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美國為促使日本早降，承諾保留天皇制，這與保護裕仁又應該是兩個概念。當時日本不少人包括原重臣木戶都建議裕仁應退位，另找一個沒有戰爭責任的皇族繼任，這與保留天皇制并不矛盾，而對戰后日本形象大有益處。然而美國同意“維護國體”，實際成了包庇戰犯，還有一些戰犯如“細菌戰之父”石井四郎因向美軍提供人體試驗資料也受到保護。
“吾皇御統傳千代，一直傳至千千代;直至小石變巨巖，直至巖石滿苔蘚。”1945 年8 月15 日東京時間中午12：00，日本軍民都奉命聚集到收音機旁列隊，以頌揚“萬世一系”的天皇為主題的國歌《君之代》首先響起。接著，一個發尖的男聲從收音機中傳來─這就是普通日本人首次聽到的“御音”。以“朕”自稱者用文言體通篇廣播中，又都回避了“戰敗”“投降”字樣，只說“飭帝國政府接受”盟國的《波茨坦公告》。此刻日本軍民雖多不知公告內容，卻明白已向敵國屈服。
日美在瑞士秘密談判投降條件
“八一五”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國要求其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標志著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無疑是一大喜慶。不過隨之出現了諸多反常之事，如美蔣利用侵華日軍當“守備隊”，日本未改變原有政府，最重要的戰犯未受追究，拆除可供軍事所用的重工業、對受害國賠償等更被美國一筆勾銷，這與德國無條件投降真有天壤之別!
戰后日本進步史學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戰爭責任》一書中曾這樣概括說：“日本投降實際上是以天皇為首的上層在人民不知情的情況下同美國進行的一場交易。”
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討價還價，就不會是“無條件”。
1945 年5 月德國投降時，日本本土還未攻進盟軍一兵一卒，前首相近衛等人鑒于德國的先例，向天皇建議應盡快與盟軍之首的美國談條件，犧牲軍部一班人來結束戰爭，以保存元氣。
按照國際反法西斯盟國的約定，德、日這兩大侵略策源地必須徹底鏟除，不能與之談條件。羅斯福總統在1945 年4 月去世前，較傾向于鏟除日本“官軍財抱合”的侵略勢力，以副國務卿、原駐日大使格魯為首的“日本幫”卻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財團為美國服務。杜魯門繼任總統后，馬上稱贊格魯的觀點是“真知灼見”。
德國投降次日，即5 月9 日，在海軍省軍令部就職的“御弟”高松宮大佐將瑞士秘密使團藤村義良海軍中佐的來電報告皇兄，說美國態度已有松動。當時，日美駐瑞士的代表經常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無人的樹林間交談媾和條件，藤村義良說明最大障礙是“無條件投降”，美國戰略情報局駐歐洲負責人杜勒斯則表示在“無條件投降”的名義下，可保留天皇制。接到“御弟”的報告，天皇仍抱希望于蘇聯出面調停，再去掉“投降”字樣改為“體面和平”，因此未明確答復。8 月9 日蘇聯對日宣戰，最后的希望破滅，在當夜召開的御前會議上， 天皇否決了軍方繼續作戰的要求，于10 日晨做出“圣斷”，向盟國表示可接受《波茨坦公告》，前提是“不改變天皇統治大權”。8月12 日，日本得到美國通過瑞士渠道發出的同意答復，天皇才在8 月15 日做了廣播講話，其中只字不提“投降”，大有深意。
“日本投降”被偷換成“日軍投降”
日本在本土基本完整，海外還有350 萬軍隊的情況下便表示降服，大出盟國多數人的意料，不過減少了犧牲和物質損失，還是令人興奮不已的。以中國戰場而論，日本大本營和“支那派遣軍”制定了決戰計劃，準備放棄廣州、武漢時進行徹底破壞，在上海等地進行巷戰不惜將城市夷為平地，并在北平、天津和山東進行毀滅性決戰，戰至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許投降。若真照此實行，中國的精華地區和無數人的生命將為侵華日軍殉葬。按美國1945 年夏天制定的計劃，因有兩枚原子彈已投出，需再用幾個月生產出七八枚，方能在東京灣登陸。美軍還認為即使進行核攻擊，也會付出數十萬軍人傷亡才能征服日本。出于這一原因，當時盟國許多人的最大愿望是早點結束戰爭，不再關注對戰犯的追究。
8 月15 日天皇宣布接受盟國要求，卻未談具體方式，四天后日本大本營才要求海外部隊“莊嚴地放下武器”。戰后日本有一些看似可笑的用語，戰敗只稱“終戰”，投降被稱為“為保全國體停止戰斗”，對美軍占領軍稱為“進駐軍”。這樣說固然是為了保持面子，同時也隱含著內心不認輸，更談不上認罪。從8 月31 日起，有20 萬美軍陸續進駐日本。許多官兵因在島嶼戰中看到日軍瘋狂戰至最后一兵一卒，踏上這片“菊花和軍刀”交織的國度都心驚膽戰，時時擔心會有自殺式攻擊。然而他們所見日本人都鞠躬相迎，按“圣斷”行事全無抵抗。遠東美軍司令麥克阿瑟見此情景，更感嘆天皇有威望，聲稱若是廢除他便需增加1 倍占領軍。
9 月2 日，在美軍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細心的記者在場發現，由美方準備的文件中并沒有“日本無條件投降”字樣，只有日本武裝力量繳械投降的規定。對美國的這一態度，盟國雖有不同意見，然而實力是最大的發言權。1945 年秋美國占領日本后，雖對政治經濟結構進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戰爭結束時為數達713 萬人的軍隊，不過日本原有政府繼續保留。日本的國家元首仍是天皇裕仁，只是將處理具體政務權交給內閣。了解這一情況的人便會明白，為什么戰后日本政府一貫不承認戰爭罪行，為什么要一再美化過去的侵略行為了。
東條英機稱不上“三元兇之一”
美國占領日本后，出于世界人民包括本國公眾對發動侵略者要給予追究的壓力， 同意對戰犯進行審判。
當時追究日本戰犯對美國是一個難事，這既要履行對日本當權者的約定，又要對受害者有個交代。美方便將偷襲珍珠港時擔任了首相的東條英機列為第一號戰犯，有輿論稱他為“東方的希特勒”，列為“戰爭三元兇”之一，真正主宰日本的皇室和財閥則被描繪成任光頭軍人擺布的傀儡。了解日本情況的人都知道，東條英機只是戰時十幾任首相之一，作為侵略罪犯固然罪大惡極，然而他在全面侵華開始時不過是關東軍的中將參謀長，連決策層都未進入，太平洋戰局不利時又被免去首相。以他的地位，不過是一個天皇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臣仆，與德國的絕對獨裁者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里尼的作用如何能比?
戰爭結束前日本實行的是天皇制軍國主義，天皇身兼陸海兩軍的統帥(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首相、陸相、海相都無統軍權，對外所有大的軍事行動乃至“終戰”都出于“圣斷”。當東條得知自己要受審時便想自殺，最后一任陸相下村定大將登門告誡說：“只有你能上法庭替陛下擔當責任。”東條不聽勸阻開槍自殺卻未打中心臟，結果被美國軍醫救活。在東京審判中，東條英機仍叫囂“大東亞戰爭是解放亞洲的正義戰爭”，不過他也說了實話，即戰時也沒有任何人能違抗天皇的意旨。
在東京審判中，經中國法官據理力爭，最后表決時以一票的微弱優勢，才最終得以判處東條、松井、板垣、土肥原等七名甲級戰犯以絞刑，使這伙昭和軍閥頭目受到懲罰，不過這種追究明顯是不徹底的。日本皇室成員無一人受追究，包括下達在南京“殺掉全部俘虜”命令的大屠殺罪魁皇叔朝香宮(時任上海派遣軍司令)。此人出庭作證都不來，后來還悠哉游哉地當上日本高爾夫球俱樂部主席。東京審判結束時，首席法官韋伯便公開申明：“天皇是有戰爭責任的，法庭在這方面掌握了不可辯駁的證據，不對他起訴是出于盟國的利益。”
美國幫助日本逃脫巨額戰爭賠償
美國為促使日本早降，承諾保留天皇制，這與保護裕仁又應該是兩個概念。當時日本不少人包括原重臣木戶都建議裕仁應退位，另找一個沒有戰爭責任的皇族繼任，這與保留天皇制并不矛盾，而對戰后日本形象大有益處。然而美國同意“維護國體”，實際成了包庇戰犯，還有一些戰犯如“細菌戰之父”石井四郎因向美軍提供人體試驗資料也受到保護。當時日本共產黨和各進步團體發起廢除天皇制并追究其本人罪行的運動，美國占領軍卻支持當權的右翼。日本多數民眾受傳統的神道束縛，也認可了長期被尊為“人神合一”的天皇繼續為元首。至上世紀50 年代以后，追究最大戰爭責任者的呼聲逐漸平息，同日本建交的國家也不能不承認這一現實，然而歷史卻是不容歪曲的!戰后處理日本的另一重大問題是戰爭賠償，受害最大的中國于1946 年初步估算損失在300 億美元以上。由于1946 年日本的國內總產值不過40 億美元，盟國曾議定賠償額100 億美元左右，以拆除機器和勞務方式支付， 中國要求獲得其中一半。進入1948 年后，美國見國民黨政權面臨崩潰，將亞洲政策的重點轉為扶植日本，便宣布免除日本賠償責任，接著英國和國民黨當局也被迫放棄索賠，從此各受害國想得到實質性賠償就不可能(60 年代日本對韓國和東南亞幾國因建交需要給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賠款)。戰后日本當權者對美國的這些庇護和幫助，一直感激涕零，因此長期將自己綁在美國亞太軍事體系的戰車上。
中國對日抗戰取得了驅逐其侵略勢力的偉大勝利， 不過在處理戰后日本的問題上卻難以達到自己的正義要求，關鍵在于實力超強的美國壟斷了對日處置權。經過抗戰的中國雖地位有所提高，國力衰弱的局面卻未根本改變，對外事務上必然有諸多遺憾和無奈。周恩來曾有過一句名言，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實力政策，但是對付帝國主義不能不講實力。回顧抗戰史和戰后的對日處置，可以使人們更深切地感到，“發展是硬道理”，中國只有極大地增強自己的綜合國力，才能申張國際正義，也才能真正驕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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