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是一個開放的時代。不但是開放的，而且是全面、全方位開放，并在開放中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澤東主席逝世不久，就有人廹不急待的拋出了所謂“閉關鎖國”論。此后，有人喋喋不休的渲染這種論調。其實，這個論調是不值一駁的。
世人皆知，毛澤東時代，既是一個被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封鎖的時代，又是一個反封鎖的革命的開放時代。也就是說，在開放中斗爭，在斗爭中開放，使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積極與世界各國建交是新中國開放的重要標志
大家知道，開放，是毛澤東主席長期一貫的主張。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是開放鬧革命，從井岡山到延安，從延安到西柏坡，從西柏坡到北京直至全國解放，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在反對“左”傾“關門主義”的斗爭中開放的。(《附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75頁，1960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日戰爭民族統一戰線從提倡到形成，就是開放的結果。請問：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是“閉關鎖國”能實現的嗎?
在建國之前和建國之后，毛澤東在他的《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聲明》、《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等光輝篇章中反復明確指出，只要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愿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這向全國和全世界清楚的說明了，新中國的大門是敞開的。
毛澤東主席在談到國際援助問題時，他曾這樣說過：“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這不是毛澤東主席已經把開門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性說得非常透徹了嗎?
毛澤東主席不但要開門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且還提出要走出去。1954年7月7日，他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周恩來關于出席日內瓦會議以及訪問印度、緬甸和舉行中越會談等問題的報告。在會上，毛澤東發表講話，他說：“現在，門要關死已經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種有利的局勢，需要我們走出去。”(《毛澤東年譜》1949---1976年，第二卷，第256頁)就在這次會議的第二天，即7月8日，在同一內容的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國外交及有關工作提出了十一條意見，其中“(三)與英國改善關系，爭取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四)爭取與法國改善關系，建立邦交。(五)爭取與美國政府改善某些關系”，并指出：“門大開了，要團結、警惕。”(《毛澤東年譜》1949----1976年，第二卷，第258頁)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毛主席第一次用“門要關死已經不可能了”表明開放，而且是“門大開了”，還要“走出去”，這不是對“閉關鎖國”論最有力的批駁嗎?
毛澤東主席開門建國的氣魄之雄偉，戰略眼光之高遠，是舉世聞名的。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與斯諾談話中說：“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談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437頁)自這之后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并簽署了有名的中美《上海公報》。這是毛澤東開門建國在外交上的重大勝利。毛澤東主席逝世后，尼克松發表聲明稱“我們在那時建立的新關系總應歸功于他的這種高瞻遠矚。”(《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第322頁)
自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近三十年中，從1955年8月1日中國駐波蘭大使和美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第一次會談，到1970年1月20日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和美國駐波蘭大使舉行第136次會談為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訪華鋪平道路;從1954年日內瓦會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與中國總理周恩來握手，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遠涉大洋訪華;從建國之初世界10多個國家與中國建交，到1977年同世界110來個國家建交并形成建交高潮;從1949年10月1日建國，到1971年10月25日中國被亞非窮朋友抬進聯合國并恢復常任理事國席位，等等。所有這些開門建國，和平外交的實事，早已載入新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史冊。新中國與建交國互設的大使館，都建在對方國的首都，并互派了使館人員。請問：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閉關鎖國”呢?
積極與世界各國發展貿易是新中國開放的顯著標志
對外貿易，是新中國加速經濟建設和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開放則是對外貿易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對發展與世界各國的貿易，開放引進是極為重視的。
早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就說過：“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6頁，196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主席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0頁)
毛澤東主席在會見外國政要時曾多次談及這些問題。1958年9月2日他在會見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時，當馬羅金講到“我們希望知道主席對于中國同拉丁美洲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和進行貿易的意見”時，毛主席明確回答說：“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愿意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我們一律歡迎。不建立外交關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來也好。”(《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03頁)1961年8月18日，毛主席在會見巴西副總統古拉特時說：“中國現在還沒有工業化，就是說基本上還是農業國。要工業化，就要時間，時間短了不行。也要各國朋友幫忙。我們不怕朋友多，就怕朋友少。”(《毛澤東年譜》1949---1976年第五卷，第9頁)
不僅如此，毛主席和黨中央為開放建國采取了一系列帶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舉措，不斷加強和擴展了新中國的國際貿易。
首先，開辟通道。大家知道，當年人民解放軍南下抵達廣東深圳時，毛主席，中央軍委下令不向香港進軍。這在當時來說，收復香港只是舉手之勞;不進軍香港，就是要使香港成為新中國與國外接觸往來的通道。1963年8月9日，毛主席在會見索馬里總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馬克的談話中，舍馬克問：“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國趕走，能拒絕幫助嗎?”毛主席說：“香港人就是我們中國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系都不利。我們不動它并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336---337頁)由于毛主席、黨中央高瞻遠矚，還在各方面支持香港人民的一切生活所需，保持了香港的穩定，使香港成了大陸與國外貿易的通道。此外，到20世紀70年代，新中國已與40多個國家簽訂了航空運輸協定，并形成了熱潮，同時還于1973年開始了港口建設的高潮，如寧波成立建港指揮部，建設鎮海港區，其中3000---1萬噸級的泊位16個，5000---5萬噸級的泊位4個，吞吐能力20000萬噸。1976年第一個萬噸級煤炭接卸泊位建成投產。這些，這使新中國的國際交往與貿易開放的通道更多更長了。因此，20世紀50年代以來，從發展大陸同港澳地區的貿易，到擴大對港澳出口以及經港澳的轉口貿易，并利用各種渠道加強了對西方國家工商界及開明人士的往來，以民促官，不斷推動了由民間貿易擴展到官方貿易。
其次，舉辦展覽會。自建國初開始，為了加強生產，繁榮經濟，在國內多次舉辦諸如農具展覽會，鐵路展覽會，石油展覽會，農業展覽會，工業交通展覽會等。這些對當時推動工農業生產、生產工藝技術改造，促進貿易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時，還先后多次參與了萊比錫國際博展會(1951、1953、1954年)，在日本舉辦中國商品展覽會(1955年，參觀者190多萬人，還有40多萬人看了中國的電影)，參與巴黎國際博展會(1956年)，在莫斯科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工農業展覽會(1953年)，與此同時，還邀請外國來華舉辦展覽會，其中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工業展覽會(1953年)，蘇聯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展覽會(1955年)，匈牙利紡織試驗儀器展覽會(1955年)，日本商品展覽會(1956年)，印度商品展覽會(1957年)，民主德國塑料展覽會(1957年)，羅馬尼亞經濟展覽會(1958年)，民主德國精密儀器和電子器材展覽會(1959年)。每次展覽參觀者，少則數萬人，多則100多萬人，其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都參觀過蘇聯、印度、日本展覽會。毛澤東幾乎到了日本展覽會的所有展臺，他還和日本貿促會主席兼日本商品展覽總裁村田省藏進行了友好談話，還應村田請求為其展覽會題詞。日本報刊紛紛發表評論，稱毛主席參觀日本商品展覽會，是中日兩國關系中的一件大事。
這樣頻繁活躍的商品貿易會，拓展了新中國對外交往的渠道而會見了許多老朋友，交結了許多新朋友，增強了新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和廣泛的交流，促進了新中國的外貿發展，加速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展現了新中國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廣大工農群眾、知識分子、科技工作者勤勞智慧的光輝形象。請問，世界上有這樣的“閉關鎖國”嗎?
第三，舉辦廣州商品出口交易會。新中國成立不久，于1957年開始，每年在廣州舉辦春、秋季中國商品出口交易會，實行敞開國門，請進來，現場談買賣，做生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第一次中國商品出口交易會于1957年4月15日開幕，當時交易會總面積為1·8萬平方米，有來自19個國家和地區的共計1223名客商參加，出口交易額為1754萬美元。此后，廣交會不斷發展，形勢喜人。1957年至1965年交易會出口創匯29·87億美元。1966年到1977年，交易會創匯214·39億美元，是8年前的7·3倍，占全國出口總數額的41·53%，為了適應廣交會日益發展的大好形勢，1974年投資2075萬元，在廣州流花橋建館，總面積為9·95萬平米，建筑面積為11·05萬平米，展品數量達4萬多種。據有關資料顯示，這年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商共26000余人。1975年秋季廣交會共接待來自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來客22778人次，其中美商705人，日商1290人次，出口成交14·19億美元。
第四，吸引外資，引進技術設備。1951年---1955年，中蘇兩國簽訂了十筆總額為12·74億新盧布(折合人民幣53·68億元)的貸款協議;從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156項建設項目的成套設備和技術。中日貿易由20世紀50年代的民間貿易轉入20世紀60年代的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1963年我國同日本簽訂了第一個采用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合同;1964年11月和12月，中國又同意大利、奧地利建立了貿易機構，打破了在美國長期封鎖中國的鎖鏈上的缺口。1964年中法建交，兩國政府貿易迅速發展，帶動西歐掀起了發展對華貿易熱潮。1965年中國對西方國家的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
20世紀60年代，中國利用西方國家銀行的賣方信貸，以延期付款方式從法國、瑞典、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和日本等國引進了65項先進技術設備，總金額(含利息)為2·8億美元。到了1973年冬，中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已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的75%。
1973年1月，毛主席、周總理批準了國家計劃委員會《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決定從國外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和單機，到1979年，引進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纖、3套石油化工、3個火電站、4套綜合采煤機組等大型成套設備。
新中國在引進外資和技術設備的同時，也幫助外國發展了經濟。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底，中國共向66個國家提供了援助，幫助其中38個國家建成了880個成套項目，此間，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被譽為“解放之路”。我國外援專家和醫療隊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突出的工作成績，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贊揚。
請問：這些是“閉關鎖國”能辦得到的嗎?
積極與世界各國友好互訪是新中國開放的突出標志
在開放中與各國友好互訪，在開放中參與國際大事，使新中國認識了世界，也使世界認識了中國，使新中國的國際威望大為提高。
就在新中國成立一個月之后，毛澤東主席于1949年12月訪問蘇聯，受到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及蘇聯人民的熱烈歡迎。在訪問期間，經過雙方多次會談協商，終于對解決涉及中國主權的中長鐵路和旅順口問題達成了共識;雙方還就貸款、貿易和建立航空聯系等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并于1950年2月2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議》、《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議》等文件。毛澤東主席首次出訪蘇聯，不但為國家安全和經濟等領域密切合作并得到了相應的援助具有重要意義，而且還對新中國對外建立外交關系中廢除其與國民黨政府的舊約、解決有關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自毛主席出訪蘇聯之后，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等都曾先后率團出訪。他們中，以周恩來出訪最多。周恩來創造性的實踐了毛澤東外交戰略思想和方針政策。1954年6月，周恩來出訪印度。在訪問期間，他同印度尼赫魯舉行會談，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重申了兩國簽訂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與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所規定的兩國之間關系的五項原則，兩國總理還特別希望運用這些原則來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同年6月28日，周恩來訪問緬甸，同緬甸聯邦總理吳努舉行會談，并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指導中緬兩國關系的原則。中印、中緬總理的會談和聯合聲明的發表，得到了亞洲和世界各國的贊賞。
1954年4月，周恩來以大國的身份率團出席日內瓦國際會議。在會上，就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提出了中國的主張，與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為代表的16國展開了有理、有利、有節的說理斗爭。經過與蘇聯、越南等國的共同努力，會議終于通過了《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結束了法國在印度支那地區進行了多年的殖民戰爭，確認了印度支那三國的民族權利，這使世界人民看到了新中國為世界和平發揮的積極作用和重要貢獻。
1955年4月，有29個國家參與的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舉行。周恩來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參加了這次著名的國際會議。周恩來躲過了蔣介石集團制造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暗殺事件，并針對美蔣阻擾、破壞、分裂會議的圖謀，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異”的主張，反復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大力倡導團結合作、協商一致的精神，闡明了反帝反殖、尊重各國的獨立和主權、維護國家平等、促進地區與世界和平的主張，因而增進了亞非國家對新中國的理解、信任，消除了一些人對新中國的誤解、偏見和疑慮，贏得了善意與合作，促成了會議順利進行。經過與會國的共同努力，會議一致通過了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和關于促進和平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確定了涵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的指導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這使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阻擾新中國參與世界國際活動的圖謀徹底破產，中國的國際威望大為提高。
1963年12月4日，周恩來在陳毅的陪同了，出訪亞洲14國，歷時72天，行程10·8萬里，被稱為和平外交之旅。這次訪問，周恩來等所到之處，受到各國領導人和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在訪問期間，周恩來同所到國家的領導人分別舉行了坦率而友好的會談，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形勢問題交換了意見，增進了同這些國家的相互了解和友好關系，分別發表了會談聯合公報。在這次訪問中，周恩來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了中國政府同阿拉伯國家和亞非國家相互關系的五項原則。在馬里訪問時，周恩來提出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同廣大亞非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合作的真誠愿望。周恩來這次出訪，在世人面前大展了新中國和平友好外交的大國形象，是新中國走出去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的里程碑，對提高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聲望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當周恩來總理于1964年2月29日回到北京機場時，受到毛澤東主席以及劉少奇、鄧小平等和首都5000多人的熱烈歡迎。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領導人不僅走出去，還敞開國門邀請外國首腦和政要訪問新中國。從1949年至1976年，包括蘇、美、法、英等大多數國家領導人到新中國進行訪問，特別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國外的政府元首訪華已形成了一股熱潮，他們把訪問新中國見毛主席、住釣魚臺、坐紅旗車，當作訪華的最高待遇而感到榮耀。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前對美國《時代》周刊雜志記者說：“如果說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去。”有些訪華或沒訪華的要人，也曾發表談話或發表聲明，感嘆心扉。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說：“毛澤東主席是一位人類的領袖、歷史的推動者。”1972年毛澤東會見尼克松時，尼克松對毛主席說：“主席先生的著作感動了一個國家，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說：“我從未見過毛澤東，這是我一生的一大憾事。因為他是中國的偉大領導人，為世界各國人民所尊重紀念。我不知道中國怎么說，但在世界許多國家，他被看成是時代之父。”可見，新中國與世界各國已是須臾不離了,還有什么“閉關鎖國”?
在來訪中，往往既有一國一團體的，也有同時一國多團體的，還有同時多國多團體的。列如，1967年10月4日下午，毛澤東主席在燈火輝煌的接見大廳，會見了五大洲的各國朋友，他們有錫蘭自由黨議員塞·迪·班達拉奈克和夫人，由名譽團長西園寺公一、團長河源峙虎之助率領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代表團，日本中國通訊社訪華小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負責人田中修二郎等，日本朋友阿部真子，由奔平·潘塔翁率領的老撾文教代表團，老撾朋友坎良·奔舍那，巴基斯坦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卡拉奇分會副秘書長馬蘇德·侯賽因和夫人，由阿卜杜勒·馬基德·阿卜杜勒·拉欣姆和米爾加尼·阿里·穆斯塔法率領的蘇丹---中國友好協會代表團，由塞爾希奧·羅勃亞德率領的智利友好代表團，墨西哥美洲發行社經理富恩特斯，烏拉圭新生書店經理比森特·羅維塔，烏拉圭朋友魯文·努·涅斯和夫人，秘魯《圖畫商業報》記者賽莉亞·巴里奧斯，法中友協訪華友好代表團團長埃倫娜·馬希西奧，由汗斯·波根率領的挪威地區工會代表團，由科·阿列庫率領的羅馬利亞對外文協代表團，澳大利亞公路專家霍華德·舍拉德和夫人(《新聞簡報》1968年1《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
這些大量的實事說明，開放的新中國，是多么的興旺啊!毛主席的住處，車龍馬水，門庭若市，人氣恢弘。
新中國在開放建設中，成就是非常驚人的。1949年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還沒有比利時工業產量的十五分之一，屬世界最低之列，而到20世紀70年代，卻變成了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真可謂毛公盛世，至今仍是世界之美談。
新中國在開放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的輝煌成果，是當時的億萬工農大眾、知識分子、科技工作者、人民解放軍和華僑，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戰天斗地，忘我勞動，團結奮進，用血汗凝成的結晶，在中國文明史上璀璨放光。
可是，有人唱反調，渲染“閉關鎖國”論。這就歪曲了新中國的形象，否定了老一代億萬人民群眾用血汗甚至生命創造出來的輝煌的毛澤東時代。對此，中國人民反對，為新中國開放出力的世界人民不會答應，甚至連正牌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也不會承認。這是因為，人民在開放斗爭中勝利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在封鎖、遏制開放的較量中失敗了。實際上，就是當今世界，封鎖反封鎖、禁運反禁運、制裁反制裁，同樣還存在著，而且，有時還是很激烈的;況且，世界各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為聯系，互相依存，這就是說，“閉關鎖國”論不僅在中國站不住腳，在世界上也是站不住腳的。
近30年的新中國是開放的。不但是開放的，而且，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開放的道路是正確的：
新中國在開放中堅持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鏟除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文化的痕跡，人們內部沒有利害的經濟利益沖突，使社會主義制度得到了鞏固。
新中國在開放中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保持了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充分發揮了各級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主體力量和導向座標，雷鋒、王進喜、焦裕祿式的英模人物不斷地、大量地涌現，廉潔為政，為民服務，蔚然成風，在黨員隊伍和干部隊伍中形成了風氣，使中國共產黨始終在人民群眾中保持崇高的威望。
新中國在開放中堅持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抵御了帝修反的和平演變，大慶精神、大寨精神、好八連精神大為發揚，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得到了弘揚光大。
新中國在開放中堅持了思想文化陣地建設，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良的思想文化和美德，防止了資本主義腐朽路后的思想文化的侵入，黃毒賭等污泥濁水蕩然無存，愛祖國、愛人民、愛中國共產黨、愛社會主義、愛集體，成為社會風氣。
新中國在開放中堅持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實行依靠群眾，面向群眾，一切為了群眾，使開放的一切工作有著堅實而深厚的群眾基礎，得到了人民的擁護。
新中國在開放中堅持發揚長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弘揚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的骨氣，去除了國民黨遺留的崇美之心，媚美之態，恐美之癥。對一切在新中國家門口進行阻礙的一切行為，都及時地、堅決地、全部地、徹底地一律予以清除，使社會主義政權得到了鞏固，保障了開放無阻。
新中國在開放中堅持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到學習別人，但不跟著別人爬行;爭取別人援助，但不依賴別人;引進別人的先進的東西，創造自己的東西，既不蘇化，更不西化，而是堅持中國化。在這方面，毛澤東為全黨做出了表率。如：國外有農莊、農場，而中國則是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為一體的人民公社;根據人民群眾的實踐，總結出了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農業六十條》、《工業六十條》和《鞍鋼憲法》等，他還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講話(節錄)》、在反對刮“共產風”中多次強調等價交換，等等。這些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創造性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他既是新中國開放的創始人、掌舵者，又是馬列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的典范，這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在社會主義時期舉世無雙的里程碑。
綜觀這些，我們得出結論：新中國不僅是開放的，開放的道路是正確的，而且開放的旗幟是鮮紅的。
歷史證明，新中國在開放中，活躍于世界的歷史舞臺，對世界的發展、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成了世界革命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革命人民追崇的明星。
吳昌海
2014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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