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XXXXXX：近好!
我叫劉俊生，男，76歲，河南省蘭考縣退休干部。去年四月初，您視察蘭考時，曾有幸蒙您親切接見，并就焦裕祿同志的往事，與您進行了長時間交談，至今感念難忘。
去年蒙您接見時，我很想向您反映一下因焦裕祿這一典型，蘭考所發生的重大歷史冤案。但考慮到您日理萬機，視察安排緊張，不可意外分神，便強忍悲痛，壓下了這個話題。
焦裕祿同志在蘭考任縣委書記時，我是縣委辦公室通訊干事，經常不離他的左右，拍下了他生前在蘭考僅有的四幅照片;他以身殉職后，我深情難忘，保留了他百分之八十的遺物。因此，四十多年來，我得以親身經歷了焦裕祿事跡釆寫、發表的全過程，以及由此引發的慘烈斗爭和至今尚未解決的大型政治冤案的全過程。
戰爭年代，曾有“一將成名萬骨枯” 的說道。確沒有想到，和平年代，竟能發生為了宣揚一個英雄人物的真實事跡，使千萬人四十多年迭遭不幸的悲劇!
蘭考這樁大型政治冤案的中心人物，就是您去年曾問及的那個與焦裕祿并肩戰斗的縣委副書記。此人名叫張欽禮，蘭考人，抗日時期參加革命，建國后的第一任蘭考縣長，焦裕祿在蘭考時的主要助手。他最了解焦裕祿，理解焦裕祿，敬佩焦裕祿，在焦裕祿去世后的第八天，他就在全省造林會議上向上級黨和全社會，深情地講起了焦裕祿在蘭考抗災斗爭中的動人事跡。1965年底至1966年初，穆青、周原、馮健等記者，又主要根據他的介紹，并加核實，寫成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以樹立了焦裕祿這一光輝典型。此后，三位記者每提及焦裕祿事跡的報道，無不激動地說，如果不是張欽禮的發現和宣傳，焦裕祿這個大英雄會被永遠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1966年2月長篇通訊發表后，即引起開封地委、蘭考縣委主要領導人的反感。同年夏秋，縣級文化革命尚未開始，他們就把張欽禮定為“黑幫”頭目，“政治扒手”進行批斗。1967年初，又把張欽禮定為“反革命集團”頭子逮捕入獄。同時，把焦裕祿生前所樹立紅旗隊的干部，焦裕祿組建的“除三害辦公室”成員，向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的干部統統作為“反革命集團”成員逮捕關押，計先后捕人達1200名以上。我于此時也被五花大綁投入獄中，關押三個多月。由于周總理的親自搭救，張欽禮和我們這幫人才解脫此難。
1971年、1972年，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王新，派人到蘭考批判張欽禮的“生產黨”，將張欽禮本人調信陽軟禁，操縱文革初否定長篇通訊的一派干部再次迫害與張欽禮一起工作的各級干部。又由于周總理主持公道，親自為張欽禮平反，這場斗爭才暫告結束。
經周總理兩次搭救脫難的張欽禮，斷續在蘭考主持工作七年零九個月，他沒計較兩次加害于他的任何人。蘭考的局面團結安定，經濟建設呈現出突飛猛進勢頭。七年又九個月中，累計引黃灌淤改造沙荒、鹽堿為世代可耕的良田達27萬多畝。高標準治理了所有排澇河道，基本上實現了焦裕祿除三害的遺愿。在此基礎上，又打井配套5000眼，大搞土地平整，建成人均七分高產田;1975年蘭考由歷史的缺糧縣變成能向國家貢獻2000多萬斤糧食的余糧縣。七年多的時間里，蘭考的工業也有了長足發展。從1968年起至1977年，陸續建成投產十大國營工廠，五十多座社隊工廠，由此實現財政自給。1977年11月張欽禮被免職批判，1978年11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80年8月被以“煽動打、砸、搶罪” 判刑13年;1990年刑滿釋放時，則又變成“文革煽動罪”。張欽禮被捕后，文革中與張欽禮共同挨整的各級干部統統免職，1000多名黨員被開除和取消黨籍，50多人被枉法判刑，上千名干部、職工、民辦教師被無理開除、解雇、清退。我也被列入張欽禮“幫派體系”而免去一切職務，每年的焦裕祿周年紀念，都沒進陵園的資格。
張欽禮及上千蒙冤人，多年奔走呼號，至今沒任何機關受理他們的合理申訴，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張欽禮已含冤死去6年多。當年他的骨灰從鄭州回歸蘭考故里時，數萬百姓攔車跪祭，哭聲百里不絕。此后每年的忌日和清明，都有農民掃墓、立碑，墳前已形成三畝多地的碑林。
人們現在所看到的焦裕祿陵墓的全部設施，還都是張欽禮主持操辦的。我每看到焦陵，不由想起為這面旗幟而引起的40多年風雨，想起張欽禮去世時，一個與他兩次一起坐監的縣委副書記，代表我們這批焦裕祿當年同事為他題寫的挽聯：焦君碑高云天外，托碑原是屈死魂。
XXXX：
我認為，和諧的前提應當是公平、公正。30多年來，蘭考的不公，簡直不公得太離譜了!您是否能派員實地訪查一番，給說上一句公道話呢?
希望您再來蘭考，猶望能再見您一面。
恭頌
大安
小民 劉俊生再拜
二0一0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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