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是巨變與革新的產物，而范圍又多是全球性的。為了系統考察“世界的變革”(如JürgenOsterhammel所言)，我們需以全球視角來思考1800年以來的改革和革命，包括其起因、主要推動者、改革方案和后果影響。社會變革改寫了政治與社會圖景：從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18世紀末的海地革命、奧斯曼帝國的坦齊馬特改革、19世紀末的日本明治維新以及墨西哥、中國和古巴革命，到1968年世界范圍的社會改革，乃至今天世界各地的變局。這些社會動蕩與變革背后固然有國家或地區的內部因素，而導火索卻是國際話語體系或國際事件。它們可以被理解為“全球時刻”的一部分，或者“一部在世界體系內互相影響的歷史”。因此，這些起義與革命，應該置于國際世界中重新考察。
若想超越國家的視角，“全球史”是比較適用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大致有四個特點：第一，它考察的為更寬泛的全球范圍的重大事件。前人研究一般忽視這點，而偏重區域內或國家范圍內的個案研究。第二，全球史學家采用扎實的歷史學或近乎唯物主義的方法，不接受哲學或主觀臆測，而后者是建立在早前斯賓格勒、湯因比的“普世歷史學”基礎之上的。第三，放棄了從蘭克開始流行的、優先以民族國家作為史學思想基本單位的想法。第四，歐洲中心論曲解了全球歷史，因此全球史方法強調比較與跨文化分析，即整合知識與地區性的研究，借以辨別歐洲中心的解釋框架。總而言之，以往的史學研究往往將歐洲與西方文明作為現代性的標準，其余世界處于次要與被動地位，而全球史方法與這種史學傳統背道而馳。
核心觀點
在以移民、遷徙為特征的全球化國際體系中，國際主義、泛亞洲主義以及民族主義成為互動關系中的一部分。建立在全球背景下的知識分子之間的互動，影響并決定了中國對民族國家的認識，民族國家觀念的發展因此也成為對全球趨勢的回答。因此，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形成是建立在全球運動的背景之下的。
全球史方法在五四運動研究上的運用
我想以五四運動為例，探討一下全球史方法的實踐與應用。中國歷史學家常將五四運動看作20世紀中國政治、文學與思想運動的轉折點。這種詮釋大多是以民族國家歷史的角度，在中國史的研究框架下來考察的。從過去有關民族主義的研究中，我們可知，這種對于民族國家的歷史想象，傾向于凸顯一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時刻。因軍事挫敗、外敵入侵和國恥所造成的難堪與失敗，也可服務于民族國家再生的敘事。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巴利巴爾(EtienneBalibar)所說，這樣的“權威敘事”將各民族國家看作一個政治共同體或“想象的共同體”。“敘事”里往往需要包括一部共通的屈辱史、需捍衛的領土權，以及為之奮斗的歷史終極目標。民族主義具有限定性和排他性，它既要突出獨特性又要強調共同遺產之間的緊密關聯。
另一方面，民族主義也是一個全球現象。作為政治觀念，它從19世紀開始在全球蔓延，被各國新精英階層有意識地翻譯和移植。然而，民族主義作為一個全球傳播的話語體系，必須隱藏它的全球性起源，才更能為地方廣泛接受。下面我就嘗試挖掘一下中國民族主義產生的背后所隱藏的全球關系。這里的“五四運動”是廣義的，包括1915-1925年間各種政治、社會及文化運動。對于陳獨秀而言，這些運動中所提倡的破舊立新中的“新”就是想象中叫作“西方”的東西。“新”字在當代著述中達至無可撼動的地位。陳獨秀在《1916年》中寫道：“然生斯世者，必昂頭自負為二十世紀之人，創造二十世紀之新文明，不可因襲十九世紀以上之文明為止境。人類文明之進化，新陳代謝，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時時相續，時時變易。”“文明”一詞很快與“東方”和“西方”組合，成為五四運動中二元對立或對比的新名詞。
很自然，教授們和學生們開始勾畫新文明的圖景。陳獨秀強調法國在重建新文明中的作用，因為它是人權理論、進化論和社會主義等當代最重要思想的發源地。這些外來思想在五四期間的抗議、集會、游行和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五四研究多數將運動的起源歸于西方的影響，實際上，卻有更大的范疇，即全球性的。就這點而言，我們可以想到1919年的歷史：全球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公眾示威游行，世界各地的游行示威者切磋思想、交流觀點。
全球性轉折的一年
1919年是全世界發生重要轉變的一年。是年，反帝、反殖民的獨立運動從緩慢發展逐漸形成勢不可擋之勢。獨立運動的目標是：在民族自決綱領的指導下，殖民地獲得獨立主權，并建立一個反殖民的新世界秩序。
1919年的全球性重要時刻的產生有多種因素：歐洲殖民強國因在一戰中遭受巨創而覺醒;以日本為代表的新強國興起;戰后殖民地人民獲得開放的政治空間;全球經濟變遷提供了殖民地經濟發展的驅動力。當然，政治理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也就是馬內拉(ErezManela)提出的“威爾遜時刻”。1918年1月，威爾遜許諾“不論強弱，所有人們和民族都(享有)正義的原則，平等的自由與安全的權力”。而早在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也直接并鮮明地提出影響深遠的“和平法令”。列寧提出民族自決，鼓勵全世界人民、尤其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與自治，某種意義而言，威爾遜的演講不過是對這個法令的反應。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倡導全球工農解放，將眼光指向世界革命，也在此背景下而產生。而這點常被忽視。這些因素說明：在1919年，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面臨著嚴峻挑戰。威爾遜、列寧等人的觀點表明：殖民地人民可在國際舞臺取得平等地位，至少結束殖民統治。新世界秩序的出現，不以勝利者意志為標準，而以民族自決、平等和自由為準繩。1919年，上海學生會編寫的一本英文小冊子上寫道：“縱貫全球，威爾遜預言若先知聲音，予弱者以力量，斗爭者以勇氣。國人洗耳恭聽，且深入人心。”
除了歐美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殖民地人民也在反殖民運動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埃及在1910年代開始公然挑戰英帝國的殖民統治。1918年，在薩德·扎格盧勒(SaadZaghlul)的領導下，埃及的民族主義代表團準備參加巴黎和會，爭取埃及的民族自決權。英國當局加以阻止，導致埃及國內大規模騷亂、游行和抵制英貨運動。3月8日，扎格盧勒被捕后被遣送到馬耳他，激起學生、工人、知識分子、農民乃至婦女參加的示威浪潮。盡管所謂的“1919年革命”沒能將埃及的獨立要求送達凡爾賽宮，但它引發了持續不斷的反抗運動，直至1922年2月倫敦同意埃及獨立。因此，埃及的大規模非暴力反抗成為殖民地世界的模范，象征著全球反抗浪潮的開端。埃及的情況，也使甘地意識到民眾反抗力量的重要。
與埃及事件幾乎同步，印度國民大會在1918年12月通過了“印度民族自決”決議，并成立了許多鄉村自治團，向巴黎和會不斷發送請愿書，要求民族自治。然而，1919年3月，在凡爾賽的英國代表明確表態，反對討論這個問題。與此同時，在印度的英國議會，則采取了所謂戰時“安全措施”，控制“滋事者”并將公布其名單，并允許政府不通過審訊而直接拘押嫌犯。甘地首次以獨立運動的領袖身份出現，號召非暴力不合作和全國性罷工，殖民政權以暴力回復。4月13日，英軍向旁遮普邦阿姆利則市手無寸鐵的抗議者開槍，造成400名死，1100名傷。印度民眾大怒，獨立運動從旁遮普開始，貫穿整個1920年代。為表示抗議，諾貝爾獎獲得者泰戈爾甚至放棄了英國賜予的爵士頭銜。
與埃及和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一樣，朝鮮人也力爭在凡爾賽召開聽證會討論朝鮮的獨立話題。朝鮮活動家仿效埃及，在上海的朝鮮人社區收集請愿簽名，直接發送到凡爾賽。流亡中國東北、俄國遠東區以及美國的朝鮮人也參與撰寫請愿書，組織代表團前往凡爾賽。2月，在朝鮮的學生們以及宗教組織(基督教和佛教)展開了一場大規模和平示威游行。最后，由學生、知識分子以及宗教領導人組成一個松散聯盟，發表了要求朝鮮自治權的宣言。3月1日，大批民眾聚集在公園、市場、廣場以及學校門前，支持這份宣言。運動一直持續到夏初，逾百萬人涉身其中。隨后，日本當局對運動進行殘酷鎮壓：近50000人被捕，15000人受傷，7500人被處決。雖然“三一運動”并未實現朝鮮獨立，甚至未得到西方對請愿的支持，但它向世界證明：朝鮮有能力組織一場真正的民族獨立的民眾運動，并在高壓殖民政權下堅持反殖民運動。
相比于埃及、印度和朝鮮，五四運動發生較晚，且規模較小。畢竟，中國國情不同，它并非殖民地，而且又位于凡爾賽的盟國之列。這也是為什么這些事件在其他國家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五四運動是孤立性事件。1920年代，中國著名記者與評論家鄒韜奮在《生活》雜志撰文，將甘地視為印度獨立運動的領導。《生活》雜志是民國時期最暢銷的雜志之一，1933年的印數達20萬份。在《甘地的救國方案》一文中，鄒稱贊甘地最核心貢獻是為反殖民政權所采取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文章末尾說：對中國而言，向甘地學習至關重要。鄒也寫了幾篇關于凱末爾的文章，講他一戰后如何領導土耳其獨立、成功結束盟軍占領。文中說：在近東的土耳其和遠東的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土耳其能從危機中自救，所以我們將此(經驗)引入中國，使中國能夠戰勝未來。在那個時期，有關印度、埃及和朝鮮的報道，在大約500種報紙上發表。
各國的反殖民主義活動家們不僅互傳信息，也見面切磋。不僅在巴黎和會期間，其他地方也集結了大批活動者：如1919年在紐約，為送別印度活動家拉奇普特·雷依(LalaLajpatRai)，愛爾蘭獨立運動支持者組織了集會，一位中國代表在會上還發表了關于孫中山政治思想的演說。除紐約和巴黎，上海是另一聚所。朝鮮和越南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如李承晚和胡志明常駐留上海，并與當地知識分子過從甚密。
全球聯系與交流
從物質層面而言，通訊、交通的新形式的發展推動了1919年這場席卷全球的抵抗風潮。首先，印刷技術發明之后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以及19世紀后半期全球化浪潮，主要依賴于因電報出現而形成的跨洲“有線世界”。在這一時期，海底電纜安全而經濟地連接了倫敦與大英帝國在印度、東南亞、澳大利亞、南美、南非等處的殖民地。1871年以來，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在1900年建成了連接東亞與歐洲的西伯利亞線。太平洋電報局在加拿大、英國和美國運營，并于1902年完工第二條電纜，從美國跨太平洋直達東亞。大約在1900年左右，中國加入世界電報網絡。就信息交流速度而言，技術革命也是史無前例的。時間精準，幾乎沒有延遲。在這種條件下，實時新聞在小冊子、日報或周報上廣泛傳播，甚至深入農村。因此從那時起，游行和抗議可以使用全球性統一的政治日歷。
其次，新的交通方式進一步完善了信息交流系統。得益于蒸汽船的發明、施工技術的提高，如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的完工，交通運營更加高效與多樣，跨洲旅行成為可能。這從根本上改寫了19世紀的圖景。從17世紀開始，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大范圍合作取代了依靠脊背或小船運輸貨物的小商販。網絡密布的宗教組織不僅可以傳播信仰，還有他們的語言、寫作和建筑形式。在過去幾個世紀，將遠隔萬里的社會聯系起來的，是屈指可數的冒險家、軍人和觀光客，如今卻是數以百萬計的難民、移民及后來周游世界的旅行者。這些旅行加深也擴大了世界各地間的聯系，也使商品、思想和文化之間的交流更加便捷。
除此之外，包括大批學生及非技術工人在內的大批人群的流動性，是1900年前后全球化的顯著特征。通過旅行，學生們和政治活動家從一國到另一國，從一城到另一城。在20世紀早期，旅居或留學國外，是學術界必不可少的經歷。中國、朝鮮和日本的學生俱樂部幾乎遍布歐美的主要大學。例如，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師范學院，成立了一個很大規模的中國學生組織。俱樂部的不少成員三年后成為五四運動的干將，最有名的包括胡適、孫科和陶行知。可見，學生與知識分子之間跨國際的交流引導了革命解放潮流在各國之間蔓延。
第三，在19和20世紀，大概有超過1900萬華工在環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東南亞地區定居。1900年之后，對于亞洲工人的需求激增，奴隸貿易先受限制后遭徹底擯棄。過去，多數搞一戰研究的史家忽視了曾在英法工作的超過14萬的華工，也忽視了他們所代表的中國對一戰的貢獻。
第四，非政府組織越來越多地介入跨文化交換，并取得了顯著成果。1902年，李石曾、蔡元培與朋友在北京組建“儉學會”，意在鼓勵學生赴法勤工儉學。經李石曾在法牽線，首批學生抵達法國南部小城蒙塔日。1916年，在法國政府、中國官方與私人捐助者的支持下，李石曾、蔡元培和吳稚暉在巴黎創建華法教育會。1919年3月，首批勤工儉學生抵達法國，先后達1600人。其中有后來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鄧小平。
許多在法工作過的學生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包括一些職員、教師、工程師和記者。學生們在法國學校注冊，然后在工廠做工維持生計。在工廠里，他們也學到了民眾政治集會的方式和手段，如游行、罷工和貿易抵制等。早在馬列著作介紹到中國之前，這些勤工儉學生就接觸了歐洲的工人運動。1919年5月，旅法的中國工人、學生的作用凸顯。他們開始參加反對巴黎和會的抗議游行，并建立了與中國政治活動家之間的緊密聯系，交流信息，撰寫請愿書。
余波
全球化的實踐者之間的互動以及思想的傳播，不僅改變了世界話語體系，也激發了中國內部的討論。這種復雜的聯系有如下三種表征：
一是國際化。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對五四一代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來自遙遠的世界各地的人們，開始將自己視為全球運動的一部分，這在當代國際史上沒有先例。在中國，知識分子、學生和城市新興中產階級對于這次全球化運動的背景很敏感。前人研究似乎更多強調西方的作用，實際上不免以偏概全。例如，上海學生會在所有學校建立“講習團”，走上街頭，宣講朝鮮、越南、印度國家衰亡史以及1919年的反殖民斗爭。與此同時，他們還宣講山東問題、日本介入中國以及巴黎和會等問題。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獨立斗爭緊密相連，這種觀念得到廣泛傳播，直至內陸偏遠地區。當五四運動席卷全國時，27歲的毛澤東正在長沙。他主編的《湘潭日報》多次報道了1919年6、7月間在印度、埃及、土耳其、阿富汗、波蘭以及匈牙利所發生的運動實況。兩年后，他在長沙組建“湖南自修大學”，將國際新聞作為重要教學資料。1920年代初期，他認為反帝斗爭的常識對于政治意識的發展至關重要。例如，他提出學校應派記者駐守紐約、莫斯科、東京、開羅、加爾各答等地，定期給學生提供世界各地的報道。
早在1905年，陳獨秀在《說國家》里寫道：“哪曉得世界上的國度，被外國欺負的，也不只中華一國。像那波蘭、埃及、猶太、印度、緬甸、安南等國，都已經被外國滅做屬國了。”李大釗在1915年編印的《國恥紀念錄》里，舉例印度和朝鮮，借以證明徹底的殖民化所導致的亡國的危險。所有這些，不僅使這些實踐者發現了中國與歐洲的區別，而且也發現了西方之外各國之間的相似。這更意味著他們建立起全球性認同，而不僅僅關注歐洲或西方。中國知識分子既是世界主義者又是愛國主義者的自我認知，是建立在這些相似性基礎上的。與此同時，全球性的思想交流也有助于某個國家或地區融入更大世界范圍的歷史敘事。
二是泛亞洲主義。五四運動強化了泛亞洲主義。自1900年以來，中日之間的革命運動接觸頻繁。在日本，有一種日漸流行的想法：未來將會出現東西之間、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對抗。因此，中日革命家均相信，他們必須并肩合作對抗西方。最早宣揚泛亞洲主義的是近衛篤磨。1919年后，自由派知識分子開始號召東亞團結，尤其是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對亞洲和亞洲共同性進行廣泛宣傳。中日知識分子聯合從事公共活動。中國方面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呼吁亞洲團結，孫中山也認為亞洲合作于對抗西方十分必要。1919年，學生們提出一種新的革命形式——亞洲民族自治。11月1日，李大釗在《國民》雜志上刊登《再論新亞細亞主義》，他寫道：“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第一步，是對內的，不是對外的;是對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不是對歐、美的排亞主義的……在我們只有希望亞人大家起來，掃除大亞細亞主義，破壞大亞細亞主義。這個責任，不只在中國人、朝鮮人身上，凡是亞細亞人——就是覺悟的日本人，——也是該負起一分的。”
三是民族主義。雪片般的新聞報道使中國人越發相信：與許多新興國家一樣，中國的問題是由帝國主義所主導的世界秩序造成的。在記者與知識分子的筆下，這些民族英雄如何對抗強權被勾畫得活靈活現，從而變成中國革命斗爭的典范。這些報道對于民族主義者的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1919年前后，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堅信反殖民革命實踐的重要，甚至將其視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重新進行國家建構的前提條件。在民族主義者的話語體系內，這些報道變得非常重要，它可以使中國與世界其他類似地區間的聯系更為簡單直接。
這些事件加速了中國對于自身歷史與文化的更激進的重新評價。從話語體系上，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構建，必須建立在反殖民革命的基礎上。中國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民族革命思想的傳播總是在與全球相關的背景下發生。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創造與宣傳，是在世界范圍內相互關聯而發展的。正如歷史學家柯瑞佳(RebeccaKarl)所指出的，中國的問題不僅是內因造成的，中國與當時許多其他國家的情況類似，這些問題在1895年中日戰爭和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后就普遍存在。但是，五四運動對于增進全球接觸與互動，又提升了一步：中國被詮釋為一個民族國家，它必須堅稱自身處于一個分化的世界之中(殖民地人民對抗殖民政權)。因此，中國作為國際結構的一部分不可分割，這樣的想法與1919年民族主義的建立直接相連。
反殖民主義的討論和1919年前后民族自治思想的全球傳播，為國家內部的話語體系做出了貢獻。信息交流、人的流動性以及移民大潮，從根本上將某種思想或觀點擴大化，從而影響了民族主義發生和發展的途徑。在民族主義者的史學史里，國家傳統占有重要地位，而1920年代初肇始的全球之間的互動，則為國家內部歷史發展添加了外部因素。在各國同步發生的反殖民、反西方的抗議活動之間的聯合使得社會活動家將他們自身的斗爭與全球斗爭聯系起來。
因此，在以移民、遷徙為特征的全球化國際體系中，國際主義、泛亞洲主義以及民族主義成為互動關系中的一部分。建立在全球背景下的知識分子之間的互動，影響并決定了中國對民族國家的認識，民族國家觀念的發展因此也成為對全球趨勢的回答。因此，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形成是建立在全球運動的背景之下的。
(整理與翻譯：何妍，柏林自由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博士后)
Klaus Mühlhahn(余凱思)德國漢學家，現為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歷史與文化學院首席講座教授，德國國家卓越研究計劃項目負責人。他曾先后執教于芬蘭土爾庫大學、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及歷史系。主要研究方向為20世紀中西交流和中國的文化與社會，其專著《中國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History)獲2009年度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
http://whb.cn/zhuzhan/guandian/20140505/63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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