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月22日在瑞典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大放厥詞。他不僅頑固地為自己參拜靖國神社辯解，暗示將繼續參拜，而且明目張膽地污蔑和攻擊中國，錯誤地把當前的中日關系與一戰時的德英關系進行類比，聲稱當年“盡管兩國經濟關系密切，但未能避免沖突”，暗示日中難免一戰。他這番戰爭狂言令全球悚然。國際輿論紛紛予以譴責和批駁，并接連發表了一些反思一戰教訓的文章，觀點各異。那么，一戰最重要的教訓是什么呢?
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根源，結合如今日本為何正在走向復活軍國主義道路的現實，我認為，一戰最深刻的教訓是沒有從政治上、思想上和制度上徹底清除發動戰爭的根源，以及英美法等國采取了綏靖主義政策，巴黎和會以及在會上簽署的《凡爾賽和約》恰恰為德、日法西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禍根。
從1914年開始歷時四年三個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德、奧(當時為奧匈帝國)集團和英、法、俄集團兩大歐洲帝國主義集團為爭奪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而發動的一場戰爭。戰后戰勝國(協約國)和戰敗國(同盟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舉行的巴黎和會上簽訂的《凡爾賽和約》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出席巴黎和會的國家雖然有包括中國、巴西、古巴、厄瓜多爾、危地馬拉、沙特阿拉伯和泰國等在內的一些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但整個會議被法、英、美三個帝國主義戰勝國所把持，巴黎和會實際上變成了一場由英國、法國以及日本、澳大利亞和比利時等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主義國家不惜犧牲其他與會國主權和利益的分贓會議，他們以“委以統治”形式分別瓜分了原德屬全部殖民地和奧斯曼帝國(土耳其)的中東領地，亞非和中東地區一些殖民地國家只是換來新的外國占領者。
日本從一戰爆發剛開始就加入了協約國對德宣戰，但它沒有派一兵一卒到歐洲戰場，卻在遠東趁火打劫，奪取了太平洋上德屬馬紹爾群島、加羅林群島和馬里亞納群島，同時侵入中國領土膠東半島，占領德國租地青島。巴黎和會又確認了日本對這些領土的占領。因此，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由此可見，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不但在道義上站不住腳，而且本質上是支持侵略擴張、維護殖民統治，為日后德國法西斯的重新崛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進一步侵略擴張創造了條件。
更主要的是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雖然對德國進行了一定懲罰，《和約》的有些條款也不能說不嚴厲苛刻，但沒有認真執行，而且沒有根除德國東山再起的思想根子和實力。尤其是英國在會上極力維護德國作為“歐洲國家體系中一個有生命力的伙伴”，目的是建立一個有利于英國在歐洲主導地位的均勢。會后，《凡爾賽和約》中規定的裁軍委員會很快名存實亡，德國的戰爭賠償數額一減再減，先是從《和約》規定的2690億馬克減至1120億馬克，到1931年就干脆取消了賠款。在經濟上，德國在戰爭中受到的影響并不像一般宣傳的那么大，工業潛力基本保持，它的實際經濟實力較其鄰國的優勢比它發動一戰前的1913年更強。更有甚者，戰后不久，英美法又通過對德貸款和投資等方式，幫助德國迅速恢復經濟，1927年德國的經濟已恢復到戰前水平，到1929年已恢復到壓倒英法的優勢。在1925年即戰爭后的第6年，美英法等國又決定允許德國加入按巴黎和會決定成立的國際聯盟，且成為該組織行政院(相當于今天聯合國的安理會)的常務理事，恢復了它的大國地位。此時德國已基本擺脫了《和約》的束縛。這一切為日后希特勒上臺加快擴軍備戰奠定了物質基礎。
因此，法國歷史學家讓—巴蒂斯特·迪羅塞爾稱巴黎和會帶來的是“虛假的和平”。(見讓—巴蒂斯特·迪羅塞爾著《外交史》)時任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福熙就認為，巴黎和會作出的“和平”安排“不是和平，不過是20年的休戰”。果然，就在一戰結束剛滿20年時，二戰爆發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美等國對一戰后的德國采取姑息養奸的綏靖政策的結果。
在東方，美國在巴黎和會上贊成日本把中國的山東攫為己有。戰后，日本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擴張，侵占我國東北三省，美英法等國控制的國聯只是在道義上譴責了日本，不但沒有對日本進行任何制裁，而且再三拒絕宣布日本為侵略國，并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權利”，實際上是支持和縱容日本的侵略。這又為日本軍國主義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以及隨后又發動太平洋戰爭創造了條件。以上這些才是我們今天要吸取的一戰教訓。
二
如果要類比的話，二戰后的日本恰如一戰后的德國，今天的安倍酷似當年的希特勒。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美國一度為其制定了一部新憲法，規定日本不得擁有軍隊、國家交戰權和集體自衛權，因而被人們稱為“和平憲法”(正式名稱是“日本國憲法”)，其初衷是要使日本非軍國主義化，把軍國主義的魔鬼關在瓶子里，以阻其軍國主義東山再起。
然而，二戰結束后不久，西方國家就挑起了冷戰。美國為了反蘇、反共的需要，對日本進行根本性的政策調整，從遏制轉為扶植。首先，美國不但不去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還釋放了包括7名甲級戰犯在內的一大批戰犯，甚至讓甲級戰犯岸信介當上了首相。在政治體制上，雖然在新憲法中把天皇改為“國家的象征”，而非國家元首，但還是保持了天皇的基本體制。同時，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就一步步地重新武裝日本。如今日本的自衛隊雖然規模不大，但實際軍力遠超其自衛需要，在裝備上已超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的水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又幫助日本迅速恢復和發展了經濟，一躍成為亞洲的經濟大國。冷戰后，尤其是近幾年，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崛起，大力鼓勵日本擴張軍備，要求日本在安全領域發揮更大作用，暗中支持其修改和平憲法，近來又公開支持其擁有集體自衛權，聲稱這樣“日本將成為更有作用的盟國”(美國駐日大使卡羅琳·肯尼迪語)。正是在美國的扶植、縱容和默許下，戰后60多年來，一群粘附著軍國主義陰魂的右翼勢力以及他們在日本政府中的代理人一直在千方百計地突破“和平憲法”的約束，謀求日本走向政治、軍事大國，要求成為“正常國家”。安倍晉三就是他們當中極右勢力的代表。
讓我們再來看看，安倍上臺一年多來的言行與希特勒的所作所為多么相似。早在1920年2月即《和約》生效后第三年開始時，希特勒在慕尼黑提出的第一個納粹綱領中就要求“取消凡爾賽和圣日耳曼的和平條約”(即“凡爾賽和約”)。他上臺后以政府名義要求修改《巴黎和約》。同樣，安倍把修改“和平憲法”作為他的“畢生事業”和“歷史使命”。他從2006年第一次擔任首相以及2012年底再次當選首相以來，一直為達此目的而不遺余力，并通過他的副首相麻生太郎的嘴公然表示要學習納粹搞隱性修憲，要像希特勒那樣“不知不覺地把(德國)魏瑪憲法變成納粹憲法”。實際上，包括安倍在內的日本右翼勢力這幾十年來也一直是這樣做的。他們通過制定各種法律和法規，如《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PKO法)和《關于派遣國際緊急援助隊法修正案》，把自衛隊從“基礎防衛力量”改為“動態防衛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以及重新解釋憲法條款等措施，不斷沖破“和平憲法”的制約，實際上如今的“和平憲法”已成了一個虛殼。現在，安倍正在做的是要把這個虛殼也徹底拋掉。他在今年1月24日發表的施政綱領中明確提出，要進一步修改憲法，“以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目的是要進行更大規模的擴軍備戰，實現他的強軍目標，把日本拉回到軍國主義道路，“奪回一個強大日本”。(安倍新年獻詞)
希特勒上臺后把社會上對《凡爾賽和約》的不滿和經濟相對衰退的怨氣轉化為擴充軍備的動力。安倍在這方面也很像希特勒。他利用民眾對美國為其制定的“和平憲法”的不滿和對20年經濟不景氣的怨氣而不斷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利用奧巴馬為遏制中國而推行“亞洲再平衡戰略”之機，大肆擴充軍備。安倍在國際上一再攻擊中國每年以兩位數字增加軍費，可是，2013年中國的軍費增加10.7%，而安倍上臺后的第一年(2013年)，就將日本軍費增加了23%。據日本媒體最新報道，安倍政府決定要購買100架F-35戰機以及更多其他先進裝備。日本的人口是中國的1/10，領土面積只有中國的1/26，可是日本的人均軍費卻是中國的5倍。究竟誰在擴軍備戰?國際社會看得一清二楚。
三
安倍把今日之中日關系類比一戰時的德英關系，除了為其加緊修憲和擴軍備戰制造借口外，無非還想把日本比作當年歐洲和全球霸主的英國，把正在崛起的中國比作當年崛起的德國，認為中國想稱霸。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今日之中國根本不是1914年的德國。中國領導人已多次向世人宣告“永不稱霸，即使發展了也不稱霸”。中國走的是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所追求的只是國家繁榮、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在國際上贏得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自由與平等”，成為一個世界各國“平等待我之民族”。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最近在他的文章中明確地說：“中國不是一個好戰的國家。中國和美國都有強烈的合作動機。”中國無意挑戰任何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也“并不尋求在亞太的主導地位”。(引自澳大利亞前防務官員休·懷特《中國抉擇》一書)
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不斷發動對外侵略的歷史，恰恰證明日本是一個好戰的國家。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好戰的思想基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人們要警惕的正是今日安倍領導下的日本在挑戰二戰的勝利成果，挑戰《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戰后國際秩序。不僅如此，安倍的野心極大。去年10月，他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公然宣稱，日本不僅要在經濟領域，“還要在亞太安全領域擔任領袖”。這不是在挑戰他的盟主——美國在亞太的主導地位，妄圖重構在日本“領導”之下的大東亞共榮圈，回到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的亞太霸主地位嗎?美國對此也應該三思!
(作者：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