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領導經濟建設的成就是巨大的,而不是停滯不前,更不是到了崩潰的邊沿。對毛澤東的評說要站在99%的人的立場上,用歷史和事實說話,而不能站在1%的人的立場上,用仇恨和謊言說話。因為那1%的人只有私心沒有良心,只有偏見而沒有思想。他們之所以仇恨毛澤東,是因為毛澤東當年觸犯他們的利益。列寧說:如果幾何學觸犯了有些人的利益,他們也要把幾何學推翻。
一、在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的成就
這一節全是摘錄三個人的話。
喬宗壽說:這十年(文革),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但是,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比較穩定增長。農業生產條件改善了,例如,1976年同1965年比較,拖拉機的產量增加了5·9倍,農村排灌動力機械的擁有量增加了4·9倍,每畝耕地的化肥的擁有量增加了2·1倍。工業方面原油產量的增加,石油化學工業迅速崛起。鐵路方面,修了成昆、湘黔、焦枝、枝柳、襄渝等內地鐵路干線。南京長江大橋1968年完工。葛州壩大型水電站動工。尖端技術方面1967年6月17日爆炸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24日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1975年11月26日,人造衛星發射回收成功,使我國成為繼美、蘇之后又一個能回收衛星的國家。取得這些進展的根本原因,是黨和人民堅持了社會主義制度并為社會主義事業頑強奮斗。
毛澤東晚年的貢獻,我認為最根本的,是提出了關于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一個戰略思想,當這種危險一露頭,他就尖銳的提了出來。……毛澤東這一戰略思想,在今天,更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喬宗壽:《毛澤東經濟思想發展史》第576—578頁)
魏巍:……1964年10月16日我國西部上空升起的第一朵磨菇云。這是一曲響徹云霄的中華民族自力更生的凱歌,是中國人民偉大的創造力和凝聚力的表現,是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的活生生的證明。
“在此之前,導彈方面,1960年11月5日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東方一號”導彈;1964年6月,我國自行設計制造的中近程導彈發射成功。
“接著是,1964年爆炸成功第一顆空投原子彈。
“1966年10月,試驗成功第一枚由導彈和核彈頭相結合的導彈核武器。
“1967年10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
“1980年5月,我國向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成功。
……
從1955年到1980年,我國的原子能等尖端科學技術,從一無所有到洲際導彈的發射成功,按我國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基礎來說,其發展速度是驚人的。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8年,蘇聯用了4年,法國用了6年,而中國用了兩年零8個月。就僅在20多年的時間內,我國就跨入能夠掌握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五個主要國家之列。這不僅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有力地保衛我國的安全,而且帶動了我國整個科學技術和各種工業的發展。其意義是偉大的。……
和一切目光短淺者不同,在重要的戰略決策上,毛澤東總是從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著眼,從祖國的長治久安籌劃。這一點是顯而意見的。
我國于六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大三線建設,就是這一戰略決策的表現。
(魏巍著《話說毛澤東》第140、141、142頁)
魏巍還說:三線建設原來的目標是,要在中國縱深地區再建一套比較完整的后方工業體系。僅以四川的情況看,十多年來已建成300多個大中型企業,它們已成為四川工業的主干。全國38個重要工業部門四川樣樣俱全。隨著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工業基地,以川南鹽化和天然氣化工生產基地以及以成都、德陽、綿陽、廣元為中心的電子、重型機械、發電設備制造工業基地的建設,不僅為奠定了四川爾后工業發展的基本格局,打下了較好的基礎,而且對改善中國原來工業只集中在東北和沿海一帶的布局,帶動四川毗鄰地區社會、經濟進步,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改變“老、少、邊、窮”的面貌等方面將繼續發揮重大的作用。
……襄渝鐵路的建成,使四川5大動脈(寶成、川黔、成昆、襄渝和長江)與全國相聯。公路建設和郵電事業也有很大發展。
經過三線建設,西南工業生產能力有很大提高。仍以四川為例,從1965年到1979年,鐵礦石開采能力由40.69萬噸,增加到817.15噸;煉鐵能力由38.89萬噸,增加到271.69萬噸;煉鋼能力由59.56萬噸,增加到289.7萬噸;鋼材生產能力由92.48萬噸,增加到251.85萬噸;發電裝機容量由82.47萬千瓦,增加到379.32萬千瓦;水泥生產能力由117萬噸,增加到556.88萬噸。四川已成為全國著名的三大電站成套設備生產基地之一,四大電子工業基地之一,五大鋼鐵基地之一;機械工業,形成以重型礦山和工程機械制造、汽車、儀表儀器、農業機械等較完整的體系。已能獨立生產許多高、精、尖產品,四川已由原來一個偏僻閉塞、交通不便、工業薄弱的落后省份,一躍成為中國西南部新興工業基地。
“總之,經過大三線建設,原來的戰略設想已經實現。盡管還有某些缺點和不足,但中國不合理的工業布局已經有所改觀,大三線地區的工業基礎已大為加強,隨著經濟的發展,包括少數民族的偏遠地區,社會面貌發生了變化。其成績是主要的。盡管戰爭并未發生,但對保障我們祖國的安全,卻是有長遠意義的。我們不能忘記當年毛澤東為我國長治久安所作的運籌。”
(同上書第145—146頁)
新加坡學者 董玉振說:
人本經濟的成功嘗試:輝煌的發展成就。“毛澤東不懂經濟”幾乎成了定論,而被海內外人士所接受,筆者也不愿將毛澤東視之為經濟學家并為此進行辯護。作為一位政治家、執政黨領袖和國家元首,關鍵在于在他任內國家的經濟等方面是否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求全責備,或因一時的經濟失誤而否定經濟的整體成就是不客觀的。至于“毛澤東時期經濟一團糟”、“毛澤東耽誤了中國的發展”等觀點,更是輕率和不負責任。
在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早期,既發現并抓住了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即農民問題,并由此啟動了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也為中國最大的群體過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礎——土地。就影響和意義,超越后來的任何單項經濟改革,如聯產承包責任制、經濟市場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通過土改和暴力革命,徹底鏟除了到處盤踞的地方勢力,包括地方經濟霸權、地方武裝和地方政治山頭、黑社會組織,實現了國家的真正大一統局面,促進中國各地方、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經濟流通等,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而49年之后,毛澤東領導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級政府機構,為經濟的發展建立起必要的領導力量。公有制計劃經濟體系的確立,對于在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干大事,發展必要的基礎工業和重工業、科教、文化、衛生等事業,提供了制度的保證。毛澤東對人民的動員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則為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社會基礎和動力。雖然計劃經濟已為今天所放棄,但自49年之后在經濟、科技文教、國防等領域的巨大發展成就,是無法否定的。
建國之初,中國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的紡織和一些輕工機械等,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要靠進口。經過二十七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三年實現經濟恢復,1949年沒有詳細資料,可以肯定會非常糟);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在毛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間,工業總產值也翻了一番,從1965年的1402億元發展到1976年的3207億元[1]。這樣的高速增長居然被第二代領導人和大陸經濟學家貶之為‘停滯不前’、‘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經濟崩潰的所有先兆如:物價飛漲、失業增加、收支狀況惡化等全部沒有蹤影,讓人不僅要問:‘何處不是崩潰的邊緣?’以下是幾個重要產業的發展數據:
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以1978年為截止年,因1976年至1978年是毛澤東時代經濟的自然延續。毛澤東時代的大型基礎建設和重工業項目也在1979年前大部分投產),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22、71倍),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6億1700萬噸(9、34倍),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21、66),木材產量從1100萬立方米增長到了5100萬立方米(4、63倍),電力從70億度(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億度(36、47倍),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發展到了1億零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000噸上升到了869萬3千噸(222、897倍),農藥從2千噸增加到53萬噸(9、99倍)[1]。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核潛艇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中國在1976年時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排名從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經濟大國(這在海外學者中被認可,雖然有匯率的爭議,但如果按照貨幣購買力來計算,這個位置并不離譜。只要按國際市場價格算一下當時能源、原材料、冶金、農業等基礎領域的產出就能明白這一資料的可靠性)。
(我說明:括弧里面的倍數是我加的。董玉振說的數字是從1952年算起的,如果從1949年算起,倍數還要大,如鋼鐵1949年只有15、8萬噸,1978年增長到了3180萬噸,就增長了201、3倍,石油1949年是12萬噸,1978年是1億零400萬噸,增長了866、7倍)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共完成了八十多萬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鄉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設),兩萬多公里的鐵路,其中絕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嶺和戈壁沙漠,使云南(除了早期的一條窄軌)、廣西、四川、貴州、青海、福建、新疆、寧夏、河套平原等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歷史(甘肅省在解放初期的鐵路只有隴海鐵路到天水段,解放后延伸到蘭州,并建設蘭新線)。在水利建設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庫容在20億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庫中,30座為49年后所建。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庫(現在即使建3400座標準游泳池也是一個浩大的開支)。為毛澤東之后從容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
(這是一個新加坡學者,對國內那些沒有良心的學者和睜眼說瞎話的領導人的有力批判。)
二、農業建設取得的成就
王磊在《毛澤東農業機械化思想述論》中說:農業機械化思想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倡導的農業機械化運動也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第79頁)
王磊說:從毛澤東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到今天已經36年了,36年過去了,如何評價毛澤東的農業機械化思想,不僅關系到我們今天的農業機械化事業,也關系到對我們黨領導的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評價問題。通過系統而認真的分析,我認為毛澤東農業機械化思想的根本精神是對的,六十、七十年代我國的農業機械化建設成績是主要的。
首先,中國農業的超高速發展,發生在八十年代初大面積推廣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為了突出農村制度改革的成就,人們常常有意無意地忽略前30年所積累的諸如農業機械裝備、農田水利建設等物質的作用。其實,土改后的農業同樣是家庭經營,但為什么沒有這么一個大發展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土改時中國農業的技術裝備條件太差,而八十年代初,中國農業的機械化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農業的技術裝備條件大為改觀,徹底改變了土改時“幾個農戶一條驢腿”的落后狀況。從1957年到1979年,中國農業機械的總動力從165萬馬力增加到18191萬馬力,大中型拖拉機從不到1.5萬臺增加66.7萬臺,手扶拖拉機從無到有發展167萬臺;與此相應,機耕土地面積也從264萬公頃快速擴大到4222萬公頃,機耕面積與總耕地面積的比例從24‰增加到42‰。就農田水利建設而言,它的發展也主要得益于農業機械化運動,因為毛澤東所論的農業機械化本身就包括農田水利建設的機械化。從1957年到1979年,我國的排灌動力機械總馬力數從55萬馬力增加到7122萬馬力,灌溉面積也由解放初的2億畝,增加到7億畝,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45%,可灌溉土地的糧食總產量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三分之二,由于有了大功率、大口徑的水泵和大大小小的水庫,過去三年兩缺口的黃河,自建國后從未潰決,江淮地區的水患也極大減輕,由‘一年一遇’變為‘五十年一遇’。
其次,毛澤東倡導的農業機械化運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農用機械工業、農用化學工業、農用電力事業的發展。舊中國沒有農機工業,只能用手工生產鋤頭、鐮刀之類的簡單農具。除59年建成的洛陽第一拖拉機廠之外,我國大部分農機工業是在農業機械化運動中籌建并形成生產能力的。從1959年到1980年,國家對農機工業的投資累計達80.8億元。到70年代末,全國縣以上農機制造廠有1900多個,縣農機修造廠2400多個,共有職工145萬人。全國共形成了上海、北京、天津、洛陽、太原、德陽、沈陽、富拉爾基八大農業機械生產基地,能夠制造多種型號的拖拉機和農具,其中100多個品種的農機產品銷往世界68個國家和地區。中國的農用化學工業也是借助農業機械化運動才得以較快發展起來的。毛澤東相當重視農用化學工業并與農業機械化視為一體,他說:“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步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自建國到1974年,我國用于化學工業的投資達90億元,占化學工業投資總額的44%。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改變我國化肥生產的落后狀況,1972年11月至1974年5月,我國利用打破西方外交封鎖的良機,先后與日本、西歐和美國簽訂總值5億美元的進口13套大型尿素生產設備的合同。這些工廠在1980年以前全部建成投產,使我國化肥供應量增加了一倍。與農機工業同時發展的,還有我國農村電力事業。截止1979年,我國農村共建成小型水電站83000多座,農村用電量亦由1957年的1.4億度,增加到282億度。
第三,毛澤東倡導的農業機械化運動對中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啟蒙作用不容低估。最初搞農業機械化時,許多干部連農業機械化的概念都不清楚,成千上萬的農民更是從未見過拖拉機。農民科技意識淡薄,接受新事物緩慢,使用的仍是千余年前祖先使用的鐵鍬、鐮刀、鋤頭之類傳統手工農具。通過農業機械化運動,大批農民被培養成了農機技術人員。到1978年底,全國僅人民公社系統就有農業機械管理操作人員790多萬,其中拖拉機手330萬。他們是中國第一批懂得現代生產技術的農民,對現代科學技術在農村的推廣和運用起了很大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農業機械化運動對今天方興未艾的鄉鎮企業起了一定的啟迪作用。現在不少地方的鄉鎮企業,尤其是五金、機械制造行業的鄉鎮企業,最初起步時靠的就是當年農具制造廠留下的廠房、設備和技術工人。以后歷經轉產開發新品,發展成為眾多頗具生命力的中小企業,有的甚至成了現代化的企業集團。
(《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第85—86頁)
(我的補充:修建了人造天河――紅旗渠、把北大荒變成米糧倉、把新疆變成產棉基地。)
三、毛澤東晚年中國的經濟是全面發展的
從“四化”建設的初步成就看,毛澤東晚年(1956-1976年)的經濟大發展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有人偏偏要說毛澤東晚年經濟處于停滯狀態。說這話的人,分兩種情況:一種是不了解情況的人(多半是群眾人云亦云),另一種是動機不純的人(多半是重要人物)。因為他們的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上面四個人的文章(喬宗壽、魏巍、董玉振和王磊)就是對這種謬論最有力的批駁。下面再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來看,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是發展了,還是停止不前呢?眾所周知,這個《決議》不是為毛澤東歌功頌德和樹碑立傳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清算毛澤東的。但就從這個《決議》來看,也不能說毛澤東晚年的經濟完全處于停滯狀態,甚至到了崩潰的邊沿。
《決議》對“文革”前十年是這樣說的,“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重要工業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1965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工業部門建設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的展開,并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六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七十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七年的四點九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決議》還說:“總之,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時期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時期黨的工作的主要方面。”
(從文革前十年來看,毛澤東晚年的經濟肯定是發展了,不是停滯了。請大家注意《決議》中的幾個詞:“增長三倍”,“都有巨大的增長”,“增長六倍以上”,“增長七十倍”,“四點九倍”。)
再來看“文革”十年,還是用《決議》的話來說:文革期間,“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推廣,等等。”
(就從《決議》列舉的不完全的事實來看,文革十年經濟還是發展了,不是處于停滯狀態,更不能說經濟到了崩潰的邊沿。)
我的看法:《決議》還沒有包括72年、73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決定用43億美元引進的一大批先進設備建立的一些大型企業,這些大型企業在八零年基本建成投產了,使我國經濟騰飛如虎添翼,如十三套大化肥廠建成,就使我們的化肥年產量翻一番。還有葛洲壩水電站、四川攀枝花鋼鐵基地……
為了少而精,國家統計局的公布很多具體的數據和事實就不引用了,我請大家從以下幾個問題來思考一下:
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國人均壽命只有35歲,而毛澤東逝世時,我國人均壽命已達到65歲。請問,人均壽命的增長與經濟增長有無關系?
1840年到1949年,109年間,我國人口只增長了一億五千多萬人,那時人們還不知道有計劃生育這個詞。而1949年到1976年,27年間,我國一直在提倡計劃生育(雖有人批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但從來就沒有人批計劃生育,計劃生育一直在宣傳推廣),為什么人口就增加了三億多呢?這與經濟增長又有無關系呢?
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首腦人物基本上是嫌貧愛富的。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們根本就不屑一顧。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頭子們,1955年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他們就不愿意與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握手。在長達20年的時間,他們聯合其它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孤立中國,經濟上封鎖中國,軍事上威脅中國。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在毛澤東逝世前夕,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松卻帶頭與中國修好,在沒有外交關系的情況下,遠渡重洋飛到北京來與毛澤東握手言和,并對毛澤東說:你改變了世界。
73年,法國總統逢皮杜來北京對毛澤東說:見到你很榮幸,因為你改變了世界面貌。
毛澤東逝世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首腦人物都爭先恐后來北京與毛澤東商談世界大事。從此中國才開始真正走向世界。
請問?在一個20年經濟處于停滯、崩潰狀態的中國,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首腦們,為何要爭先恐后來與毛澤東商談世界大事呢?他們為何以見毛澤東為榮呢?
尼克松和逢皮杜都說:毛澤東改變了世界的含意,當時我們還認識不太清楚。后來,美國和日本的一些學者解釋說:二戰后是美、蘇兩級世界,60年代后,毛澤東逐漸把兩級世界變成美、蘇、中三級世界。日本學者還形象的說:毛澤東當時的世界就像中國的三國時期,美國就像三國時的魏國,蘇聯就像那時吳國,中國就像那時的蜀國。
請問這是一個20年經濟處于停滯、崩潰狀態的中國,能夠獲得這樣的殊榮嗎?究竟是那些外國人的智商低,還是我們有些人的腦子有毛病?
三、我國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是靠什么解決的?不少人說:是靠“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的。我說:絕對不是。因為“承包”就是個體勞動的小農經濟,1955年以前的幾千年就全是個體勞動,為什么那時不能很好解決吃飯穿衣呢?那時,人口只有六億,耕地比現在還多。“承包”后可以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農業生產只有單干的積極性是不行的。
真正解決我國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是毛澤東的“農業八字憲法”即:土、肥、水、種(培育、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良)解決的。
所謂土,就是要保護耕地,改良土壤,要種糧食現在沒有土不行。他對土地是非常愛惜的,他要求搞經濟建設要不占或少占良田。如果他當年搞建設,也像后來那些崽賣爺田不心疼那樣,肆無忌憚霸占良田,現在還有十八億畝耕地嗎?希望了解情況的人們把49年中國有多少耕地,毛澤東逝世時中國有多少耕地,現在還有多少耕地這個數據拿出來告訴人們,讓人們獨立思考。毛澤東時代,成都平原的農田很少占用,現在的成都平原的耕地已今非昔比了。
所謂水,要種糧食沒有水不行。水從何而來呢?靠農業集體化時,農民們艱苦奮斗修的水庫、水塘和政府投資修的排灌系統。毛澤東逝世時全國農村絕大多數地方基本上都解決農業用水問題。
所謂種,就是要使用良種。如果用傳統種子,是無法提高產量的。這個問題是袁隆平那一代農業科學家艱苦奮斗,在毛澤東逝世前夕剛搞成功,八十年代全部推廣。
肥,就是要使用化肥。全國的大化肥廠都是毛澤東在世時建立的。這是當時全國人民節衣縮食建立起來的。
所謂所謂“工,就是農用工具,包括農業機械。現在我國的農用機械廠絕大多數都是毛澤東那時建立的。
……
沒有農業“八字憲法”的實現,農業的產量是無法提高的,沒有把北大荒變成米糧倉,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是難以解決的。
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是靠“八字憲法”。那穿衣又是靠什么解決的呢?這又和毛澤東時代分不開。一是新疆的產棉基地的建成,二是毛澤東在世時建設的合成纖維工廠,在1978年前后陸續建成投產,大量的滌綸(的確良)、晴綸、錦綸等合成纖維紡織品和各種各樣的塑料制品進入商店,很快就解決了我國的服裝、鞋帽供應問題,使中國人民告別了“憑布票買衣服”的歷史。
如果沒有這些合成纖維廠和新疆的產棉基地建成,中國人民的穿衣問題是難解決的。請注意!那些合成纖維廠是毛澤東帶頭全國人民節衣縮食建立的。
現在,我國各地的百貨商店里,食品、服裝、鞋帽、輕化工業產品和家用電器的品種很多,質量很高,價錢也不貴。售貨員不愁商品少,愁的是銷售不快。
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商店里去逛,很多日用商品(特別是服裝、鞋帽、兒童玩具)都是“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
看待毛澤東時期的經濟,還要考慮以下因素:
一是毛澤東是真正的在一窮二白的、百孔千瘡的基礎上把經濟發展起來的。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的經濟比利時還少,比印度還窮,國內除了能生產鐮刀和犁耙而外,什么現代化的機器都生產不出來。
二是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孤立中國,經濟上封鎖中國,軍事上威脅中國的情況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起來的。
三是當時的統計數字沒有完全反映毛澤東那時的經濟成就,如那八萬四千多座水庫的勞動價值就沒有反映在總產值中,鐵道兵修的鐵路也沒有把勞動價值反映在總產值中,軍隊參加地方建設也未把勞動價值反映在總產值中,當時還有各機關、學校義務勞動的勞動的價值也沒有反映在總產值中。
四是工廠從設計、建設到投產要有一個過程。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搞了20多年才成功,這一成就,毛澤東看到了,但他還沒有來得及享受。一些工程有的要4、5年,有的要6、7年,有的甚至要十多年才能建成投產。如1973年用43億美元引進那一批大型設備,毛澤東生前基本上還未建成投產,他逝世后,80年代左右才全部建成投產。
這就像栽桃子樹,剛栽下去的桃樹是不會長出桃子來的,是沒有桃子可摘的,還要精心培養幾年才會有桃子可摘。毛澤東種下的“桃樹”正在或剛要結桃子的時候,他就駕鶴歸西了,“桃子”就留給后人摘來吃了。
這些摘“桃子”吃的人也太沒有良心了,他們把別人栽的“桃樹”結的“桃子”摘來吃了,不對栽“桃樹”的人說聲謝謝,還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對栽“桃樹”的人說三道四,甚至還貪天之功據為己有。
毛澤東晚年領導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是實實在在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經得起風吹雨打的。這是留給后人享受的經濟,而不是曇花一現的泡沫經濟,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明日愁來明日憂的經濟。對毛澤東在經濟上取得成就,要歷史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評價,決絕不能像“吃包子的故事”那樣把它否定了。
所謂“吃包子的故事”,就是說的一個顧客先吃了十個肉包子還沒有吃飽,叫老板再端兩個包子來。老板說:肉包子沒有了,只有菜包子。顧客說:菜包子也端兩個來。顧客吃完菜包子后說:肉包子不好,菜包子才好。老板問:為什么?顧客說:肉包子我吃十個都沒有吃飽,菜包子我才吃兩個就吃飽了。
我還認為:那些說毛澤東晚年把“經濟搞到崩潰的邊沿”的人,多數是人云亦云,不了解情況。但這個說法的創始人完全是胡說八道,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弱智。
為什么說他是不學無術弱智呢?因為經濟到了崩潰的邊沿有四個表現:一是國家財政大量赤字,內債外債不斷增多;二是通貨膨脹;三是大量工廠倒閉,工人大量下崗;四是社會動蕩不安。
從毛澤東1976年9月駕鶴歸西的情況來看,國家財政沒有赤字,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當年國家財政還有八十多億元節余,77年和79年兩次給職工提工資。如果經濟到了崩潰的邊沿,哪來的錢給職工提工資呢?那時我國在瑞士銀行還有外匯儲備。當時華國鋒就把這些外匯儲備用來搞“洋躍進”,如果經濟到了崩潰的邊沿,華國鋒用什么來搞“洋躍進”呢?
眾所周知,那時物價是穩定的,沒有通貨膨脹;
工廠沒有大量倒閉,也沒有工人大量下崗;
社會秩序安定,沒有出現大量的群體上訪事件發生。
因此,說“毛澤東把經濟搞到崩潰的邊沿”的人,完全是不學無術的弱智在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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