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進京趕考，要考個好成績，決不能當李自成。”1949年3月，由西柏坡挺進北平前夕，毛澤東說的這句嚴肅的玩笑話，在紀錄片和回憶錄中被反反復復提及。對于李自成這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毛澤東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和特殊情結。從蘇區到延安再到北京，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拿李自成說事兒，他欽佩其革命精神，惋惜其功敗垂成，也擔憂自己領導的政黨重蹈覆轍。
1991年，江澤民在講話中提到“總結李闖王教訓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央文獻出版社重印此文，編者按語寫道：“推薦給肩負重任的高中級干部，希望它有助于提高全黨對‘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一命題的認識。”2004年，又逢農歷甲申年，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談到反腐敗時，建議每一位黨員干部認真細讀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2013年12月26日 ，在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這一天，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
每一屆領導人都要把這個反面教材拉出來曬一曬。李自成的典故，已成為中共話語體系中常講常新的政治寓言。
“李闖王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環境不許可”
1929年，經歷大革命失敗的中國共產黨發展起紅軍隊伍，其中70%以上的戰士是通過土地革命爭取到的農民，他們文化水平接近文盲，不乏幫會分子，聽不懂革命思想，講不通軍事理論。中共中央大部分領導認為，只有發展工人階級，才能克服紅軍“農民化”。時任紅四軍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堅信，農民化不是問題，農民最具革命性。但他清醒地知道，如果不對“農民軍”進行無產階級思想教育，不建立穩定的革命根據地，紅軍最終將走上造反流寇的老路。
紅四軍在游擊戰中碰得頭破血流，毛澤東的建議卻始終沒有得到中共中央肯定，他不得已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后來又被陳毅、周恩來和李立三請回。1929年12月，紅四軍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毛澤東作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政治報告，他列舉了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盲動主義等幾大錯誤思想。其中有一段著名論述，直指李自成式的流寇主義：“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愿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群眾在一塊作艱苦的斗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現，極大地妨礙著紅軍去執行正確的任務，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為紅軍黨內思想斗爭的一個重要目標。”
毛澤東認識到，在交通和技術進步的今日，“農民起義”的舊式路線早已是幻想。他的意見當時還遠沒有在黨內達成共識，紅軍還將在漫長的征途上飽嘗流寇思想的危害。
《甲申三百年祭》引發輿論戰
1935年，毛澤東率領部隊到達陜北——李自成的故鄉，他們以這里為中心，逐漸開辟出廣大革命根據地。近十年生聚，中共隊伍壯大，并獲得了海內外越來越多的輿論支持。抗日戰爭接近勝利，將來的中國誰主沉浮，已是無法回避的問題。1943年，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全書十萬字，核心理念是只有國民黨和三民主義才能領導革命，實現中華民族復興。這種觀點為中共和左翼人士不能接受，他們開始在報刊上回擊。黃仁宇這樣形容：“兩黨領導人針鋒相對地以傳媒既作武器也為戰場地鏖戰。”
郭沫若的著名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1944年是農歷甲申年，三百年前的那個甲申年，明王朝覆滅，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軍建立政權，又迅速敗亡。這一系列歷史事件中有許多值得紀念和反思的元素，中共領導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準備辟專欄發表紀念文章，編輯找到郭沫若約稿。
20世紀40年代初，郭沫若迷上歷史劇創作，他把歷史戲劇和歷史研究結合起來，寫劇本同時寫史論文章，借古諷今，在進步人士中很受追捧。當時他偶然翻閱了乾隆年間的“禁書”《剿闖小史》，對李闖王身邊的智囊李巖產生濃厚興趣。書中說李巖提出了很多有益策略，幫助李自成獲得勝利，但大順朝建立后，李巖進諫不再起作用，反而遭奸人陷害被冤殺。其實，李巖此人是否存在是大有疑問的，但同為熱衷政治的知識分子，郭沫若對李巖有相惜之情，他堅信這是歷史上存在的真人，很想為他寫部歷史劇。他最終沒有寫出這部劇，而是應編輯之約寫了近兩萬字的史論文章《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于1944年3月10日脫稿，郭沫若修改后交給董必武審閱。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連載4天。4月，《群眾》雜志也刊載了一組紀念明王朝滅亡的文章，有柳亞子的《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贊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魯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風氣》等，配合《甲申三百年祭》，形成一股輿論風潮。
國民黨宣傳機構對郭沫若的文章反應激烈，《中央日報》很快發表了題為《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指責郭沫若“為匪張目”。社論說：“三百年前，蔓延于黃河流域及黃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為首領，于外患方亟之時，顛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結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國局面。”所謂“蔓延于黃河流域及黃河以北的流寇”，在外敵入侵時顛覆政府，影射之意昭然若揭。起草社論的是《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圣，國共兩大筆桿子對陣，一時引發轟動。
一則政治寓言的誕生與普及
從史學研究的眼光看，《甲申三百年祭》并無多少新穎觀點，學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有數篇文章重新評價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肯定其革命精神。在基本史實上，《甲申三百年祭》錯誤百出，郭沫若把江湖手抄本《剿闖小史》視為史料來源，把李巖、紅娘子、陳圓圓這些民間傳說中的人物當作確鑿歷史人物來寫，甚至把他們寫成決定李自成起義軍成敗的關鍵。郭沫若提出大量“假使”，以假設眼光看待歷史，也是一種不學術的以論帶史的寫法。
盡管《甲申三百年祭》遠不是一篇合乎治學規范的文章，但這不妨礙它引起毛澤東的興趣，并進而成為全黨整風文件。郭文的核心論題是明末政治腐敗導致國家傾覆和李巖的悲劇命運，正如國民黨宣傳機構所斥：意在“影射政府”。在整篇文章中，寫到李自成的段落只占很小一部分，然而這一部分是毛澤東真正關心的“文眼”，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勝利后的驕奢表現令他大感興趣。
1944年4月至5月間，毛澤東演講中談道：“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和各地解放區普遍印發，中共中央發布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和各級政治部組織學習《甲申三百年祭》，展開討論，對于閱讀能力差的同志，要給予解釋幫助其理解文章。
解放軍基層干部和戰士，對《甲申三百年祭》展開了運動式的學習，開討論會，寫對照檢查筆記。某宣傳大隊分隊長寫道：“我們現在還沒有進城，但是已經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總想吃得好一點，穿得好一點，還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說自己土氣，要是進了城，還能不被金錢、美女俘虜了去嗎?李自成起義軍的悲慘下場，真該我們警惕啊!”某大隊干事寫道：“我們還未進城，自居抗日功臣;將來若是進城，難保不像李自成。這面歷史鏡子要照，不照革命難成。”
老百姓也被發動起來，以觀看戲劇、話劇的形式學習《甲申三百年祭》，阿英寫了話劇《李闖王》，夏征農寫了話劇《甲申記》，馬少波寫了改良京劇《闖王進京》。這些劇本在革命根據地由文工團巡回演出。在當時的條件下，搭土臺子演古裝戲是很困難的，演員們想辦法租來服裝，用汽燈模仿火光，戰士和群眾看戲勁頭很足，往返幾十里看“闖王”是常事。這些劇目一直演到解放戰爭時期，淮海戰役結束后，華東野戰軍文工團演出了《李闖王》，劉伯承說：“戲寫得好，演得也好，破壞黨的政策，得了天下還會失掉天下。”
郭沫若后來說：“我沒有寫成的歷史劇，有人替我寫了。”《甲申三百年祭》引起的反響恐怕是郭沫若沒有料到的，毛澤東寫信給他說：”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毛澤東表示很羨慕郭沫若有時間寫出好文章，而自己在工作堆里沒有讀書鉆研機會。他還希望郭沫若能“大手筆”寫寫太平天國經驗，“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
李自成的故事就這樣成為解放區家喻戶曉的政治寓言，這則寓言隨著解放軍進北京、中共建立政權，進一步傳播至大江南北，并選入中學生課本，影響了幾代人。
“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
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作報告告誡共產黨人，進城后不要被“糖衣裹著的炮彈”擊倒。會后，中共中央遷移至北平，根據衛士李銀橋的回憶，臨行前，毛澤東與周恩來進行了那段“進京趕考不能當李自成”的著名對話。
1950年2月，毛澤東結束在蘇聯的馬拉松式訪問乘火車回國，途經東北，對老工業基地進行考察。東北局書記高崗一路部署高調接待，在沈陽安排了東北特產宴席，菜肴名貴，其中還有熊掌。據毛澤東衛士李家驥回憶，毛澤東在高崗陪同下走進餐廳，當場臉就沉下來，只吃了眼前的幾道菜，喝了幾口葡萄酒，就放下筷子開始吸煙。飯后毛澤東來到一樓會議室，閑談了一會兒，突然欠欠身子，嚴肅地說：“我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陽一看比哈爾濱還厲害。我和恩來不是為了吃喝，搞那么豐盛干什么?”說到這里他把吸完的煙頭往煙罐中一捻，憤憤地說：“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
劉宗敏是李自成手下大將，《甲申三百年祭》中寫道，劉宗敏入京后搜刮錢財，傳說還霸占吳三桂愛妾陳圓圓，造成吳三桂“沖冠一怒”，倒戈圍剿李自成。1950年，“東北王”高崗名聲在外，關于他生活上的奢侈也有傳聞。1954年，高饒事件爆發，毛澤東評價高崗“個人主義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國勝利后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面。”此時回首1950年關于李自成與劉宗敏的諷喻，顯得意味深長。
“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
1963年，一本名為《李自成》的長篇小說寄到了中南海。收件人毛澤東，寄件人是小說作者姚雪垠，很多年后姚雪垠才知道，他寄出的書不僅被毛澤東認真閱讀，還救了他一命。
20世紀40年代初，時年三十出頭的姚雪垠偶爾讀到一些明史材料，動了寫歷史小說的念頭，后來他查閱史料，撰寫了兩篇明史相關論文。1956年下半年，姚雪垠的寫作思路已經比較清晰，小說主人公逐漸鎖定為李自成，正要動筆，不料1957年他被打為“右派”。姚雪垠決定按原計劃開始創作，以小說作為自己生存的動力。他經常邊寫邊哭，不冀望生前能夠出版，只盼死后有人把他的稿子拿出來讀。
到1958年8月下放勞動之前，姚雪垠已寫完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部分。幸運的是，1961年，中宣部制定了《文藝八條》，重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求加強文藝界的團結。武漢市委主管文化工作的領導和中國青年出版社都給予姚雪垠極大支持，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得以順利出版。姚雪垠給許多關懷過他的領導寄了樣書，也給毛澤東寄了一本。
1966年7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南局代理書記王任重同志叫到身邊，囑咐說：“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兩冊。上冊我已經看了，寫得不錯。你趕快通知武漢市委，對他加以保護，讓他把書寫完。”當時戚本禹也在場。當天晚上，戚本禹對王任重說：“你不要聽他的(指毛澤東)!姚寫的《李白成》第一冊還可以，但寫到‘闖王進京’時，一定是反動的。”王任重未置可否，第二天還是打電話給中共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宋侃夫，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此后姚雪垠雖然下放勞動，但是沒有再受到嚴重沖擊。
姚雪垠回憶，1969年春天，牛鬼蛇神的同志中有人因他寫了《李自成》，閑談中向他大談《甲申三百年祭》的不朽價值。姚雪垠忍不住簡單說了不同看法，當即有一位同志聲色俱厲地批評：“郭老是黨中央委員，《甲申三百年祭》是毛主席肯定的，你有不同意見就是反黨!反黨!”
姚雪垠自述，當時擺在他面前一個重要問題是要不要跟著《甲申三百年祭》的見解走。身為一個“老右派”，“跟著走，是一條最輕松、最保險的道路”，然而考慮再三，他決定不走郭沫若的路。“郭沫若同志在寫這篇歷史論文時沒有認真地收集資料，僅僅憑著兩三種野史，也未對所提供的材料辨別真偽，甚至連文字也未細讀，就主觀地、隨心所欲地對重大的歷史問題作出論斷，所以這篇著作既宣傳了錯誤的歷史知識，當然也不可能正確地解釋歷史事變的規律和經驗教訓。”
1972年，武漢市委同意姚雪垠的請求，允許他從干校回武漢繼續創作《李自成》第二卷，但他的創作和出版仍然受到許多干擾，進度緩慢。1975年，姚雪垠已經六十五歲，深感時間緊迫，決定給毛澤東寫信獲取他的再度支持。他寫信給曾幫助他的原武漢市委書記宋一平，問宋一平有無辦法將信轉交給毛主席。宋一平聯系了胡喬木，胡喬木又請示了鄧小平，鄧小平表示他可以親自幫助轉信。宋一平告訴姚雪垠，有辦法轉信了，但信要用毛筆寫，字寫大一點，因為毛澤東當時的視力已經非常不佳。
1975年10月23日，胡喬木讀完姚雪垠的信后，附了一張便箋轉交毛澤東。上面寫道：“主席：送上長篇小說《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武漢寫給您的一封信。姚在信里說，這部小說他擬寫五卷約三百萬字，第一卷已改寫，第二卷已寫成近兩年，但還沒有地方出版，請求您能給予幫助。”
11月2日，毛澤東在胡喬木信的天頭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到五卷。”僅有一句話，卻效力極強，毛澤東把他對一個作家的支持，昭告了整個政治局。12月中旬，姚雪垠在有關方面安排下離開武漢，來到北京，住進中國青年出版社職工宿舍，遠離干擾專心寫作。1976年12月，83萬字的《李自成》第二卷出版，毛澤東剛剛去世，無緣看到新書。
在第二卷出版之前，姚雪垠給郭沫若寫信，附上了第一卷的前言，其中包含對李巖與劉宗敏的評價，與郭沫若意見不同。他寫道：“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這也算學生同老師爭鳴吧。”郭沫若在重病中回信說：“我完全贊同您的觀點。祝賀您的成功，感謝您改正了我的錯誤。”
1980年，郭沫若已經去世，姚雪垠發表長文評論《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末尾，姚雪垠寫道：“《甲申三百年祭》之所以能夠長期被視為史學方面的權威著作，是由于我國的‘特殊土壤’……對學術問題的評價，有時不是根據科學標準，而是根據某一領導人物的一句話;權位愈高，愈有發言權，而且一句話便成定論，被奉為真理。”而他相信：“生命長久的不是那些借古諷今的宣傳品，而是真正的歷史科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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