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1960年災荒

　　1960年前后，災荒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始終是個迷。左派與右派、漢奸圍繞這個數字針鋒相對。右派、漢奸不放棄任何一個夸大數字的借口和機會。我見到過的最多的數字已達7000萬。左派也竭盡全力批駁右派、漢奸荒謬的結論。左派的各種計算和推論基本在300萬之內。即使政府利用手中的資料做一個科學的數學分析，也未必能得出讓大多數人信服的數據。

　　其實雙方對那個數字并不感興趣，感興趣的是當時政府多大程度的失職。右派和漢奸的最終目的是給那個時代定罪，從而否定27年毛澤東時代的偉大。

　　我換個思路來說說這個問題。

　　首先，活生生餓死和缺乏營養(yǎng)提前病死，這兩者中間沒有確切的邊界。實際上說餓死多少是個說不清的事情。就換一個說法，叫“非正常死亡”。引發(fā)非正常死亡的因素很多。戰(zhàn)爭、政局穩(wěn)定、醫(yī)療科技、農業(yè)科技、水利條件、瘟疫和其他自然災害，都直接影響社會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盡管說非正常死亡比說餓死要客觀一點，但是戰(zhàn)爭，動亂，特別是出現饑荒，政府的統計工作便會陷入混亂。再加上政府的新聞封鎖，還是說很難界定究竟多少是“非正常”死亡。再退一步，用“少增加”人數，輔以平均壽命，似乎更能評判一個時期政府治理的質量。需要說明的是：

　　一、少增加不增加，同時平均壽命很長，肯定是最好的。這種情況，對于評價2000年以前的中國沒有意義。

　　二、少增加不增加，同時平均壽命短，是壞的。一般來說是戰(zhàn)亂加貧困。

　　三、多增加，同時平均壽命不延長或很少延長，不好。一般來說，戰(zhàn)亂少，貧困。

　　四、多增加，同時平均壽命大幅度延長，是好的。一般來說是處于戰(zhàn)亂少，從貧困朝著不貧困變化的階段。

　　既然引用人口統計數據會有人質疑他的來源和權威性，我們就拋開這些數據，依據一些傳統的說法來談。1840年鴉片戰(zhàn)爭時是大約4億人口。1949年解放的時候也是大約4億人口。文革開始的1966年大約7億人口。雖然是大約，確是公認的。后面為了說著方便，把“大約”兩字去掉。

　　從1840年到1949年，109年中國人口沒有增加。而且這109年中國人平均壽命沒有延長。從1949年到1966年，大約17年（含餓死人的三年）從4億增加到7億，每年增加大約3.5%。在這17年之間，中國人平均壽命大幅度延長。

　　中華民族，每年人口增加3%至4%是個很容易的事情。保持這個速度不到20年人口就會翻一番。在4億人的基礎上就是每年增加1400萬。解放以前的109年里沒有增加，可以簡單認為每年“餓死”1400萬。也可以說成每年“非正常死亡”1400萬。換成那個最客觀的說法，每年“少增加”1400萬人，總是成立的。雖然這109年期間有戰(zhàn)爭，但是實際上戰(zhàn)爭時間占整體時間的比例很小。毛澤東時代的前17年也有抗美援朝戰(zhàn)爭，全國剿匪，對國民黨殘余戰(zhàn)爭，西藏平叛，對印反擊戰(zhàn)等。前者戰(zhàn)爭因素不比后者更加惡劣。中國太大，每年都有一些地區(qū)發(fā)生水旱災荒。餓死人主要是水旱災荒造成的。

　　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年年都有災荒，局部大面積餓死人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任何一個地區(qū)，少量餓死人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1942年河南那個大災荒很輕易地被人們遺忘了，還需要用一部小說和一部電影來特別提醒。人口不增長是正常的，每年“少增加”1400萬是正常的，是不會被人格外關注的。至于“少增加”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是餓死的，神仙也說不清楚。一部分是餓死的，神仙也否定不了。大家只能憑著良心，憑借對中國歷史的理解了來判斷了。

　　習慣有人餓死的局面，在農業(yè)基本條件沒有改善的情況下，是共產黨取得政權才改變的。解放以后的前10年，共產黨執(zhí)政，餓死人變得罕見了，所以到了1960年有人餓死才成為嚴重的事件。

　　最關鍵的是，經過了那場饑荒，中國在國力極其單薄的情況下，依靠人民公社體制，發(fā)動全體人民，以最少的成本大量建造水庫。中國現有的水庫絕大多數都是1963年至1976年建的。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水庫，才徹底結束了每年都有水旱災荒，每年都有人餓死的歷史。一直到現在中國人都享受著修建這些水庫的紅利。

　　說到這里，計較那個數字是什么，有多大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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