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政治演進:讀書、薦書和編書
毛澤東在探索經濟建設道路上的閱讀和思考，即已表明，在重要關頭和重大問題上，通過讀書、薦書、編書，來理清思路，提高認識，豐富知識，端正風氣，倡導正確方向，是他習慣使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他比較習慣的一種決策方式。在諸多政治問題上的思考和決策，以及推動決策實施過程中，毛澤東讀書、薦書、編書的情況，尤為如此。從這個角度講，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演進，多少也可以從他閱讀思考的變化中，看出一些線索。
(一)比較中外憲法文獻，制定"五四憲法"
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史稱"五四憲法"，初稿是毛澤東這年春天在杭州主持起草的。
1954年1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致電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告訴他們憲法小組的起草工作已經開始，為便于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間討論憲法草案初稿，他親自開列一批中外憲法文獻，"望各政治局委員及在京各中央委員從現在起即抽暇閱看"。
這封電文開列的憲法文獻分屬三類。一是社會主義國家憲法，包括1918年蘇俄憲法，1936年蘇聯憲法及斯大林報告，以及羅馬尼亞、波蘭、民主德國、捷克等國憲法。毛澤東在電文中對這些憲法的評價是，"各國憲法大同小異，羅、波取其較新，德、捷取其較詳并有特異之點，其余有時間亦可多看"。二是民國時期的憲法，包括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1923年"曹錕憲法"、1946年"蔣介石憲法"，推薦理由是它們"可代表內閣制、聯省自治制、總統獨裁制"三種制憲思路。三是資本主義國家憲法，只列法國1946年的憲法一種，推薦理由是"可代表較進步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制憲法"。
以上憲法文獻是毛澤東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匯編》和政務院辦公廳編輯的《憲法選舉法資料匯編》等書中挑選出來的。顯然，他事先作了比較充分的比較研究，推薦哪部憲法，均有所考慮，視野很開闊。劉少奇收到毛澤東的電文后，復電說："此間同志同意主席所定憲法起草工作及討論的計劃。即將來電印發給在京各中委及候補中委，并要他們閱讀所列參考文件。"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第一次系統閱讀研究各種憲法文獻，對新中國法制建設意義不小。
事實上，在起草和討論"五四憲法"過程中，毛澤東參閱的憲法文獻，遠不止上面他推薦的那些，對上述三種類型憲法的評論，也深入許多。
據當時在憲法起草小組搞資料工作的史敬棠回憶："參考的資本主義的憲法，有英國的、法國的、美國的。毛澤東說，這些國家，開始都搞過資產階級革命，所以還帶有進步性，它的民主性還不能完全抹殺。他就舉了法國的一個憲法。"1954年6月14日在討論"五四憲法"草案的會上，毛澤東還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歷史上沒有地位。"
關于從清末到民國制定的各種憲法，毛澤東在6月14日討論憲法草案的會上，作過評論："從清末的‘十九信條’起，到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北洋軍閥政府的幾個憲法和憲法草案，到蔣介石反動政府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一直到蔣介石的偽憲法。這里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比如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
在"五四憲法"起草和討論過程中，毛澤東多次講，這部憲法必須體現兩個原則，一是民主原則，一是社會主義原則，根本上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因此，他參考較多的無疑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有的"取其較新"，有的"取其較詳"。1918年的蘇俄憲法，把列寧寫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放在前面，毛澤東受到啟發，決定為"五四憲法"增寫一個序言。這是新中國憲法的重要特點，目前我們實行的"八二憲法"，經多次修改，依然保留有序言。
關于"五四憲法"和上述三種類型憲法的關系，毛澤東也作過說明。他在6月14日討論憲法草案的會上說："這個憲法草案，總結了歷史經驗，特別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也總結了從清朝末年以來關于憲法問題的經驗"，"同時它也是本國經驗和國際經驗的結合。我們的憲法是屬于社會主義憲法類型的。我們是以自己的經驗為主，也參考了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在討論中，有人說"五四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憲法"。毛澤東表示這個觀點不妥，并列舉了清末以來頒布的8部憲法，認為名副其實的說法應該是，"五四憲法"是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二)讀談"紅學"論著，反對思想文化界的唯心論
1954年，思想文化界出現批判俞平伯"紅學"觀點，進而批判胡適唯心論觀點的運動。這場運動的發動與毛澤東有關，事情緣起于他閱讀和推薦李希凡、藍翎的兩篇論文：《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
李、藍的論文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紅樓夢》，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毛澤東讀后，于1954年10月16日寫了著名的《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信中說："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在思想文化領域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開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進行文化方面的改造，一直是毛澤東很關注也很糾結的事情。1951年放映的電影《武訓傳》，在主題歌里唱出"大哉武訓，至勇至仁"，"行乞興學，千古一人"這樣的"贊詩"，譽武訓為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幟"，就已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和不滿。在他看來，把"行乞興學"的改良主義吹得這樣高，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所以當時就說："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到1954年，又冒出兩個"小人物"批評"紅學"研究領域的"大人物"，卻受到"阻攔"的事情。毛澤東借此把文章做大，也就勢所必然。
毛澤東有興趣和有理由借此做文章，還因為他對《紅樓夢》并不外行。他不僅熟讀《紅樓夢》，且一向有自己的觀點。說來也巧，就在俞平伯1954年3月在《新建設》上發表《紅樓夢簡論》引起李、藍著文批評的時候，毛澤東在杭州同隨行工作人員也討論到《紅樓夢》，認為這部小說"是講階級斗爭的"，"很多人研究它，并沒有真懂"。
毛澤東也確實讀了不少"紅學"論著。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也并不陌生，甚至也未必是讀了李、藍兩篇批評文章才開始了解的。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出版的俞平伯《紅樓夢辨》，毛澤東
讀得很仔細，差不多從頭到尾都有批注、圈畫，在全書打了50多個問號。在批語中，毛澤東寫有"錯誤思想集中在本冊第六、第七兩節"這樣的話。在第六節《作者底態度》"《紅樓夢》是感嘆自己身世"一句旁，毛澤東粗粗地畫了一個豎道，在豎道旁又畫了一個大問號;在《紅樓夢》"是情場懺悔而作的"一句旁，毛澤東也用鉛筆畫了豎道，還附加上問號。對第七節《〈紅樓夢〉底風格》，畫的問號更多，有的一頁上就有七八個問號。
毫無疑問，無論是批俞之前，還是批俞之后，毛澤東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歷史來讀的傾向，既明確，又是一貫的，同胡適、俞平伯代表的"新紅學"不是一路;同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舊紅學"，更是兩樣。因為熟悉并且不同意"新紅學"及俞平伯的觀點，毛澤東自然支持李、藍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事情就是這樣偶然，也是這樣必然。
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實際上是一封公開信。他在信封上寫下的要求閱讀這封信的人名有28個，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中央主要領導人，陸定一、習仲勛、胡喬木等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主要負責人，以及郭沫若、沈雁冰、周揚、丁玲、馮雪峰等文藝界頭面人物。如此范圍，可知毛澤東把"紅學"問題看得何等之重，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決心何等之大。
關于這場批判運動的內容，有一個自然的延伸邏輯，這就是：對俞平伯本人應采取團結態度，主要是批判他在學術上的錯誤觀點;對唯心論觀點的批判，不應該局限于古典文學研究范圍，還應包括哲學、歷史學、教育學等方面;由于俞平伯的"紅學"觀點反映了"胡適派唯心論思想"，最終主要是批判"胡適派唯心論思想"。為什么有這樣一個邏輯?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周揚在1954年12月8日中國文聯主席團、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的聯席會議上的講話，說得很明確：因為胡適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最主要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獵的方面包括文學、哲學、歷史、語言各個方面"，"而他從美國資產階級販來的唯心論實用主義哲學則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在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頭腦中還占有很大的地盤。不能設想，不經過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具體問題上的徹底批判，唯心論思想可以自然消滅"。
接下來，思想文化界在批判胡適思想的計劃草案中，擬定了九個題目：胡適哲學思想批判，胡適政治思想批判，胡適歷史觀點批判，胡適《中國哲學史》批判，胡適文學思想批判，胡適《中國文學史》批判，考據在歷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關于《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對新舊"紅學"的評價)。
對胡適派唯心論思想的批判，根本上是一個哲學問題。毛澤東最關注的，也是克服唯心論哲學在新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1954年12月，哲學家李達把自己寫的《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適思想批判》兩篇文章寄送毛澤東。毛澤東讀后回信表示："覺得很好。特別是政治思想一篇，對讀者幫助更大。""建議對一些哲學的基本概念，利用適當的場合，加以說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夠看懂。要利用這個機會，使成百萬的不懂哲學的黨內外干部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思想文化界這場運動，在1955年就結束了。但毛澤東對"紅學"論著的閱讀和關注，并沒有停止。1964年8月關于哲學問題的談話中，毛澤東說："《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昆侖，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這里，把中國近代以來有影響的"紅學"代表人物，都點了出來，在同"舊紅學"的對比中，認為胡適開啟的"新紅學""比較對一點"，這多少是對"新紅學"的一種客觀評價。
(三)評價《簡明哲學辭典》，思考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不少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比較熟悉蘇聯哲學家尤金和羅森塔爾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這本辭典1939年作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參考資料出版。到1954年，即已增改到第四版，譯成中文達67萬字，事實上成為一部獨立的和系統的哲學辭典。《簡明哲學辭典》當時在中國大受歡迎，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難以替代的工具書。
毛澤東和《簡明哲學辭典》主編之一尤金很熟悉。尤金20世紀50年代初受毛澤東邀請來中國，負責校閱《毛澤東選集》俄文譯稿，后又成為蘇聯駐華大使。毛澤東時常和他討論哲學，曾開玩笑地對他說，《簡明哲學辭典》一些條目，特別是其中的"同一性"條目"是整我的"。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明確發表了對《簡明哲學辭典》的看法。他說："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并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于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里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互相排斥的。’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簡明哲學辭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學的同一性，與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完全是兩回事。因而否定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生與死有同一性，可以轉化。我對尤金說，你這個東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說，既沒有同一性，戰爭為什么轉化為和平、和平又轉化為戰爭，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轉化為戰爭，戰爭轉化為和平。這兩個東西，照形而上學看是完全隔絕的"。
經毛澤東提倡，我國哲學界在報刊上開展了關于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思維與存在有沒有同一性問題的討論。1960年11月12日，毛澤東看到當天《人民日報》登載的一篇關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討論的綜合介紹，當即要該報把文中提到的幾篇不同觀點的文章，全部找來給他看。
毛澤東當時如此重視"同一性"這個哲學概念，除《簡明哲學辭典》的解釋確有片面性外，顯然還有別的動因。至少，與毛澤東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有關。
第一，從思想方法上總結和反思斯大林犯錯誤的教訓。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開斯大林犯錯誤的"蓋子"后，毛澤東由此探尋斯大林晚年犯錯誤的原因。在1957年1月27日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提出："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系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斯大林時期，反革命就只有殺頭的一個辦法，犯錯誤的也殺頭，偶爾有不同意見，就排除，就抓起來，就斗爭，就叫‘反蘇’，對立不能統一，不能轉化。"這顯然是聯系蘇聯實際來解讀《簡明哲學辭典》中"同一性"這個條目。
第二，促進黨內領導干部進一步理解和認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怎樣避免斯大林那樣的形而上學錯誤?辦法就是讓正確的東西在同錯誤的東西的比較和斗爭中發展。這是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初衷。但是，這個方針提出來后，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有不同意見，認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在科學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貫徹"雙百"方針，在國內也有阻力。毛澤東1957年2月曾有這樣一個估計：全國地委以上干部，真正理解和贊同"雙百"方針的，也就十分之一。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批評《簡明哲學辭典》對同一性的錯誤解釋，正是為了闡述實行"雙百"方針的必要性。他說，我們要解釋和發展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學說，"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雙百"方針就是要在比較和斗爭中發展正確的東西，實現對立面的同一性轉化。
第三，毛澤東當時在醞釀論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強調對立面的同一性和轉化，正好是他思考這個問題的哲學工具。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專門談到怎樣看少數人鬧事的事情，認為研究這個新問題，在思想方法上必須承認矛盾的對立和轉化。他說："對鬧事又怕，乂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的";"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必須樹立和堅持矛盾同一性轉化的思想方法。一個月后，毛澤東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便吸收了這次講話的許多內容。
《簡明哲學辭典》同當代中國政治的瓜葛，還沒有完。1959年8月，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讓人從《簡明哲學辭典》里選出一些條目內容，編成一份題為《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材料，發給與會者。毛澤東還給與會者寫信，建議讀《簡明哲學辭典》，要求在半年內讀完，并說："為了從理論上批判經驗主義，我們必須讀哲學"。1959年讀《簡明哲學辭典》，背景和1957年已明顯不同，重點轉向了該書對經驗主義的批判。這主要是針對彭德懷等人的。毛澤東認為其思想方法屬于"經驗主義"。抽象看，運用《簡明哲學辭典》的觀點來反對"經驗主義"似無不妥，但把這個帽子戴在彭德懷等人頭上，則是誤判，顯然錯了。閱讀與實際的脫離，運用書本的復雜性，此為一例。
(四)借助人物史傳，糾正"大躍進"領導作風
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失誤，主要是違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經濟建設。從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上講，反映出當時黨內領導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風氣，諸如，有的遇事不商量，在生產指標上給下面很大壓力;有的蠻橫壓制不同意見，只看"風向"作決策;有的對上不敢講真話，一味浮夸。這些，都屬于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命令主義。毛澤東發現"大躍進"的錯誤后，下決心從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角度進行糾正，由此閱讀推薦三篇歷史人物傳記。
一是閱讀推薦《明史•海瑞傳》，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毛澤東在多次中央會議上宣傳海瑞精神，即敢講真話、說實情的精神。他專門把《明史•海瑞傳》推薦給周恩來、彭德懷等人閱讀。4月5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高級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銳。無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職務，怕失掉選票。我就講透這些人的心事，連封建時代的人物都不如。接著，毛澤東把《明史•海瑞傳》的有關內容講了一遍，總結說：你看海瑞那么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氣，我們的同志有海瑞那樣勇敢?毛澤東講海瑞精神，不只是一般性的倡導，還借此對自己在發動"大躍進"過程中很少聽得到真話進行反思。在這次會議上，他還說："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
二是閱讀推薦《三國志•郭嘉傳》，推崇"多謀善斷"。
毛澤東這期間閱讀推薦最多的是《三國志•郭嘉傳》，目的是希望領導干部做事情、訂計劃，既要善于聽取不同意見，又要善于集中不同方面的意見，及時作出正確的決策，像曹操和郭嘉那樣"多謀善斷"。
1959年3月2日在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幾乎原原本本地把《郭嘉傳》的內容講了一遍，總結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毛澤東這樣講，是要求領導干部不要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制定決策要多商量，發現問題趕快糾正。
一個月后，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又講《郭嘉傳》的故事，然后說：此人足智多謀，協助曹操南征北戰，策謀帷幄，出了許多好主意，值得我們學習。毛澤東由此聯想到"大躍進"運動中，一些領導干部不是多端寡要、好謀無決，就是少謀武斷、獨斷專行，于是，進一步解釋說：多謀就是要聽取不同意見，沒有多謀，就不可能有善斷。人們對事情的判斷有三種情況：正確判斷，武斷，斷得不及時。要當機立斷，不能猶豫不決。反對黨內的一些不良傾向，也要當機立斷。一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還講到郭嘉事跡，說1958年經濟計劃搞亂了，要像郭嘉那樣多謀善斷，留有余地，等等。
三是閱讀推薦《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呼吁"民主納諫"。
郭嘉和曹操遇合，也是謀與斷的結合，既成就了郭嘉，也成就了曹操。但歷史上并不是所有的領導團隊的決策者和謀劃者，都能像曹操和郭嘉這樣幸運遇合。最典型的悲劇，就是項羽和范增。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目的是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1月30日的大會講話中，談到《史記》記述劉邦善于納諫而取得勝利，項羽不聽意見而失敗的一些情況。他說："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里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接著詳細講了《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酈食其求見劉邦的故事，最后歸結為："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
比較劉邦、項羽不同領導作風的成敗，針對的是"大躍進"運動期間一些領導干部不講民主，不肯納諫的作風。毛澤東在講話中直面現實，提出告誡："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臺的。"
(五)編選《不怕鬼的故事》，應對多事之秋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對中國來說是多事之秋。在國內，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進入嚴重困難時期;國際上，由于中國在西藏進行平叛，中印關系隨之緊張，西方世界掀起反華浪潮，中蘇友好關系這時候也開始解體。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來應對這些挑戰，渡過難關，是毛澤東當時考慮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
從1959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在不同場合經常講古代筆記小說中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他向11個國家的訪華代表團介紹了西藏分裂分子武裝叛亂和中印關系的緊張情況，隨即把話題引向不怕鬼的問題：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中國小說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編成一本小冊子。
說干就干。毛澤東讓胡喬木落實這件事，任務交給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到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編成。這部書稿從古代筆記小說里選了幾十篇和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短則幾十字，多也不過千字。毛澤東讀了書稿，選擇部分故事在一個會議上印發。此后，他又讓何其芳進一步精選充實書稿，遂成70篇，共6萬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應做了注解，還寫了一個序言，說明為什么編選這樣一本書。1961年1月4日，毛澤東約何其芳談序言的修改。何其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改完序言，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又作了多處加寫。其中有一句是："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在序言末尾加寫的一大段話里，毛澤東把他提議編選《不怕鬼的故事》的現實意義表達得格外直接："讀者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它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余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本書出世就顯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付印前，毛澤東批示把清樣送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周揚、郭沫若看，詢問他們是否還有修改的意見;出版時，又指示將序言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登載，把全書譯成幾種外文;出版后，又推薦給參加整風的干部們閱讀：如此大張旗鼓地推薦，顯然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為現實政治斗爭和思想教育的工具。
毛澤東當時說的"鬼"，有兩層含義：一是國際上的反華大合唱，一是國內的困難和障礙。《不伯鬼的故事》所倡導的，就是堅定意志、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和毛澤東這期間寫的詩詞中說的，"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可為互證。
當然，面對各種鬼魅壓力，不是只講"不怕"就能管用的。從毛澤東歷次談話和對《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修改來看，不怕"鬼"的精神，有這樣一些內含：怕"鬼"沒用，越怕"鬼"越多;只要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就一定能戰勝各種各樣的"鬼";不怕"鬼"，進而打"鬼"，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注意爭取和改造"半人半鬼"對象。
(六)研究西方政要著述，把握國際局勢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毛澤東在各種場合談論西方政要著述的情況多了起來。這大概與他更多地關注東西方冷戰格局，開始考慮調整國際戰略有關。閱讀國際材料和西方政要的著述，可以及時研究西方政要或學者的觀點，正確判斷和把握國際局勢。
毛澤東讀法國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從中了解到戴高樂對待英國和美國的態度，很欣賞他敢于和英美"鬧別扭"的勇氣。戴高樂1958年競選法國總統，毛澤東這年6月提出戴高樂"登臺好，還是不登臺好"這個問題在中央領導層討論。他對討論作的結論是："這個人喜歡跟英美鬧別扭，他喜歡抬杠子。他從前吃過苦頭的，他寫過一本回憶錄，盡罵英美，而說蘇聯的好話。現在看起來，他還是要鬧別扭的。法國跟英美鬧別扭很有益處。"這個判斷，與當時國際國內多數意見不同。那時，國際評論說戴高樂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但毛澤東從戴高樂《戰爭回憶錄》中看出他的民族意識很強，有獨立意志，敢于反對美國的控制和干涉，這對推動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有好處。戴高樂上臺后的政策，證明這個判斷是對的。
1960年1月，英國前首相艾登的回憶錄一發表，正在外地集中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毛澤東，找來《艾登回憶錄》中譯本翻閱，隨后對讀書小組的人評論說：艾登發表了他的回憶錄，大罵杜勒斯，說艾森豪威爾也是壞人，寫了不少我們過去不知道的關于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和爭吵。帝國主義國家當局的回憶錄，很值得看看。這年5月，毛澤東會見英國的蒙哥馬利，又說：我讀過艾登的回憶錄。他講到美國在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時候，英國希望印度參加，來對付美國，美國堅決反對，說如果英國要印度參加，美國就要蔣介石和日本參加。艾登在回憶錄中說，他想不通蔣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魯相提并論。從毛澤東的這些閱讀引述，可看出他總是敏銳地把握西方各國的內部動向和他們有關中國的政策。
蒙哥馬利1960年訪華，給毛澤東的印象不錯。在他走后，毛澤東找來世界知識出版社剛剛出版的蒙哥馬利《一種清醒的作法——東西方關系研究》來讀。該書的主要論點是：西方雖取得對德戰爭的勝利，但在政治上輸給蘇聯;西方戰后在同東方的全球性斗爭中實際遭受失敗;未來的斗爭已轉為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西方必須改變策略，承認東西方關系中的某些"現實因素";爭取一個"友好的中國"應該成為西方政治目標之一。毛澤東在這類重要內容處作了不少圈畫，還批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讀，說是"很有意思，必讀之書"。蒙哥馬利1960年6月9日在出席一次宴會的演講中，稱贊中國革命對中國是有益的，西方國家必須找出辦法同共產主義共存，在共存的同時，西方國家必須盡一切努力來保存基督教文明的基礎。毛澤東讀到這個演講材料，批給江青，讓她研究蒙哥馬利為什么要說這些話。
研讀戴高樂、艾登、蒙哥馬利等人的著述，毫無疑問，對毛澤東此后提出"兩個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劃分"的國際戰略思想，是有影響的。
毛澤東還細讀過美國將軍馬克斯韋爾•泰勒的《音調不定的號角》，注意到他關于美國在核戰爭和常規戰方面的策略。泰勒擔任過美國陸軍參謀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美國駐越南大使。1963年7月會見古巴一個代表團時，毛澤東評論：泰勒在朝鮮和我們打過仗，他寫的《音調不定的號角》，大家有機會最好看看。在這本書里，他批評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過去不重視常規武器戰爭。又要打原子戰爭，又要打常規戰爭，叫喊打原子戰爭，但又不打，這就叫做音調不定。
1965年1月，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再次談到讀泰勒《音調不定的號角》的體會，他說：我們也研究美國的軍事著作，泰勒那本《音調不定的號角》，"是不大贊成核武器的。他說，在朝鮮戰爭中沒用過，在中國解放戰爭中沒用過，他懷疑以后的戰爭能夠用這種東西制勝。他要爭陸軍的人數和用費，但是同時說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發展……他代表陸軍，要爭取陸軍的優先權"。這番評論，足顯閱讀所起的"知彼"效用。
毛澤東還讀過尼克松的《六次危機》，1972年會見尼克松時，稱贊他寫得不錯。毛澤東逝世前已經說不出話來，依然關注當時日本自民黨的總裁競選，曾敲了三下木制床頭，表示要看參選者三木武夫的書，工作人員隨即找來上海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見》，捧著給他看。對國外政局的關注和思考，伴其一生，哪怕已經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判斷和決策。這或許就是戰略家的本色。
(七)在中蘇論戰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閱讀推薦30本馬列著作
1963年，中蘇兩黨就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列主義的論戰進入高潮，國內則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兩件事情，雖分屬內外，但實際上互有關聯，都是為了防修反修。根據形勢需要，毛澤東這年提出中高級領導干部要學習30本馬列原著。
1963年5月，毛澤東審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指導文件《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在加寫的一段文字中提出閱讀馬列著作的事情："我們現在還有一些處在領導工作崗位的同志和許多從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革命的認識論，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是資產階級的，或者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他們常常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隨后，中宣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擬出"干部選讀馬恩列斯著作目錄"，報毛澤東審定，最后確定30本。其中，馬克思的8本，恩格斯的3本，列寧的11本，斯大林的5本，普列漢諾夫的3本。
有一點頗為蹊蹺。30本馬列著作中，包含有普列漢諾夫3本講歷史唯物論的書，分別是《史的一元論》《論藝術》《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這是毛澤東提議加上的。盡管列寧曾經稱普列漢諾夫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毛澤東也講過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是有功勞的，相當于中國的陳獨秀;但在中蘇論戰、防修反修的背景下，把普列漢諾夫納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行列，似乎有些扦格不通。事實上，人民出版社當時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內部"灰皮書"中，就有上下兩冊的《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普列漢諾夫受此"待遇"，與他后期和列寧發生分歧，曾受到批判有關。不知道編譯者是否清楚，毛澤東1963年7月11日召集宣傳教育部門負責人開會，布置馬列原著閱讀計劃時，專門講："書目中還應有普列漢諾夫的著作。"
在7月11日這個會上，毛澤東還說：要有計劃地進行，在幾年內讀完幾十本馬列的書。要有大字本，譯文要校對一下，要為這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寫序，作注，注解的字數可以超過正文的字數。要有辦法引起中高級干部讀書，有的人沒有讀書興趣，先要集中學習，中級以上干部有幾萬人學就行了。如果有200個干部真正理解了馬列主義就好了。
對這個閱讀計劃，毛澤東抓得很細。1963年8月4日，他為印制大字本馬列著作寫信給周揚，特別囑咐：封面不要用硬紙，《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反杜林論》這樣的厚書，應分裝四本或八本，以方便干部閱讀。1964年2月15日，他在中宣部就組織高級干部學習馬列著作一事的報告上，又對陸定一作出批示：三十本書，大字，線裝，分冊，"每部印一萬份、兩萬份或者三萬份好嗎?我急于想看這種大字書"。
實施30本馬列著作閱讀計劃后，毛澤東又開始落實為這些馬列著作"寫序，作注"的設想，目的是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把學習的精要有針對性地提示出來。為此，他于1965年3月把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等人召集到長沙，專門研究"寫序，作注"之事。毛澤東當時建議，先為《共產黨宣言》和《國家與革命》等六本書寫序，六人一人一篇，《共產黨宣言》的序由他親自來寫。這年11月，毛澤東乂把原班人馬召集到杭州，繼續討論。由于姚文元此時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局驟變，毛澤東注意力轉移，這個計劃也就擱淺了。
十、心智交流：書香潤物細無聲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重大決策和重大問題上的讀書、薦書和編書，關涉全黨和全國的重大實踐活動，具有政治上的考慮和突出的針對性。他的日常閱讀，則既有工作需要，也是個人興趣，還是和他人作思想交流的重要途徑，三者相融，不分彼此。書香如春雨，潤物細無聲。所潤之"物"，既是毛澤東的心智，也有他人的心智。
(一)面向統戰人士的情感通道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經常接到一些民主人士和老知識分子的來信，其中不少是談論學問之事，有的還把自己的著述寄給毛澤東，希望得到評價。通常情況下，他對寄來的著述，總是收讀后作一回信，私下里表達一些自己的看法。看起來是個人交往，實際上把閱讀和做思想工作融在了一起。
柳亞子是民國時期的舊體詩壇領袖，又是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新中國成立前后，他幾度寫詩給毛澤東，毛澤東幾度奉韻應答，既有"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的勸說，又共享"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的喜悅。此番唱和，既是詩人情趣，文化對話，也是政治溝通的有效渠道。
參加過戊戌變法的張元濟，多次給毛澤東寫信，先后寄來其詩作《積雪西陲》《告成詩》《西藏解放歌》以及所著《涵芬樓燼余書錄》等，毛澤東一一復信，稱其"積雪西陲一詩甚好"，"解放歌具見熱忱慷慨"。
愛國將領陳銘樞，把自己的《論佛法書》寄來請提意見，毛澤東"略讀"后回信："惟覺其中若干觀點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時再與先生商略"。看了原國民黨將領張治中的《六十歲總結》，毛澤東立刻致信："一口氣讀完了"，"感到高興。我的高興，不是在你的世界觀方面。在這方面，我們是有距離的。高興是在作品的氣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點方面，是在你還有向前進取的意愿方面"。
文字學家楊樹達來信，批評中國科學院在審査其《耐林庼甲文說》時有官僚主義作風，要求毛澤東看一下他寫的該書自序。毛澤東回復："惠書收讀。序言已看過。并將大函轉付科學院方面，請他們予以注意。"山東大學教授高亨把自己的《周易古經今注》《墨經校詮》《老子正詁》等研究著述和詞作《水調歌頭》寄給毛澤東，毛澤東回信："高文典冊，我很愛讀。"
對老先生的長篇巨制，毛澤東讀得最細的，是章士釗達100萬字的《柳文指要》，并關注該書的修改和出版。毛澤東讀此書稿，在其"跋"文中寫下批語："經濟有變化，反映經濟之政教亦將有變化，文事亦將有變化。一成不變之事，將不可能。"讀過一遍后，毛澤東還想再讀一遍，給章寫信催要已經退回的上部，并說："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后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毛澤東不僅自己讀，還把《柳文指要》推薦給康生讀，并附信告訴康生這部書稿在學術上的貢獻和缺憾："大抵揚柳抑韓，翻二王、八司馬之冤案，這是不錯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觀，于文史哲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觀點解柳(此書可謂解柳全書)"。
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取得成功的一個"法寶"，就是統一戰線。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黨外許多具有深厚文史素養的民主人士和老知識分子交往頻繁，他的閱讀優勢，也就轉化為一條別有洞天的通道，通向這些統一戰線領域的朋友們內心世界，成為和他們溝通思想、密切感情的重要方式。
(二)指導學術討論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讀報紙雜志，很注意一些帶有學術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適的，他總是推薦，甚至修改，或為其他報刊轉載代擬編者按語，以期在思想界學術界發生影響。這類閱讀，事實上是他指導和促進理論學術建設的一個具體途徑。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設》上發表《形式邏輯與辯證法》，引起學界討論，大多不贊成周的觀點。毛澤東關注到此事，找來一些文章閱讀，發現《教學與研究》1957年初發表的王方名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觀點相近，遂提議把王方名三篇文章匯成小冊子出版，還轉告周谷城說，你的觀點并不孤立。為了推進對邏輯問題的討論，毛澤東又親自出面邀集哲學界一些教授名家，在中南海開了一次座談會，讓大家暢所欲言。
1957年初，在推動文藝界貫徹落實"雙百"方針的過程中，毛澤東在不同報刊上，讀了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和李希凡對這篇小說的評論文章，讀了鐘惦棐《電影的鑼鼓》，讀了陳其通等四人《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讀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記》和范瑞娟生活隨筆《我的丈夫》。對這些引起爭論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發給一些人閱看，或在會議上發表自己的觀感，有鼓勵，有建議，有辯護，有批評，態度鮮明。這種做法，對活躍文化界氣氛，產生不小影響。
1957年春，毛澤東從《光明日報》上讀到李汝祺《從遺傳學談到百家爭鳴》一文，隨即讓《人民日報》轉載，并把題目改為《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代擬編者按語，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這對推動科學界貫徹"雙百"方針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報》發表翦伯贊《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一文，毛澤東讀后，深有同感，多次宣傳該文觀點。私下里還和老同學周世釗講，為曹操翻案符合歷史唯物論觀點，但周世釗認為曹操人品不好，不該為他翻案。5月10日，毛澤東專門致信周世釗："上次談話未暢，歷史唯物論觀點講得不透，可以再來一談否?"在毛澤東的推動下，史學界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曹操等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進行了深入討論。
1960年11月，毛澤東從《光明日報》上讀到哈爾濱工業大學一些教師寫的《從設計"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提出讓《紅旗》雜志予以轉載，并代《紅旗》雜志編輯部給作者們寫信說，"我們很喜歡讀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只恨文章太簡略，對六條結論使人讀后有幾條還不甚明了。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一些教師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又寫出《再談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和機床的"積木化"問題》一文，發表在《紅旗》雜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毛澤東讀到姚文元《評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觀》和金為民、李云初《關于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與姚文元商榷》兩篇爭鳴文章，遂讓中宣部把兩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冊子，發給來京參加京劇現代戲會演的人員閱讀。毛澤東還為這個小冊子寫了一個按語："文藝工作者應當懂得一點文藝理論，否則會迷失方向。這兩篇批判文章不難讀。究竟準的論點較為正確，由讀者自己考慮。"
1965年7月，毛澤東讀到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寫的《〈蘭亭序〉真偽駁議》手稿。郭沫若此前發表《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提出傳世的《蘭亭序》書帖，不是王義之真跡，乃后人偽托;高二適不同意，認為傳世的《蘭亭序》確實是王義之真跡。毛澤東得知，大概是礙于郭沫若的名聲，有人不主張發表高二適文章，隨即表示：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于世。同時致信郭沫若："筆墨官司，有比無好。"高二適文章在這年7月23日《光明日報》上發表后，引發一場關于《蘭亭序》真偽的學術大討論。郭沫若寫《〈駁議〉的商討》一文答辯，發表前也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在清樣上改正了一些錯排字，有的地方還做了批注，復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是否如此，請酌定"。
(三)調査風物歷史的別致途徑
毛澤東生前有一個強烈愿望：騎馬考察黃河、長江。他把這個計劃稱為"學徐霞客"，大概是讀《徐霞客游記》得到的啟發。為此他作了充分準備。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定下出發日期，派出了打前站的人。但8月5日發生美國轟炸越南北方的"北部灣事件"，中國受到威脅，抗美援越勢在必行。6日早晨，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所謂"我的行動"，即指騎馬考察黃河、長江之事。
"學徐霞客"，是實地調查研究，了解黃河、長江沿岸的地理氣貌、風俗民情和歷史材料。雖未能成行，但毛澤東喜歡閱讀各地的方志，調査研究各地民情、地理和歷史，起到的作用，和"學徐霞客"計劃類似。事實上，在毛澤東看來，閱讀本身就是對歷史和現狀的調査方式。讀方志，是毛澤東到外地考察經常做的一件事情。新中國成立后，據可査的材料表明，毛澤東看過的方志書，不下30部。
1952年10月30口到開封的當晚，便找來《河南通志》《汴京志》《龍門二十品碑帖》閱讀。1958年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來《四川省志》《蜀本紀》《華陽國志》閱讀，幾天后又讀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志》等。在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又批示印發了一批書籍和文章，包括《都江堰資料》《成都由來》《武侯祠》《杜甫草堂楹聯集》《司馬錯論伐蜀》。1959年6月30日到廬山，清晨略事休息，便借閱民國時期吳宗慈修的《廬山志》，隨后又讓人找來吳宗慈編的《廬山志續志稿》，在書上作了一些眉批。廬山會議期間，和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談到《廬山志續志稿》，認為：這部書寫得很好，對理解現代歷史有參考價值，蔣介石的廬山談話都記錄下來了，當時梁實秋有意遲到，名單最后是梁實秋，他雖然是資產階級學者，也有愛國的一面，在學術上有才華。隨后，毛澤東又講起歷史上"下轎伊始問志書"的典故，說：南宋大儒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縣)走馬上任，當地屬官轎前迎接，他下轎開口就問《南康志》帶來沒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覷。談此典故，實際是借古人之事，來解釋自己喜讀方志的原因并引起大家讀方志的興趣。1965年5月21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途經湖南茶陵，提出要看茶陵縣志，當時茶陵未新修縣志，只好找來1870年版的《茶陵州志》一讀。
外出考察，毛澤東不僅喜歡讀當地方志，還習慣找來一些前人吟詠當地的詩歌作品來讀，甚至親自編選一些反映地方特點的作品集子。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就親自編了兩本小冊子，一本《詩詞若干首(唐宋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和詞)》，一本《詩詞若干首(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印發與會者。毛澤東在會上專門介紹："我們中央工作會議，不要一開會就說匯報，就說糧食產量怎么樣，要務點虛，要務虛和務實結合，我們可以解決鋼鐵的問題，煤的問題，同時我們也要拿一點時間來談談哲學，談談文學，為什么不行呢?"讓與會者閱讀有關當地歷史、地理和詩歌著述，意在讓會議的氣氛活潑一些，思路開闊一些，思想解放一些。1965年初冬在杭州，毛澤東讓田家英為他借來一批古人吟詠西湖的詩詞，浙江省委政治研究室由此編選一本《西湖古詩集粹》，收錄從唐初到清末100位詩人的200首作品，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讀后，很感興趣，認為可以出版，并把書稿交省委負責同志轉給了出版社。
詩與歷史，詩與地理，在毛澤東的閱讀中，互相激活和印證，成為他熟悉掌握各地歷史和地理的重要途徑。
(四)表達期待的良苦用心
毛澤東在會議上公開向領導干部們薦書，目的是倡導或糾正某些風氣。他私下向一些人薦書，也屬常態，用意卻更為具體，往往是根據特殊情況，希望對方能從所薦之書中有所領悟和借鑒。
先說向親屬薦書。這類事頗為頻繁。1954年夏天，毛澤東第一次到北戴河，在那里給李敏、李訥寫信，讓他們讀曹操的《觀滄海》，大概是想讓孩子們通過此詩，和他一樣感受北戴河觀海的壯闊。李訥1958年曾生過一場病，毛澤東寫信讓她讀王昌齡的《從軍行•青海長云暗雪山》，說"這里有意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1960年12月，他把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到一起，向他們推薦《史記•蘇秦張儀列傳》，還把這篇傳記的內容原原本本地講給他們聽，最后歸結為："人沒有壓力不會進步"，希望他們善于接受批評幫助，樹立干一番事業的志氣。1963年，他寫信給李訥，推薦《莊子•秋水》，說讀了這篇文章，就"不會再做河伯了"，意在避免像其他千部子女那樣"翹尾巴"，完全是一副情細理微、循循善誘的家長模樣。
對身邊工作人員，毛澤東則鼓勵他們多讀理論書。1957年8月4日，毛澤東請秘書林克給他找列寧的《做什么?》和《四月提綱》，在信中特別交代：要多讀點理論書，理論書不容易讀，但要培養興趣，"如倒啖蔗，漸入佳境，就好了"。1960年，他讓人找來好幾本馮契寫的《怎樣認識世界》，送給在身邊工作的青年人，希望他們懂得一些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他還把自己閱讀過的一本《怎樣認識世界》送給機要室的一位青年，對她說："馮契寫的這本書，我看不錯，值得一看，比較通俗易懂，是適合你們青年人讀的，個別處有錯誤也無妨"。這位青年拿回書一看，上面有毛澤東許多批注。
對在中央工作的一些筆桿子，毛澤東不是簡單地薦書，而是和他們互動學習，要求更高。1953年，《學習譯叢》刊登一篇題為《評羅森塔爾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文章，認為辯證法講"對立的統一"概念，是黑格爾表述方式的殘余，應該用"對立的斗爭"這個概念來代替。胡喬木看到后，推薦給毛澤東讀，毛澤東讀后說，"我認為這種批評是錯誤的"，隨后又把這篇文章批給陳伯達看。1958年4月，毛澤東把班固《漢書•賈誼傳》中的《治安策》推薦給田家英讀，并在信中說，這"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于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如伯達、喬木有興趣，可給一閱"。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都是經常寫政論的人，毛澤東向他們推薦"切中當時事理"的古代政論，期待之意，不言自明。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部隊將領文化程度不高，毛澤東多次向他們推薦《三國志•呂蒙傳》。關于推薦的初衷，毛澤東1958年9月同張治中說得很明白："呂蒙是行伍出身的，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后來孫權勸他讀書，他接受了勸告，勤讀苦讀，以后當了東吳的統帥。現在我們的高級軍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后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呂蒙傳》。"，毛澤東還常常針對部隊一些將領的具體情況，向他們薦書。比如，李德生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時，毛澤東和他第一次談話，就開了一批書目給他，特別讓他讀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說該書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可以先讀有關華北部分，意在讓李德生熟悉轄區地理形貌。對許世友這位傳奇將軍，毛澤東當面說他的特點是"厚重少文"，勸他讀《紅樓夢》，意在磨磨性子。
(五)個性化的研究興趣和人文情懷
毛澤東讀書，常常是出于個人的研究興趣和人文情懷，不一定與工作，與現實問題直接相關，至少不是有意要從中尋求什么聯系。比如，他研讀專業學術刊物《文學遺產增刊》上面有關李白、王維、《琵琶記》《漢宮秋》的論文，批注清代納蘭性德的詞，批注孫髯翁寫的昆明大觀樓的長聯和阮元對這副長聯的修改，詳讀朱熹《四書集注》，背誦《昭明文選》中的一些華彩篇章，等等，明顯是個人的情趣和愛好，就是喜歡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按個人興趣閱讀，有時也聊作消遣。1972年，毛澤東給旅居北京的老同學周世釗送去清朝梁晉竹的《兩般秋雨庵隨筆》，附信說，"旅夜無聊，奉此書，供消遣之用"，就是這個意思。毛澤東把一些笑話類的書，諸如《笑林廣記》《歷代笑話選》《滑稽詩文集》《幽默笑話集》等，印成大字本來讀，也屬這種情況。當然，這類閱讀，既可了解世間風俗百態，也可實現精神上的寧靜致遠、從容鑒思，是一種看似閑適、實為有用的心智建設。
毛澤東休閑式的閱讀研究，有時也別有深意存焉，或為抒發一種心情，或牽連工作上的一些思考。比如，劉少奇曾在一個會議上談到，自古以來官員出外做官，都是不帶家屬的。舉的例子是唐朝賀知章"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首詩，說明賀知章老了回鄉，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認識他了。毛澤東覺得，這個講法恐怕不妥，就回去翻書，作一番詳細考證。1958年2月10日給劉少奇寫了封不短的信，詳述自己的考證過程，最后得出結論："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為引用詩句的妥與不妥，在"睡不著覺"的時候，詳細考證，寫長信論述，確為一樁異事。也只有毛澤東這樣對閱讀研究有特殊愛好，并把個人興趣融入工作的政治家，才可能為之。
毛澤東私下里做這類考證研究，有時候甚至也不是為了和人交流，純粹是為吐一吐心中的感慨。他讀清朝項家達編的《初唐四杰集》，一時興起，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一文旁，寫下1000字左右的批語，考證出王勃寫《滕王閣序》時的年齡，在24歲至26歲之間。由這番考證，連帶出一些感慨："青年人比老年人強"，"大部分發明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毛澤東還說："由王勃在南昌時年齡的爭論，想及一大堆，實在是想把這一大堆吐出來。""吐"出來的這些感慨，事實上把閱讀研究中的個人興趣和人文情懷，甚至和他揮之不去的政治情結，融在一起了。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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