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多倫縣民族宗教局馬健勇
回首已經過去近四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提出“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論斷，雖然已經被1981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全盤否定，但是今天回頭看蘇共劇變、蘇聯解體的歷史悲劇，又再一次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偉大。下面筆者就從蘇聯變修后的第二代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時代開始再看蘇共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怎樣一步一步讓蘇共走向滅亡、讓蘇聯走上崩潰歷史悲劇的。
蘇共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形成了“特權階層”。1966年4月，蘇共23大召開，在勃列日涅夫主持蘇共中央后的首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對黨章第25條進行修改，勃列日涅夫特別推崇長期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蘇斯洛夫的一句話：“干部隊伍穩定是成功的保證”!他從片面追求干部隊伍的穩定發展到形成領導干部事實上的職務終身制。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等高級干部都是在他們的職務上壽寢正終的。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導下，蘇共領導層組成人員幾乎長期原封不動，在蘇共23大上連選連任的中央委員達79.4%，25大時除已經過世的中央委員連任率竟高達90%，有的任期竟長達25年。1978-1981年的兩屆州黨代會期間，在156名州委書記中只有5人被更換，到1978年初春58名部長和部長會議副主席的平均年齡已達70歲，這樣就形成一個終身任職的老化的領導干部隊伍。這種干部制度帶來的后果既使得領導層缺乏活力，又容易形成“特權階層”的核心力量。
領導干部終身制使“特權階層”隊伍不斷擴大，為了安排更多的領導干部而設置的機構也不斷增加。70年代末蘇共中央直屬的機構達到了20個之多，其中大部分與政府機構重疊，甚至連機構的名稱都一模一樣，如農業部、國防工業部、重工業和能源部、機器制造部、文化部等等。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共為特權階層的形成提供了適宜的生長土壤。
更多的特殊待遇往往使剛剛提拔、初次享受的高級干部瞠目結舌。利加喬夫曾回憶到：1983年他擔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長后，第二天就給他配備了高級轎車。當他提出換一個比較低檔一點的轎車時，竟受到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訓斥，說他這樣做是搞特殊，破壞了機關的風氣。特權帶來的享受不身臨其境是無從想象的。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階層的子女僅憑借父輩們的特權地位輕易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后再進入最優越的部門，并很快走上了顯貴的權力崗位。特權甚至還被稱為暢通無阻搞腐敗的護身符。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爾僅僅十年時間就從一個低級軍官晉升為上將，后又擔任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此期間他貪污受賄65萬盧布，釀成了震驚全國的“駙馬案”。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尤利是個紈绔子弟，且年紀輕輕就當上了蘇聯外貿部第一副部長。
1982年1月一位蘇聯公民準備從莫斯科機場乘機出國旅行，海關人員從他的身上的一個暗兜里發現了大量鉆石，經查證，這是蘇聯大馬戲團女訓獅演員布格莉莫娃的個人收藏品。此后不久便先后逮捕了這個馬戲團的美工師鮑里斯.茨維科夫和馬戲團團長克烈瓦托夫，在茨維科夫家里搜出價值約100萬美元的鉆石和其他貴重物品。在克烈瓦托夫的房間里查獲約值50萬英鎊的西方貨幣和價值昂貴的珠寶繪畫作品等。而這些物品都是屬于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林娜的。故事沒有到此為止，珠寶鉆石走私案還牽連到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外貿部第一副部長尤利，這個案件理應由內務部審理，卻耐人尋味地由克格勃經辦，而主持審理該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維貢正是勃列日涅夫的連襟，結果故事卻到此了解。尤利和加琳娜依然逍遙法外。
當了17年內務部長的謝洛科夫利用職權化公為私，他不但把內務部最大的國家別墅和內務部的迎賓館據為已有，還在赫爾參大街24號占據了一套很大的公寓。在這兩座別墅和國家公寓里存放著謝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財物。其中一個別墅里光地毯就堆放了七層，而床底下堆著的竟是俄羅斯著名畫家的油畫。
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國里的貪污腐化問題越來越嚴重。1980年一位偵緝人員偶然買到一批鯡魚罐頭，打開后發現里面裝的都是價格昂貴的魚籽醬。鯡魚為什么會變成魚籽醬?經過監控偵查后，案件終于大白，原來蘇聯漁業部一大批官員與某公司達成秘密交易把索契、阿斯特拉汗西地生產的價格昂貴的魚籽醬裝于貼有鯡魚商標的罐頭運往國外，由西方公司用鯡魚價格買下之后倒手銷售。蘇方參與者從巨額盈利中分得豐厚的利潤并存入瑞士銀行。這種倒賣活動持續了十年之久。此案給蘇聯造成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損失，涉及漁業部副部長、漁業生產銷售管理局副局長等高官以及蘇聯外貿部、食品工業部、太平洋艦隊、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飯店人員共300余人。而負責分配這種罐頭的竟是索契市市長沃隆科夫。直接管轄該市的克拉斯諾爾邊疆區委第一書記麥杜諾夫是蘇共中央委員，勃列日涅夫的親信。他奉命參與了此案，并對沃隆科夫百般庇護。《文學報》刊登了沃隆科夫被捕的消息后，麥杜諾夫極為緊張，多次跑到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求救，因案情重大，克格勃主席安德波夫親自向勃列日涅夫陳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勃列日涅夫看到證據鐵證如山，于是問道：“你看怎么辦?”安德羅波夫說：“那就把麥杜諾夫交法院審理。”勃列日涅夫說：“這可不行，現在我們在克拉斯諾達爾沒有可靠的人，是不是可以考慮先把他挪到另外的地方去?”后來麥杜諾夫雖然被撤銷職務，卻被調到莫斯科當上了糧食食品部的副部長，并住進了莫斯科的豪華住宅。這個故事就這樣被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此外克拉斯諾達爾案件、海洋案件、烏茲別克案件等等都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蘇共的特權階層首先來源于官職。一些人認為官職越高特權越多，要想做官或者升遷，必須討好或賄賂有關領導。職務也因此有了價格，某些地區就連黨委書記都明碼標價。在1969年阿塞拜疆區委第一書記就價值20萬盧布，第二書記是10萬盧布。賣官鬻爵的現象在其他加盟共和國也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存在著。正如1973年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二月全會曾提出的：“過去在選擇和使用干部問題嚴重違反了列寧主義原則，任命行政領導干部不是根據他們的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質，而是通過幕后操縱、熟人和家庭關系，是根據對上級個人是?忠實的原則。”
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特權階層反對任何涉及反對自己特權的政策，更不可能主動的遏制漫延全黨全社會的腐敗。勃列日涅夫對改革冷言冷語：“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了就行了”!到了70年代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希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關于經濟改革的報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權階層的不滿和抵制，結果柯希金的助手被撤職。特權階層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制造了社會鴻溝，敗壞了社會風氣，普通民眾與特權階層的距離越來越遠。
這一情況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表現得更為明顯。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推動的所謂改革，成為特權階層演變為新生資產階級的催化劑。在這一時期黨內的特權階層已經不以追求個人的享受為追求了，還希望把擁有的一切特權長期占有并且可以傳給后代。與此同時，當他們發現掛在嘴邊的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和照在身上的共產黨人的光環都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原有特權必須改頭換面，而資本主義是對他們既得利益合法化最合適的制度。特別是當蘇聯共產黨和國家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這一特權階層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使之合法化，他們就必然毫不猶豫的撕下原來的假面具，公開推動放棄社會主義走全盤私有化的資本主義道路。這個期間特權階層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權利，大肆撈取個人利益，特別是那些直接管理國有企業財富的經濟官僚們。憑借戈爾巴喬夫推行商業化、市場化、經濟自由化的經濟混亂時機，大搞翻牌經濟，把國家財產直接攫為已有。有的大搞權錢交易，獲取出口優惠和配額，出口原材料和軍火，竊取社會財富。有的在證券、期貨交易中獲取暴利，興辦銀行等金融機構，后來其中少數人演變成為新的金融寡頭。1991年上萬名莫斯科大富翁中大部分是原來的黨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調查表明，在蘇聯高層干部隊伍中76.7%的人已經認為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這些所謂的共產黨人，革了蘇共的命。這些人不僅撈取了個人的經濟利益，還繼續身居高位，控制著國家權力。蘇聯劇變后的俄羅斯，除了權力金字塔塔尖上少數人物有所變化外，大批干部搖身一變成為俄羅斯顯貴。他們占了新總統周圍高官總數的75%，新政黨領袖中57.1%，新政府官員中的74.3%。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茲有一句話一針見血：“蘇共是唯一在自已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蘇共垮臺前不久曾在人民中做過“蘇共究竟代表誰的調查”，調查結果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卻占了85%。蘇共特權階層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期間那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腐敗之手，貪婪地攫取著屬于國家和人民的財富，而蘇共對特權階層從很少遏制到不打擊，再到庇護甚至縱容，結果導致了這一毒瘤在自身肌體上迅速發展。當蘇共已被自己的毒瘤腐化變質的時候，他自己就已經被人民所啐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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