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痛犧牲換來了領袖的確立

　　原編者按：《黨外人士看黨的偉大》，是2013年由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理純致力于公益性社會活動，是“走進崇高”沙漠綠化發起人，先后動員近兩千名志愿者為渾善達克沙漠和張北地區義務植樹100萬株。作為一位黨外人士，他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認識有其獨特的視角，值得一讀。本網從今天起擇其精華部分予以連載，敬祈網友關注。http://www.hswh.org.cn/wzzx/llyd/ls/2014-04-21/25733.html

　　第三章 慘痛犧牲換來了領袖的確立

　　國民黨對井岡山的幾次進剿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經過三灣改編之后的的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后，開始創建革命根據地。在緊抓軍內黨建的同時，毛澤東也著重恢復和發展地方黨組織，并率領部隊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縣城。江西國民黨當局對井岡山地區革命形勢發展十分震驚，于是命令駐吉安的第27師以一個團和一個營對井岡山根據地發起第一次進剿。經過激烈戰斗，工農革命軍全殲國民黨軍第79團1個營和寧岡縣靖衛團，俘敵約300人，擊破了江西國民黨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一次“進剿”。到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由不足一個團迅速發展為一師兩個團。緊接著，4月下旬，紅軍又擊潰進剿的贛軍一個團并一個營，一舉攻占永新縣城，勝利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進剿”。

　　國民黨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的兩次進剿失敗后，迅速于1928年5月中旬，集中第27師及第7、第9師各1個團共5個團的兵力，對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三次“進剿”。但在戰略對頭、指揮果斷的紅軍面前，國民黨進剿軍不得不甘拜下風，紅軍在戰斗中重占永新城，并殲國民黨軍1個師部加1個團另1個營，繳獲的武器有山炮2門、迫擊炮7門、槍300余支(挺)，取得第三次反“進剿”的勝利。乘勝紅軍又取得了第四次反“進剿”的勝利。

　　比“進剿”更高級的“會剿”

　　國民黨的“進剿”無非就是集中一省的軍隊的進攻，而“會剿”則是集中2-3省的軍隊協同對蘇區的進攻。應該說，“會剿”的級別要高于“進剿”，但低于之后國民黨的“圍剿”。國民黨軍對蘇區的進剿力度越來越大。

　　1928年7月中旬，紅軍兵分兩路迎擊湘贛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會剿”。受盲動主義影響,紅28、29團占領酃縣之后沒有經過毛澤東同意就向湘南冒進，當時的軍委也沒有加以有力的阻止，結果造成紅軍主力損失很大的“八月失敗”。其后，在毛澤東、朱德等的英明領導下，紅軍取得了多次反“會剿”戰斗的勝利。其中在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地區發動第二次“會剿”戰斗中，井岡山留守紅軍憑借著黃洋界的有利地勢，發動群眾，憑險抵抗，充分利用一門迫擊炮的威力嚇破了敵膽，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打破敵人的這次“會剿”。毛澤東在回師井岡山的路上，聽見黃洋界保衛戰大捷的消息后，寫下了他著名的《西江月·井岡山》：“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體現毛澤東軍事思想的16字訣

　　人們知道毛澤東非常善于對一些事物進行總結之后再用簡單語句進行概括。如我們知道他對健康問題總結的16字訣就是：“基本吃素，飯后百步，遇事不怒，勞逸適度”。當然，他還提出了一個更加有名的16字訣就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十六字訣”的創立在毛澤東那里應該有一個過程。根據早年投身井岡山革命的老人熊壽祺的回憶：記得1927年秋初上井岡山時毛委員就提出來十六字妙訣最初四個字，即“敵進我退”。到了1928年1月，毛澤東在遂川召集并主持井岡山前委會上就提出了“十六字訣”中的另外十二字，即：“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

　　毛澤東當年在對部隊進行軍事思想教育時曾說：“我們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敵人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我們就要‘退兵三舍’。退，敵人不知我們去向，就沒有了進攻的方向。我們先領他兜幾個圈子，等他的弱點暴露出來，就可抓得準，打得狠，打得干凈利落，有所繳獲。這就像做買賣一樣，賺錢就來，蝕本不干。總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你來打我叫你打不著，我來打你一定把你吃掉。” 毛澤東把十六字訣稱為“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

　　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是毛澤東卓越軍事思想的證明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第一次大“圍剿”時動用的軍隊是10多4月進行的第二次大“圍剿”的軍隊是20萬人，而在1931年7月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大“圍剿”的軍隊是30萬人。幾次“圍剿”也是一浪高過一浪。前三次反“圍剿”紅軍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陣洶洶而來恨不得一口吞滅紅軍、吞滅蘇區的國民黨軍，都被英勇的紅軍打得損兵折將、狼狽奔逃，以致一些敵軍官兵一聽進入蘇區就談虎色變。

　　國民黨以舉國之力卻無法擊滅蘇區彈丸之地，以裝備完善的幾十萬大軍卻無法對付連子彈都很缺乏的小小紅軍，其原因在于黨對軍隊的領導，來自于毛澤東卓越的軍事思想。由于戰略方針的正確，紅軍的英勇以及老百姓全力支持，三次反“圍剿”打了三場有聲有色的人民戰爭，并完善形成了紅軍的戰術風格，這種沒有戰線的戰術風格一直保留到后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粉碎了國民黨軍的三次“圍剿”后，紅軍獲得繳獲無數，僅第二次反圍剿作戰就繳槍2.2萬枝。三次反“圍剿”作戰前，紅軍的一些主力部隊還要用土火槍和梭鏢，而到三次圍剿之后，紅軍的基層都換上鋼槍，大多數部隊還有了正規的軍裝，紅軍壯大了。

　　不了解中國國情的共產國際

　　中央蘇區的迅速擴大，不僅使蔣介石加強了對蘇區的“圍剿”，同時也使遠在蘇聯的共產國際總部對蘇區有了不一樣的關注。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蘇聯的共產國際負責中國事務的負責人米夫參加了會議，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組織手段控制會議的進行，并把在蘇聯留學期間成為他學生的王明選為政治局成員。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把持。米夫在會后駐留中國半年左右的時間，一些大政方針主要是按他的意見來決定的。

　　從歷史中我們知道，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相比，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蘇聯的革命走的是先在城市暴動之后邁向農村的道路;而中央蘇區卻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避開城市而先在農村動手。同時毛澤東的敵進我退的正確戰術也同蘇聯之前的以硬碰硬的攻打核心城市的戰斗方法完全不同。也許是因為很多共產國際的發展方向同毛澤東的思路之間有巨大差異，遠在蘇聯的共產國際開始了對毛澤東權力的限制。

　　開始排斥毛澤東的贛南會議

　　1931年11月初，也就是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夜，以國際派為主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中央代表團根據中共中央8月30日來信，對中央蘇區的工作進行多方面的批評，而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身分出席會議的毛澤東同幾位縣委書記用事實據理力爭，毛澤東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是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的。這次會議，針對根據地問題、軍事策略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會上把毛澤東之前取得的一連串的勝利比喻成是“狹隘的經驗論”，意思是之前的成功經驗都是暫時的，靠不住的，同時是違背馬列主義思想的;將毛澤東團結一切可以團結力量的思考，即在土地革命中富農也參加平均分田的政策說成是“富農路線”;會議還將毛澤東著名的16字訣戰術說成是“保守”和“退卻”，認為這種暫時的退卻沒有體現“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王明的直接操作下，國際派通過贛南會議開始排斥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

　　四次反圍剿中鄂豫皖蘇區的進攻方針

　　1932年除去主要位于江西的中央蘇區以外，共產黨的另外一個大根據地就是鄂豫皖蘇區。由于鄂豫皖蘇區經過土改、擴紅，發展很快，此時有紅軍4.5萬余人，地方武裝近5萬人，其力量一點都不亞于江西中央蘇區。6 月，蔣介石調集50萬兵力發動了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蔣介石把這次圍剿分成兩個階段進行，其第一個階段是用30多萬軍隊掃蕩鄂豫皖蘇區，計劃用半年時間消滅鄂豫皖紅軍。用20余萬部隊對毛澤東所在的中央蘇區圍而不攻，等鄂豫皖戰斗結束，再集中兵力進攻江西紅軍。

　　1932年6月5日，中共臨時中央按照共產國際指示發出《致各蘇區的軍事訓令》。21日，中共臨時中央作出《關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與我們的任務的決議》，要求各地紅軍必須堅決執行中央的軍事進攻計劃，以造成占領南昌，包圍武漢的形勢。鄂豫皖紅軍領導人張國燾在上級要求的進攻路線面前盲目冒進，在蔣介石親自指揮的50萬人的大“圍剿”面前不但不作反“圍剿”的準備，反而以無論從裝備還是人數都比對手弱得多的兵力去堅持執行所謂不停頓的進攻戰略。張國燾先是命令鄂豫皖紅軍向平漢鐵路信陽至廣水段出擊，后又令紅軍南下奪取麻城，實現威逼武漢的計劃。

　　硬碰硬帶來的鄂豫皖蘇區的陷落

　　蔣介石親臨武漢坐鎮指揮對鄂豫皖蘇區的“圍剿”，26個師另5個旅，附4個航空隊，約30余萬人的龐大隊伍，采取穩扎穩打、齊頭并進、逐步壓縮的戰術向鄂豫皖紅軍進攻。對6倍于紅四方面軍兵力的圍攻，鄂豫皖黨組織的負責人在中共臨時中央的指揮下竟然提出了當務之急是“堅決采取進攻戰略”，“準備奪取武漢，完成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這種用硬碰硬的方式面對優勢敵人的挑戰，使鄂豫皖蘇區反“圍剿”勝利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果然，紅四方面軍經過幾次大戰，盡管重創對方，但戰局沒有發生有利于紅軍的重大變化。國民黨軍隊可以在被擊潰時迅速得到補充，但鄂豫皖紅軍的重大傷亡和消耗則是無法補充的。面對國民黨軍隊的進一步攻擊，1932年9月底，紅四方面軍主力南下，擬攻英山，因未獲戰機，之后不得不向黃安、麻城地區轉移。10月，鄂豫皖蘇區反圍剿失敗。1932年10月12日，紅四方面軍兩萬多名將士踏上了離開鄂豫皖蘇區的西征之程。與此同時，共產黨的以洪湖為中心的湘鄂西根據地也因為同樣原因而被國民黨攻破。

　　國民黨占領鄂豫皖蘇區之后，對蘇區人民進行了瘋狂的報復，其中一條命令就是“匪區壯丁一律處決”。

　　將鄂豫皖失敗歸責于毛澤東的寧都會議

　　鄂豫皖根據地失去之時，蘇區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寧都舉行全體會議。這次會議將鄂豫皖蘇區的陷落歸因于中央蘇區紅軍沒有主動打破包圍圈進行攻擊重點城市的出擊。換句話說，中共臨時中央認為是中央蘇區紅軍沒有逼迫蔣介石抽兵回援才導致鄂豫皖蘇區的陷落。毛澤東的“誘敵深入”的方針，被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的右傾主要危險”;毛澤東還被指責為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純粹防御路線”。

　　實際上，在鄂豫皖戰事之時，包圍中央蘇區的仍然有湘贛閩三省的幾十萬地方部隊，僅憑中央蘇區的的幾萬紅軍想打敗這些敵軍，攻占南昌這樣的大城市，那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認為，這種方式不僅不會像“圍魏救趙”那樣調動國民黨對鄂豫皖的進攻部隊，而且會使中央紅軍暴露在敵軍的槍口之下。用毛澤東的說法，這種方法是“揚湯止沸”，如此下去鄂豫皖的“沸”不僅不會被止住，中央蘇區的這點“湯”也會被瞬間蒸發。當然，毛澤東也不會放過此刻的殲敵機會，8 月17日攻克樂安城，20日又攻克宜黃，22日乘勝占領南豐，僅在這一周內中央紅軍就連克三城，俘敵五千、繳槍4千余支。

　　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寧都會議在毛澤東是否繼續留在前方指揮作戰問題上發生尖銳的分歧。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不同意解除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但寧都會議卻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會后不久，臨時中央以要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名義把他調回后方，接著撤銷了他所擔任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并決定這一職務由周恩來兼任。

　　從1932年冬開始，攻陷鄂豫皖蘇區的國民黨陸續調集40多萬兵力，組織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而此刻中央蘇區紅軍總兵力僅為7萬人。中共臨時中央又要求部隊實行進攻作戰，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進攻南豐城。攻堅戰中紅軍遭到重大傷亡，紅3軍團第3師師長彭鰲犧牲。在國民黨軍優勢兵力夾擊的形勢下，朱德、周恩來適時定下決心，毅然頂著壓力采取16字訣的戰術，實施戰略退卻，伏擊殲敵。經過黃陂、草臺岡兩仗，共殲敵近3個師，俘敵1萬余人，繳槍萬余支，大炮40門，新式機槍300余挺，從而取得了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并且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團伏擊殲敵的范例。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紅1方面軍主力和地方紅軍擴大到8萬余人。

　　博古進入中央蘇區

　　寧都會議使毛澤東失去了對紅軍的指揮權，寧都會議之后，為以博古為首的中央政治局進入江西中央蘇區。

　　1907年出生的博古原名秦邦憲，1925年入黨，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在蘇聯學習時起了個俄文名“博古諾夫”，之后就自稱博古。其在1931年4月接任團中央書記。由于受到王明的重視，10月10日,共產國際批準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的組成時，年僅24歲的博古被指定為臨時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寧都會議后，聽命于王明的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1933年1 月19日，博古等一行人到達瑞金。1933年4 月初，博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和蘇區中央局合二為一的決議，并成立了由博古、周恩來、張聞天三人組成的政治局核心組，博古為總負責人，周恩來任中央軍委主席。1934年1 月15-18日，在瑞金，由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會議改選了政治局，同時選舉26歲的博古為中央主要領導人。王明的國際派開始在中央蘇區占了統治地位。

　　博古進入蘇區之后，帶來了中央蘇區完全的變化。

　　博古與李德獨攬了蘇區的指揮權

　　1933年9月底，共產國際下屬的遠東局的一紙電文從上海給中央蘇區送來了一位所謂的軍事顧問李德。這位原名奧托·布勞恩的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過兵，并在1919年4 月在慕尼黑進行過街壘戰。1928年李德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接受了一些正規戰戰術和戰略方面的訓練。

　　對軍事一竅不通的臨時中央總書記博古對李德的到來是如獲至寶，迅速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本不了解中國情況的李德。李德有了總書記博古的支持顯得更加專橫，博古又有了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軍事顧問的配合，仿佛也是添上了翅膀，二人真是“配合默契”。

　　1933年12月20日，李德在統一前后方指揮的旗號下，取消了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名義并撤銷了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將“前方總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軍委機關之中。同時將朱德、周恩來調回后方。中央根據地的紅軍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直接由中革軍委指揮作戰。通過這一措施，博古和李德完全控制了軍事方面的指揮權。

　　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的瞎指揮

　　1933年到1934年，蔣介石動用了100萬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了第五次反圍剿，而此刻中央蘇區的主力紅軍也有了8萬多人的規模。在整個第五次反圍剿中，以前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被否定，李德指揮的完全是正規戰那一套，什么“短促突擊”、“兩個拳頭作戰”、“御敵于國門之外”，打“堡壘對堡壘、集中對集中”的陣地戰等等，一句話就是同國民黨軍隊硬碰硬。根據給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回憶：“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憑著地圖指揮戰斗。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圖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問是山路還是平路，也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敵情、氣候和自然條件等等困難都不考慮，只憑比例尺量地圖上的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和投入戰斗的時間，又常常不留余地。這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有些困難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斗，以致難免吃敗仗。”

　　根本不懂得軍事精髓的李德在軍事上的瞎指揮帶來了紅軍多次慘痛損失。

　　不得已的長征

　　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盡管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頑強戰斗，但節節失利，陷入了困境，蘇區的面積也是日益縮小，損失根本得不到補充，形勢日趨不利。國民黨陳誠、薛岳的部隊逐漸占領了廣昌、興國等地。手足無措的李德命令紅軍在白水、頭陂構筑工事進行拼火力的陣地戰，將英勇的血肉之軀暴露在蔣介石購買的大量德國重炮面前。到9 月下旬，中央根據地僅存瑞金、會昌、零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9月底，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之后蔣軍又攻占了寧都等地。在根據地日益縮小，軍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的情況下，紅軍只能被迫離開自己的中央根據地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給中央蘇區帶來了滅頂之災。中央紅軍走上了鄂豫皖紅軍2年之前撤離蘇區的老路。

　　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軍委機關悄然從瑞金出發，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連同直屬部隊共8.6萬余人進行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開始了悲壯的、前途不明的漫漫長征。

　　血色湘江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的既定戰略方針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再圖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經過20多天的作戰，紅軍先后突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緊接著紅軍遇到了長征中最殘酷的一仗：湘江戰役。

　　1934年11月25日，中央軍委發布搶渡湘江通過敵第四道封鎖線的作戰命令。26日先頭部隊占領渡口并搶渡湘江，26日晚，紅軍部隊已控制了圍繞渡口60華里長的湘江兩岸。但由于軍委縱隊行動遲緩，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寶貴的時間被白白地喪失了。11月29日，趕來的敵人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希望奪回渡口。裝備單一的紅軍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用血肉之軀抵擋敵人飛機和重炮的狂轟濫炸。在這場意志的較量中紅軍將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彈打垮了國民黨軍整連、整營的一次次進攻，湘江兩岸灑下了無數紅軍將士的鮮血。

　　12月3 日拂曉，周恩來下令炸掉湘江上的浮橋，悲壯的湘江之役結束。可是作為后衛的紅5軍團34師和紅3軍團第18團，幾乎全部犧牲在江東了。湘江之役紅軍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余人。

　　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中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之后，1934年12月12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并在這里召開了重要的“通道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極力說服博古和李德，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而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劃。最后會議以表決的方式通過了毛澤東進軍貴州的建議。此次會議的歷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沒有通道會議，就沒有通道轉兵，通道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偉大轉折，是紅軍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起點，正如劉伯承同志在《回顧長征》一書中所談到的：“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還剩3萬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通道會議上提出的轉兵貴州的正確主張。否定了博古、李德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的路線。周恩來對黎平會議的敘述是：“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界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

　　偉大的遵義會議

　　紅軍向貴州的正確轉兵使紅軍沒有成為“石達開第二”。進入貴州之后，紅軍勢如破竹，1935年1月7 日，紅軍占領了貴州省第二大城市遵義。勝利的事實，宣告了博古、李德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同時廣大紅軍指戰員對王明路線的懷疑、不滿以及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達到了頂點。1月9 日，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這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

　　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書492頁是這樣評價遵義會議的：“遵義會議明確地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指出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變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而這些成果，又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從此，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到湘江血戰，蘇區紅軍經歷了近于滅頂的慘痛犧牲。但這一切都值得，因為從遵義會議開始，中國共產黨從現實中確立了共產黨人發自內心尊重的領袖!

　　面對毛澤東基本沒有贏過的蔣介石

　　領袖是整體的必要組成部分，有了領袖可以帶來整體的凝聚和力量，因此領袖的產生是整體的榮幸。正如當年沒有成吉思汗作為領袖的蒙古人，民族之間戰爭不斷，而真正確立了成吉思汗為蒙古人領袖之后，蒙古人的部隊打到了歐洲，征服了大半個世界。

　　中國在上世紀30年代產生了兩位領袖，一位是國民黨的蔣介石，一位是共產黨的毛澤東。著名學者胡適在西安事變之后曾勸告扣留蔣介石的張學良：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

　　蔣介石一生也是經歷了無數的風雨，在他的面前，馮玉祥、張學良這樣的大帥都要甘拜下風，因為他們挑戰“一手銀元，一手寶劍”的蔣介石的時候基本就沒有贏過。但蔣介石在與“一手握筆，一手寶劍” 的毛澤東交鋒時也基本都沒有贏過。蔣介石戰勝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并非是與毛澤東對壘。

　　歷史將告訴人們誰應該是真正的中國領袖，誰會帶領中國再一次走向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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