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捷：斯大林與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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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自稱是列寧的學生，是列寧的事業的繼承者。在他生前，人們大都贊成這個說法，同時也有人為了抬高他，把他與列寧并列起來。可是蘇共二十大后情況發生了變化。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里指責斯大林違背列寧的思想原則和破壞黨內生活的準則。在這之后開始把他與列寧對立起來。那么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本文就打算根據歷史事實，講一講這兩位巨人的關系。

　　一

　　根據斯大林自述，他是在1903年經過互相通信認識列寧的。他知道列寧的名字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而在讀了《火星報》上列寧的文章后，就深信列寧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于是他把這個印象寫信告訴一位僑居國外的好友，要他評論一下。1903年底在流放地收到了那位朋友的答復以及列寧的一封簡單而內容豐富的信。列寧在信里對黨的實際工作進行了大膽的批評，并對最近時期的全部工作計劃作了非常明確扼要的說明。這封信使斯大林更加確信列寧是“我們黨的山鷹”。[①]就這樣斯大林和列寧認識了。

　　斯大林與列寧首次見面是在1905年12月在芬蘭塔墨爾福斯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會議上。當時列寧發表了論目前形勢和論土地問題的演說，演說中的那種“不可戰勝的邏輯力量”使斯大林深感欽佩。第二次和第三次見面分別在1906年黨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和1907年倫敦代表大會上。在前一次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占了少數，遭到了失敗，而在后一次大會上布爾什維克成了勝利者。列寧在前一次代表大會上表現出“不因失敗而灰心”，而是更加精神百倍地去迎接新的戰斗;而在后一次代表大會上“不因勝利而驕傲”，特別警惕和戒備起來。這兩個特點給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大林注視著列寧的著作的發表，認真進行學習和領會。1905年5月他寫了小冊子《論黨內意見分歧》，闡發了列寧的著作《怎么辦?》的思想，批評了各種機會主義觀點，指出了黨內分歧的主要原因。小冊子出版的消息很快傳到國外，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于7月寫信給高加索聯合會委員會，要求把《論黨內意見分歧》一書寄去，可見這個小冊子引起了列寧的注意。

　　1912年1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拉格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斯大林未能出席。會上斯大林被任命為俄國局成員。代表會議結束后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根據列寧的提議，補選斯大林為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會俄國局委員奧爾忠尼啟澤受列寧委托，到流放地沃洛格達見斯大林，傳達布拉格代表會議的決議。可見列寧對斯大林的重視。

　　1912年底到1913年初，斯大林秘密前往克拉科夫參加中央委員和黨的工作者會議。會后列寧要求他繼續留在克拉科夫，就民族問題交換意見。斯大林在列寧的支持下寫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此文發表在《啟蒙》雜志上，深受列寧的贊賞。他在給高爾基的信里提到了這件事，這樣寫道：“我們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魯吉亞人在埋頭給《啟蒙》雜志寫一篇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奧國的和其他的材料。”當時有人對文章有不同看法，提出將其作為供討論的文章發表時，列寧堅決不同意，說道：“當然我們絕對反對。文章寫得好極了，這是當前的重要問題，我們對崩得混蛋們絲毫也不放棄原則立場。”1913年3月，列寧還寫信給《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說：“……國內逮捕事件嚴重。柯巴(斯大林的化名。——引者)被抓去了……柯巴在被捕前寫了一篇很長的(可供《啟蒙》雜志三期用的)關于民族問題的論文。好!應當為真理而對崩得和取消派中的分離主義者及機會主義者進行斗爭。”[②]這篇文章標志著斯大林理論上的成熟，因而有人將其稱為他的獨特的“畢業論文”。

　　斯大林善于進行獨立思考，敢于發表自己的看法，有時甚至不同意列寧的意見。例如在土地問題上，他曾主張土地歸農民所有，不同意列寧的土地國有化的主張。又如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問題上也曾一度持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觀點，認為在資本主義不夠發達因而無產階級還沒有占人口的多數的國家里，社會主義勝利是不可能的。后來他在《斯大林全集》第1卷的著者的《序言》里承認了錯誤，說道：“這是由于我們的理論修養不夠，也是由于我們犯了做實際工作的人不關心理論問題的通病”。[③]斯大林就其經歷來說，是一個來自下層、在實際革命斗爭中鍛煉成長的革命者。他的長處是富有實際經驗，而在理論修養方面盡管作了很大努力，但是成熟比較晚。因而他發表過一些不符合列寧思想的言論，并不奇怪。可貴的是，他在認識到后，能承認錯誤，加以改正。

　　斯大林回國后不久就被逮捕。在這之后的幾年大都是在監獄和流放地度過的。1913年夏，列寧曾主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籌劃斯維爾特洛夫和斯大林如何從流放地逃跑問題。后因奸細出賣，未能成功。在這之后的幾年，斯大林因受條件限制，活動較少，與列寧的聯系也不多。

　　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才回到彼得格勒，他作為編委參加了《真理報》的編輯工作。不久列寧從國外歸來，起初斯大林對列寧提出的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有所保留，但不久就完全接受了，積極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四月代表會議，在會上做了關于民族問題的報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

　　四月代表會議后，布爾什維克黨根據會議精神，積極開展爭取群眾、用戰斗精神教育和組織群眾的工作。革命形勢有了很大發展。臨時政府開始采取鎮壓行動，并于7月7日頒布了逮捕列寧以“叛國”和策劃武裝暴動罪進行審判的命令。布爾什維克黨的一些領導人主張列寧出庭受審，利用法庭揭露當權者的暴行。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啟澤等堅決反對。列寧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并在他們的具體幫助下離開了彼得格勒，到拉茲里夫附近的草棚里躲藏起來。斯大林等人經常前去看望，并與他保持著經常聯系。

　　1917年8月召開了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列寧未能參加。但是他通過斯大林等人策劃和領導了這次大會。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會上做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關于政治形勢的報告。斯大林指出，形勢發生了變化，策略也應當改變，革命的和平時期已經結束，推翻資產階級專政應成為當前迫切的口號。這是符合列寧的思想的，甚至可以說傳達了列寧的意見。

　　但是斯大林等人也在個別問題上不同意列寧的意見。1917年9月民主會議召開時，列寧不在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決定不驅散民主會議并沿著鞏固蘇維埃的道路前進，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起義并宣布蘇維埃代表大會為國家權力機關。列寧不同意中央的決定，主張立即驅散民主會議，并把參加者逮捕起來。斯大林等人沒有聽他的話，沿著鞏固蘇維埃的道路繼續前進，直到10月25日(11月7日)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勝利舉行起義。事后列寧對斯大林等人說：“是的，恐怕是你們對。”[④]

　　列寧是在10月8日(21日)秘密回到彼得格勒的。10月10日(23日)在他主持下，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討論了武裝起義的問題。斯大林在會上投了贊成票。在中央10月16日(29日)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斯大林當選為軍事革命總部成員。他在會上發言，認為應該堅定不移地走上起義的道路。接著他積極參與了領導十月武裝起義的工作。

　　從以上所述來看，自從列寧回國后，斯大林就直接在他的領導下進行活動。兩人有了更多的直接交往。盡管在一些問題上意見不盡相同，但這并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合作。斯大林還關心列寧的安全，在反動當局揚言要審判他時，幫助他及時轉入地下。列寧更加信任他和重用他，兩人的關系變得更加親密。剛才提到過斯大林受委托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和政治形勢報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提高了斯大林在黨內的地位，使他在布爾什維克黨準備和發動十月革命的整個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過去流行這樣的看法，認為斯大林在實現十月革命的過程表現得平平常常，不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誠然這兩人活動能力較強，而且能言善辯，善于在大庭廣眾前發表具有鼓動性的講話，從表面上看，影響較大。而斯大林是從國內實際革命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從事實際工作是他的長處。他在十月武裝起義前做了大量組織群眾和動員群眾的工作。不過他是格魯吉亞人，說俄語帶有口音，不大善于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說，因此在口頭宣傳方面做的工作相對地要少些。但是他在過去的革命斗爭中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練就了很強的寫作能力。1917年3月至10月他在自己編輯的《真理報》和其他報刊上總共發表了六七十篇文章。這些文章旗幟鮮明，觀點明確，切合實際，針對性強，而且短小精悍，語言通俗，它們所起的宣傳鼓動作用不可低估。他是中央軍事革命總部五名成員之一，這并不是掛名的。在武裝起義的日子里他堅守在革命軍事委員會總部，協助列寧領導起義，向各委員會傳達命令，參與起草文件等。所有這些都說明他在準備和實現十月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被任命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后來又被批準為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成為政府的兩個重要部門的領導。1918年初，列寧休假期間，曾短時間地代理人民委員會主席。同年在簽訂對德和約的問題上曾有不同意見。列寧主張簽訂，而相當多的人表示反對。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是支持列寧的。國內戰爭爆發后，斯大林先后被派往察里津前線、彼得格勒戰線、南方面軍等處去解決一些“棘手問題”，受到了列寧的好評。他在兩個人民委員部的活動受到了列寧高度的贊賞。列寧在回答托洛茨基分子抱怨沒有讓他們擔任管理職務時指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這里輕率地指責說：斯大林身兼兩個人民委員部的工作……試問，為了保持民族事務委員部目前的局面，為了處理突厥斯坦、高加索等等問題，我們此刻能夠做些什么呢?要知道，這一切都是政治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必須解決。此類問題歐洲各國已經研究好幾百年了，只有民主共和國才解決了極小一部分。我們正在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有一個各族人民的代表都能找他深談的人。哪里能找到這樣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個人選來。工農檢查院(原稱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引者)也是這樣。工作很艱巨。為了能進行檢查，需要有一個有威信的人來領導，否則我們就會陷入細小的傾軋而不能自拔。”[⑤]

　　斯大林在兩個人民委員部里卓有成效的工作，更使列寧相信他能同樣有成效地進行全黨范圍內的組織工作。當時列寧擔任政府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并作為政治局委員主持政治局的會議，中央的書記處只處理日常工作。他想設立黨中央總書記一職，讓其協調中央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的活動。他看中了斯大林。但是當時黨內情況比較復雜，二十年代初一直存在著派別斗爭。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對派、左派共產主義者、民主集中派等不斷挑動爭論。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雖然它們的派別活動受到了嚴厲的批判，但是它們還保留著相當大的實力。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列寧大概為了使自己設總書記職位的設想和推舉斯大林擔任這一職務的意圖能夠順利實現，采取了一些不尋常的做法。曾在黨的十大后擔任中央責任書記的莫洛托夫在與詩人丘耶夫的談話中回憶了這一段往事。他說：“……而在十一大上出現了一個所謂的‘十人名單’——上面是要推舉的中央委員的名字，全是擁護列寧的人。列寧親筆在斯大林的名字的后面寫上‘總書記’的字樣。”據莫洛托夫說，大會期間列寧甚至召集贊成這個名單的人開會，統一思想，以保證大會選舉時名單上的人全都能夠當選。[⑥]這樣一來，對斯大林來說，在他當選中央委員的同時，也就被認可為總書記。而他正式當選是在1922年4月3日的中央全會上。與他一起當選的另外兩名書記是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

　　斯大林當選總書記后，大力加強黨的管理制度，組建了一些新的機構，提拔和重用一大批干部。他能從各種渠道獲取有關的材料，了解各級組織的實際情況，從而加強了對各級組織的監督。他作為總書記所掌握的權力，已大大超過已往的責任書記，這樣就把這個本來負責事務性和技術性的職位變成了極其重要的崗位。他的做法受到了黨內許多人的歡迎，同時也不免樹敵結仇，得罪不少人，這使他成為批評、責備和埋怨的對象。這種情況自然也傳到了列寧那里。斯大林的做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列寧設立總書記職位的初衷，另一方面也不免引起了列寧的警覺和猜忌。

　　可是就在這時，列寧病倒了。1922年5月25日第一次中風。養病期間，斯大林經常前去看望他。據統計，他看望的次數要比其他政治局委員多十余倍。9月24日，《真理報》發表了斯大林的《列寧同志在休養中》一文。文章描述了列寧病中的精神狀態，他那如饑如渴地打聽各種問題的精神以及急于要做工作的不可遏止的熱情，同時又稱贊他服從醫生安排的紀律性。到了秋天，病情好轉。列寧又重新開始工作，曾兩次正式露面，一次是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做報告，另一次是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講話。在這期間，他和斯大林保持著友好的關系。

　　但是列寧的病情并不穩定，經常發作。醫生要求全休靜養，可是他沒有放下工作，甚至還想在12月23日至27日召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講話，但是健康情況不允許，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不禁號啕大哭起來。12月16日，病情再次惡化。政治局考慮到斯大林與列寧比較親近，于12月18日通過決議，責成斯大林個人負責督促遵守醫生規定的制度，把列寧隔離起來，不讓他有個人的和公務上的接觸。當天召開的中央全會通過了這個決議。參加全會的人特別強調列寧必須遵守醫生關于停止工作的嚴格規定。斯大林接受中央委員會的委托，認真監督決議的貫徹實行，要求特別嚴格，這使得列寧的那些本來就焦急不安的親屬，尤其是克魯普斯卡婭，非常生氣。再說列寧本人，他在得病后覺得無法救治，情緒甚為低落，甚至萌發了自殺的念頭。1922年5月30日，他曾要斯大林給他毒藥，好結束生命。斯大林安慰他，說他的病還有治愈希望，暫時把他應付過去了。12月22日，列寧再次產生自殺念頭，這一次他請求秘書福齊也娃給他毒藥。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列寧口授了《給代表大會的信》，要求在他去世后召開的代表大會上宣讀。因此這些信又稱為“政治遺囑”。

　　這幾封信是在12月23日至12月26日口授的，其中包括12月23日的信及其《續一》(24日和25日)和《續二》(26日)，對24日一信的補充(1923年1月4日)，還有《關于增加中央委員人數部分的補充意見》(12月29日)。列寧在他的信里提出了中央委員人數增加到幾十至一百人的建議并說明了理由。列寧特別重視黨的穩定性和在最近時期不出現分裂的問題，這樣說道：“我想從這個角度看，穩定性的問題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這樣的中央委員。依我看，分裂的危險，一大半是由他們之間的關系構成的，而這種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來把中央委員人數增加到五十人，增加到一百人，這應該是避免分裂的一個辦法。”

　　接著列寧對黨內幾位主要的領導人進行了評述。首先他講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說道：“斯大林同志當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反對中央的斗爭中所證明的那樣，不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衷于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在談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時，列寧提了一下他們1917年10月反對武裝起義的事，說此事“不大能歸罪于他們個人，正如非布爾什維主義不大能歸罪于托洛茨基一樣”。列寧把布哈林稱為“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說“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但是又說，“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中有某種煩瑣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因而——我想——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最后談到皮達可夫，說“他無疑是個有堅強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熱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是不能指靠他的”。[⑦]

　　1923年1月4日對1922年12月24日的信所作的補充中，列寧才提出要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職位上調開。他是這樣說的：“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系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⑧]這里列寧指出斯大林具有“粗暴”這一性格特點，認為這個缺點在共產黨人(大概指的是普通黨員)相互交往中是可以容忍的，在黨的總書記身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他明確要求把他自己在八九個月前設法扶上去的斯大林撤下來。可見他對斯大林的看法和態度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恐怕他這樣做不僅僅是由于斯大林的性格問題，或者說，主要不是由于性格問題。可能是他發現斯大林在一些問題上與他有分歧，例如在整個國家體制問題上是采取聯邦制或單一制問題、外貿壟斷問題、格魯吉亞問題等，對斯大林能否奉行他的方針、政策和路線產生了懷疑。但是他回頭看看當時的一些主要領導人，覺得他們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線上，就是在理論問題有重大的缺陷，都不是接班的合適人選，因而他只好用無奈的語氣結束他的撤換總書記的建議，沒有提出由誰來接替。

　　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一向有原則的分歧，曾對他進行過嚴厲的批評，但是在《給代表大會的信》里講了他的不少好話。這說明列寧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曾兩次提出要托洛茨基擔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但是都被拒絕了。很明顯，列寧想“安撫”他，爭取他的支持，利用他來制約斯大林。首先在關于外貿壟斷問題上就這樣做。1922年10月，中央全會在斯大林等人的贊同下，通過了一項削弱外貿壟斷的決議。列寧得知后非常不安，聯合在這個問題上與他觀點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全會上捍衛外貿壟斷。不久列寧的主張得到多數人的贊同。于是他在12月21日給托洛茨基口授了一封短信，信中高興地說：“好像僅僅調動了一下兵力，就一槍不發地拿下了陣地。我建議不要停頓，要繼續進攻……”[⑨]信是克魯普斯卡婭筆錄的。這封信引起了一場風波。

　　托洛茨基收到信后，給加米涅夫打了電話告知此事。加米涅夫轉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給克魯普斯卡婭打電話，把她罵了一頓，語言相當粗魯，并且威脅要把她以違反中央關于列寧醫療制度的規定的罪名送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處理。克魯普斯卡婭容忍不了辱罵，當場痛哭起來。于是她寫信給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求助。據說，斯大林大概意識到自己做得太過分了，第二天又給克魯普斯卡婭打電話，改變了語氣，克魯普斯卡婭也冷靜下來了，兩人的關系暫時緩解了。

　　克魯普斯卡婭似乎沒有把斯大林打電話的事立即告訴列寧。列寧到1923年3月初才知道這件事。3月5日他口授了這樣一封給斯大林的信：

　　“致斯大林同志。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同志。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電話并辱罵了她。盡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記您說的話，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從她那里知道了這件事。我不想這樣輕易地忘記反對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對我的言行。因此，請您考慮，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話并且道歉，還是寧愿斷絕我們之間的關系。

　　順致敬意!

　　列寧　　1923年3月5日”[⑩]

　　斯大林收到信后，于3月7日寫了回信，信中說：

　　“列寧同志!

　　大約五周前我曾與娜·康斯坦丁諾夫娜談過話(這個說法不準確，實際是大約兩個半月前。——引者)，我認為她不僅是您的妻子，而且是黨內我的老同志，當時我(在電話里)大致說了以下的話：‘醫生禁止告訴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認為這種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杰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竟然破壞這個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開玩笑等等。’

　　“我并不認為這些話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有‘反對’您的意思，因為除了讓您很快地恢復健康外，我不追求任何其他目的。而且我認為進行監督使制度得到遵守是自己的職責。我和娜·康交換過意見，已證實在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誤會外，什么問題也沒有，也不可能有。

　　“不過，既然您認為為了保持‘關系’我應當‘收回’上面提到的那些話，我可以收回，而不去想這是這么一回事，我‘錯’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樣。

　　И.斯大林”[11]

　　從信中所說的話和語氣來看，斯大林并不承認自己有多大錯誤，但是列寧要他道歉，他十分無奈地作了這樣的表示。列寧如果讀了這封信，也未必會滿意。列寧的妹妹瑪麗婭·烏里揚諾娃認為斯大林與克魯普斯卡婭之間的沖突“具有純粹個人的性質，與政治毫無關系”。她說：“這件事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中央全會根據醫生的要求，委托斯大林進行監督，不要讓人們在伊里奇患重病期間告訴他政治方面的消息，不要讓他激動，以免使病情惡化，斯大林因伊里奇家里的人告訴他此類消息而申斥了他們。伊里奇偶然知道了這一點，——而此類保護制度通常使人覺得難以忍受，——就對斯大林進行了申斥。斯大林道了歉，事情就了結了。不用說，如果伊里奇當時不像我指出的那樣病情很重，他會對這件事作出另一種反應。”[12]

　　確實正如瑪麗婭·烏里揚諾娃所說，這場沖突的發生，列寧病情嚴重起了很大作用。不久，列寧的病又再次發作，而且非常嚴重。3月17日他叫克魯普斯卡婭請斯大林去談話，再次請求斯大林給他弄一份毒藥，因為“忍受著難以置信的痛苦”，“繼續這樣活著簡直無法想象”。這證明列寧夫婦與斯大林和解了。當時斯大林覺得不好完全拒絕，安慰列寧說，請他放心和相信，“需要時我會毫不猶豫地實現你的要求”。列寧聽了真的平靜下來了。斯大林從列寧那里回來后，于3月21日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個便條，講了與列寧談話的經過，最后說：“然而應當聲明，我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實現B.伊里奇的請求，我只好拒絕完成這個任務，不管它是多么人道和多么必要，謹將此情況告知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各位委員。”[13]在保存下來的便條原件上方有閱讀過的季諾維也夫、莫洛托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托姆斯基的簽名。托姆斯基還寫了自己的意見：“讀過了。我認為斯大林的‘猶豫’是對的。應該由政治局委員們交換意見。不必讓(做技術工作的)書記參加。”

　　列寧的這次發病最為嚴重，導致失語，半身麻痹，使他喪失了活動能力。從此他完全脫離了政治生活。十來個月后他就與世長逝了。列寧逝世后，1924年5月召開黨的十三大時，上述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在各代表團里宣讀，會上討論了列寧提出的“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總書記職位上“調開”的問題。所有代表團都主張斯大林留在總書記職位上。斯大林本人也在十三大后的中央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請求解除他的總書記職務，但全會“責令”他留在這個崗位上。一年后他又一次提出辭職的要求，同樣沒有得到滿足。不管他的這個要求是否發自內心，但在表面他還是接受列寧生前的批評和尊重列寧的意見的。

　　二

　　列寧是在1924年1月21日逝世的。斯大林得知這個消息后，立刻和其他領導人來到哥爾克，據邦契-布魯也維奇的回憶，“他邁著沉重的、笨拙的和堅決的腳步，把右手放在軍裝上衣的衣襟里。他臉色蒼白，表情嚴肅，思想集中。突然感情沖動地走到床頭。‘永別了，永別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永別了’臉色蒼白的他用雙手抱住了弗·伊的頭，抬了起來，自己彎下身去，幾乎把它緊貼在自己的胸前，自己的心口，使勁地吻了吻列寧的雙頰和前額……揮了揮手，猛然走開，仿佛砍斷過去和現在的聯系一樣”。[14]應該說，他對列寧的感情是誠摯的，對列寧的逝世是悲痛的。

　　1月26日，斯大林在全蘇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題為《悼列寧》的演說。演說分六個部分，每個部分講一個問題。第一部分講要珍重以列寧為創始人和領導人的黨的黨員稱號;第二部分講要保護黨的統一;第三部分講要保護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第四部分講要鞏固工農聯盟;第五部分講要鞏固和擴大共和國聯盟;第六部分講要忠實于共產國際的原則。每個部分先講列寧是如何教導和臨終時如何囑咐的，最后向列寧宣誓：“我們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這篇悼詞無論從內容還是從結構和語言表達上，很像在列寧靈前宣讀的誓詞。

　　過了兩天，即1月28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軍校學員晚會上發表題為《論列寧》的演說。這篇演說用的是另一種表達方法，實際上是一篇充滿深情厚誼的革命回憶錄。作者回憶了認識列寧的經過以及后來與他的交往，談了列寧給他的深刻印象。關于他認識列寧的經過以及頭幾次見面給他的印象，上面已經提到過，這里不再重復。在這篇演說中，斯大林還通過一些具體事例，說明列寧具有高度的原則性以及相信群眾和群眾的創造力等特點，贊揚他是“革命天才”。

　　1924年4月初，斯大林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發表題為《論列寧主義基礎》的系列講演。他把這些講演獻給“為紀念列寧而吸收入黨的同志們”，可見他的目的是給新黨員提供學習列寧主義的教材。講演共分九個部分：一、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二、方法;三、理論;四、無產階級專政;五、農民問題;六、民族問題;七、戰略和策略;八、黨;九、工作作風。講演開頭給列寧主義下了一個定義，這樣說道：“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15]在講理論這一部分中，斯大林特別指出列寧對理論的重視，引用列寧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這樣的話來加以說明。

　　1926年1月，斯大林又發表了題為《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的長篇文章。文章分為列寧主義的定義、列寧主義的主要問題、關于“不斷”革命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黨和工人階級、關于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的問題、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奮斗等七個部分。這篇文章可以說是與上述《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講演互為補充的。首先它重申了《論列寧主義基礎》中對列寧主義所下的定義，反對季諾維也夫所下的如下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在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里直接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認為季諾維也夫的定義“就是把列寧主義從國際無產階級的學說變成俄國特殊情況的產物。”[16]

　　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在講理論部分談到了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問題。眾所周知，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列寧根據國際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提出了另一種看法。1913年，他在《論歐洲聯邦的口號》一文中說：“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取得勝利。”[17]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發揮，指出：“從前認為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要有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的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乎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從這種勝利的可能性出發，因為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那些必然引起戰爭的災難性矛盾的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他又說：“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于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他認為，單靠一個國家的力量還不能最終鞏固社會主義并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免除復辟。[18]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看法逐步發生了一些變化。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他引用列寧在1923年寫的《論合作社》中的話，肯定地說：“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擁有為建成這個社會所必需的一切。”[19]

　　列寧十分重視無產階級政權，他曾經說過：“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20]上面提到過，斯大林在他的《論列寧主義基礎》里有一章專門講無產階級專政。他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對資產階級使用暴力為憑借的革命政權，并且引用列寧的話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它不受法律限制，憑借暴力，得到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同情和擁護”。[21]他注明這幾句話的出處是列寧的《國家和革命》。列寧似乎不是在《國家和革命》里，而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里說這樣的話的，他的原話是：

　　“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22]

　　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里同樣辟專章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他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重要性，把它稱為“列寧主義的主要問題”。他再次重復列寧說過的專政就是不受限制的、憑借暴力而不是憑借法律的政權這樣的話。同時又引用列寧的話說，專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是比先前的組織更高級的勞動組織。在他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有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一)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鎮壓剝削者，保衛國家，鞏固和其他各國無產者之間的聯系，促進世界各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

　　“(二)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使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完全脫離資產階級，鞏固無產階級和這些群眾的聯盟，吸引這些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些群眾實行國家領導。

　　“(三)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消滅階級，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無產階級政權就是所有這三方面的結合。其中無論哪一方面都不能提出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惟一特征，反之，只要缺少其中一個特征，就足以使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成其為專政，因此，無論除去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的危險。只有把所有這三方面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23]斯大林在說明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時，既指出它使用暴力進行鎮壓的功能，又指出它組織社會生活的功能，這是符合列寧的原意的。

　　這兩部著作涉及問題很多，這里就不一一介紹了。從其整個內容來看，斯大林是作為列寧思想的繼承者和權威的闡釋者出現的。

　　列寧逝世后，黨內斗爭十分復雜。斯大林先后與托洛茨基派、新反對派和布哈林右傾集團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陸續發表了《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過去和現在》、《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等文章和講話，對反對派背離列寧主義路線的各種錯誤言行進行了揭露和批判。這時他是以列寧主義和列寧主義路線的捍衛者的姿態出現的。

　　列寧逝世過早，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只作了原則性的指示，似乎沒有來得及描繪出具體的藍圖，沒有制訂出具體的方針政策。他提出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的口號，指出：“只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后的勝利。”[24]可以說，他說的“電氣化”就是工業化。斯大林根據蘇聯處于資本主義包圍的實際情況，制訂出了一整套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政策，使得蘇聯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從而迅速地改變了貧窮落后的面貌。這可以說是對列寧的電氣化思想的發展和實施。

　　再說一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列寧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他主張實行共耕制，不僅實行土地公有，而且農具公有，牲畜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經營，統一分配。當時這種制度對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起了一定作用。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列寧又提出實行合作制，優先發展流通領域的合作事業。斯大林根據形勢的變化，提出通過合作社和國家機關在供銷方面擴大對農民經濟的掌握，逐漸使分散的農戶轉上聯合的大農莊的軌道，轉上以集約耕作和農業機械化為基礎的公共耕作制的軌道，大力開展農業集體化。二十年代末，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業集體化運動。這場運動基本上是按照列寧的農業合作化的思想進行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運動中出現過一些偏差和問題，主要是由于違背了列寧規定的建立集體農莊的自愿原則、不容許跳過運動尚未完結的形式的原則以及不要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和不要強迫命令的原則造成的。

　　下面專門講一下新經濟政策問題。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過決議，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允許私人貿易和私營工廠主開設小型企業，同外國資本家簽訂租讓合同，允許少數商品流轉自由等。列寧稱實行新經濟政策為暫時的“退卻“，而退一步目的是為了前進兩步。這是無產階級國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采取的鞏固社會主義陣地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策略手段。允許資本主義勢力暫時有一定的發展，其最終目的絕不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而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

　　在新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根據形勢的發展，可能有所變動。1922年3月列寧在俄共(布)十一大上做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時提出：“我們已經退了一年，我們現在應當代表黨宣告：夠了!退卻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就要結束或者已經結束。”[25]列寧說的停止退卻，指的不是完全中止實行新經濟政策，而是重新部署力量，做好對資本主義發動新的進攻的準備。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間究竟要多長，列寧沒有作具體的說明，但是當有人提出要二十五年時，他說他沒有這樣悲觀。

　　按照列寧的思路，新經濟政策不是基本國策，而主要是策略手段。斯大林在他的《論列寧主義基礎》中只在“戰略和策略”這一部分提到了它，說抓住這個環節是為取得戰略勝利準備條件。[26]1929年，當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中私營部分和資本主義部分正在走向滅亡，大規模農業集體化運動正在開展起來，中農已基本上站在蘇維埃政權一邊，富農遭到了孤立，勢力大為削弱。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在題為《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演說中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所以采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列寧說過，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是認真而長期的。但他從來沒有說過，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是永久的。”[27]

　　這里斯大林只是說當新經濟政策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時，就把它“拋開，而在實際上當時并沒有把它拋開。他在1930年6月召開的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時批評了那種認為退卻既然終止，新經濟政策就應當廢除的觀點。他說：“我們轉入全線進攻時還不廢除新經濟政策，因為私營商業和資本主義分子還存在，‘自由的商品流轉’還存在;但是我們確實正在終止新經濟政策的最初階段，開展它的下一階段即新經濟政策的現今階段，這一階段是新經濟政策的最后階段。”[28]1936年11月25日他在《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也說：“如果說當時我們是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階段(指1924年。——引者)，新經濟政策開始的時期，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活躍的時期，那么現在我們是處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后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終結的時期，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所有部門中完全消滅的時期。”[29]這時才可說是真正地“拋開”了。這時距離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已有十五年之久，更重要的是新經濟政策的任務已完成了，列寧所說的“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30]的預言已經實現。有人歪曲新經濟政策，將其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指責斯大林違背了列寧的意志過早地將其結束，是沒有根據的。

　　上面比較概括地講了斯大林與列寧結識的經過，他們相互之間的看法以及十月革命后一起工作的經歷。總的說來，斯大林自參加革命活動之時起，就站在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一邊，學習列寧的著作，接受列寧的思想觀點，在重大的理論問題和方針政策問題上是支持列寧的。這是主要的。但是斯大林是一個有主見的人，并且比較了解革命活動的實際情況，因而他也有不同意列寧意見的時候，而且敢于提出，不過當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時，能夠承認而且勇于改正。列寧晚年，他們兩人之間的關系曾經一度復雜化，除了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外，恐怕還由于列寧身患重病，思想情緒有些不大正常。斯大林仍然比較尊重列寧，采取克制的態度，沒有造成兩人關系的破裂。而在列寧逝世后，更是繼承列寧遺志，以列寧思想為指導，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把貧窮落后的俄羅斯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由此看來，斯大林是列寧思想的信奉者和列寧的事業的繼承者。

　　那么斯大林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說明自己與列寧的關系的呢?在革命年代他似乎沒有明確地表述過。在列寧逝世前夕召開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他在做結論時說過這樣一句話：“當然，我們這些列寧同志的學生不會不了解列寧同志是天才中最有天才的人，這樣的人物經過幾百年才產生一個。”[31]這里明確說明包括他在內的領導人都是列寧的學生。1925年1月，斯大林在《致工人報》中開頭就說：“要記住，要愛戴，要學習我們的導師，我們的領袖伊里奇。”[32]他稱列寧為導師，自然認為自己是列寧的學生了。

　　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與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中更加明確地說明這一點。他說：“至于我，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33]盡管在這之后斯大林威望愈來愈高，甚至出現對他的個人崇拜，但是他并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1946年在《斯大林傳略》重版前，他親自作了校訂。傳略的第93頁原來有這樣一段話：“斯大林繼續高舉列寧的旗幟，黨的旗幟，他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優秀兒子，列寧事業的當之無愧的后繼者和偉大的繼承者。”斯大林親筆添上了“列寧杰出的學生”這幾個字。[34]同時他又把他對路德維希講的“至于我，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這句話添到第105頁上。[35]同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與《傳略》的撰寫者座談時，對他們沒有提到這一點表示非常不滿，說道：

　　“任何地方都沒有明確說明我是列寧的學生……記不清了，只在某處含糊地提了提……

　　“事實上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自己是列寧的學生。我在與路德維希談話中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我是列寧的學生，列寧教導我，而不是相反。誰也不能說我不是列寧的學生。

　　“他開辟了道路，而我們就沿著這條開辟的道路走。”[36]

　　這就是說，斯大林直到晚年仍然認為自己是列寧的學生和列寧的事業的繼承者。

　　三

　　斯大林生前，盡管如上所說他多次聲明自己是列寧的學生，但是人們經常把他與列寧并列起來，尤其在出現個人崇拜的浪潮后，更是如此。“列寧-斯大林的旗幟”，“列寧斯大林的黨”成為常用語。法國作家巴比塞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寧”這句話也為人們普遍地接受。有人覺得光講列寧主義還不夠，還應該講“斯大林主義”。三十年代卡岡諾維奇就說過：“不僅有列寧主義，而且有斯大林主義。”他說的“斯大林主義”是一個褒義詞，不像后來西方和蘇聯國內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含有貶義。他的意思是說斯大林的思想觀點形成了一個與列寧主義并立的獨立的體系。當時斯大林知道后很不高興，對他進行了批評。像卡岡諾維奇那樣持這種“激進”觀點的還有一些人，其中一些人是真心實意這樣認為和這樣說的，這只是認識上的問題，話說得過了頭。也有一些人頌揚和抬高斯大林的目的則是為了取得信任，求得升遷。赫魯曉夫就是這樣的人。他也曾在一次講話中高呼“列寧主義萬歲!斯大林主義萬歲!”他同樣遭到了斯大林的斥責。盡管如此，實際上這種把斯大林與列寧并列起來的思想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下來。甚至在斯大林逝世后也讓他與列寧安息在同一個陵墓里，陵墓入口處上方的石匾上鐫有“列寧·斯大林”字樣。

　　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蘇聯領導人就開始批判對他的個人崇拜，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蘇共二十大后，變化更為明顯。本文開頭提到過，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里指責斯大林違背了列寧的思想原則和黨內生活的準則。他還在兩人的關系上大做文章，搬出了列寧1922年患重病期間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來說明列寧已對斯大林失去信任，他們之間的關系已達到破裂的邊緣。同時他還列舉所謂事實，證明斯大林在列寧逝世后無視列寧的重大訓誡，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毒害。這樣就把斯大林與列寧對立起來了，在這之后，蘇聯官方就打出恢復列寧的思想和傳統的旗號，對斯大林進行批判和否定。

　　在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發起了新一輪的攻擊。他在總結報告和總結發言中除了重復在二十大說過的話外，還提出了新的指責。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斯大林靈柩移出陵墓安葬在克里姆林宮墻旁的決議，同時換掉陵墓入口上方鐫有列寧和斯大林名字的石匾，新的石匾上只剩下列寧一個人的名字。此事具有象征意義，表明蘇共領導集團決心要把列寧與斯大林徹底分開。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對斯大林的批判有所緩和，但是把他與列寧對立起來的做法未作根本改變。在當時官方的出版物上，仍舊肯定和頌揚列寧，批判和否定斯大林。

　　戈爾巴喬夫開始他的“改革”后，提出了“民主化”、“公開性”和“填補歷史空白點”的口號，鼓動人們起來揭露過去的問題，為他的“改革”造輿論。文學界首先響應，其他各界緊緊跟上，于是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新批判浪潮。斯大林首當其沖，成為揭露和批判的重點。他的整個歷史又被翻騰了一遍，給他加上了種種罪名，簡直把他妖魔化了。不過在“改革”的前期，還沒有把矛頭指向列寧。在斯大林和列寧的關系問題上，仍然是肯定列寧否定斯大林。在新批判浪潮中出現的大量作品，也有講列寧與斯大林的關系的。劇作家沙特羅夫于1988年1月發表的劇本《前進……前進……前進!》可作為典型的例子。劇本突出地寫了列寧和斯大林在一系列方針路線問題上的爭論，說明斯大林在當權后違背了十月革命的綱領，偏離了列寧指明的方向。劇中列寧對斯大林說：“如果您和像您這樣的人稱自己為列寧的學生和列寧主義者，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就不是列寧主義者!”列寧還提到斯大林的粗暴這一“具有決定意義的小節”造成的嚴重惡果，并為自己沒有來得及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崗位上撤下來而進行自責。劇本末尾有一個象征性的場面：各種人物均已退場，舞臺上只留下列寧和斯大林。列寧等著斯大林走開，而斯大林不走，于是出現了難堪的冷場。最后斯大林打破了沉默，說：“我想找您談談，解釋一下。”列寧嚴肅地說：“我和您沒有可談的。”接著他面向公眾說：“應當前進……前進……前進!”這個敦促斯大林走開的場面意味深長，表明列寧與斯大林的矛盾不可調和，同時也象征著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

　　到了“改革”的中后期，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反社會主義勢力更加活躍，意識形態領域更加混亂。某些自由派政治家、政論家、作家、新聞記者公開打出否定十月革命和反對社會主義的旗號，把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列寧。1989年6月，《十月》雜志刊登了曾在西方出版的格羅斯曼的中篇小說《一切都是流動的》。小說中大講列寧性格的兩重性，說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的列寧與政治斗爭中的列寧是不一樣的，說什么列寧對政敵非常粗暴，毫不留情，在與政敵的爭論中不是力求說服對方，“尋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勝利”，他的“所有才能、意志和熱情都服從一個目標：奪取政權”，“他為此可以犧牲一切，他為了奪取政權犧牲了和扼殺了俄羅斯過去最神圣的東西——她的自由”。小說進一步指出，列寧的勝利是“為不自由服務的”，“列寧的悲劇不僅是俄羅斯的悲劇，它成了世界的悲劇”，因為“隱蔽的俄羅斯奴隸制度將越出國界，成為照亮人類新的道路的火炬”，“歐洲的民族革命的傳播者們看到了東方的光芒，意大利人、接著德國人便按照自己的方式發揮民族社會主義思想”。這就是說，作者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說成“隱蔽的奴隸制度”，把俄羅斯的社會主義思想說成法西斯主義的先導。根據一位批評家的說法，《一切都是流動的》是“六十年來，不是在國外，而是在蘇聯第一次對列寧主義和政治家列寧個人的公開批判”。

　　在這前后，發生了一些公開反對列寧的事件。例如當選為“人民代表”的政論家卡里亞金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要求把列寧遺體移出陵墓，送到列寧格勒的一個墓地下葬。在莫斯科舉行的一次集會上，當眾燒毀了列寧的畫像。報刊上出現了許多攻擊列寧的文章。例如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說：“我們整個歷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寫成的，如果我們的領袖和締造者(列寧)為某種東西打下基礎的話，那就是國家暴力和恐怖政策的原則”。他宣稱：“斯大林主義的實質在于列寧主義”。他認為“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所包含的列寧主義實質”，說“許多人想犧牲斯大林來拯救列寧主義，這就回避了問題的實質”。作家索洛烏欣攻擊列寧是一個“具有革命的殘酷性的人”，說“斯大林一點也不比他的導師更殘酷”，“列寧就是昨天的斯大林”。這樣的言論還有很多，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這時站出來公開批判列寧的人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崇尚西方的自由派以及公開的和隱蔽的持不同政見者，另一類則是原來的“體制內的人”，后一類人過去持肯定列寧和批判斯大林的觀點，而且他們一直是這樣宣傳的。政治形勢的變化促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覺醒”過來，變為既否定斯大林又否定列寧的“積極分子”。這樣的人不少，這里只講具有代表性的沃爾科戈諾夫。

　　沃爾科戈諾夫曾任蘇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上將軍銜，后主動要求擔任國防部軍事史研究所所長。蘇聯解體前夕當了葉利欽的軍事和安全顧問，并任接收包括政治局的“特別卷宗”在內的蘇共中央和克格勃檔案的委員會主席。他是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的傳記的作者。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關系問題上，他原來按照官方的要求，肯定列寧，批判斯大林。他的《斯大林：勝利與悲劇》一書就是用這樣的觀點寫的。他贊揚列寧，揭露斯大林，不過沒有把斯大林完全否定，既寫了勝利，又寫了悲劇。此書完成于1988年，這說明在這之前他沒有改變原來的看法。可是隨著蘇聯國內形勢的發展和他的地位的變化，他的觀點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他開始跟著潮流走，既批判斯大林，又批判列寧了。他在這之后寫的《列寧》一書中大講列寧反面品質，說他過于自信，一心想當領袖，兇狠和狡猾，追求的主要是權力等等，說他是恐怖和殺人的鼓吹者，渾身沾滿了鮮血，是一個“反人道的人”。在這之后沃爾科戈諾夫又寫了《五位領袖》，其中包括列寧、斯大林的傳記。列寧的一部分同樣是用否定的筆調寫的。而在關于斯大林的這一部分不再寫他與列寧的不同，而寫他們的一致了。書中說道，斯大林“精神上的父親”不是基督，而是列寧;不能不同意“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寧”這句話，說斯大林不僅是第一位領袖的“天才的學生”，而且是他的無可爭議的“繼承者”。書中還說道：“經過多少年后，變得完全清楚了，斯大林一直是‘今天的列寧’，他根本沒有想出新的東西，只是‘創造性地’、想盡各種方法應用和發展列寧的原理和思想，其中包括關于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斗爭、革命恐怖、共產黨壟斷、全面偵訊、單調的精神食糧、明確的‘戰時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等等。”[37]沃爾科戈諾夫在這樣寫時大概沒有想到，盡管他用的是批判否定和諷刺挖苦的語氣，但是卻寫出了斯大林與列寧之間比較符合實際的關系。

　　“改革”年代蘇聯知識界除了自由派外還有一個所謂的傳統派。傳統派，又叫鄉土派，主張弘揚俄羅斯民族精神和歷史文化傳統，反對和抵制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影響，提出俄羅斯應走自己的道路的口號。他們又自稱為愛國者，為過去祖國的強大而自豪。愛國者是一個龐雜的群體，其中有肯定十月革命和擁護社會主義的左派，又有反對革命和主張恢復沙皇制度的右派，前者被稱“紅色愛國者”，后者則被稱為“白色愛國者”。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都是強國論者。他們當中有人對斯大林也有許多不滿，但都承認斯大林領導人民把俄羅斯建成強大國家和取得衛國戰爭勝利的巨大功績。當他們看到昔日他們引以自豪的強大國家在對斯大林的一片咒罵聲中頃刻瓦解時，便紛紛站出來衛護斯大林，而且表現得相當熱情。他們把斯大林看成“偉大的強國論者”，說斯大林所建設強國客觀上是俄羅斯帝國的繼承者。傳統派中有的人把斯大林與列寧分割開來，強調他們之間的分歧，其中的“白色愛國者”更是把斯大林與列寧對立起來，肯定和贊揚斯大林，批判列寧的國際主義，稱頌斯大林的“民族主義”，激烈反對列寧在革命初年對教會和神職人員采取的強硬措施，贊揚斯大林四十年代后對教會采取寬容和信任的態度等等。

　　俄羅斯左派學者，其中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在研究斯大林和列寧的生平事業以及闡明兩者的關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他們發掘、收集和出版了斯大林未發表的著作和其他各種文獻，這有助于更加準確地了解和說明各種歷史事件以及斯大林和列寧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科索拉波夫等人所做的工作顯得最為突出。他們編輯出版了斯大林文集的第14卷到第18卷，其中第14卷到16卷又出了增訂第2版。現在可以說，斯大林的著作基本上已全部出齊了。再就是他們經過深入研究搞清了一些問題，揭穿了種種謊言和捏造，恢復了歷史真相。歷史學家葉梅利亞諾夫等人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左派學者們在批駁自由派和其他反社會主義勢力否定十月革命以及攻擊列寧和斯大林的種種謬論的同時，肯定了列寧和斯大林的歷史進步作用，澄清了有關他們兩人關系的許多事實。現在完全可以確認，斯大林自稱是列寧的學生和他的事業的繼承者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最后應當指出，盡管斯大林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功勞大，名望高，但是他始終稱自己是列寧的學生和繼承者，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以及謙虛謹慎、不追求名譽地位的高尚的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是十分珍貴的。可以說，他在這方面為后世樹立了榜樣。

　　[①] 見《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48頁。

　　[②] 轉引自《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2卷的注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8頁。

　　[③]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頁。

　　[④] 見《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1頁。

　　[⑤]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9～120頁。

　　[⑥] 見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奧爾馬出版社，2000年，第239～241頁。

　　[⑦] 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4～745頁。

　　[⑧]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6頁。

　　[⑨]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12期，第191頁。

　　[⑩]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12期，第192～193頁。

　　[11]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12期，第193頁。

　　[12] 《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12期，第196頁。

　　[13] 《斯大林文集》，第16卷，第1版，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253頁。

　　[14] 轉引自Ю.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通向權力之路》，維切出版社，2002年，第380頁。

　　[15]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4頁。

　　[16]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頁。

　　[17]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4頁。

　　[18]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95頁。

　　[19]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頁。

　　[20]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9頁。

　　[21]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2頁。

　　[22]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4～595頁。

　　[23]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頁。

　　[24]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頁。

　　[25]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2頁。

　　[26] 見《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3～144頁。

　　[27]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1頁。

　　[28]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8頁。

　　[29]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頁。

　　[30]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38頁。

　　[31]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頁。

　　[32]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頁。

　　[33]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頁。

　　[34] 見《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9期，第117頁。

　　[35]　見《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9期，第118頁。

　　[36] 《斯大林文集》，第17卷，北方王冠出版社，2004年，第633頁。

　　[37] Д.沃爾科戈諾夫：《五位領袖》，新聞出版社，1995年，第174～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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