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8日，是第六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距離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已經55個年頭了。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里，筆者以“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村為視角，再次回顧55年前那場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運動，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一西藏發展史上最廣泛、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歷史的必然，人民的選擇。
克松村位于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乃東縣雅礱河畔，1959年西藏的民主改革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因此被譽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眾所周知，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更黑暗、殘酷、野蠻、落后的社會制度。而民主改革前的克松村，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索康•旺青格勒在山南的6個莊園之一，是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的一個縮影，有農奴59戶302人，土地1200畝。絕大部分生產資料被莊園主索康及其代理人占領，而農奴卻一無所有;索康及其代理人每年攤派的稅收18項，差役14項，占勞動日26800天;西藏地方政府攤派的稅收9項，差役10項，占勞動日2700多天;熱烏曲林寺攤派的稅收7項，差役3項，占勞動日900多天;平均每個勞動力每年要給三大領主服210多天的無償勞役，提供和繳納1600多斤糧食、100兩藏銀。當時流行的一句民諺，就是克松村的生動寫照：“農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錢高;農奴面前三條路，逃荒、為奴和乞討。”
克松村人對1959年3月28日的那一聲春雷至今記憶猶新。鑒于西藏地方反動上層發動了旨在維護封建農奴制的武裝叛亂，中央人民政府果斷發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發動西藏各族人民實行民主改革，廢除了延續幾百年的封建農奴制度，開啟了西藏歷史上最為廣泛、深刻，最具進步意義的社會變革。飽受壓迫和剝削的克松村農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在民主改革的前列，自發組織成立了西藏歷史上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了西藏歷史上第一個農村基層黨支部。與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一樣，長期被當作“會說話的牛馬”的克松村農奴從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獲得了人身自由權利，成為自己命運和社會的主人。世代為奴的克松人站在腳下的土地上徹夜狂歡，他們歡呼：“貴族的太陽落下去了，我們的太陽升上來了!”在民主改革中當選為克松村農民協會主任的尼瑪次仁，曾經是索康•旺青格勒的農奴。旺青格勒曾說：“尼瑪次仁是我的財產，我愿意把他揉成團裝在口袋里，隨我;我高興把他拉成條圍在腰上，也由我。”民主改革后，尼瑪次仁說：“現在有法律保障我的人身自由，我再也不是誰的私人財產，活得心里真敞亮。”
民主改革使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獲得了解放，開創了西藏發展的新紀元。民主改革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克松村人和西藏各族人民一道，以主人翁的姿態迸發出建設美好生活的巨大熱情，生產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民主改革以來的五十多年是西藏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生活條件變化最大、生活質量提升最快的時期。今天的西藏，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族團結、邊防鞏固、人民安居樂業，處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今天的克松村，共有240戶880人，2013年人均純收入達到11144元，九年制義務教育早已普及，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實現全覆蓋，村容村貌得到根本改善。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克松村的變遷，展示了1959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及其對西藏發展進步的深刻影響，由此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由傳統的農牧業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離，從黑暗到光明、從落后到進步、從貧窮到富裕、從專制到民主、從封閉到開放，是人類社會普遍的發展規律。事實勝于雄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雪域高原實行的民主改革，半個多世紀西藏經濟社會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遵循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因此深受西藏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成為百萬農奴的必然選擇。相反，作為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和極少數農奴主的總代表的十四世達賴集團，總是不甘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總是違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不僅悍然發動武裝叛亂，頑固反對民主改革，而且叛逃國外后仍然一直從事分裂祖國和破壞西藏發展穩定的活動，但每一次都是以失敗而收場。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復辟沒有出路，分裂沒有前途，十四世達賴集團就是被西藏各族人民拋棄了的“失道者”。他們不論以什么借口，玩什么花樣，妄圖在西藏開歷史倒車，恢復封建農奴制統治，都是飽嘗封建農奴制之苦、親歷新西藏之福的包括克松村人在內的西藏各族人民堅決不會答應的，也是注定要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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