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一個對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大叛徒的蛻變軌跡

震驚：一個對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大叛徒的蛻變軌跡

蔡金安

筆者剛從新華網看到一篇帖子《誰是投敵后職務最高的中共叛徒？》，看后非常震驚。一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竟然蛻化成危害黨和革命事業的惡魔，這一案例確實值得深思和反省。

郭潛，這個曾經的中共重要領導人，按他的身份，本來應該是要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可是，在他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后，立馬就叛變投敵了，而且在為敵人賣命、瘋狂摧殘共產黨事業上表現得非常積極主動，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到了巨大損失：一個個地下黨組織被破壞，一個個地下黨員被抓捕、殺害。中共南方局委員廖承志被捕，南委副書記張文彬被捕（后犧牲），南委宣傳部長涂振農等一批黨員被捕，廣西的地下黨組織也遭到破壞。郭潛因此不斷升官發財。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潛逃往南京，后被國民黨安插到臺灣。此后，他繼續變本加厲地作惡，當共產黨在臺灣的最大地下組織——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被國民黨保密局破獲后，他為爭功勞，下決心將中共地下黨趕盡殺絕，所以費盡心機對在大搜捕中幸存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和黨員痛下殺手，指揮特務破獲了好不容易在臺灣偏遠地區重組起來的地下黨，他也因此受到蔣介石父子的青睞。1958年4月，他升任調查局副局長，真正進入了特務機關的最高層。上世紀六十年代，他改名為“郭華倫”，搖身一變成為“學者”，以寫文出書等方式繼續反共，一直持續到晚年，一條道走到黑，用大量反共事實給自己作了“叛徒”的完整注腳。

郭潛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

筆者想通過梳理一下郭潛這個大叛徒的蛻變軌跡，來分析他叛變投敵的動因。

郭潛，1908年出生。他早年在家鄉讀書，后考入中山大學，在大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職業革命者。

貪生怕死，丑態百出

郭潛參加長征時，貪生怕死，一聽到空襲警報就跑得無影無蹤，把自己攜帶的宣傳品丟得滿地都是。

1932年3月，郭潛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團成員，由中央蘇區前往湘鄂贛蘇區，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反右傾”和改造各級領導的“左”傾綱領，參與改組中共湘鄂贛省委，并被任命為少共臨時省委書記。同年9月，在少共湘鄂贛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郭潛正式當選書記。

第二年，郭潛被調回中央蘇區，擔任共青團中央局宣傳部部長。長征開始后，他又被派到紅三軍團擔任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主要從事宣傳工作。據和他一起工作過的羅明回憶，“郭潛怕死”，長征部隊到達婁山關時遭遇敵機轟炸，郭潛和胡耀邦一起組織人員收拾暴露目標的宣傳品，郭潛一聽到空襲警報就跑得無影無蹤，把自己攜帶的宣傳品丟得滿地都是。

不講原則，追隨張國燾

郭潛不講原則，只求官運亨通，積極追隨張國燾的錯誤路線，與張國燾狼狽為奸。

中央紅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后，郭潛被派到地方工作。不久，張國燾與中央因下一步行動方向發生分歧，意圖以武力脅迫中央，從而導致了紅軍的分裂，中央紅軍單獨北上，張國燾則自起爐灶、另立中央。郭潛未隨中央紅軍北上，擔任了張國燾把持下的中央機關刊物《干部必讀》的總編。

1936年7月，經從蘇聯歸國的張浩做工作，張國燾同意取消自立的黨中央，并經中央同意成立了以張國燾為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郭潛也進一步受到重用，被張國燾任命為西北局秘書長，并兼任了甘肅省工委宣傳部長。不久，長征結束，郭潛調到中央宣傳部工作，同時在抗大兼任政治教員，講授中國革命運動史。

貪戀錢財，一被捕就伸手要錢

郭潛貪戀錢財，一被捕就向國民黨特務提出3個條件，其中一個是從桂林領回的南委經費中給他1萬元（后來他實際拿了3萬元）。

1938年1月，中央抽調郭潛在內的100多名干部隨同張云逸前往南昌，并以新四軍軍部為掩護成立了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郭潛擔任東南分局秘書長。不久，東南分局撤離南昌，經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了江西省委，郭潛先后任省委秘書長、書記。

1940年，按照中央決定，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成立，一年后，郭潛調任南委組織部長，由福建調來謝育才接替他原來的工作。1941年7月，謝育才到達江西省委所在地安福山時，發現江西省委所屬黨組織除贛西南特委之外，都遭到了破壞，省委機關也不健全，但在此前郭潛給中央和南委的報告中，并沒有真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謝育才預感不好，立刻向南委發電報告這些問題，南委復電，讓他回南委匯報情況。

謝育才途經吉安時，被早已叛變的交通員出賣被捕。1942年4月特務擬脅迫謝育才一同前往誘捕郭潛，謝育才意識到南委面臨的危險，連夜逃走，行程1000多里，于5月22日到達南委所在地，向組織報警。

此時的郭潛，剛從桂林領取上級組織匯來的10萬元經費返回，已經到達曲江。南委在接到謝育才報警后，于5月24日給郭潛發了讓他撤離的電報，但郭潛完全喪失警惕，收到電報后沒能及時把密碼譯出。5月26日，他被中統特務逮捕。面對特務的突擊審訊，郭潛提出3個條件：一是從桂林領回的南委經費中給他1萬元（后來他實際拿了3萬元）；二是不公開叛徒面目；三是保證人身安全。中統特務都爽快地答應了他的條件，郭潛隨即叛變。

為升官發財，積極替主子賣命

由于郭潛沒有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只追求升官發財，為了不斷升官發財，他便積極替國民黨特務賣命，瘋狂摧殘中共地下黨組織，以博得主子的青睞。

叛變當晚，郭潛就帶著特務破壞了粵北省委機關。28日晨，郭潛譯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電報，中統特務們據此認為南委已有準備，再破壞已不大可能。郭潛卻說，抓緊去還有可能。于是，郭潛帶著特務于5月30日趕到樂昌，把由香港撤退回來的中共南方局委員廖承志逮捕。隨后，郭潛又帶領特務前往南委機關所在地大埔，逮捕了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后犧牲）和宣傳部長涂振農等一批黨員。在破壞南委機關后，郭潛又帶領特務前往廣西，破壞了廣西的地下黨組織。特務們還派郭潛去誘降廖承志，郭潛走進廖承志的囚室，剛一開口，就遭到廖承志的怒斥：“叛徒，可恥，你不配跟我談，滾！滾！滾！”

在完成了對南委的破壞后，郭潛參加了中統特務組織。

當時，中統局由徐恩曾負責。徐恩曾非常注重對中共的滲透工作，在中統局內成立了一個分化瓦解委員會。徐恩曾給郭潛一個專員的名義，并讓他做了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郭潛得到這個職務后，非常賣力地工作。他挖空心思地編造了一個“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宣稱這個所謂的非常委員會已經召開了代表大會、發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

“非常委員會”沒有奏效，郭潛不甘心。于是，他改變方法，由心理作戰轉為人身攻擊，編寫出攻擊污蔑中共的《新紅樓夢》等小冊子，通過中統特務組織廣為散發。這一套粗制濫造的東西，內容上自相矛盾，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其傳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通過這些工作，郭潛卻成為了中統局的中共問題專家，其職務也逐漸提升。1947年，他在中統局改編的特務機關黨員通訊局中，已經升任負責中共工作的研究處副處長。

1948年7月，郭潛被派任黨員通訊局直屬天津通訊處處長，成為負責一方特務工作的要員。到任伊始，郭潛就把搜捕地下黨和進步人士當作首要工作，他親自指揮，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動中就抓了55名進步學生。

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潛逃往南京，后被派往臺灣工作。此時黨員通訊局又進行了改組，改稱調查局，郭潛擔任了臺灣省調查處處長，為國民黨逃臺初期穩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為首的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及所屬組織被國民黨保密局破獲，在大搜捕中幸存的黨組織和黨員重建了領導機構，進一步轉入地下，在偏遠山區開展活動。因保密局搶先破獲了臺灣省工委，使得與其向來存在競爭關系的調查局壓力很大，也試圖在偵破中共地下組織方面有所表現。郭潛受命搶在保密局之前破獲大案，為此，他可謂是絞盡腦汁。恰在此時，郭潛的手下破獲了地下黨新竹鐵路支部，郭潛從叛變人員中挑選一人到地下黨活躍的苗栗地區伺機活動。這個叛徒在郭潛指揮下，通過精心偽裝，很快就打入了地下黨組織，并取得了地下黨組織幾名負責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況。

如此這般，郭潛還是不放心，生怕別的特務機關搶在他前邊破案，于是就使了點手段，在各特務機關共同參加的聯合小組會議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說中共組織在某某地方活動，誤導了其他機構對中共組織的偵查方向，從而使全部線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經過這一番精心策劃，1952年4月，郭潛指揮特務一舉破獲了在臺灣的地下黨組織，此案被稱為“重整后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是調查局在臺灣破獲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黨組織案件，郭潛也因此案的破獲而得到蔣介石父子的青睞。

1958年4月，郭潛升任調查局副局長。從此，他真正進入了特務機關的最高層，而以中共叛徒身份成為特務機關的首腦，這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改名換姓變“學者”，反共到老死頑固

郭潛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因故辭職后，改名為“郭華倫”，搖身一變成為“學者”，繼續以寫文出書等方式堅持反共，非常頑固。

1964年6月，沈之岳調任調查局局長，郭潛即辭去副局長職務。他辭職的原因，一般人都認為是因為他與沈之岳此前都曾任副局長，但他的資歷比沈要深，是事實上第一副局長，這時沈之岳調升局長，他出于面子就不能再干了。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潛赴延安，進入抗大二期就讀時，郭潛正在抗大任教，講臺上下，想必他們也會有些接觸，只是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后竟然會殊途同歸，都成為了特務頭子。這層特殊的師生關系，現在卻變成了顛倒的上下級關系，顯然也讓郭潛頗為尷尬。

卸任副局長的郭潛還是很受蔣經國賞識的，據說當時蔣經國提出了幾個可供他選擇的職位，最終他選定了去國際關系研究所，出任該所的副主任，并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郭華倫”，搖身一變成為“學者”。國際關系研究所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國際關系研究會，是國民黨逃臺后成立的半公開性質的情報機關，在臺灣眾多的情報機構里是專門研究大陸問題的。郭潛到這里工作后，開始以教授、專家的面目出現，就中共問題發表了很多言論。

1969年，作者署名為郭華倫的4卷本《中共史論》在臺北出版，該書征引資料豐富，大量采用了由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統的“薈廬”資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資料，其中很多資料都是由此書第一次公開，因此引起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成為海外研究中共歷史的重要參考書，甚至連遠在德國撰寫回憶錄《中國紀事》的李德，也從這部著作引用了很多資料。《中共史論》還使用了許多當事人的口述資料，尤其是引用了一位未注明身份的“陳然先生”的大量口述材料，從1927年到1942年這期間，很多重要史實的惟一見證者只有他。

“陳然先生”究竟是誰，一時間也成為學界探討的問題。郭潛的門生、在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擔任過“總統府”國策顧問的曾永賢回憶：“有一次，我在東京開會時遇到蘇聯遠東問題研究所的所長……他說他看過《中共史論》，但其中有一些人不認得。我告訴他：你問對人了。他就問我‘陳然’究竟是誰？我回答：陳然和郭華倫是同一個人。”把自己的見聞假托為一個虛構人物“陳然先生”的回憶，此等著史方法不能不說是郭潛的創造。

《中共史論》出版后，郭潛也一舉成為“蜚聲國際”的中共問題權威，開始參與國際中共問題研究活動。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舉行的第29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在會上發表了攻擊中共的論文，他說：“中共‘一大’的召開是中共建黨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黨的紀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黨齡已達52歲，可是還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象無父無母的私生子，被人隨便冠予生辰，說來也實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后，他還拋出了自己的研究結論，認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開的。

郭潛這種惡毒刻薄的言論引起了大陸學者的不滿。從事黨史研究的邵維正把他的話摘抄在一張硬殼卡片上，釘在床頭，以此激勵自己奮發研究，通過扎實的研究邵維正得出了和郭潛不一樣的結論，最終確認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其實郭潛不只是在建黨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論》中，由于他的反共立場而充斥著大量不實之詞，史實的明顯錯誤之處更是很多，比如在他寫到1937年召開的十二月會議時，書記處應為5人，他列了9人；12個部門負責人名單，其中竟有8個是錯誤的。而他假托“陳然先生”之口的回憶，更是由于他的反共立場，真假莫辨，很難為史學界所采納。他編著的《臺共叛亂史》、《中共問題論集》、《中共人名錄》等書，同樣也因其立場，學術價值不免降低。

即便這樣，郭潛還是憑借著自己的“學者”身份，參加各種活動，不遺余力地攻擊中共。比如：葉劍英提出兩岸和平統一主張后，他就和別人提出了一套方案，要求中共讓出沿海各省由國民黨來推行三民主義，待全國一半以上地方完成三民主義模式后，再協商統一方式，然后還說只有中共接受了這個主張才表示有誠意統一中國，否則就是偽裝的。

感  言

綜上所述，從郭潛由一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蛻變為叛變投敵的惡魔的軌跡，可看出他當初參加革命時，就動機不純，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個投機分子，所以他自然會貪生怕死，貪戀錢財官位，意志不堅，一旦被捕也就很容易叛變投敵，充當反動派的幫兇。

郭潛的蛻變經歷，可作為一個反面教材，給千千萬萬人特別是青少年閱讀，敲響拒腐防變的警鐘。

一次次的大浪淘沙，淘去的是泥沙，留下的是真金。叛徒郭潛、蔡乾們被歷史無情地淘去，而面對鍘刀不畏懼的劉胡蘭、全身被鐵釘釘在墻上不屈服的蔡和森、把反動派的槍聲當作結婚禮炮的周文雍陳鐵軍等等熠熠發光的真金永遠光彩照人、載入史冊！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值得大家深思。

人一生有幾個重要關口，其中青少年時期是最重要的關口，所以，人生在世，在青少年時期選擇正確的人生之路，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十分重要。

那么，青少年究竟要做怎樣的人才好呢？

當今世界，表面看上去是五光十色，燈紅酒綠，容易使人眼花繚亂，但靜下心來認真看一看，會發現泥沙俱下，社會存在不平的現象。青少年當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要學偉人，立大志，創大業，把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不可或缺的追求，并終身實行之！

2014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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