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起義報》1月12日刊發了題為《關于埃內斯托·切·格瓦拉的真相》一文，總結出關于切·格瓦拉的幾十個真相。
埃內斯托·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羅薩里奧，他的父母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利婭·德拉塞爾納屬于富裕的貴族階層，共育有5個孩子。
格瓦拉兩歲時患上了哮喘，這個疾病伴隨他一生，并考驗著他的意志。格瓦拉一家先是搬到了科爾多瓦，后來又遷至氣候更適宜的上格拉西亞。格瓦拉在那里生活了17年，直至1947年。
格瓦拉酷愛讀書，他從小就博覽群書，對哲學，特別是社會哲學尤為著迷。
1948年，格瓦拉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學習，1953年畢業。
1950年，格瓦拉開始第一次摩托車旅行，到阿根廷北部探訪最貧困的地區。他走過了4500多公里的路程，所到之處，人們的貧苦令他深受震撼。他曾寫道：“我并不像游客那樣自我充實……(人民的)靈魂反映在醫院的病患身上。”一年以后，他作為醫務人員登上了阿根廷國有石油公司的一艘船，走遍了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
1952年1-7月，24歲的格瓦拉和好友阿爾韋托·格拉納多一起，開始了第一次跨國摩托之旅。他們去過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1952年5月，格瓦拉在利馬結識了秘魯共產黨領導人、在一家麻風病院工作的烏戈·佩斯塞醫生。這次相會和之后在麻風病院里度過的幾個月時間使他堅定了未來為受壓迫者而斗爭的方向。在旅行途中，格瓦拉感受到了拉美人民的苦難和被美國跨國企業剝削的狀態。
1953年7月，畢業后的格瓦拉與好友卡洛斯·費雷爾一道開始了新的拉美之行。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抵達危地馬拉。在艱苦的經濟條件下，格瓦拉在那里生活了9個月。
在危地馬拉，格瓦拉與古巴流亡者安東尼奧·“尼科”·洛佩斯成為好友。尼科曾參與菲德爾·卡斯特羅1953年7月26日攻打蒙卡達兵營的行動。格瓦拉的綽號“切”可能就是尼科起的，這個綽號源自于格瓦拉的阿根廷口音中所特有的感嘆詞。
格瓦拉來到危地馬拉時已經有了相當明確的政治思想。他在1953年12月10日寫給姑媽比阿特麗斯的信中說：“我有機會經過聯合果品公司的領地，再次確信了這些章魚有多可怕。我在年邁的和令人懷念的斯大林同志的肖像前發誓，不看到這些資本主義章魚被消滅我絕不停歇。在危地馬拉，我將完善自己，獲取讓我成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所缺少的……你的侄子，有著鋼鐵般的身體、空空的胃和對社會主義未來的光輝信念。”
格瓦拉見證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卡斯蒂略·阿馬斯在1954年6月策劃發動的軍事政變。他加入了抵抗力量，并要求政府出兵，但未果。軍方支持政變者，要求總統下臺。總統阿文斯1954年7月下臺。
格瓦拉在針對阿文斯的政變中吸取了教訓。他在寫給母親的信中說：“背叛仍然是軍隊的愛國主義，再次證明了‘清算軍隊是真正的民主原則’這句格言是對的。”
在阿根廷大使館避難之后，格瓦拉1954年9月逃往墨西哥，在那里生活了兩年。他做過攝影師和醫生，艱難度日。到墨西哥不久，他與古巴朋友洛佩斯重逢，洛佩斯邀請他與蒙卡達行動的其他幸存者走到一起。
1955年，格瓦拉認識了剛剛出獄的勞爾·卡斯特羅，兩人成為好朋友。不久之后，勞爾介紹他認識了菲德爾·卡斯特羅。
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個性給格瓦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我與勞爾·卡斯特羅成了朋友，他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弟弟。他介紹我認識了正在策劃打進古巴的運動領袖……我和菲德爾談了一整夜。天亮的時候我已經成為他未來遠征軍的醫生了……菲德爾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人，有著特殊的信念……我和他都是樂觀的人。”
1956年12月2日，格瓦拉與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者一起登陸古巴。軍隊在那里等待著他們，將他們打散了。
格瓦拉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領導才能。菲德爾在1957年7月決定任命他為指揮官。格瓦拉是第二縱隊司令，但取名“第四縱隊”以迷惑敵人。格瓦拉是第一個獲得這一稱號的，遠早于勞爾·卡斯特羅。
格瓦拉對叛徒、殺人犯、竊賊和強奸犯毫不留情，但對被俘的敵軍士兵卻很寬容，關心他們，為他們療傷。
1958年，菲德爾·卡斯特羅任命格瓦拉為新成立的軍校校長，培養未來的游擊隊員。
在1959年的頭幾個月，格瓦拉負責審判軍事獨裁期間所犯罪行的革命法庭。1959年2月，古巴新政府宣布格瓦拉為古巴公民，贊揚其為國家所做的貢獻。
格瓦拉在全國土地改革委員會的成立和1959年頒布的土改法的編撰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1959年，格瓦拉被任命為工業部長，之后任國家銀行總裁，并參與國家經濟戰略部門的國有化進程。
格瓦拉猛烈抨擊1962年危機之后的美蘇和平共處，并大力支持拉美和全世界的革命運動。他的夢想是在阿根廷發動起義。
1964年，格瓦拉辭去了在政府的所有職務，想要重新開始在南美洲的武裝斗爭。由于條件不成熟，菲德爾·卡斯特羅建議他前往非洲剛果，認為位于非洲中部，與9個國家接壤的剛果可以成為輻射整個大陸的革命中心。
1965年，格瓦拉給卡斯特羅寫了那封著名的告別信，在信中徹底辭去自己的職務和古巴國籍，并表明了到其他地區繼續革命的意愿。這封信在同年10月的古共中央第一次大會上公開宣讀。
1965年4月，格瓦拉來到坦桑尼亞，這是剛果革命者的大后方。阿根廷領袖的到來引起了剛果叛軍領袖的不安，擔心會引起國際影響。在這些領袖大部分時間呆在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的同時，格瓦拉提醒他們，一個領袖應該和自己的戰士并肩出現在斗爭第一線。格瓦拉認為，由于內斗、缺乏紀律性和坦桑尼亞單方面決定停止提供支持，持續了9個月的剛果革命注定會失敗。
格瓦拉經由布拉格秘密回到古巴，并決定從那里前往玻利維亞，發起可以蔓延到整個南美洲的起義運動。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開始寫玻利維亞日記。他組建了一支47人的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占領了玻利維亞東南部的山區。
1967年3月，兩名逃兵被俘引起了軍政府的警覺，并求助于美國，希望抓獲格瓦拉和他的手下。游擊隊和軍隊之間的戰斗從此打響。
1967年4月20日，游擊隊支援網絡的兩名成員被捕。在酷刑之下，他們向政府提供了關于革命者方位的信息。
玻利維亞共產黨總書記馬里奧·蒙赫沒有向游擊隊提供后勤和人道援助，而是拋棄了格瓦拉和他的游擊隊員，讓他們自生自滅。
1967年10月8日，為了掩護傷員撤離，格瓦拉帶領少數幾名英勇的游擊隊員與軍隊對抗。幾個小時的戰斗之后，一條腿受傷的格瓦拉被俘。只有5名游擊隊員幸存，并躲到了智利。
10月9日，獨裁者巴里恩托斯聽從中央情報局的指令，處決了格瓦拉。
1997年，格瓦拉和戰友的遺骸被運回古巴安葬。
格瓦拉留下了大量手稿和一套被稱為“格瓦拉主義”的政治哲學。“英勇的游擊隊員”切·格瓦拉作為反抗壓迫的象征將永遠留在集體記憶中。(編譯/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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