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邊，是與國家領土主權和權益范圍相鄰的國家和地區的總稱。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的周邊問題主要是保家衛國的反侵略、反蠶食、反封鎖的斗爭，那時的周邊是保家衛國的前沿。
眾所周知，建國初期我國的周邊安全形勢，比現在要嚴峻復雜得多。但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臨危不懼、沉著應對、高屋建瓴、敢作敢為，充分運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諸種手段排解危機，特別是在軍事上擇準時機、多次果斷出手，迅速打開了局面。其中最有決定意義、作戰效果最顯著最持久的是五次公開用兵，次次旗開得勝，威震天下，可以說是五戰“穩周邊”。
著眼大局、果斷出手的解放西藏之戰
1948年，國共在打仗，美國和英國卻已經準備插手西藏。到了1949年10月，我們建國，印度的尼赫魯耍小聰明，想打實際控制西藏的小算盤。
毛澤東一眼看穿了印度伙同美、英侵我西藏亂我西南的險惡用心，年底去蘇聯訪問前，決定要趁熱打鐵，出兵西藏。那一代的領導人明白，主權抓到手里才是自己的。我進藏大軍聞風而動，雷霆出征，很快解放了西藏。
解放西藏看起來是統一中國的內戰，實際上是掌控中國在南亞的安全邊界的關鍵之戰。對中國來說，只要西藏還是中國的領土，就等于站在了亞洲乃至世界的巔峰，而絕不是如有些人說的中國拿下西藏是得不償失的“賠本買賣”。西藏在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的地位，是性命攸關的制高點，如果沒有西藏，就沒有穩定的大西南，西北也將糜爛，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將比現在糟糕十倍。當年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經略西藏，給后世中國人維護西南周邊安全帶來的益處怎么評價也不為過!
深謀遠慮、以戰止戰的抗美援朝之戰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百廢待興、百業待舉。是否出兵朝鮮，是擺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面前最嚴峻的戰略抉擇。
當時，毛澤東曾有一個底線，即美軍是否越過三八線。毛澤東說：“美帝國主義如果干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不管，如果過三八線，我們一定過去打。”1950年9月15日，美軍實施仁川登陸后，朝鮮戰局發生逆轉。10月1日，金日成請求出兵。7日，美軍在開城地區越過三八線向北推進。
要同世界上頭號強國決一雌雄，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來說是需要莫大的氣魄和膽略的。毛澤東經過反復思考并經中央政治局反復討論，最終于10月18日做出了出兵的決定。并強調說，我們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開始了偉太的抗美援朝戰爭。經過驚心動魄的五次戰役和針鋒相對的談判斗爭，終于迫使驕橫一世的美軍代表在停戰協定上簽了字。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就中國的周邊戰略而言，其意義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打了一仗，震懾了“一窩”。抗美援朝這一仗下來，沒有哪個國家再敢輕易對中國動武，甚至連“征服中國”的想法都蕩然無存了。
其二，趕跑了一個，送走了一個，造就了中國東北邊境和東北亞的長期安全穩定。按照《雅爾塔協議》，蘇聯軍隊有權駐守在中國的旅順基地。美國出兵朝鮮半島，也使中國政府不好讓蘇軍撤出。抗美援朝戰爭把美軍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以南，駐在旅順的蘇軍也就失去了常駐的理由。1953年簽訂朝鮮停戰協議，1955年5月蘇軍即撤出旅大。
其三，在經略周邊的過程中，新中國不僅能以戰止戰，而且能以戰自強。這一時期，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了“邊打，邊穩，邊建”戰略方針。到1951年底，我國國民經濟恢復和國家財政狀況好轉，已取得重要進展。在戰爭費用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財政不僅沒有出現赤字，反而出現了新中國建立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節余的局面，進而擴大了政治威力，事實上空前擴展了中國的安全邊界。
大處著眼、把握“關節”的炮擊金門之戰
1958年8月23日17時30分，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奉命開始對國民黨軍金門防衛部和炮兵陣地等軍事目標進行炮擊，封鎖了金門島，中斷了國民黨軍的補給。
9月初，美國向臺灣海峽地區大量增兵，派軍艦、飛機直接為國民黨軍運輸艦護航，公然入侵中國領海。其中，有6艘航空母艦(當時美軍共有13艘)。9月8日，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又對金門國民黨軍和海上艦艇進行全面炮擊，至1959年1月7日，共進行了七次大規模炮擊、十三次空戰、三次海戰，擊落擊傷國民黨軍飛機36架，擊沉擊傷國民黨軍軍艦17艘，斃傷國民黨軍7000余人。
此后，炮擊行動轉為逢單日炮擊并一直持續到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宣布與臺灣斷絕外交關系從臺灣撤軍后，我國防部長才發表聲明說：“停止對金門的一切炮擊。”
從經略周邊的戰略考慮，我軍炮擊金門，最終達到了三個目的：
一是摸清了美國在我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上的心理底線和政策尺度，迫使美國亮出了“不想因為金、馬等沿海島嶼與中國交戰”的底牌，并不得不把在沿海島嶼的“戰爭邊緣”政策調整為“脫身”政策，導致美、蔣矛盾擴大，想脫身又脫不了，弄得首鼠兩端在戰略上陷于被動。
二是迫使美國不得不接受中國政府提出的恢復會談的要求，中國掌握了恢復會談的主動權。
三是在打擊了蔣介石囂張氣焰的同時，也摸清了美、蔣矛盾的“脈”，掌握了蔣介石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基本立場，從而決定不實施登陸，并用長期化、經常化的炮擊金門保持對話，形成了兩岸心照不宣地聯手抵抗美國“兩個中國”、“一中一臺”陰謀的政治格局，實現了“靈機應變，主動在我”的要求，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安全。
布局取勢、速戰速決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1962年印度總理尼赫魯老病重犯，不聽中國勸告摳索中國邊界，結果又挨了中國重重一拳：自1962年10月20日起，中國邊防部隊根據中央軍委命令，為反擊印度軍隊對邊境地區的蠶食和進攻實施了自衛反擊作戰。
此戰，至11月21日結束先后經過兩個階段，以傷亡2400余人的代價，全殲印軍3個旅，基本殲滅印軍3個旅，另殲滅4個旅的各一部，擊斃印軍第62旅旅長辛格準將以下官兵4885人，俘虜印軍第7旅旅長達維爾準將以下官兵3968人，繳獲印軍大批武器、裝備和物資。這一仗，打出了中印邊界三四十年相對穩定的狀態，打出了有利于西藏乃至國家發展的周邊安全環境。
事實證明，主權拿到手里才是自己的。盡管印度有人始終咽不下這口氣，但再也不敢像戰前那樣囂張。這有利于維護中印邊境地區的總體和平，也促進印度不敢不認真對待中國政府的任何建議。
勇字當頭、敢于斗狠的南海維權之戰
1973年8月底，南越軍隊在美國支持縱容下悍然侵占我國南沙和西沙群島中的甘泉、深航、金銀等大小6個島嶼。與此同時，南越軍艦還接連在西沙海域野蠻撞毀我國漁船，抓捕我國漁民并嚴刑逼供，強迫他們承認西沙群島是南越領土。
1974年1月，面對南越海軍的步步緊逼和進犯，時已81歲高齡的毛澤東做出了一生中最后一次戰事決策：“看來不打一仗，不足以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為了打好這一仗，周恩來總理向有關各方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由葉劍英、鄧小平、陳錫聯等6人組成領導小組，代表中央處理西沙作戰軍事行動。
為了狠狠教訓侵略者，中國海軍運載步兵的船隊，在航空兵和艦隊掩護下，一鼓作氣，三戰連捷，收復了甘泉、珊湖、金銀三島，五星紅旗插遍了西沙群島的每一個島嶼。
此戰意義非凡，不僅打出了南海西沙海域三十多年的和平，而且鼓舞了中國軍民在此后的南沙海域中擇準時機，果斷出手，奪回了被侵略者竊占的赤瓜礁等多個島嶼，為我國全面經略南海創造了重要條件。
毛澤東生前在談到經略周邊問題曾說過：“世界上的事情還是要搞一個保險系數，所以要準備作戰。第一，我們不要打，而且反對打。但是，還是橫了一條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設”。(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上，86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毛澤東敢于斗狠，一方面讓他的對手尚未交手即生出三分畏懼，另一方面極大鼓舞了己方的民心士氣。之所以每每成功，其訣竅就在于“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種敢于斗狠的氣魄和膽略，對于我們堅決踐行好經略周邊的戰略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回顧毛澤東在建國后五戰“穩周邊”的模范實踐，我們可以更加確信：善于“以戰止戰”，強化“軍事后手”，是加大經略周邊力度的首要選擇。比擁有強大軍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對軍事力量巧妙而又恰當的運用。
在戰爭因素聚集、戰爭危險迫在眉睫時，以有限戰爭制止更大規模戰爭或危害更大的戰爭，是必要的。“盡可能避免麻煩”，不管人家怎么鬧都“不惹事”、“別出事”再也不是我們“金科玉律”。今天，時代條件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也有了巨大變化，在處理周邊危機和國家爭端時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軍事行動已多樣化，非戰爭軍事行動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不戰而屈人之兵并非一句空話。但是敢于以戰止戰的氣概始終不能放棄，保持這種氣概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震懾力，是維護周邊和平穩定不可或缺的。
我們應時刻牢記，經略周邊遇到的不會都是朋友，還有會吃人的“狼”。手里始終握著一根防身的“棍子”，并在必要時敢于揮動這根“棍子”，把“狼”打得再也爬不起來，無法再吃人，是十分必要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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