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3年“統計與政治”討論會上的發言，因篇幅較大，經過刪節之后刊于2014年第2期《開放時代》】
文革主要的政治現象是群眾運動，而且各個地區各個單位都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個相互對立的派別。我讀過三個版本的主流文革史，嚴家其的、金春明的、王年一的，這三本書讀完，你無論如何都無法分清到底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這三本書還特別突出文革中間的各種“惡”，特別是各種駭人聽聞的受迫害情節、受迫害數字、經濟損失數字。這三本文革史寫法有兩大特點：一是遮蔽掉文革中間的明確政治分野，二是強調各種“惡”，試圖給讀者建立起大數量的“惡”與一個含混的文革概念之間的因果聯系，這種文革史寫法應該不算偶然，而是可以檢驗出一種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前面談到大躍進大量人口數字確定的困難，實際上確定文革的相關數字的復雜和困難程度，還要大得多，大躍進時期還有一個高居于社會之上的政府機構，文革期間不僅政府喪失權威和調處能力，更為嚴重的是組成政府(或者革委會)的成員，不管是來自前造反派還是來自前當權派，都陷入了派性政治的泥坑。
我對武漢文革的研究主要通過口述史方式進行，以前試圖反映造反派、保守派和當權派，后來也只能舍棄保守派和當權派這兩個方面，這兩部分人很難接觸，接觸之后也很難讓他們敞開心扉講述自己親歷的歷史。我的口述史研究，到最后得到的主要是來自造反派方面的資料，用這些口述史資料認識文革，應該算是一副帶有造反派局限的“有色眼鏡”。不過，從造反派的有色眼鏡看文革，能夠看到很多主流文革史寫法中間忽略或者是“刪去”的重要方面：文革理論和政策設計與文革實踐之間的嚴重脫節，特別是當權派和保守派在文革期間的關鍵表現。這也還算是有一些特殊的優勢，可以很方便地把主流文革史遺漏的關鍵部分重新找回來，拼出了一幅更為完整的文革畫圖，在這樣一幅畫圖中間，能夠識別出大部分“受迫害”事件的“加害人”。
一、 文革的實踐層次：群眾運動與政治博弈的七個回合
歷史的悲喜劇也許還是應該用當時的臺詞來描述，才會更準確一些，所以，我使用造反派同意的“鎮壓”“反抗”和“當權派”等詞匯來表述武漢的文革政治博弈過程，同時，為了方便，也初步做出文革派、反文革派和非文革派的區分，這個初步的區分有助于說清楚文革期間不同政治力量和社會群體的態度及分野。就武漢造反派的親歷而言，他們大多數人承認“十年文革”的提法。在這十年中間文革派力量和反文革派的力量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和過程，我傾向于選用“政治博弈”的概念，但是，造反派非常強調自己的弱勢，不同意我用“博弈”和“回合”的概念，認為力量對比極度不均衡條件下，這兩個詞匯都不準確。在造反派眼里，文革十年中間始終存在著反文革派的優勢力量及其野蠻的鎮壓活動，整個文革十年是由反文革派的八輪“鎮壓”和造反派的六輪“反抗”構成的，自己才是文革中受受迫害最為深重的群體，他們是全國人民中最凄慘的人，甚至在1976年之后這個鎮壓不僅沒有停止反而還升級了。
從文革開始到文革結束，在底層文革派的有色眼鏡里面，有一個好處：可以看到非常強大的反文革派力量是如何起作用的——這就是當時絕大多數當權派和保守派的強勢組合，而這個強勢組合的巨大力量及其表現恰好是主流文革史所遺漏的。在“刪去”了強勢群體的表現之后，各種迫害行為就變成了沒有“加害人”的受迫害敘事;同時也只有“刪去”了強勢群體表現之后，這樣的文革史才能夠支持那個著名的文革概念“一個人發動十幾個人利用上億人被愚弄”。經過底層文革派的有色眼鏡，可以把在主流文革史里面遮蔽掉的、刪除的力量及其表現，在口述史再現歷史現場里面找回來。
武漢文革十年期間的“八輪鎮壓”和“六輪反抗”具體過程是：
第一輪鎮壓是“工作組鎮壓期”，1966年6-8月各地省市委派出工作組進入大中學校發動群眾運動，普通的學生參與政治，絕大多數是響應這種“面對面”的發動之后才參與的。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組和武漢水院的黨委一起聯合召開大會，要求學生必須寫大字報，說“寫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寫和不寫是態度問題。”在學生貼出大字報之后，工作組和黨委秘密召開學生干部、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參加的“左派會議”，讓這些人去搜集學生的言論預備在運動后期“定右派”。與此同時，工廠中間的“四清運動”繼續進行，武漢重型機床廠的工作隊把朱鴻霞、劉傳福、李向陽三個工人(該廠有一個13人的非專職的工人寫作組，這三人都是寫作者成員)打成“三家村”，后來朱成為“鋼工總”一號勤務員，劉則成為宣傳部長。正是在工作組指導下在群眾中間“抓壞人”的運動方法，在群眾中間造成了“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的明確分野和對立，前者是受到工作組和黨委支持的“多數派”(后來公開建立組織成為保守派)，后者及其同情者構成“少數派”(后來建立組織成為造反派)，文革底層運動中間的兩派，以及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對立內容，都是當權派通過“面對面”的發動造就出來的。
根據當時不完全的統計資料，1966年6至7月，由省、市委工作隊在21個單位的學生、工人、知識分子和干部中“橫掃牛鬼蛇神”，以“三家村”、“右派分子”、“資產階級黑幫”和“反對和破壞文革罪”被槍斃的1人，死緩的1人，無期徒刑的1人，判15年徒刑的1人，被逼自殺的6人，自盡致殘1人，受到紀律處分的112人，打成黑幫、右派、三家村批斗、游斗的1081人、被捕400余人(其中學生159人)，共計1608人蒙冤受害。1966年8月24日省、市委指揮的武漢地區的官辦紅衛兵，掀起的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的第二次“革命行動”中，先是改路名，對老字號商店門牌又砸又換，隨后，凡是他們認為的“牛鬼蛇神”、“反動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和“資產階級右派”，都采取批斗、抄家、掛牌戴高帽、游街、剪褲子和剃陰陽頭等“革命行動”，七天功夫，被抄家的21000多戶，抄得黃金110斤，白銀1800斤，銀元26萬7千塊，現金與存析440萬，導致自殺112起，被恐嚇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其實，這個時期受到迫害的人士，都還沒有介入到文革運動中間來，從后來的演變看，被抄家被游斗的“黑五類”都是文革運動的圍觀人士，是標準的“非文革派”，而在運動初期挨整的學生和工人中間，只有一部分出身比較好的人士后來參與“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并著手組織造反派，成為十年文革期間底層文革派的骨干分子，這一部分人算是“準文革派”——在自己明確參與文革之前就已經受到過政治打擊，武漢許多造反派頭頭都有這個共同經歷。
第一輪反抗是1966年8月-1967年1月底批評工作組和省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早起工作組或者黨委領導運動，在群眾中間進行“左中右”排隊，選定打擊對象之后，指使黨團員、學生干部和積極分子搜集“右派學生”的黑材料，這個搞法一開始，就有少數學生對這個運動的搞法不滿意，采取公開批評或者越級上訪告狀的方式進行反對，這種“反對力量”的存在，導致工作組和黨委更為嚴厲的打擊。北京進行了二十多天的“反干擾”，據后來統計，北京24所高校中間，有10211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和2591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武漢水院學生郭明正因為透露“左派會議”內容并明確不同意在學生中間抓右派，受到工作組和當權派的構陷，省委指示公安廳在群眾大會上公開逮捕他，打擊郭明正的背景是王任重根據北京的“反干擾”精神給湖北省委寫了一封信。根據后來造反派匯集的資料，在決策“反干擾”“抓右派”精神中間，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陳毅、李雪峰、胡克實等政府高官都是一致的，康生、陳伯達到七月中旬才在內部會議中間表示堅決反對，直到毛澤東回到北京的七月下旬，文革小組成員才公開出面支持批判工作組的少數派。如果沒有毛澤東和文革小組的支持，顯然，第一輪反抗就會迅速被鎮壓下去。
中央對于造反派的支持，就武漢地區而言，有兩個舉措的實際效果很大。一是周總理親自指派人民大學的學生為領隊、北師大為副領隊、北航的大部隊組成“南下造反大隊”到武漢，這個造反大隊到達武漢之后，把批判的矛頭對準省市委，其中最激進的學生提出“湖北省委是個大黑幫”，傅軍勝本人在張體學(當時任湖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接見時表示“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張對這個意見當面的表示是歡迎和接受，但是在背后，張體學說傅軍勝這個大個子“壞透了”。湖北省委還部署“驅趕南下一小撮”，省委這個決策是通過本地多數派群眾組織去執行的，方法是圍堵南下學生進行辯論，有些辯論連續進行幾十小時之久，不讓吃飯和休息，引發南下學生9月2-4日在省委門口舉行絕食進行抗議。二是1966年10月《紅旗》雜志十三期社論明確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此后，各地多數派學生面臨著“犯政治錯誤的危險”逐步趨于消極，而造反派學生普遍建立公開的組織并逐步掌握運動的主動權。
到了1966年冬天的時候，在全國高校中間造反派普遍由夏天的少數變成了多數。一方面是因為大學生的文化素質較高，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中間能夠發揮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為高校中間造反派的優勢地位，這兩大優勢使得文革期間大學生對于整個社會的政治影響力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許多地區的工人組織或者農民組織中間也是大學生在發揮領導作用，西安的“東派”和“西派”對立中間，西派的工人組織和農民組織力量很大，但這只是表面上的，東派編了個順口溜說“農民總會沒農民，里面坐著個‘西電臨’;工礦企業是空架，里面坐著個‘西工大’。”其他各地也是一樣，南京的兩派與南京大學內部的分裂和對立相關，武漢最大的“工人總部”組織勤務組作出的決定，湖北大學學生陳春茂一個人有時就可以推翻。上海王洪文等人敢于成立“工總司”這樣的造反派組織，與南下串聯的學生特別是包炮有很大關系，武漢造反派的組織化過程的加快也與南下學生有很大關系。
在中央支持學生建立組織的背景之下，各地工人也開始串聯并建立自己的組織，武漢的工人總部是11月10日建立的，與上海王洪文等人發起“工總司”的時間一致。如果說高校學生建立造反派組織還屬于政策容許和文革小組支持的話，工人超越政策容許范圍建立自己的造反派組織，則完全是工人中間政治反抗能量積聚后的產物，張春橋在現場決定支持“工總司”冒了一定的政治風險，而毛澤東表示支持也是一種事后追認工人組織這種與內在于社會群體中間的政治反抗能量相匹配的產物。
在第一輪的鎮壓和反抗中間，貫穿文革十年的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兩派力量都出場了，運動初期挨整的少數派后來建立組織稱為造反派，而運動初期緊跟工作組或者黨委整人的多數派，后來先于造反派建立起全市性的組織“大專院校紅衛兵”(1966年9月12日)，而造反派組織遲至10月26日才成立。而那些被抄家的黑五類，則是“非文革派”，無辜受害。為什么文革要按照“反右派”或者“打黑五類”的方法來搞，張體學在66年8月27日和30日省委常委會議上是這樣說的：“炮打司令部是打倒牛鬼蛇神，不是打倒省委。百分之五的右派比例要在全省平均算帳，不能在一個學校算的。”“對民主黨派資本家沖擊，這是不可怕的，把那些老寄生蟲狠觸動一下，狠嚇他一家伙，以后，再來保護他過關。”這代表了在毛澤東決策撤銷工作組并寫出“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之后，文革在中央層次已經明確要把批判矛頭向上指向當權派，而且在各地的基層，從前受到批判、斗爭的少數派，受到文革指導性文件《十六條》精神的鼓舞以及周總理等人公開支持，少數派逐步向有組織的力量過渡，各地高級官員面臨著上下兩個方向的壓力，張體學對于這兩個方面壓力采取了新的應付策略，省委所提出的策略主要是通過保守派組織實施的，有些來不及組織保守派的單位例如長航，是黨委讓保衛部門對“黑五類”和知識分子進行抄家和游街的。
第二輪鎮壓是1967年1月底-4月的“二月逆流鎮壓期”，1月底軍隊支左之后，首先抓捕軍內造反派數百人，然后宣布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工人總部”是反革命組織予以解散，抓捕全市、企業兩級造反派頭頭近500人。同時派出“軍訓團”壓制學生造反派組織整風，試圖壓垮學生造反派組織并扶持保守派組織起來。
第二輪反抗是1967年3-7月“反逆流”時期的“反軍亂軍”，針對武漢軍區支左后宣布“工人總部”是反革命組織及其后宣布的罪行，學生造反派組織很多調查組深入工廠調查，反駁軍區的“二一八嚴正聲明”。四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出來之后，學生造反派開始重新集結并游行示威;到五月中旬，一些中學生開始進行絕食斗爭，武漢三中要求釋放“工人總部”漢陽軋鋼廠工人頭頭夏邦銀，在漢陽公安局門口絕食，武漢一中的學生在“新公校”(公安局軍管會支持該校保守派武斗打傷大批造反派)絕食，然后大學生組織發起聲勢浩大的游行進行聲援和支持。五月中下旬的時候喊出“打倒武老譚”“為工總翻案”的口號，還有中學生貼出標語要“奪取陳再道的軍權”。5月27日武漢首次出現“百萬雄師”武斗殺死20中學生張昌森，晚上造反派組織在省委附近召開追悼會，悼詞題目就是“陳再道殺人”，把武漢軍區司令員看做是武斗的后臺。軍區支左辦公室設立了一個“制止武斗辦公室”，造反派給他們打電話，就直截了當地稱他們是“武斗辦公室”。
第三輪鎮壓是1967年夏天的“武斗鎮壓期”，1967年2月武漢市人武部系統成立以“武裝基干民兵”為核心的“紅武兵”組織，到5月16日正式又聯合其他保守派組織成立“百萬雄師聯絡站”。根據后來的審訊記錄，百萬雄師成立后“在東湖召集所有五十多個頭頭開了一整通宵的會，……原計劃分三步走：第一步搶占宣傳陣地，輿論壓倒對方;第二步組織集體亮相，進行全省全市的奪權;第三步橫掃‘牛鬼蛇神’。經過一夜的爭爭吵吵，最后他們決定把第三階段的任務提前，與第一階段同時并舉，即搶占宣傳陣地輿論壓倒對方，橫掃‘牛鬼蛇神’，交叉進行搞所謂集體亮相，進行奪權。他們的策略是先漢陽，后漢口，再武昌。在漢口先中山大道后解放大道，一條街一條街地對造反派的宣傳陣地進行打砸搶，什么三天掃平、一天掃平，計劃很多。”市委還派了辛甫、林立等六個干部作為百萬雄師的顧問小組。武漢軍區“六四公告”發出之后，肯定解散“工人總部”的大方向正確，六月八日，百萬雄師地制定了“反逆流緊急動員令”，此后，大規模的武斗陸續展開。到六月中旬，造反派認為漢陽是“敵占區”，漢口是“游擊區”(只剩下少數造反派據點)，武昌是“解放區”，這個局勢恰好與百萬雄師成立時作出的“掃平計劃”相吻合。到六月底的時候，漢陽各造反派力量比較大的單位，都已經被武力掃平，其中規模最大的武斗是6月24日攻打漢陽軋鋼廠，是役造反派死5人，傷數百人，武大學生古立盛、張朝陽被殺;6月16-19日在漢口中山大道民眾樂園路段，連續數日發生“紅武兵”武力攻打造反派宣傳據點，死20余人，傷數百人;6月24日攻打“工造總司”司令部，死23人(一說死28人)，女中學生朱慶芳被殘忍虐殺;6月26日”長辦聯司”被趕出單位，至此漢口也已經沒有造反派的安全據點了。大批被武力驅趕出單位的造反派頭頭和骨干，除了外逃北京上海之外，都躲進武昌的大學校園里面，水院最多的時候住了上萬人。在鄭州當權派與保守派聯手，明確提出要打垮造反派組織，希圖在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時讓中央找不到造反派，從而實現軍隊干部、當權派與保守派的三結合，這個意圖之所以被發現很偶然，1984年代鄭州在一個工程挖地基挖出前保守派頭頭楊某的日記，其中明確記載了保守派組織“十大總部”開會時的武斗計劃和目標。
從“百萬雄師”5月16日正式成立到7月24日最后一次攻打武漢體育學院，總共存在了68天，據不完全統計，68天里百萬雄師搞了70多場較大規模的武斗，殺死造反派近百人，殺傷數千人。“百萬雄師”這個組織基本上不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而是徹頭徹尾的武斗隊，其中真正參與攻打造反派據點的“紅武兵”組織，成員人數大約在一兩萬人左右。在2009年百萬雄師的頭頭和造反派頭頭的聚會中間，楊道遠問他們對造反派具體有什么意見，打得那么兇，百頭頭答不出來，楊說那就不是你們自己有什么看法，你們完全體現別人的意志，有百頭頭表示同意說他們自己是“皮影戲”。
第三輪反抗1967年夏天的“抗暴”時期，在造反派的單位和據點受到“紅武兵”武力攻打時期，造反派相應地成立了“抗暴指揮部”，試圖組織和調配力量進行有效的自衛。在這個時期的造反派內部，曾經對采取何種策略進行過辯論，最激進的主張是要“文攻武攻”，最消極的主張是“文攻武守”，中間派主張是“文攻武衛”(這個主張后來受到過江青的肯定)。總體上看，在進行“文攻”方面，造反派相對保守派和當權派有著巨大的優勢，“百萬雄師”公然殺人還到處進攻，這給武漢市民帶來極大的心理恐怖，相應地造反派就得到很大的輿論同情。當時造反派主編的報紙《長江日報》市場價格是每份四分，《百萬雄師》同樣紙型報紙每份價格只有兩分。6月26日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來電指責武漢軍區，要求停止“百萬雄師”對一些單位的圍攻。
第四輪鎮壓是1968年“清隊鎮壓期”，1968年2月，湖北省和武漢市革委會相繼成立，各個基層的廠礦企業或先或后都成立了革委會。省市兩級革委會中間，造反派占據常委以上的成員名額40%左右，基層的革委會中間造反派的比例更高。在1967年成立的革委會中間，造反派的分量就更重，甚至一些單位例如水院的革委會主任也由造反派學生充當。1968年夏天開始，武漢市革委會主任方銘提出“捅馬蜂窩”，把造反派從革委會內部趕出去。其實，要把造反派從革委會里邊緣化，不需要這種激烈的手段就能夠完成;就造反派的執政經驗而言，參與革委會多數是名譽性質的，并不足以在革委會內部發揮實質性作用，朱鴻霞(結合為省革委會副主任)編了個順口溜說自己是“開會主席臺，看戲前三排，電話一打轎車來。”至于決定大事情不僅參與能力不足，而且參與機會也很少。隨后，就是派出工宣隊、軍宣隊派進學校，1968年首批派出的工宣隊多數是造反派成員，目的是做學校兩派的團結工作，消除派性，1969年以后重新派的工宣隊從成員構成到目的都不一樣了。
第四輪反抗是1969年春天的“反復舊運動”，在1968年夏天還處于派性爭執的“鋼派”和“新派”，在胡厚民(工人總部二號勤務員，結合之后是省革委會常委)推動之下，多次上門向新派組織頭頭吳焱金等人做自我批評，對68年的“鋼新之爭”承認錯誤，最后鋼新兩派工人造反派頭頭聯合起來搞“反復舊運動”。作為反復舊動員令的著名大字報《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由鋼派頭頭朱鴻霞、李想玉和新派頭頭吳焱金共同署名。造反派的主要感受是“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革委會會議很少開，大多數干部逐步恢復職務，此外，“百萬雄師”等保守派組織趁機造輿論說他們從來沒有錯，他們支持的干部現在都出來了說明他們支持對了。造反派發起游行示威，最激進的部分還派出工作組進駐武漢市革委會。在九大之后，周總理親自出面把參加省市兩級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召集到北京，在京西賓館集中了二十多天，批評造反派有意見和問題不是通過革委會內部協商解決，而是通過群眾運動的形式，還試圖“把工代會凌駕于革委會之上”，隨后中央發出的“五二七指示”批評造反派居多，這個中央指示實際上部分地終止了“游行示威”的權利。
第五輪鎮壓1969年底-1972年的“清查五一六、北決揚反革命分子運動”，到了1969年之后，工宣隊成員就完全變成保守派，目的就是開展“清查北決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也基本上是1969年夏天之后，造反派在省市革委會內部已經不起作用了，派出工宣隊和軍宣隊完全由軍隊干部和結合的地方干部決定。1969年11月，在北京集中的“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湖北班”開班，把武漢市造反派頭頭和骨干1000多人集中到空軍學院，說是要批判派性搞好團結，結果在陳伯達的主導下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與此同時，省市區和企業層層辦“五不準學習班”(五不準一般是包括不準回家、不準對外聯絡等內容)，把造反派頭頭和骨干成員集中起來，由脫產的保守派成員做專職的“動力”進行“逼供信”，要求交代參加“五一六”的問題。這個運動的結果，幾乎全部造反派頭頭和骨干成員都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造反派1972-1974年連續多次向中央上訪，匯集的數字湖北省清出40多萬“北決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張體學(結合為省革委會副主任的老干部)曾經告訴造反派說是總共是60多萬。
據王力回憶說，中紀委官員告訴他全國共打了1000多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從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的結果看，這個運動是軍隊干部主持、老干部參加、以保守派為脫產“動力”搞“逼供信”，以造反派頭頭和骨干為清查對象，最后的結果是把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而且，這場運動不僅針對基層造反派，而且針對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哪怕是文革期間履行職務行為只要是有利于造反派的都統統受到追究，中央文革記者站派駐各地的大多數記者也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間受到迫害，因為他們在文革前期采寫運動情況并向中央反映各地真實情況，對于中央作出支持造反派的種種政策提供依據，所以，也被當權派和保守派合伙構陷。
第五輪反抗1973-1974年的“反潮流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因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中間，造反派在文革前期所做的一切都被說成反革命陰謀活動，受到無窮無盡的“逼供信”折磨，所以，這個時期最先提出的口號非常有針對性。1973年十大之后，首先提出口號“要四大不要五不準”“還我革命工代會”。批林批孔時期，武漢造反派有兩個層次的博弈：一部分參加了省市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被稱為“議會派”，這一群人參加省委在首義路招待所主持的座談會，面對面地跟省市委書記談判，要求為整造反派而制造的“冤假錯案”平反，另外一部分人堅持街頭斗爭被成為“反潮流派”，這派人除了在武漢街頭組織宣傳活動之后，還組織上百人的上訪團到北京上訪，曾經在京西賓館門口組織靜坐示威。經過造反派多次與省委協商，1974年“工人總部”二號頭頭胡厚民被放出來，出來之后提出“放(人)、平(反)、補(臺)、提(干)、納(新)”五字方針。
第六輪鎮壓是1975年的“治理整頓時期”，據當時的武漢市委書記王克文在回憶錄《丹心照玉宇》中間披露，他和省委書記趙辛初一起去北京找中央領導，這位領導給他30個抓人指標，他們回來之后在2月7日廣播了最后通牒，不等“反潮流派”有所反應，當天就出動警察抓人，其中的武齊華死在監獄里，他弟弟始終認為是被活活打死的。后來根據“把鬧事派一年調動三百五十六次”的高官講話，參加省市兩級革委會常委以上的造反派，都被流放農村勞動。
第六輪反抗是1976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敦促省委“轉彎子”。這個時期造反派成立“夏、謝、朱、李、吳、胡、顧”七人領導小組，提出“滾出去的要請回來”“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兩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等口號。胡厚民還兩次去找從前的保守派頭頭喻文斌，想要說服他一起參加運動，團結起來對付當權派，結果這個“團結”愿望受到很多造反派頭頭的批評，說他是“投降派”
第七輪鎮壓是1976年10月之后的“群眾專政”時期。粉碎“四人幫”之后，從前的保守派“百萬雄師”的一些頭頭和骨干，自發地地起來搞“群眾專政”——先是抓造反派頭頭進行游街批斗，還有一些人百萬雄師的頭頭在政府機構決策就抓捕一些造反派頭頭辦“五不準學習班”，要他們交代與“四人幫”勾結的問題。這個過程不是很長，不久就傳言鄧小平說“文革兩派都錯了”，“百萬雄師”很多人對此非常不服氣。到1977年11月底，所有被“群眾專政”的造反派頭頭和骨干，都被要求移交給公檢法機構或者本單位黨委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審查。
第八輪鎮壓是1977年11月底開始較為正式的“揭批查運動”，這個運動上面由胡耀邦擔任“兩案領導小組”領導，下面層層設立“揭批查”運動辦公室。在紀檢委主持的審查中間，仍然使用保守派成員當“專案組”成員，一個造反派曾經問過百萬雄師的專案組成員，你們參加審查積極搞逼供信，目的到底是為了什么?這個人老實回答說：我跟你以前根本都不認識，沒有任何個人恩怨，領導告訴我，搞完審查之后幫我提一級工資。紀檢委審查的造反派，絕大多數不是共產黨員，而且審查的進度很慢，武漢有的單位一直拖到1992年才給審查對象作出“文革期間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其中武漢被判刑的造反派頭頭，是等到中央審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案件之后才參照其量刑標準宣判的，全國多數省區的審判也都是在中央審判完成之后才進行的。目前知道浙江是例外，先于中央的審判步驟，把張永生、翁森鶴從重判處無期徒刑，經過兩次減刑之后，這兩個人都是坐滿了30年監獄于2005年假釋，假釋考驗期至2015年。
因為經受太多的打擊，造反派中間的骨干成員，到1976年也多數“非政治化”了。1976年春天武漢一中文革初期最積極的骨干，組織了一次游覽東湖的活動，在三十多個成員中間，大多數對未來人生的規劃都是要學好技術爭取提高技術級別，追求更高的收入，早期的政治熱情已經退潮了，大多數人完全生活化了，僅僅只有一個另類提到修正主義話題卻沒有得到多少響應。而且在造反派內部頭頭和普通群眾之間曾經也有很深的隔閡，一些中學生甚至說下一次文革就是要揭發批判那些造反派頭頭，因為，在很多普通造反派挨整的時候頭頭們在表面上還是副主任、常委什么的，至少表面上看起來還很風光，這跟自己的落難處境形成對照，并由此推測這些副主任常委也沒有為底層挨整的群眾說話。等到文革結束造反派頭頭被判重刑，底層造反派也或多或少挨整，這個時期又等于重新確立了新的政治陣線：頭頭挨整更多被視為為了多數人的政治活動承擔責任付出犧牲，舊有的認同又重新回歸。而且，更重要的重新確立對于對立派的判斷，有好幾個工人造反派對我說過：現在老保掌權，在造反派的語境里面，老保實際就是為了自己向上爬不惜一切整人的人，除了對領導拍馬屁職務沒有別的原則，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別人踩下去，重新把對立派視為政治墮落的代名詞并再次把這些人與毛澤東和周總理作出區分;原先有很多造反派在自己挨整的時候，對于毛澤東和周總理都不無怨言，我們挨整難道他們都不知道嗎?為什么一句話不說?在重新認識了對立面之后，這種怨恨情緒也極大地下降了。這意味著在很大程度上，有一個“再政治化”過程：重新審視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政治同盟。到目前為止，當年武漢的造反派頭頭和骨干中間，已經自負費用出版文革回憶錄將近20本，這個數字在全國省會城市中間應該也算是比較突出的，這些回憶錄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政治化的努力：除了為自己辯誣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幫助人們認識文革及其后的政治演化過程。
二、 政治迫害與文革派性政治的關系
就武漢的文革過程而言，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數確實非常多。需要指出的是，絕大多數“受迫害”是從屬于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政治博弈目標的，雙方受迫害人數的多寡與力量對比成正比，因為反文革派力量比較大，所以是造反派受迫害的人數比較多。
從政治上“受迫害”情況看，那些把自己的優勢地位視為當然的派別，更加不兼容對立派政治利益。反文革派的派性大于文革派的派性，換句話說，當權派和保守派對于造反派的政治利益的不兼容程度是最高的，這個強勢派別有一種“朕即國家、老子代表黨”的優越心態，批評我就是“反黨”。在造反派內部則是“老造反派”對于“新造反派”的政治利益兼容程度較差，這其實也與反文革派的不兼容程度高有內在一致性：老造反把造反時間早、冒著政治風險起來批判“資反路線”視為一種資本，有沒有“資本”作為一種標準，就成為一種選拔或者排斥的不兼容心態，這是一種“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的優勢心態。
文革期間的派性政治一個主要的表現就是不兼容別派的合法政治利益，而且在派性政治的背景下，那些為“派性斗爭”添磚加瓦的人士往往較快地獲得話語權和領導權，這成為派性政治難于解決的一大死結：任何為削減派性對立作出努力的人士在派別內部，都有可能被扣上“右傾投降”“老機”的帽子迅速邊緣化。在這樣的派性政治邏輯中間，很小的分歧往往發展為勢不兩立的爭斗，對于革委會席位的最大化愿望總是無法通過協商解決，最后總是發展到一派把另外一派打成反革命為止;武漢一月奪權之后的“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對立，七二〇事件之后的“鋼新之爭”，都是這樣一種基于革委會席位的派別斗爭。
在1966年8月和1968年清隊運動期間，確實也有許多“非文革派”受迫害現象，前期主要是“反文革派”為了轉移運動方向所致，這種政治迫害行為是最為墮落的，迫害造反派多少還體現為一種政治追求，而西糾在北京發出第三號第七號通令，把所謂的“黑五類”家庭趕出北京城則是完全毫無必要地傷害無辜。
除了文革時期特殊的政治博弈帶來的政治迫害之外，干部中間長期存在的山頭問題和宗派問題也一樣在文革期間起作用，文革初期拋出干部中間的弱勢群體以及與高層官員有矛盾的官員，就是這種常規權力斗爭的體現。成立革委會之后，軍隊干部揪住黨政干部的各種問題不放，導致解放干部的政策長期不能落實，也是這樣一種山頭主義邏輯起作用的。
在1967年一月奪權之后，造反派內部派別斗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爭奪革委會的席位：要在最大化本派席位的同時最小化別派的席位。為了實現席位競爭的目的，妖魔化別派頭頭的行為大行其道，武漢兩派之前沒有重大矛盾，派別沖突就是從席位競爭開始。最開始是“工造總司”說“工人總部”和“二司”的頭頭“修”了，這導致“工總”和“二司”撰寫了《二八聲明》進行反擊，反過來說“工造總司”是“半路殺出來的投機商”，“批判資反路線”的時候看不到人，奪權的時候就跑出來了，是“摘桃子”的。對于《二八聲明》的不同態度，導致“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對立，在軍隊支左后，毒草派中間的造反派一樣受壓，這樣，才又與二司聯合起來組織“抗暴指揮部”，但是，直到七二〇事件前夕，毒草派仍然堅持“工總”頭頭是“牛字號”(即牛鬼蛇神)，只同意“為廣大戰斗隊員平反”。
派性的存在和持續發酵，妨礙了對立派之間建立起互信機制，結果又誘發新的政治上的不兼容，導致各級革委會的難產，甚至革委會建立之后也很難確立必要的工作權威。在不兼容對立派政治利益的情況下，實際上沒有辦法建立起互信機制，最終又誘發了一種類似于“預防性戰爭”性質的頑固派性，這種派性的心態是：“我可以不掌權但是絕對不能讓你們掌權，你們一掌權我們就可能要挨整”。為了降低自己“挨整”的政治風險，所以，要預先采取行動不讓對方掌權，既然目的是不讓對立派掌權，就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反對對立派的頭頭乃至對立派推舉參加“三結合”的干部代表。一方面是為了本派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不讓對方的強勢人物掌權，昆明兩大派“八派”和“炮派”的表現最為典型，雙方都竭力丑化對方支持的“亮相干部”：八派支持的趙建民被炮派說成是“叛徒”，而炮派支持的秦基偉則被八派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秦的太太是重慶資本家的女兒)。由于這兩個人身上都富集了對立派賦予過多政治反對能量，中央在考慮云南革委會人選的時候，只好不選這兩個人。派性的存在成為文革期間最為重要的“現實”，為了規避派性可能帶來的問題，中央在作出政治選擇時充滿了各種策略和權宜之計，而無法按照事實或者政策來作出最佳選擇，這無疑加劇了當事人的不滿，秦基偉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間的不滿程度甚至還超過被指斥為叛徒的趙建民，畢竟趙建民支持八派是違背中央要求的，但秦基偉卻是按照中央要求支持炮派最后一樣沒有用他。
派性政治的邏輯在文革期間有著充分的表現，最后實際上成為推動文革運動走向的一大動力。在文革期間各個派別內部，始終存在著大量的積極分子去為派性能量最大化而添磚加瓦，最后使得任何派性斗爭只要一開始，就會自動地在各派內部積極分子的推動下迅速最大化，最終完全沒有辦法解決。清華兩派的分裂從1967年4月份開始，文斗了一年多，到1968年終于走向“百日武斗”，許多師生逃離清華校園。雙方爭辯的實質，被李李仕林等人概括為“兩派的斗爭不是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是偽裝成路線斗爭的派性斗爭”。無序的政治競爭在這個著名的高等學府制造出一個真正的“霍布斯叢林”，最后不得不派出工宣隊、軍宣隊去履行“利維坦”角色。積極參與制造“霍布斯叢林”的人，就這樣把自己淘汰出局了。
在武漢的八輪鎮壓和六輪反抗中間，按照加害人和受害人身份，各種政治迫害事件可以粗分為五類：
第一類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占據至少70%的比例，這類迫害數量最大，其中清查北決揚、五一六運動打出反革命分子約40萬人(造反派數字，張體學估計數字為60萬人)，此外文革初期工作組“抓右派”“打反革命”，1968年“清隊”運動期間都有造反派受到迫害，不過數量要少得多，在幾千數量級。
第二類迫害事件屬于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這大約占25%的數字，1966年8月省市委決策，并由中學保守派組織“特別行動委員會”(其頭頭是王任重的兒子王三寶)實施的抄家、破四舊運動，受害人數萬。在1968年“清隊運動期間”，也有一批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受到打擊，高校老教師在這個期間受迫害的現象特別嚴重(因為這些人大多數是解放前完成高等教育出身多屬于剝削階級家庭)，這也有上千這個數量級。西安的“紅色恐怖隊”和北京的“西糾”打擊“黑五類”就是這個性質的迫害事件，而武漢和其他地方打擊“黑五類”的做法是受了北京“西糾”通令的影響。
第三類是“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占大約4%，這是干部里面的山頭主義在文革期間發作的結果。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劉豐曾經公開講過“南下干部特務多，五師干部叛徒多，地下黨干部地頭蛇多。”軍隊干部掌權時期設立了很多秘密的專案審查這一大批干部，只有有一點點問題就揪住不放，使得干部解放問題長時間得不到順利解決，有一個湖北日報的老記者曾經與文革前市委書記宋侃夫“監護”在一起，老記者問宋書記怎么看文革，宋回答說：造反派群眾喊“打倒宋侃夫”都是假的，不起作用，只是毛主席要群眾起來批評批評干部而已，要是毛主席要打倒我們那就真的倒了，我相信主席不會這么辦的，不過，要是那些穿軍裝的人鐵心要打倒，那就真的起不來了。宋侃夫的這個說法是符合革委會成立之后的事實的，當時主要是軍隊干部掌權并決定如何審查和解放干部的。
第四類是大約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一月奪權之后“批斗老干部”，全市性和單位內部的批判，合計發生過幾千起;七二〇事件之后“揪斗”老干部和“百萬雄師”壞頭頭，也有上千起，還有上千名“百萬雄師”壞頭頭被扭送各個派出所。這些被扭送的壞頭頭，幾天之后因為沒有人管只好釋放出來，此外，還有中學生造反派報復打死保守派的惡性案例，全市大約5-6起。受過造反派批斗的高級干部，到了文革后一個人出一本回憶錄，訴說自己的不幸遭遇，很多人讀到這些回憶并由此形成自己對文革的印象。但是，受迫害最嚴重的群體，出版回憶錄的機會非常少(造反派在國內出版回憶錄的極少，目前只見過一例，黑龍江范正美的《秋夢追思》)。其實老干部群體在文革期間的遭際，只是文革政治迫害事件的極小比例，受迫害的程度也相對較輕，過于依賴這種回憶錄來認識文革，有可能極大地低估文革政治迫害的嚴重程度，對文革期間對立派別的派性和政治不兼容問題也會認識不足。
第五類占大約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這是造反派內部的派性競爭引起的，武漢的鋼派和新派組織之間曾經發生過武斗，最嚴重的是1968年5月3日“新中原武斗”，死傷十數人。
全國其他各地的情況，也大致與武漢的情況接近。
在各種政治迫害中間，清查北決揚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時最為惡劣的，受害人數最多，持續時間很長，遺留問題至今沒有解決。這個清查運動之所以特別惡劣，關鍵在于要把事實上不存在的五一六問題制造成為一個打擊造反派的借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惜投入海量的人力物力進行“逼供信”，實現以“口供”定罪的目的。為了打出上千萬的反革命分子，文革初期那種依靠積極分子的方法就不夠了，這個時候開始引入“脫產”的專案組成員，武漢稱之為“動力”，南京叫做“小分隊”，每一個重點審查對象往往要投入好幾個完全脫產“動力”(多數動力都是保守派成員)，這樣才能保證多數專案人員對單個審查對象的體力和精力優勢，輪流對審查對象進行逼供。這個持續數年的“清查”運動雖然實現了把造反派徹底整下去的目標，但是極大地損害黨和政府的威信。
還有兩種“干部喪失權力”情況，與通常的政治迫害在性質上有所不同，但涉及到的干部的絕大多數。一是1967年“一月奪權”之后，各省市地縣政權實際上“作廢”了，絕大多數干部因此喪失了權力和地位，這個原因不在于造反派或者其他的什么人，而是毛澤東針對干部“罷工”的局勢所下的決策——通過三結合的方式重新建立各級政權。此后新成立的各級革委會實際不承認從前的政權，革委會選用的官員數量不足從前黨委和政府官員總數的20%，這才導致大量“剩余”干部下干校。二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澤東通過一個人直接點名的方式，把那些鎮壓造反派最積極的軍隊干部指為“林彪死黨”，那些整人比較熱切的軍隊干部則指為“活黨”“上了林彪賊船”的人，其中一些人也喪失權力甚至被關押起來，這一次涉及的高官數量也有幾十人;然后就是“權歸政，兵歸營”，結束軍隊支左，大批軍隊干部退出革委會返回軍營。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革委會主任)曾思玉、十五軍軍長(武漢市革委會主任)方銘都被指為“上了賊船”，武漢軍區政委劉豐(省革委會副主任)被指為“死黨”關押秦城監獄十年，河南軍區的王新、成都軍區梁興初也同樣被指為“死黨”。這一次“死黨”的待遇比劉少奇還差，劉還有專案組審查他的歷史問題。這一次被指明為“死黨”，連審查的程序都沒有，我后來訪問劉豐的兒子，他告訴我說劉豐被抓進“秦城監獄”關了十年，沒有一個人來理他，出獄之后按照正師職待遇安置在江漢油田。
“一月奪權”之后重新建立各級政權的重大步驟，觸動了當權派群體的根本利益，最大化了官員的不滿，譚震林和陳毅等人在“二月逆流”中間說文革小組某些人和造反派“想要打倒整個老干部”，實際上是指桑罵槐，通過這種方式發泄對毛澤東本人的不滿，把各級政權作廢的決策，跟文革小組成員沒有關系，跟文革小組支持的基層造反派也沒有關系，而是毛澤東一個人針對干部罷工的形勢作出的決策。革委會成立之后，機構極度精簡導致對干部的需求過低，致使文革十年期間滯留干校或者賦閑的干部數量過大，得到“任職機會”而“解放”的干部數量只是少部分。從這個歷史背景出發，很多干部寫書說自己“被打倒”，這不是事實，但是“喪失權力并參加體力勞動”則是真實的。與今天的網絡詞匯“剩女”一樣，文革期間機構精簡帶來大量的“剩官”。
1971年周總理告訴斯諾，文革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員有六萬多人。現在大約有一萬人。”周總理還告訴斯諾：剩余的干部被送去五七干校，去干校并不是懲罰，而是一種例行的政治療法。這意味著中央政府級別，有80%以上的干部喪失了權力地位。武漢市革委會成立之初只結合了96名干部，后來又陸續調入一些，合計也不超過從前的20%。為了安置這些“多余”的干部，多在農村興辦“五七干校”，然后要求沒有“結合”的干部下放勞動。除了多余的干部之外，在職干部按照當時的要求也要輪流下干校勞動，毛澤東的小女兒李訥也一樣下過江西的干校并在干校里結婚生子。
此外，文革期間高校等文教機構，實際上有一段時間停辦或者停止業務，在1969年形勢緊張時期進行過“戰備疏散”，這些機構的成員，也一樣下到各地農村的干校里搞體力勞動，例如費孝通就曾經在湖北沙洋勞改農場舊址興辦的五七干校呆過一段，文化部下屬一些機構則在湖北咸寧向陽湖興辦了五七干校，錢鐘書等大家都在那里呆過。很多人寫回憶錄說自己“進牛棚”，其中少數人確實因為政治原因受到批判和管制，但多數人只是下干校干過體力勞動，沒有什么政治上的牽扯。
三、 從底層文革派的“有色眼鏡”看文革
就全國文革期間的群眾運動而言，研究者較多地關注了北京和上海的情況，其實這兩個地區的代表性很差，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這兩個地區的群眾運動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有著直接的聯系，這在全國其他各省區都是不存在的;二是這兩個地區的群眾運動過程相對單一，到1966年冬天以后保守派的活動就很不明顯了，這也是全國比較特殊的案例。
1、如何界定文革政治實踐的起始時間：造反派的造反行為與組織成立
無論上層的政策設計是怎么樣的，但是，作為文革不同于其他政治運動的首要特點是“群眾運動”，而且文革的群眾運動的首要特點還在于有一個獨立于黨政官員控制之外的造反派組織。如果以這個特點來看待文革的話，很顯然，造反派組織何時興起以及造反派組織何時開始其政治活動，就需要作為文革實踐的標志性事件來看待，以此而論，文革的實踐過程其起始時間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966年6月底(這個時候北京的高校里開始出現“驅趕工作組”的少數派力量);7月底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公開出席高校的群眾大會，為少數派平反，并支持他們批判工作組的錯誤路線;北京是9月7日成立“首都三司”這個全市性的學生造反派組織，武漢市是10月底才成立全市性學生造反派組織。11月初全國多個城市都出現工人造反派組織。1966年10月份開始出現全國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因此，就文革的實踐層次而言，開始時間不僅晚于《五一六通知》而且也與這個文革的第一個指導性文件沒有關系，這個文件是作為機密文件只下發到縣團級，普通群眾看不到;而且，造反派的造反行動也不是《人民日報》社論影響的結果，而是認為“反右派”這樣一種“整人”方式不正當并且不符合中央精神。從這個時間和事件的排列可以看出，文革中間底層文革派的力量形成過程，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也不是文革小組從外部操縱的，而是對于當權派與保守派合作整人的方式提出批評意見，由此受到沉重的政治打擊，由此激發了少數派更強烈的反抗意志，這種反抗意志在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后，受到周總理和文革小組成員開始公開支持，在《十六條》精神的鼓舞下，通過批判“資反路線”的努力，于1966年9-10月份才完成批判力量的組織化過程。
造反派的視野里，文革實踐的起始時間，與中央上層的各種分歧和爭論的關系都不大，是從工作組或者黨委“面對面”發動群眾開始的。武漢當權派發動的文革，是把文革當做是第二個反右運動來搞的，這與《五一六通知》這樣的中央文件沒有關系。而后來成為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兩派群眾組織，也是肇因于整人或者挨整的差別，其中保守派是當權派按照原有的政工工作系統直接組織起來的，是當權派“正向動員”的結果，造反派則是因為受到整治打擊而被“反向動員”出來的。當權派造就底層兩派群眾及其之間的對立內容，這都跟中央的指導性文件沒有任何關系，僅僅是符合“官場慣習”。
等到造反派正式建立起自己的組織之后，群眾中間的派別分野和對立就徹底明朗化了。在這個現實面前，當權派實際上沒有可能保持含糊態度，而是必須自己選擇“站隊”——你到底是支持造反派還是支持保守派。官員在群眾公開分為兩派之后，也必須公開選擇“站隊”，站在那一邊則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關鍵指標，這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政治過程——基層的問題和分裂出現之后，上層需要相應地作出自己的選擇，這些至關重要的選擇，政策的指導作用幾乎看不到，官員也是根據自己的感受和官場慣習作出判斷的。
2、從文革實踐提出來的中心命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在1966年《紅旗》雜志十三期社論提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之前，先出現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方向路線錯誤”兩個提法。針對工作組發動黨團員積極分子(多數派)在高校批判“右派”和“黑幫”的運動方法，就早已受到廣泛的質疑和批判，這就是最初產生的“反工作組”的少數派，在7月底的時候地質學院已經有少數派，貼出大字報把工作組和多數派合伙干的事情冠名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加以批判。毛澤東7月底批評工作組的錯誤時用的是“方向路線錯誤”這個提法。在9月18-20日文革小組主持的座談會上，決定寫一篇社論來批判文革初期工作組的錯誤，最初也是用“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經過幾次反復之后，才最后定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在這里可以看出，造反派的造反內容——批判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從來沒有在文革指導性文件中間被預先指出或者規劃過，而是從具體的實踐中間提出來的，然后，政策設計才緊跟這個實踐中間出現的中心命題。
1966年10月正式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后，全國各省市黨委領導運動及工作組和多數派的錯誤，就逐步歸結到“資反路線”的名義下給予批判。同一篇社論還要求干部重新站隊：“黨中央認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過方向錯誤、路線錯誤的同志，應當正視自己的錯誤，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正確立場、正確路線上來，而不要發展到同黨對杭的地步。”10月5日中共中央批發軍委、總政《關于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規定：“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此后，就要求犯了資反路線錯誤的干部重新站隊，陳伯達在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間還提出“重新站隊”的具體標準：“區別改正錯誤或堅持錯誤的標志，是對群眾的態度，是否公開向群眾承認執行了錯誤路線，是否給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認真平反，并且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
3、各級政府組織中間絕大多數當權派反對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決策
追溯造反派的造反歷史及其力量的集結過程，可以方便地識別出來文革實踐的起始時間，通過檢驗對造反派的造反是支持還是反對，可以識別出當權派中間的文革派成員，毛澤東、周總理和文革小組成員是文革派，而各級干部中間的絕大多數是“反文革派”。林彪本人泛泛地支持過發動群眾批判干部、支持為那些運動初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人平反、推動制定交還“黑材料”的中央文件，但是在軍隊內部特別是針對空軍、海軍司令部和總后的文革實踐中間，林彪是支持保守派的。后來定為林彪集團成員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都是反對造反派的，屬于反文革派陣營。全國各省市的絕大多數干部，都是反文革派。在造反派眼里，中央高層支持群眾造反運動的人很少，只有毛主席、周總理、文革小組成員，早起還要加上林彪，這個很小的名單構成“頂層文革派”，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后，劉鄧靠邊了，決策層次上支持群眾造反的優勢就更明顯了。
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說周總理在文革期間“說了一些違心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這個說法暗指周總理是反對文革的，這不符合歷史事實。韓愛晶在《清華蒯大富》一書中間認為中央文革的實際負責人是周總理，這個說法是可信的。從文革早期的中央領導發表講話支持群眾造反看，發表講話次數最多的就是周總理，翻閱《周恩來年譜》也可以看到，周總理出面接見并支持造反派的次數，比任何一個文革小組成員都要多。文革伊始，周總理自己就選定浙江作為自己的試點省，還派飛機張永生(后擔任“省聯總”一號勤務員)接去北京，親自教育他如何領導運動，并向省長周建人進行政策交底，要他支持造反派。在提出“一月奪權”之后，周總理非常積極地指導“奪權”試點，在外交部試點奪“運動領導權”“業務監督權”，支持造反派建立部司兩級業務員監督小組;在廣播局試點連“業務領導權”一起奪過來的經驗。其實，對于文革是否必要的認識，主要是奠基于對官場的判斷，如果認為多數干部還不錯，文革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反過來，如果認為官場問題格外嚴重而且當權派不能自己革命的話，顯然，發動群眾的副作用哪怕再大也是必須的，看一下周總理1963的講話《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就知道他對于官場的判斷是比較糟糕的。
各地官場中間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極少，省委書記中間全國僅有河南的劉建勛是支持造反派的，絕大多數是公開反對文革并鎮壓造反派的，這構成文革的一大特點：政府內部決策層次因為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分量很重所以占據優勢，文革早期各項政策出臺多是有利于造反派的;但是決策需要通過各級干部這個龐大的執行層次去實施，而執行層次的大多數干部恰好是堅決反對的，因此，中央文件很難執行，結果中央文件對于運動的指導作用很小。1966年10月發出的中央文件要求把“黑材料”當眾銷毀或者交換本人，給群眾平反昭雪，但是，武漢的“黑材料”大多數是造反派組織搶出來的，而不是主動發還的。
文革期間政權組織內部“執行層次”反對“決策層次”的后果是：文革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結果出現頂層文革派支持最基層的群眾組織造反，反對龐大的中間執行層次這樣一種景觀。
4、底層文革派與頂層文革派的不同政見
在造反派看來，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的支持，造反派不可能產生和存在，這是上下一致的地方。即便是這個方面，底層造反派也是有意見的，在造反派遭遇到的系列鎮壓中間，來自上層的支持，在時間上總是滯后的，在力度上也顯得不足，而且越到后來的支持力度就越小。在批評工作組的“資反路線”時期受到的支持是最大的，不僅支持給受打擊的群眾平反，還支持群眾組織起來批判當權派的資反路線;此后的支持力度就越來越小了，1967年反擊二月逆流和抗暴時期，支持在時間上不僅嚴重滯后，力度也嚴重不足，僅僅是支持給造反派平反，但是不支持造反派追究責任人——批判“軍內一小撮”。在造反派看來，1967年720事件之后應該繼續“揪軍內一小撮”追究政治責任乃至于刑事責任。在1968年夏天之后解散群眾組織的“倒旗”運動也有很多中學生不滿意。1969年武漢的“反復舊”還受到周總理的批評，只好終止，這個批評只好實際上已經不許再搞大民主了;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形勢很好，但是毛主席直接下令停止的。
1967年年初成立的革委會中間，都沒有結合保守派組織頭頭，到這年秋天的時候，中央已經決定三結合不排斥保守派。這就意味著，對于保守派不僅不給于批判放棄追究他們的責任，還要結合保守派進入革委會，這也是很多造反派有不同意見的地方。1968年在談判建立遼寧省革委會的時候，對“遼聯”(支持東北局的一派)“遼革站”(支持沈陽軍區的一派)和“八三一”(造反派)三派同等對待，張翔久站起來表示堅決反對，結果被隔離到衛戍區。武漢如果不是因為百萬雄師搞了七二〇事件也肯定是要結合的。
在1976年開始的“揭批查運動”之后，許多造反派頭頭鋃鐺入獄，此后，一些造反派對于毛澤東和周總理等頂層文革派的意見反而逐步消失了。
5、“輿論博弈”的“個人崇拜”外觀
造反派和當權派之間的政治上的不兼容，表現為兩種相互對照的輿論博弈策略：造反派通常批判當權派“反毛”，當權派和保守派往往批判造反派“反黨”。當權派的輿論策略中間，試圖把當權派自己不符合政策和法律的行為也與黨組織捆綁在一起，從而規避批評;而造反派在后來的大批判中間往往批判當權派“反毛”，說當權派只顧自己的利益和特權，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等等。很多人往往從表面上看問題，認為文革期間常常出現“以言獲罪”的反人權政治迫害，這是刪除了派性政治的內在邏輯之后，才會出現的“皮相之論”，政治迫害的問題不是以言論治罪，而是不兼容對方的政治利益已經成為先在目標，然后才搜集對方的言論用大批判的方式證明對方是壞人，這是服務于目標的手段。
造反派為什么不直接批判當權派的資反路線，轉而用那種“要為毛主席打抱不平”的輿論策略呢?這大概與當權派和保守派組合的力量優勢緊密相關，也就是說，造反派不太有把握斗得過對方，為了規避可能的政治風險：用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名義與強勢群體“扳手腕”，而不是從自己的冤屈出發去控訴當權派的倒行逆施。1967年北京造反派處于鼎盛時期所編寫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中間，就充滿這種語言和機巧。煤炭部部長張霖之在自己受到批判的時候，還非常強硬地要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公社”在運動后期“交出幾個右派來”。在武漢的文革之初，王任重就提出過“槍打出頭鳥”“引蛇出洞”“秋后算賬”三大策略，這對于弱勢的造反派是一個很大的心理威脅，采取“捍衛毛主席”的發言方式，算是一種“弱勢群體”的競爭方略，從文革的實踐看這個自我保護的策略并不成功。前面提到清華大學兩派斗爭中間都用“路線斗爭”的語言進行“偽裝”，其外觀也一樣具有“個人崇拜”的表象，群眾組織間的大辯論，核心問題一樣是派性政治的不兼容問題，這是第一位的。
6、巨大的派性政治能量導致過多的策略和權宜之計，降低了政治信譽
文革期間政治上的“派性”非常嚴重，派性的一個特點是不兼容對立派的政治利益，而且每一個派別內部都存在著“為派性的增長而添磚加瓦”的積極分子群體，這個派性積極分子群體還往往以“本派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獲得了相當的影響力和領導權，這個積極分子群體的存在使得調解和彌合派性的外部努力難于起作用。
文革自從兩派形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有了內在的推進力量：受到派性的推動而脫離預先規劃的軌道。派性政治的強大能量，實際上使得1968年之后中央對各種重大事務的處置，喪失了最優選擇乃至于次優選擇，大多數都是策略性地應付。過多的策略和應付措施，損害了政治信譽，助長了各種對于政治的失望情緒。文革從派性政治中間獲得“自主”前進的動力，對于派性政治缺乏分析，這也是主流文革史的重大遺漏。
7、毛時代的政治異化：文革期間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問題
從造反派自己受迫害的經歷出發，可以觀察到“壞干部+假積極”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我傾向于認為，這個同盟在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中間就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文革早期的工作組時期，更是有突出的表現，這個同盟的存在惡化了大多數人的政治狀況。造反派批判當權派和保守派，實際上已經觸及到毛時代政治異化的關鍵內容，這是造反派的政治代表性所在。非常遺憾的是，出于對派性政治惡性發展的擔心，毛本人沒有辦法支持造反派對這個關鍵的政治異化機制進行深入批判，反而說“犯了資反路線錯誤，站過來就是了。”對于群眾中間那些專門搞政治投機的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也說要“在同學中間取消保皇派這個詞”。在武漢水院成立革委會前后的爭論中間，造反派提出“二代紅就是二代機”——即很多文革前黨委的紅人在文革早起一樣工作組的紅人，在文革中間又以造反的面目出現要鉆進革委會，這個觀點推論下去就是要重新設立發展黨員的標準，徹底改造基層的政治，堵塞投機分子變成黨團員的通道，進行某種制度方面的建設。不過在文革派性政治的背景下，這個說法一出來就引起“前保守派”成員黨團員、學生干部和積極分子的強烈反感，視為“老造反派”想要壟斷革委會席位的手段，不僅沒有起到正面的建設作用，確實導致無原則的派性斗爭的升級。毛澤東1967年10月提出“建黨五十字方針”——“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毛澤東這個說法，實際上被造反派理解為對自身政治敏銳性和問題意識的一種肯定。
總之，在派性政治的背景之下，不要說解決問題，就是制度建設的第一步——正確地提出問題——就做不到，這個方面的努力未能深入下去，是那些理想色彩較濃的造反派也對文革失望的一個原因。
四、 小結：展望一種真正的文革研究
從武漢文革的實踐看，中央層面在文革期間采取的各種步驟，無論是1966年打倒“彭落陸楊”還是1968年打倒“楊余傅”，無論這兩件事正確還是錯誤、公正還是不公正，都與文革基層的實踐有著完全不同的內在機制。把基層的群眾運動排列上層的各種步驟之下，實際上梳理不出來邏輯一貫的敘事，反過來的寫法可能更為可取，把基層的文革實踐作為主線，把上層的種種步驟放置在對基層運動的“影響因子”的位置上進行考察，可能更為有利。三本公開出版的主流文革史，除了可以混淆造反派與保守派這個問題之外，在寫法也陷入邏輯困境：想要排列上層的種種步驟，并把這個作為主線，然后再強行把群眾運動“剪切”成合乎需要的材料，這種寫法本身就是不可能成功的。
甩開對立派別基于政治利益關系的博弈，試圖從毛澤東或者文革小組“操縱”文革群眾運動出發，去梳理這一段復雜的政治過程，這也是不可能成功。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合寫的《毛澤東最后的革命》一書，這本書“更加具體地凸現出毛澤東對文革的獨特作用這一條主線”(唐少杰評語)，就陷入了這個困境，首先是沒有辦法找到足夠的文獻材料支持作者從這個視角展開敘述，這迫使作者不得不捏造證據來自圓其說。因為要證明一個人控制一個全國性的運動，就必須建立一個聯系全國的“命令鏈”和“信息鏈”與群眾組織進行溝通，在通常情況下中央政府要通過數百萬官員隊伍去聯系全國民眾，給定毛澤東的操縱效率高出十倍百倍，恐怕也要依靠數以萬計的聯系人，才能實現操縱文革群眾運動的目的，而一個數以萬計的組織是不可能秘密存在的，最后，作者不得不在承認在自己“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編造一些驚人的說法：“在文革開始之際，秘密‘耳目’——偉大的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用這個詞來指代皇帝的間諜——遍布中國。”“毛的‘耳目’活躍于社會的各個階層，在工廠、學校、國家機關等普通公民工作的場合秘密地運作著，其中有些是所謂‘出身’不好的人(在對付社會主義的敵人時這算是一個優點)。不幸的是，在毛了解事情以及與同事相處中，他們起了什么作用，對此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原書第四章)與國內出版的文革史相比，作者要說毛澤東更多的壞話，卻找不到足夠合適的證據，證據對于結論的短缺程度更為嚴重，這個嚴重的矛盾就鮮活地體現這一段看起來就像精神錯亂的語言中間。
換句話說，文革研究的主要問題，除了要擺脫那種特定的知識與權力的關系之外，還需要走出“上層主導”的狹隘觀察視野，在這種視野里就已經潛在地引入了“行政操作邏輯”，這恰好與群眾組織中間較高程度的“無政府主義”(或者說行政操作的色彩最低)特色截然相反，“自上而下”的有色眼鏡帶來的局限性就可想而知了。而從底層的群眾運動這樣一個實踐層次出發，這不僅可以規避“上層證據短缺”的問題，也更有助于梳理文革的種種曲折演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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