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漫長的中國革命過程中，通過對土地革命成果的概括和總結，事實上形成了毛澤東的中國新民主主義“三農”理論。中國共產黨自從被迫與國民黨蔣介石分裂那天起，就是有地盤、有槍桿、有人馬、有錢袋、有產業的“武化團體”，并事實上形成了“國中之國”：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中華蘇維埃民共和國、湘鄂川黔工農民主政權;在抗日戰爭時期是陜甘寧邊區人民政府、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政府;在解放戰爭時期是各解放區人民政府。這些政權雖然不是全國性的政權，但無論是從地域看，還是從人口規模看，都是“大國眾民”。在一個處于被圍剿地位，既沒有現代工業，又沒有金山銀海;既沒有多少資本，又沒有多少外援，卻要滿足人民基本的需要，又要滿足龐大的戰爭開支，沒有較大的農村經濟創造能力和財政供給能力是不可能的。可是，共產黨這個窮人黨卻做到了。按照毛澤東的話說，到抗日戰爭后期，我們是兵強馬又壯——中國解放區擁有一萬萬的人民、近一百萬的軍隊、二百萬的民兵;爾后即用不到四年的時間，就打出了一個紅彤彤的新中國。這一切，自然有毛澤東的中國新民主主義“三農”理論的功勞。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關于工商業政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有關“三農”問題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指導了中國革命時期的“三農”問題，而且至今尚放出真理的光芒。取得的理論成果雖然遠在馬克思之下，卻遠在他的戰友和學生之上，更在當今那些對毛澤東肆意詆毀、橫加指責的阿貓阿狗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上。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時期寫出的這些著作構成了毛澤東的中國民主主義“三農”理論。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三農”理論是關于農民的社會地位和革命作用、農村社會各階級分析和劃分、農村經濟調查統計、民生民權經濟、革命戰爭經濟、經濟關系協調和“主導-基礎”經濟理論。
一
毛澤東的中國新民主主義“三農”理論是關于農民的社會地位和革命作用的理論。
早在農講所期間，毛澤東就形成了農民占中國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軍，中國革命若沒有他們參加，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中國以農 業為主，農民是生產的主力軍;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幾百次農民起義，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如果有共產黨的領導，農民的力量之大是可以預料的思想。毛澤東在他的名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更進一步認為：農民要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必須一個大的革命熱潮，鼓動成千上萬的群眾，形成大的力量，并鎮壓農村的反革命，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到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關于農民的社會地位和革命作用的理論已臻完成。毛澤東認為，“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而農民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如果不幫助農民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就不能組成中國革命的強大的隊伍而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大約占80%，是現時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農民的內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過程中”。“第一是富農。富農約占農村人口5%左右(連地主一起約占農村人口10%左右)，被稱為農村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富農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貸，對雇農的剝削也很殘酷，帶有半封建性。但富農一般都自己參加勞動，在這點上它又是農民的一部分……因此我們不應把富農看成和地主無分別的階級，不應過早地采取消滅富農的政策“。”第二是中農。中農在中國農村人口中約占20%左右。中農一般地不剝削人，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但在年成豐收時能有些許盈余，有時也利用一點雇傭勞動或放點小債)，而受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剝削。中農是沒有政治權利的……中農不但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夠接受社會主義。因此全部中農都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革命動力的一部分。中農的態度的向背是決定革命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農成了農村中的大多數的時候是如此“。”第三是貧農。中國的貧農，連同 雇農在內，約占農村人口的70%。貧農是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廣大農民群眾，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貧農和中農都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農民這個名稱所包含的內容，主要的是指貧農和中農“。(《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第637、642-644頁)其次，毛澤東對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同上 第609頁)“農民—— 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農民——這 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 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第1077-1088頁)
二
毛澤東的中國新民主主義“三農”理論是關于農村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劃分的理論。
(一)它是關于農村社會各階級分析的理論。
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發展》和《中國農民中的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中，對中國農村社會各階級進行了全面和科學的分析。毛澤東認為：
1、大地主在中國農村人口中，大概占千分之一，約有32萬人。他們是中國農村的真正統治者。代表著中國農村最落后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是帝國主義、軍閥的 社會基礎，是極端的反革命派。
2、小地主大約有200萬人以上。他們的剝削方式是重租、高利貸和剝削剩余勞動三種，是農村中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有右派和左派之分，其右派有跑入反革命陣營的傾向，其左派在 相當的時候可以走向革命。
3、自耕農的人口大約有1億至1.2億，屬于農村中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經營的是小生產經濟。這個階級有三部分：一是有余錢剩米的，約有1200萬人。他們接近中產階級的地位，總想爬 到中產階級，且對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為相信，對革命抱著懷疑的態度，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二是經濟上大體可以自給的，約有7000萬人。他們在小資產階級中人數最多，雖不滿帝國主義、 軍閥、封建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但對反帝反軍閥的運動能否成功又持懷疑態度;三是生活逐年下降的，約有4800萬人。他們過去過著好日子，但由于每下愈況，精神上的痛 苦很大，是小資產階級的左翼。這三部分人，對于革命的態度，平時并不相同，但到革命高漲，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能參加革命，中派也可參加革命，即使右派分子 受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派的裹挾，也只得附和革命。因此，小資產階級的自耕農是全部可以傾向革命的。
4、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等五種人，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其中，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數量巨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 這兩個階級經營的，都是更細小的小生產經濟，但仍然有上、中、下三種區別。半自耕農每年的糧食約有一半不夠，須租種別人的地，或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其生活苦于自耕農，但優于貧農 。因為貧農沒有土地，每年耕種只得收獲的一半或不足一半。因此，半自耕農的革命性優于自耕農而不及貧農。貧農是農村中的佃農，受地主的剝削，生活及艱苦，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小 手工業者、店員和小販的經濟地位，與貧農大致相同，其革命要求也與貧農基本相同。
(二)它是關于怎樣科學地劃分農村社會各階級成分的理論。
土地改革的基礎是正確地劃分農村社會各階級成分。毛澤東提出了劃分中國農村社會各階級簡明而實用的標準。
1、關于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叫做地主……
2、關于富農。富農一般占有土地，都占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一部或大部分……
3、關于中農。中農許多都占有土地，中農自己都有相當的工具，中農的生活來源全靠自己勞動或主要靠自己勞動……
4、關于貧農。貧農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無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須租入土地來耕，受人地租債利和小部分雇傭勞動的剝削。
5、關于工人。工人(雇工在內)一般全無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極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賣勞動力為生。
三
毛澤東的中國新民主主義“三農”理論毛澤東是關于農村經濟統計的理論。
調查研究在毛澤東的思想理論體系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毛澤東主張開展社會經濟調查，雖然直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3頁)但他無意之間開了農村經濟甚或現代經濟統計學的先河。因為毛澤東的農村經濟調查統計的內容是很科學和現代的。請看，他說：“舉例來說，我們調查農民成份時，不但要知道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這些以租佃關系區別的各種農民的數目有多少，我們尤其要知道富農、中農、貧農，這些以階級區別階層的各種農民的數目有多少。我們調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糧食業、衣服業、藥材業等行業的人數有多少，尤其要調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同上，113頁)。這里雖說的是調查社會各階級，但決定各階級的不正是其經濟地位嗎?而決定社會各階級經濟地位的不正是社會各階級擁有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嗎?而對社會各階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調查不正是農村經濟統計甚或現代經濟統計學的內容嗎?
毛澤東對經濟調查統計的方法更是有開創之功的。請看，他說：
“要開展合作討論式的調查。
(2)調查會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會經濟情況的人，以年齡說，老年人最好，有斗爭經驗的青年也要。以職業說，工人也要，農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識分子也要，有時士兵也要，流氓也要。
(3)開調查會人多好還是人少好?
看調查人的指揮能力。那種善于指揮的，可以多到十幾人或者二十幾人。
(4)要定調查綱目。
綱目要事先準備，調查人按照綱目發問，會眾評說。所謂調查綱目，要有大綱，還要有綱目。
(5)要親自出馬。
(6)要深入。
(7)要自己做記錄。(同上第117-118頁)
真是溫如也，敦如也。假如真的依照毛澤東的調查統計的方法辦理，任何人都可能掌握被調查的地方和單位的社會經濟情況，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農村經濟統計調查的專家。
四
毛澤東的中國新民主主義“三農”理論是關于民生民權的經濟理論。
中國共產黨雖然是窮人黨，但絕不是當時它的敵人宣傳的那樣“燒殺搶掠”、“共產共妻”無惡不作的黨，也不是后來那些右派精英們誣蔑的“普遍貧窮”的黨。“窮人黨”的真正含義，就是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將人民在政治上上升為有權階級，在經濟上上升為有產階級。中國革命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對此雄辯地進行了說明。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理論的實際執行人。這就是毛澤東在“三民主義”基礎上闡發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理論;第二，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實質執行人。共產黨在它的“國家”里真正地“平均地權”，普遍地將無權無產的廣大貧農、下中農上升為有權有產的階級，這一土地政策除抗戰特殊時期，乃是共產黨立國之本、強國之基。第三，中國共產黨發展了合作經濟，開創了中國合作經濟理論。早在井崗山時期，毛澤東就草創了耕牛合作社、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合作經濟組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更是創立了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等多種合作經濟組織形式。“合作社事業是在極迅速的發展中。據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兩省十七縣的統計，共有各種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個，股金三十余萬元。發展得最盛的是消費合作社和糧食合作社，其次是生產合作社。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4頁)。抗戰時期，“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我們的合作社目前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社(運鹽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我們有了人民群眾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為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合作社為什么有這樣的能量?因為合作社經濟實質是農村生產關系的變革，“在農民群眾前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態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同上第三卷第931-932頁)第四，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是地道的民生經濟。毛澤東的經濟理論是民生的經濟理論，毛澤東雖然確立了以戰爭為中心的經濟體制，但這個體制是建立在改善人民生活之上的。毛澤東幾乎每時每刻告誡全黨“關注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同上，第137頁)抗戰時期，毛澤東還曾生動地說過：“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國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未，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33頁)正因為共產黨時刻將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不僅將群眾鍛煉成為真心擁護革命的鋼墻鐵壁，而且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居然改善和提高了群眾的生活，這堪稱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跡。
五
毛澤東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關于革命戰爭的經濟理論。
毫無疑問，中國革命的主題是開展武裝斗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同樣毫無疑問，經濟工作的一個原則是一切服從戰爭，一切為了戰爭。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指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同上，第130頁)顯然，毛澤東的經濟觀點不是簡單的服從和為了戰爭。他的戰爭經濟理論是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的。“我們的經濟戰線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同上，第130-131頁)是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礎之上的。“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的全力放到前線去嗎?那未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同上，第138-139頁)是建立在“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基礎之上的。針對日軍對解放區實行“三光”政策和國民黨對邊區和解放區實行封鎖政策，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力半勞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 ”。(同上，第三卷第928頁)實行的結果是“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黨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一步，向政府領款只占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占了絕大部分”。(同上第929頁)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又及時提出“把軍隊變為生產隊、工作隊”的口號。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創造，“這個創造，對于我們民族的解放事業，該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啊!”(同上，第929頁)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上的。“人民負擔雖然一時有些重，但是戰勝了政府和軍隊的難關，支持了抗日戰爭，打敗了敵人，人民就有好日子過，這個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同上，第894頁)
六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三農”理論是關于經濟關系協調的理論。
毛澤東后來寫有《論十大關系》，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奠基之作。其實，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還有個“論七大關系”，即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這個報告也是典范之作，它提出必須處理好一系列經濟關系的理論。一是必須處理好戰爭與經濟的關系。經濟工作服從和服務于革命戰爭，但為了革命戰爭必須搞好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9頁)“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同上，第120頁)二是在經濟產業上必須處理好農業、工業和貿易的關系。“突出發展農業，這是搞好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同上)三是必須處理好經濟與財政的關系。這是針對當時有人片面看重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重要性而言的，毛澤東指出“只有發展經濟，才能壯大財政。”“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92頁)四是，必須處理好公營經濟和“人民”經濟的問題。要兩手抓，兩手都要抓緊抓好，一方面，自己動手，建立公營經濟，“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同上，第892頁)另一方面，又要幫助人民發展生產，處理好人民的生產和負擔的關系，“為了抗日和戰爭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人民很知道這種必要性;在公家極端困難時，要人民多負擔一點，也是必然的，也得到人民諒解。但是我們一方面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鹽業和商業，采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并且使得大于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同上，第893-894頁)五是在發展經濟的路線上，要處理好“土”與“洋”、“小”與“大”的關系。要立足實際，腳踏實地。“發展經濟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但發展不是冒險的無根據的發展。有些同志不顧此時此地的具體條件，空喊發展，例如，要求建設重工業，提出大鹽田計劃、大軍工計劃等，都是不切實際的，不能采用的。黨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發展路線，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同上，893頁)。六是在人民負擔問題上，必須處理好能與否的關系。既使是困難時期，仍要做到“負擔雖重而民不傷。”既要反對“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又要反對“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同上，第894頁)七是在財政關系上，要處理好“開源”與“節流”。既要開好源，又要節好流。開好源，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同上，第894-895頁)所謂“節流”，就是減少消費性支出，增加生產性投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基本原則簡直是解放以來歷次機構改革的濫觴。
七
毛澤東的中國新民主主義“三農”理論是關于“以公有經濟為主導，以農民經濟為基礎”的理論。
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平均地權，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個體所有，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發展生產，改善民生，增加物質財富和財政收入。這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的主張。早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就指出：“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個方面組成的。”“國家經營的經濟事業，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國營的工業或商業都已經開始發展，它們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抗日戰爭時期，在經濟異常困難的情況下，政府和軍隊也興辦了大量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經濟，解決了黨政軍的給養和財政問題。全國臨近解放之時，如何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問題突出起來，毛澤東及時指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主要地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的生產。“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關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同上，第四卷，第1428頁)這實際是提出了“以國有工業為主導，以個體農業為基礎”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思路，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后來提出的“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理論的雛形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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