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對中華文明對秦文明壞的一面的過度宣揚，成為相當一部分成為知識分子普遍的認知，當然還有很多人覺得很困惑，很不能理解一個具有數千年歷史的民族， 它所創造的文明難道沒有優秀的方面值得我們繼承嗎?我們既不可能把自己頭發拔起來，離開這塊土地，也不可能到外星去吧?那么我們就要實實在在的來自我反省 我們文明的健康點到底在哪里?我們是不是一個爛透了的文明形態。我們都知道西方人從十字軍東征以后，慢慢形成了文藝復興思潮，并進入了啟蒙運動時代，而兩 者作為誘發因素來講，某種意義上起源于十字軍東征，是對東方文明的向往，或者受到的啟迪，這個東方基本不包括中國，主要指的是當今的西亞北非等中東地區， 但是他們更多對文藝復興的反思是中世紀漸漸成為一種無所謂的時代，所以文藝復興的一個最大的思考方向最重要一點就是越過一千多年的中世紀，直接和古羅馬古 希臘文明對接，并從中汲取陽光健康的營養。這種思潮在幾百年的流淌中，彌漫中，終于誕生了啟蒙運動而啟蒙運動又伴隨著生產力的改變，所以它對最新的革命有 了貢獻，所以醞釀出來資本主義三權分立的制度，于是資本主義革命爆發了，這次世界聞名的大轉折，足以給我們中華文明提供一個大的參考，我們是否一定要拘泥 于我們認為清末的中國文明還是中國文明的激進狀態?我們必須打開我們的精神空間，認真去審視中國文明的整體，發現我們的健康時段，以健康時段作文我們民族 陽光健康的歷史根基。
從而在這個陽光健康的基礎上重整我們的文明，來重建我們的文明，我認為這個 審視中華文明的角度和視野是我們這個時代非常需要的。那么在我們民族如此長的歷史長河中，哪一個時段是我們健康陽光的時段呢?就是春秋戰國秦帝國這三個時 期，這三大時段算起來有600年左右，問題是這三大時段在中國所有時段的史書上是貶低的，挖苦的，否定的，不僅僅是秦，從司馬遷的《史記》可以看起，歷代 史書最后涉及總體評點的部分，全部是總春秋以后禮崩樂壞，戰國是多么壞，秦更是多么壞，然后自漢以來如何如何，重新進入好的輪回，基本上，對我們的三大時 代全部否定，在現在已知的歷史常識，在我們已知的資料得出的結論是，春秋戰國，是我們觀點林立的時代，是我們思想爆炸的時代，是我們陽光政治的時代，是我 們豪邁奔放的時代，所有這些，健康，陽光的東西，都是在那個時代迸發出來的，最高的戰爭水平，包括最偉大的農業技術，包跨各個階段的最高層，古典社會的最 高峰，
包括我們所追究的成語，十之六七都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呢么在這么強力的證據 上，我們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二十四史里對春秋戰國，秦帝國全面的否定和貶低呢?所以扭曲的三大時代實際上把我們歷史上最健康，最陽光的三大時代打入了黑牢， 那么從此之后的歷史上，再也沒有一個陽光，英雄的時代值得我們去訴說，值得我們去向外界敘述，我們所說的都是自西周以來，王道禮制的這一套沉悶保守腐朽的 東西，所以發覺這些歷史中積極，健康，多元的東西，自改革開放八十年代以來，社會就有了某種共識和涌動，當然的出來的結論是不一樣的，黃色文明落后論，中 國文明醬缸論，西方價值理念崇拜等等，那么讓我們真正進入歷史，真正展現一下那個時代。
在五千多年的歷史里，如果選取一個時期做最好的歷史平臺，那便是春秋戰國秦這六百年左右的歷史。原因在于，這個時期是大創造、大變革、大轉折時期，從分治時代進入到統一時代，在文明、文化、政治等領域都達到了高峰。
比如說政治領域，那個時代是陽光政治最典型的時代，政治透明。管仲在《韓非 子》里說“言于室，滿于室;言于堂，滿于堂：是謂天下王”，意思是政治家在屋子里說話，要讓滿屋子的人聽見，在廳堂里說話，也要讓所有人聽見，越公開越 好，不要私下嘰里咕嚕。那時也是陽謀政治最充分的時代，布衣士子能做到“合則留，不合則去”，我對國王建言，你接受了，我就是你的治國大臣，你不接受，我 就到別國去了，很自由。
我的歷史觀可以概括為歷史實踐主義，用歷史實踐作為評判真理的唯一標尺，衡 量一個時代有沒有成就，有沒有文明地位，就看歷史實踐表現出來的結果如何，而非看任何典籍的說法如何。以秦朝為例，統一了六國，創建了統一文明，展開了統 一度量衡等一系列具體舉措，留下了一個千古不變的生存框架，這就是最大的成就。歷史如何評判甚至扭曲、妖魔化，都是沒有意義的。
這就要說到司馬遷的歷史觀了。他的歷史觀很迂腐，是一種春秋史觀，效法孔子的春秋筆法，用春秋道義的理念來評判歷史、記錄歷史，發揮影響兩千多年。我的史觀，是以歷史實踐為根基，而不是以經典理論的評判為根基，這是最大的區別。
在我之前，也有史學家提出過“原生文明”這樣的說法，認為就是土生土長的意 思，沒有理論上的分析和概括，而我則把“原生文明”理論化了。在我看來，任何一個民族在整個成長過程中，都有一個文明形成、沉積、升華、積累、總結、穩定 并且以最高的形態去表現的時期;這個時期過去之后，文明得以成形，進入傳承過程。比如中國，就我們的統一文明而言，春秋戰國秦三大時代就是統一文明的正 源，意思是說，春秋戰國秦就是我們的原生文明，我們的文明在這個時期成形、穩定下來了，在秦朝時最終定型，成為統一文明。從漢開始，中國文明進入了復制的 歷史。
我的寫作有支撐力的話，還是因為一種現實力量的驅使。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價 值觀崩潰，我們的文明走過了五千年，到了面臨最嚴重的危機的時候了。我一直強調這一點，我們國家經歷了很多危亡時刻，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文明喪失過信心，但 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們對自己的文明產生了自我迷失，不再有信心，覺得和西方人比起來不具優勢，要照搬西方社會結構模式，好像我們的文明真的要衰 亡了。這是最大的社會危機，是來自自我的危機。
我對這種社會危機的認識相對清醒、相對自覺，這種危機狀態必須加以克服，我 們要從歷史傳統去尋找信心，這支撐了我的寫作。未來沒有成為現實，不能空想，我們要恢復信心，就得回到歷史，看我們的祖先趟過怎樣的高山大川，經歷過怎樣 的危亡、危機，而順利度過來了。要知道，今天的危機并不比過去的危機嚴重多少，我們為什么沒有信心了呢?這個理念要傳達給社會，由歷史的事實反映出來，就 得通過作品來實現。也就是在這一理念的支撐下，我寫了《大秦帝國》。
?。?ldquo;中國崛起”也好，“中國模式”也好，都是對當下現實的一種思考和表達。 從為復興中華民族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有共同點，但并不是說我提出中國原生文明的理念，是為了契合這些。我的理念是為民族尋找一種信心的根基，以這個根基為 健康的平臺往前融合發展，在理念上來說，對比“中國模式”“中國崛起”，這屬于另外的問題。這是不是“殊途”都可以討論。如果殊途同歸的話，那是最好吧。
從我尋找、理清信心的根基這個邏輯思維的角度來說，可以提出新的目標，就是重建中國文明;他們不研究歷史，只立足現實，提出“中國模式”等，可能也會提出未來的目標。
大平臺指中國的國情。很多時候，我們崇尚西方，但往往沒有考慮在國情的基礎 上如何實現自己的目標，提不出什么操作手段，而我說的“平臺”是指歷史平臺，把歷史平臺清理好，力爭讓所有的先進理念能夠落腳，讓社會達成共識——我們文 明的正源在哪里、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什么，還有當代合理的制度，包括西方的制度——讓這些在歷史平臺上繼續往前延伸。這樣一來，我們的社會就是在文明的根 基上生長起來的。
他們覺得我不對很正常啊，我也覺得他們不對呢……這是受到了司馬遷那種歷史 觀的影響，不符合現代的基本理念，比如評價人物的時候，凡是明哲保身、逃避國家責任的人都被司馬遷贊揚為最高境界，一些為國家負責任的人卻被批評。評判任 何一個朝代的政權及其文明地位，都看死了多少人，是否施行仁政。這種絕對人道主義，中國的史學、文學都有此傾向性。人道主義本身是好的，我也贊成，問題是 不能把它絕對化。
歷史細節的考證，依賴于你的閱讀量和你的知識積累。這里也包含一種歷史的推 理和發現能力，很多事，一般人不會發現什么，讀過去就讀過去了，但是我能發現它，我讀的歷史典籍較多，還包括大量的實用典籍如《水經注》《夢溪筆談》《天 工開物》等。這些實用典籍歷史學家很少讀，我不但讀，還把它們作為經常使用的工具，因為這些典籍包含很多歷史細節。在細節層面，不能靠想象，而靠閱讀、考 證。我覺得，《大秦帝國》在注意細節上做到了最嚴格的程度。
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是專制主義嗎
秦帝國創建中央集權制，是發生在多元分治時代的革命性事變。
戰國時代，多元分治已經發展到空前嚴重的程度。也就是在這樣的時刻，歷史開 始出現了內在的轉折——華夏世界在兼并融合中發展為七大板塊結構，這就是七大戰國的裂土分治。這一過程表現出鮮明的歷史趨勢——強力融合，多極簡化，走向 統一。所以如此，根本性的原因是：歷經五百余年諸侯分治的震蕩，多元裂土的種種致命弊端，都已經徹底無遺地充分暴露出來;對多元分治的危害，當時的華夏世 界已經有了痛切透徹的感知，有了深刻理性的思考。
天下向一，因此而成為歷史的大潮。
當此轉折，秦帝國實現了歷史大潮的指向目標，既統一了中國的疆域，又統一了 中國的文明。關于秦帝國的統一，歷來的提法只是籠統地說秦統一中國;對秦統一中國文明，則沒有自覺的歷史定位。我的文明價值理念，將秦的統一歸整為兩個基 本方面：一是秦統一了中國的疆域，二是秦統一了中國文明。疆域統一，是硬件統一，同一時代的羅馬帝國也做到了。文明統一，是軟件統一，同時代的羅馬帝國根 本沒有意識。在這兩個統一中，秦統一中國文明是根本。
關于秦統一中國文明的價值判斷，軸心所在是秦帝國政權的性質。
激情批評者們認為：秦帝國政權是專制主義，是沒有文明價值的，是必須否定的?！洞笄氐蹏贩堑隙ㄇ氐蹏膶Ｖ浦髁x政權，且過度抬高，這是對專制主義的頌揚。網絡批評的極端語言是：《大秦帝國》為法西斯主義唱贊歌。
明確地說，這種激情批評，我不能認同。
專制主義理論，是一種舶來理論。以此解釋并評判中國的古典政治文明史，導致 了中國文明價值評判的極大混亂。客觀地說，自從西方政治理論體系傳入中國，并構成中國近現代人文理論體系的基礎框架之后，西方政治學說與中國歷史現實之 間，就一直存在著內在錯位的巨大缺失。所謂內在錯位，其實際表現是這樣一種現象：運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的歷史發展，或分析中國的社會現實，總是很難接近真 相，更談不上揭示實質;無論是西方理論家，還是中國的西方理念信奉者，他們對中國歷史的評判，對中國現實的預測，基本上都是脫離實際的，都是不得要領的。 西方人對中國問題的“測不準”現象，自近代史以來，已經越來越成為普遍事實;其直接原因，就是這種內在的錯位缺失。
這里的根本原因，則是更為深刻的文明整體評判的錯位。
什么是文明整體評判的錯位?就是西方學說對中國文明的整體評判，是西方文明 本位，而僅僅將中國文明看做一種具有局部特殊性的文明現象。這就是最大的錯位。因為，中國文明是一種獨立的文明形態，其民族生存方式，其社會生活方式，其 價值觀念體系，其以文字為核心的所有的文化呈現形式，等等基本方面，都與西方文明有著另一元的整體特質;中國文明，絕不是基本面同一于西方文明而只具有局 部特殊性的東方文明。全面而客觀的文明評判立場，應該是多元本位，將中國文明看做整體上的一種獨立文明形態，以中國文明價值觀分析中國，而不是以西方文明 價值觀分析中國，才能真實地理解中國。果真如此，諸多四不像式的研究結論，至少可以大大減少。
由于這種文明評判的整體錯位，西方人針對中國歷史作出的分析與評判，基本上 牛頭不對馬嘴。西方政治學說被中國人硬生生搬來作為研究理念，則其成果絕大多數都遠離真相，都似是而非。關于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對于中國古典社會的政權性 質，西方理論家將大禹治水后開始的國家政權，一直到明清時代的國家政權，都一律籠統地定性為“東方專制主義”。如此囫圇化、簡單化的論斷，居然是西方理論 家的東方學名著。關于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以“封建社會”這個翻譯出來的范疇，去定性秦帝國之后的整個中國古典社會，其與歷史真實的距離之大，令人哭笑莫 名。
激情批評者們將秦帝國創建的中央集權制，定性為專制主義，也是上述囫圇評判 的例證之一。他們所依據的西方政治學說的簡單邏輯是：民主制之外的一切政權形式，都是專制主義;中國自大禹治水建立夏政權，一直到明清政權，都是專制主 義;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自然是鐵定的專制主義。
果真如此，人類國家時代的政治文明的發展，也太臉譜化了。
既然是依據西方政治學說，我們就先來看看西方人的權威說法。在《大不列顛百 科全書》中，對專制主義的定義是：“一種政治理論和實踐，指不受限制的中央集權和專制統治，特別是君主政體。這種制度的本質是，統治權不受任何其他機構 (無論是司法、立法、宗教、經濟或選舉機構)的監督。法國的路易十四對此作了最有名的解釋，他說‘朕即國家’。”之后，是對專制主義在近代歐洲表現形式的 分析，通篇沒有提到中國。依據這一定義，一個政權是否專制主義，其本質界限，不在于它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也不在于它是中央集權制還是另外形式的專制統 治，而在于這個政權是否“不受任何其他機構的監督”。顯然，這一定義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專制主義的本質。
根據這一定義，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似乎還有很大距離。
其一，秦帝國創建的中央集權制，是一個有監督制約的權力體系。
權力監督之一，秦帝國有“凡事皆有法式”的體系化的秦法，舉國上下有尊奉法制的傳統，執法之嚴明歷史罕見，始皇帝遠遠不能隨心所欲地決定一切。依據上述定義，這是來自司法、立法兩方面的監督。
權力監督之二，秦帝國中央權力系統中有專門的監察機構——御史大夫府。就地位說，它位列三公，幾乎與丞相同爵;就權力說，它享有監督皇室、稽查大臣的實際政務監督權，并非虛設。依據上述定義，這似乎還是列舉形式之外的一種國家權力監督。
權力監督之三，公議制度的監督。秦帝國時代，朝臣公議是一種議事制度。秦史 大家馬非百先生的《秦始皇帝傳》中，專門有“取消議事制度”一節。也就是說，秦帝國創制的前期，若干重大創意的推行，秦始皇都下令群臣公議;創制后期，則 因為議論“以古非今”而助長分封制復辟思潮，所以下令取消。以絕對精神的價值標尺說，無論以何種理由取消議事制度，都是專制主義的。但是，依據當時的歷史 實踐，為了維護新的政治文明，取締“以古非今”的制度根基，不能說沒有任何合理性;更不能因為議事制度的取消，就判定中央權力失去了所有的監督。
其二，秦帝國所創建的中央集權制，具有最為深厚的時代根基。
任何制度的創立，其是否具有歷史合理性，根基是其在多大程度上吸納了當時社 會的利益需求，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特定政治文明的內在需求。從社會利益的需求說，秦之中央集權制，是在五百余年裂土分治的歷史背景下創建的。五百余年的歷 史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同一文明根基的華夏世界的裂土分治，只能帶來深重的社會災難;除了分治時代的既得利益集團，廣大的社會意識對繼續保持分治狀態是深 惡痛絕的，要求治權統一，是最為主流的社會利益需求。
從政治文明的內在需求說，華夏政治哲學具有深厚的“尚一”理念。“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尚一理念的最經典表述。也就是說，中國族群的社會實踐價值觀，從來都是崇尚“事權歸一”的。民諺謂之，龍多主旱。由于生存環境的險 惡，華夏族群從遠古時代起，就有諸多族群結成一體，在統一號令下協力生存的傳統?？梢哉f，從黃帝炎帝時代最初創立族群最高聯盟政權開始，“尚一”理念，就 牢牢扎根于我們的文明基因了。及至春秋戰國五百余年分治，中國實際上進入了創造新的“尚一”形式的歷史道路，也就是說，從聯邦諸侯制的舊的松散“尚一”形 式，跨越到中央集權制的新的緊密化的“尚一”形式。這當然是政治文明的一次歷史性跨越。從根本上說，秦帝國統一中國疆域，創建中央集權制，是完全符合華夏 族群的政治文明價值觀的，并不是憑空飛躍的。
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有效地結束了華夏世界范圍內的區 域相互封鎖，有效地結束了分治時代的連綿戰爭，使華夏世界獲得了統一治權條件下的空前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基于強大歷史需求而產生的政體，這種已經被歷史 實踐證明其強大功效與偉大貢獻的政權形式，不是簡單地將其冠名為專制主義，便可以否定其文明史地位的。
其三，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與后世的皇權制是兩回事。
評判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文明，不能以后世的流變為根基，不能囫圇化。秦帝國之后百余年，漢武帝拋棄了華夏世界的多元文化傳統，建立了一元特質的意識形態，中央集權制由此埋下了蛻變的種子，漸漸走向了徹底板結。
這個板結過程是：皇權日益覆蓋全部中央權力，并漸漸以皇權制取代了秦帝國開 創的中央集權制。其具體表現是：以丞相府為首的中央政府系統的權力，日漸分解，日漸縮小;直至清代，丞相直接淪落為皇帝上書房的“行走”;監察系統與言官 系統的權力，也迅速縮小，迅速虛化;皇帝直轄獨斷的權力，則日漸增大;唐宋之后，皇帝權力已經接近于基本沒有限制，是為皇權制。這種不斷沉淪的變化，是歷 史的事實。這里的要害是，皇權制與秦帝國時代的中央集權制，不是一回事，不能歸結為一體作囫圇化評判。
從總體上說，秦帝國首創的中央集權制，是一種以皇帝為軸心的整個中央權力系 統行使最高治權的集權政體;西漢之后漸漸流變成的皇權制，則是皇權系統幾乎完全取代中央行政系統的決策權力，走向專制主義的趨勢明顯化。但是，我們不能因 此判定，中央集權制在創造階段就是專制主義。應當說，在遵奉法治的秦帝國時代，其中央集權制是具有巨大進步意義的政治文明創造。這是歷史實踐的展現過程， 不是任何理論評判所能改變的。
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不需要以西方學說定性。
中央集權制本身，就是一個定性秦帝國政權的最適當的范疇。
歷史的發展已經表明：古今中外的政權形式，不僅僅是專制與民主兩種形式，還 存在著許多形式的第三形態甚或第四形態的政權;它們既非民主制政權，也非專制主義政權;它們本身，就是一種具有獨立政治文明形態的政權形式。如果一定要用 民主與專制這樣的絕對標尺，劃分紛繁復雜的政治文明實踐，我們必然失之于簡單化囫圇化，無助于我們接近歷史與現實世界的真實性。
真理跨越一步，就是謬誤。雖然，中央集權制與君主制，是最可能產生專制主義 的兩種政權形式。但是，畢竟不能等同。否則，日本國有天皇制，英國有國王制，它們究竟是民主制政權，還是專制主義政權?從本質上說，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經實現了相對的制約平衡，無論從哪個時代的標準說，它與專制主義政權都不是一回事。
四對秦政秦皇的咒語已經被歷史實踐破解了
秦帝國暴政，秦始皇暴君，這兩句政治咒語，早已經失靈了。
失靈的根本原因，是歷史實踐的真相已經不斷被發掘出來。
秦帝國之后，秦政秦皇備受攻訐兩千余年。這其中，也包括了對秦政奠基者商鞅 與商鞅變法的攻訐。秦始皇是暴君，秦帝國是暴政;年深月久，終成咒語。鳥瞰兩千余年對秦政秦皇的攻訐史，其基本狀況是：攻訐言辭猛烈，事實舉證薄弱;唐代 之后，淪入基本不舉證而只管念叨咒語的模式，咒語初步練成;宋明清時代，秦皇與暴君等同，秦政與暴政等同，升級為可以無條件引用的歷史定式，咒語終于大 成。期間，偶有肯定秦皇秦政之異聲，會立即被咒語浪潮窒息淹沒。近代史以來救亡圖存，風雷激蕩，正面肯定秦政秦皇者不斷發聲，不斷突破，咒語開始失靈，暴 政暴君的定式開始流產。
及至當下，社會精神日趨多元，不再盲目追隨知識分子階層起舞。社會歷史意識 對秦政秦皇的評價，日漸趨于靜默，開始進入了真正的思索狀態。與此同時，對中國文明史已經開始了相對深入觀察的世界目光，也在越來越多的各種形式作品中， 將秦始皇作為中國古典文明的真實核心了;那種僅僅以儒家為坐標評判中國文明史的外國人，已經越來越少了。雖然，古老的政治咒語還遠遠沒有在中國遁跡。但 是，咒語信奉者們的用語已經日漸枯竭，理論已經日見蒼白，其攻訐水準已經遠遠落后于古代了。
兩千多年來，對秦政秦皇的攻訐，以西漢時期為最高水準。
雖然，西漢學者們列舉的基本事實，大都經不起歷史主義的分析。但是，他們畢 竟還自覺注意到了批評者的舉證責任。其后任何時期的攻訐，都因為不承擔舉證責任，不得不淪入咒語境地。頗有意思的是，兩千余年來，除了秦末六國貴族的政治 謊言，除了董仲舒等人臆斷式的批秦之論，除了焚書坑儒等幾則兩千余年不斷翻炒的案例，對秦政秦皇的攻訐，竟然一直未能出現系統展示歷史事實的真正有力的論 證篇章?？陀^地說，兩千余年的批秦作文，絕大部分論斷都是缺乏事實支持的。在他們的文章與言論中，既沒有田野發掘重大事實的支持，也沒有史書明載的基本事 實的系統舉證。
對于這個古老的問題，我愿提供一個論證方向，以資批評者考慮。
什么是暴政?當時的政治家們很清楚。商鞅的著名論斷是：殺人不為暴，賞人不 為仁者，國法明也。這就是說：依法處決罪犯，不是暴政;無視法律，濫殺無辜臣民，才是暴政。法律之外濫行賞賜，不是仁政;依法賞賜，才是仁政。這一論斷， 無論從歷史實踐看，還是從當代文明理念看，都是成立的，都是難以推翻的。但是，以某種當代法學理念，這一論斷潛藏著一個隱隱的縫隙——法有惡法、良法之 分;所謂惡法，就是將國家統治方式推向罪惡行為的法律;譬如希特勒的種族歧視法，導致了整個國家機器的種族滅絕罪行，就是惡法。如此理念之下，若能系統研 究秦法，大量舉證秦法的惡法律條，從基本方面證明：秦法是惡法，將秦帝國的統治方式與秦始皇本人的政治行為，推向了罪惡實踐，出現了若干數量的大屠殺，導 致了社會大倒退。倘能如此，無疑是暴政成立的最根本證據了。在此條件下，再去搜尋秦始皇的暴行，也許會容易一些。
至少，這是治學的正當路徑，其力量遠遠大于概念化批評。
這么多年來，我的研究領域總的來說有一個方向，就是研究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哪些是最優秀的傳統和根基，哪些是值得拋棄的地方。
《大秦帝國》是以藝術的方式，展現了我們民族在五千年文明中最輝煌的那一 段。成語也好，歷史故事也好，我們文明最強勢的根基都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奠定的。在我的作品中，講了前三千年歷史中，給我們奠定的歷史傳統有哪些。用意向性 的話來說，就是打開我們的精神空間，因為我們民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在整個世界上我們是唯一以主體民族延續的方式一直存在到現在的國家。
世界自有國家以來到現在已經有六千年左右的歷史，公元前四千多年，兩河流域 形成了國家，我們也是，公元前兩千多年由夏朝進入了國家時期。在六千多年的歷史里面，我們是唯一以國家形式、以主體民族不變的方式，在固有的領土上一直生 存到現在的國家。很多國家一次滅亡就徹底滅亡了，國家一滅亡，民族就消散了，再也找不見主體了。只有中國把國家政權的滅亡和民族文明的發展當作兩個不同的 重疊、不同的范疇，所以在中國，國家政權一代一代地滅亡，卻并不影響文明，所以中國雖然會改朝換代，但卻是正常形態的一個國家。
因為歷史很古老，所以中國人如何認識自己，世界如何認識中國，可以說在世界 文明研究史領域是最基本的問題之一。其中一個最大的方面，是中國人對自己的文明歷史不清楚。所謂不清楚不是事件不清楚，而是在歷史結構上不清楚，在核心價 值觀上不清楚。所謂歷史結構不清楚，就是不懂得我們國家的文明在五千年歷史中經過了哪幾個大的階段，每一個大的階段有什么樣的歷史特征。所謂核心價值觀念 不清楚，就是在主要的思想價值傳統的意義上，不了解我們的根基是什么。我們的問題事件、問題人物，各個時代累積起來，也就是我們的歷史意識已經積累下來 了，幾乎把我們的精神空間堆滿，如同一個古老的房子、古老的莊園，里面堆積滿了古老的東西，很多是過時的、報廢的、不能再用的，但是仍然堆積在這個莊園 里，所以要搞新的建設，未來文明的重建，我們首先要把我們的根基找出來，這個根基更多地表現在我們的歷史意識，表現在我們的精神形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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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中國現在提出和完成文明重建的任務，首先是要打開我們的精神空間。一 個民族的精神空間是什么，就是一個民族精神的容納程度、開放程度。表面上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改革是基本的方面之一，開放是另一個基本方面，但是這不 意味著我們的精神從深層根基里面順利進行了清理，不意味著我們內部的精神空間有相當大的自由余地。
我今天說打開精神空間這個話題，一方面是想說一下我們的精神空間里哪些是可 以報廢的舊東西。中國人最關心政治，而政治文明也是自有國家形態以來，一個民族最核心、最靈魂的部分。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的發展程度，是這個國家能夠真正走 向未來，以及國家能否重新振興的東西。而我們國家，很多舊的政治文明意識還保留在整個社會普遍的政治意識里，這就對政治改革帶來了很大的阻力。這些基本方 面要清理。
第一類屬于已經報廢的，比如君主制、宗法制、三綱五常、王道人治這些，都是 已經過時的，在那個時代曾經發揮過歷史作用，但是在現代文明情況下，它已經不能再起作用了。拿宗法制來說，從西周把它制度化以后，一直到清末，在中國社會 中它是最核心最穩定的社會政治制度之一。宗法制當初產生的意義，對我們民族文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個民族是否具有容納力，能否擺脫氏族這種權力的建制， 是遠古國家產生時一個巨大的歷史界標。而中國在很早時，從黃帝時代起，一直到三皇五帝的堯舜禹，一直到大禹治水，夏商周，這個時候中國用宗法制的理念，超 越了氏族制度，因為宗法制的基本點是王權大于族權，我們永遠要記住，它的歷史進步性就體現在這，王權一旦超越氏族，中國的民族就越來越大，為融合力、交流 能力以及容納民族的能力提供了一個政治基礎。但是宗法制在后來隨著歷史的推移，在幾千年之后，它就完全成了束縛我們精神和社會結構發展的一個枷鎖。所以已 經成為了需報廢的東西。
另外一部分是作為病態的一種傳統。從政治上來講，我們有一個最大的政治潛規 則，就是陰謀政治權。第一寫權謀，第二寫所謂三角戀，這是現在歷史劇的兩大特色，而這兩大特色恰恰是政治中的不良遺產。真正的政治陽光性，我們文明政治中 那些優秀的傳統，并沒有去表現。歷史劇你寫政治不好好寫，寫軍事也不好好寫，寫的是所謂的人物命運，所謂的人性，把人性簡單化為原理關系，把政治中的人性 簡單化為爭權奪利和陰謀論。實際上，我們中國古典政治最健康的時代在春秋戰國時代，主流是陽光政權。后來后世陰謀政治化越來越嚴重，全部成了陰謀政治、權 術政治的基本原則。
第二個是官僚政治、官僚主義，歷史上有太多太多。另外比如明哲保身，這在中 國政治里面成為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和追求。所謂急流勇退，官當到一定的地步，事做到一定的地步，你就要知道往后退步，這樣能全身而退能自保，這是中國道家 思想滲透我們政治生活以后出現的一個基本的所謂價值理念，這種理念從先秦時代就有，自然消退，弱勢，守弱理念，等等。司馬遷的史記里面也鮮明地表達了這種 理念，對凡是明哲保身、不敢替中國負責任的人，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但是從國家意識，從民族意識，從社會意識，從國家要求方面說，就是有負面的影響，所以 這種傳統也是我們政治中的灰色傳統。
另外一個就是中國政治上的強制言論。對言論管制，這在中國也是一個負面的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也是值得拋棄的。
還有，我們的意識中，忠臣是值得崇拜的。但只有春秋戰國的思想家提出過大忠 誤國。忠臣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或者叫叫做偏執的方面，他是以人站隊，他不是以國家利益，以社會需要去選擇自己的政治立場，他是根據人，忠君，忠于領袖個 人，這叫忠。當然，在幾千年的歷史大潮里也有外犯入侵、國家興亡的時刻，很多人也是真正為國家，哪怕國君沒有了抵抗，我也要抵抗，這是對國家的忠誠。但是 更多的真正傳統力量表現出來的理念是忠于國君。在歷史上，只有在春秋戰國，法家提出來批判了這種意識。
另外，我們國家現在最需要法治，而我們國家的普遍意識，對法治確實是普遍的 無知、普遍的輕視。法治的意義是什么，就是國家對統治方式的選擇，對社會治理方式的選擇。我們國家這么多政法院校，這么多法院，上上下下，但是沒有人、或 者說很少有人在著作里面、在日常言行里面，能把這個法治準確使用。
上面說的，一種是報廢的傳統，一種是病態的傳統，還有一種真正稱得起純粹的 歷史垃圾的東西，我們更應該放棄，就是政治腐敗，比如任人唯親、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官黑勾結，等等，有些甚至成為官場潛規則，這影響著每一個人對政治的 認識，也影響著每一個政治官員對政治采取的對策。實際上，政治的腐敗性，任何時代都有，這些歷史垃圾在任何時代都是垃圾，任何時代都曾經強烈地反對過，現 在更應該反對。它不以正面價值的方式影響我們，他以墮落的方式來腐蝕我們的靈魂，這對于我們今天也是一個巨大的銹蝕作用，是在政治方面的不良遺產。
3
中國的思想文化領域也累積了很多不良的影響，這在我們每個人的言行里面，寫的散文、詩里面，在方方面面中表現出來。
中國人精神狀態中的保守主義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中國的保守主義最大的思想基 礎、思想體系就是儒家，《大秦帝國》對儒家寫了很多，因為我認為要澄清中國文明問題有兩個最基本的軸心，第一是對秦的評價，始皇帝也好，秦帝國也好，是對 秦文明地位的評價。第二個對儒家的評價。我們從西漢以來到現在，兩千多年，我們的歷史意識中最基本的爭論的問題也是這兩個，一個是否定秦，一個是獨尊儒。
我們有一個基本立場現在需要澄清，儒家是我們的保守主義體系，但是儒家也是 我們百家思想里面的一個，我們反對儒家，只是在獨尊意義上反對，不是在多元意義上反對儒家，它不能成為神，不能說我們把其他百家、把多元化傳統拋棄了，只 把儒家留下來作為獨尊，這對我們思想源流的干涸帶來了極大的嚴重影響。就是說，我們的歷史文化根基本來就是多元化的。在一個多元化的國家和民族有多元化的 思想體系存在的情況下，保守主義才有歷史價值。如果把多元化取消了，保守主義本身就成為全負面的東西。
當然，我們可以說兩千多年來，雖然一直獨尊儒家，但是儒家遠遠沒有泯滅我們 在前三千年里面奠定的強大的傳統，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里，雖然我們的文明發展從大趨勢上說是一步一步跌落，但是每當國破家亡的時候，我們在前三千年奠定的傳 統，那些優秀的陽光的價值，始終在我們民族的血液里奔騰，所以一旦國家出現危難的時候，沒人想儒家，沒人以儒家的價值觀和理論去指導，都是熱血地去挽救國 家，救亡圖存。所以雖然獨尊儒家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但是它并沒有全部銹蝕我們的精神根基。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說對儒家的評價就可以輕視，儒家 的保守主義對我們國家帶來的影響確實非常大，尤其在我們中國文化階層里。
所以我們對儒家的評判，只是基于反對獨尊的意義上我們去評判儒家，我們不主張打倒儒家，也不主張取締儒家，事實上作為這種確實有過歷史價值，而且有很多個人修身理念、倫理觀念，在我們民族中也可以重新發掘出有價值的東西。我們就 是在思想體系上不能把它當作中國文明的唯一一類，我們的代表是綜合性的一個結構體系，是百家體系，多元體系，儒家應該合理化地回到多元結構里去，而不應該 以孤零零的枯木樹樁立在那，所以說保守主義對我們最大的思想影響在這里，是我們民族在普遍的思想意識里面受到最大的一點負面的影響，我們應該清除它。
另外一個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虛無主義，具體說是道家理念的影響。道家思想的主要體現，就是虛無主義：第一守弱;第二，該隱晦的時候要隱晦。所謂虛無主義就是蔑視一切功業，什么建功立業、政績，這些東西永遠要剔除，把所有人的死亡看作同樣的沒有價值。
儒家在這方面比道家還要好一些。比如司馬遷有一句著名的話，毛澤東也用過， 人固有一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儒家的精神，是把人的死和價值性區分開來，你入世，你做出來一番事業和沒做出來一番事業，你在社會歷史的意義上和個 人生命的意義上是不同的，但是道家認為人最終都是要死，而且都是最后歸于無的，所以道家主張絕圣棄智。社會雖然有陰暗面，但是社會總體仍然是往前發展，所 以這一點對我們克服虛無主義，對于我們樹立一種正面、積極的、陽光的、健康的精神狀態特別重要，對于我們拓展生存空間也特別重要。假如說一個人以虛無主義 的精神理念統治了自己的思想，認為他的思想基調是悲涼的，那么他肯定是對現實采取否定的。
還有我們的學問之風，考試、應試學風、考據意識，等等，也嚴重影響中國學人 階層的學風。中國科舉制是古典文明中的重大貢獻，但是科舉制也對我們中國治學、修學、教育的傳統留下了非常不好的負面影響。中國人什么東西都是以考試為 準，這種風氣直到現在在大學教育中還非常流行。
最后一個問題，我們的精神空間要拓展，也應該重新整理，我們要認識到我們中 國文明中的陽光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比如說談到政治文明的陽光性，還有中國文明的生命力，我們一定不要喪失希望。我前面雖然談到中國文明中不好的那些傳 統，也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要深刻認識這些不良傳統、歷史垃圾的存在，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我們文明中那些真正優勢的東西，沒有被我們發現，沒有被我們 系統總結。我們現在要做這種工作，要認識到我們民族中的陽光性和生命力，年輕人要賦予對中國文明的信心。曾經有個英國的史學家說過，因為西方文明很衰弱， 要振興，主要的決定性因素在于西方人對自己的文明還有沒有信心。中國也是這樣，中國文明能否振興，民族能否振興，國家能否振興，就在于我們中國人自己對自 己的文明是否還有足夠強大的自信，這是我今天說的。
英國就有個史學家寫了一本《虛擬的歷史》，對世界歷史許多事情進行了推想假 設。虛擬歷史的意義在于展現歷史原本的邏輯可以延展到什么地方。我認為扶蘇如果順利繼位，中國文明肯定不是現在這樣。因為秦滅亡后，代替的是楚文化。秦在 文化意義上骨感更強，而楚文化肉感更強。如果秦朝接班順利，能讓秦文明有哪怕一百年的發展，中國完全不是現在的樣子。始皇帝在13年的時間內把文明盤點得 這么豐富，我相信秦在之后會更深刻地思考如何有限度地強大與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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