業勞動英雄、工業勞動英雄、機關學校勞動英雄，軍隊中也出了許多勞動英雄，邊區的生產，可以說是走上了軌道。凡此，都是實行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他還高度贊揚了在大生產運動中涌現出來的群眾性自發組織——合作社，他說：“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們有了人民群眾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為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在講話結束的時候，毛澤東對勞動英雄們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各位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我希望你們也不要自滿。我希望你們回到關中去，回到隴東去，回到三邊去，回到綏德去，回到延屬各縣去，回到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去，領導人民，領導群眾，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則把群眾組織到合作社里來，組織得更多，更好。希望你們回去實行這一條，宣傳這一條，使明年再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時候，我們能夠得到更大的成績。”毛澤東對合作化的情有獨鐘蓋緣于此，合作化這種形式，不僅能夠實現把分散的人民組織起來的功能，而且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狀態下能夠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功效。解放后毛澤東積極推行的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運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毛澤東“組織起來”的思想的運用和實踐。
1945年4月，當著抗日戰爭勝利的曙光灑向大地的時候，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里開始謀劃著新中國的未來：“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并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農業生產”，“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并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工業生產”，“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并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于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的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為著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斗。”
1945年8月13日，當著日本軍國主義發布無條件投降書的前夜，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莊嚴號召：“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在解放戰爭中，毛澤東“組織起來”的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數百萬國民黨軍隊陷入了組織起來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毛澤東本來要打十幾年的，結果僅用了三年就結束了戰斗。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宣讀的開幕詞中自豪地宣稱：“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很快地覺悟起來，并且把自己組織起來，形成了全國規模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一戰線，援助人民解放戰爭，基本上打倒了國民黨反動政府，推翻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在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委托起草的會議宣言《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中說：“全國同胞們，我們應當進一步組織起來。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
從1919年青年毛澤東奮筆疾書《民眾的大聯合》到1949年中年毛澤東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足足30年時光，他在《民眾的大聯合》中留下的那句怪話“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成了已經得到驗證了的偉大的預言。毛澤東曾在《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講過：“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毛澤東是一個高超的“組織學”大師，他把“組織起來”運用得出神入化，他把那些倍受欺壓的勞苦人組織成了“歷史的創造者”，他把那些扛著鋤頭下工回家的農人組織成了“遍地英雄”，他把生活在神州大地的人民組織成了“盡舜堯”，他“組織起來”一個不一樣的新中國，一個如太陽升起在東方的新中國。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寫過一本非常著名的書《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他對新中國有這樣的評價：“孫中山曾稱為‘一盤散沙’的中國，迅速地凝聚成一個具有強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
回顧歷史，沒有“組織”就沒有中國的解放，沒有“組織”也就沒有人民的解放，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里曾經斷言：“中華民族有著偉大的能力。”毛澤東也深深地知道，這種偉大的能力只有在中華民族“組織起來”的情況下才能體現出來，因此，毛澤東窮其一生都在做著一件事：把中華民族組織起來。這是他的“組織夢”，也是他的“強國夢”。在今天看來，“組織起來”依然沒有過時，它依然是中華民族在復興道路上的一件大事情，一時一刻都輕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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