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毛澤東閱讀史略（二）

　　四、初到陜北：閱讀與總結經驗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環境逐漸穩定起來，毛澤東的閱讀條件隨之改善，以異乎尋常的熱情和精力，讀書和倡導讀書。

　　1936年9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博古致電紅軍西方野戰軍領導人彭德懷、劉曉和陜甘寧省委書記李富春等，表示："(一)同意富春辦法，組織流動圖書館。(二)明日即開始寄第一次書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轉寄彭劉，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務須按時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將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0月22日，毛澤東又寫信給在西安做統戰工作的葉劍英和劉鼎，比他們"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提的《街頭講話》之類"，"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同時提倡在外面工作的同志"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書報"。

　　與此同時，毛澤東通過其他渠道收到兩批書，恰如雪中得炭。一批來自上海，是魯迅在病中托馮雪峰轉送毛澤東等人的，其中包括魯迅自己的作品和瞿秋白文學譯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以及《隋唐演義》《世界知識》《論語》《大眾生活》等;一批是在北平購買的，包括列寧《國家與革命》、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李達《社會學大綱》等，均由王林送到陜北保安。毛澤東1956年春聽取燃料工業部副部長王林等人匯報工作時，還提到當年買書的事，并說書現在還有，實在感謝。1965年10月又講：最困難的時候，王林同志給我帶來了好些書。可見那時渴盼書讀，真個是如旱望云。

　　初到陜北那段時間，除馬列原著外，毛澤東重點閱讀的書籍有兩類：哲學和軍事。

　　(一)"不讀書不行呀，人家不是說我狹隘經驗論嗎?"

　　1936年7月到達陜北保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對毛澤東作了深入的采訪。他記述說："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澤東至少在1936年8月以前就讀到李達等人翻譯的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他這年8月給易禮容的信中說，"讀了李之譯著，甚表同情"，并希望能夠和李達建立通信聯系。據郭化若回憶，在和李達取得聯系后，毛澤東在延安一次小型座談會上對他們講：李達寄來他的《社會學大綱》(實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我已經讀了十遍，還寄來一本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我現在已讀了三遍半，也準備讀它十遍。

　　毛澤東和中央領導機關1937年1月遷到延安后，從國統區來的文化人逐漸增多。在發奮攻讀哲學書籍時，如果條件允許，他主動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閱讀體會。比如，1937年9月讀完艾思奇《哲學與生活》，就寫信給作者說："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隨信附有用毛筆抄錄的《哲學與生活》內容，4500字左右。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略有疑點"的一個問題，指《哲學與生活》中這段論述："差別的東西不是矛盾，例如筆，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變化的原理，就知差別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轉化為矛盾，倘若某兩件差別東西同時同地在一起且發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時，就成為矛盾了。"毛澤東抄錄這段話后，在后面加寫道："根本道理是對的，但‘差別不是矛盾’的說法不對。應說一切差別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都是矛盾。一個人坐椅搖筆濡墨以從事作文，是因人與作文這兩個一定的條件把矛盾的東西暫時地統一了，不能說這些差別不是矛盾。"

　　如此細微地辨析一個哲學概念，足見閱讀之細、思考之深。毛澤東這段時期讀的哲學書籍，保留下批注的有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等。從批注看，他對《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用功最深，在前一本書上寫的批注約12000字左右，在后一本書上的批注約2600多字。批注內容主要有四類：原著內容的提要，對原著內容的評論，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所發的議論，以及對原著中一些理論觀點的發揮。

　　毛澤東當時為什么下苦功研究哲學?主要是他確實感到自己的馬列主義哲學水平不髙。據《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記載，毛澤東1937年5月至8月講授《辯證法唯物論》，每周兩次，每次四小時。每次備課，都花了很大功夫，但還是覺得講不出什么東西來。郭化若的一個回憶很有意思。1937年8月，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前夕，郭化若去看望毛澤東，"見主席辦公桌上擺滿了馬列主義的書籍，拿起一本《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翻了翻，見開頭和其它空白處都有毛主席的墨筆小字旁批"。當郭化若說沒有趕上到"抗大"聽毛澤東講哲學課時，毛澤東說，"別提講課了，最近我在陜北公學講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時間，準備講課提綱，講矛盾統一法則，哪知半天就講完了，這不折本了嗎?"對此事，毛澤東1964年6月8日在一次會議上還談到："可難了，寫了出來，只講了兩個小時"。

　　毛澤東當時發憤閱讀哲學書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想回擊中央蘇區時期教條主義者對他的批判。教條主義曾給他戴了頂"狹隘經驗論"帽子，甚至說"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不能說毛澤東心里沒有憋一口氣。只有發憤讀書，掌握理論工具，占領哲學思想和方法論的制高點，才能澄清和回擊此前對他的批判，才能從根本上駁倒那些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實為教條主義者的人。對這個出發點，毛澤東從不隱晦。上面提到的郭化若的回憶中還記述，1937年8月看望毛澤東談到讀書之事，"主席說：‘不讀書不行呀，人家不是說我狹隘經驗論嗎?再說抗日戰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要研究，沒有理論武器不行。’"

　　(二)"激發我來研究一下軍事"

　　毛澤東讀哲學書籍是為了甩掉"狹隘經驗論"的帽子，讀軍事書籍，也復如此。他當時閱讀軍事書籍的急迫之情，可從下面幾則電文來感受，從中也看出他研究軍事所關注的重點所在。

　　1936年9月7日，毛澤東致電在紅軍和東北軍之間作聯絡工作的劉鼎："前電請你買軍事書，已經去買否?現紅校(指紅軍大學)需用甚急，請你快點寫信，經南京、北平兩處發行軍事書的書店索得書目，擇要買來，并把書目付來。"提到"前電"，說明這已不是第一次請劉鼎買軍事書;"需用甚急"、"快點寫信"，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9月26日，他再次致電劉鼎，提出不要買普通戰術書，只買戰略學書、大兵團作戰的戰役學書，中國古代兵法書《孫子》等也買一點。張學良處如有借用一點。

　　10月22日，大概是發現劉鼎寄回來的書不合用，他在給葉劍英和劉鼎的信中說："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準選買若干。買一部孫子兵法來。"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回憶自己的這段經歷時說，"到陜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毛澤東當時讀軍事書籍，重點在軍事理論和軍事戰略，而非一般的戰術內容。這是他作為戰略家的一個顯著特點。1965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他就坦陳："我從來不研究兵器、戰術、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類的東西。那些讓他們去搞。""我只研究戰略、戰役。"

　　毛澤東初到陜北，重點閱讀軍事書籍，一個重要原因是教條主義者曾說毛澤東只會按《孫子兵法》《三國演義》之類來指揮打仗，并不高明。毛澤東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教條主義者的這些話，"激發我來研究一下軍亊"。

　　"激發"毛澤東如此急迫地研究軍事戰略，還有一個契機。1936年初，李德不同意當時紅軍的戰略方針，中央政治局在3月間開會決定，"戰略決定由毛主席寫"。這個委托，促使他下決心系統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重要成果就是1936年12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名著。寫此文章的針對性，毛澤東后來從兩個角度談論過。1958年6月21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答復那個中央蘇區的軍事教條主義。"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又講，"那時看這些(指軍事書)，是為寫論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

　　(三)總結經驗："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

　　很明顯，答復教條主義和總結經驗，一個是閱讀的主觀動力，一個是閱讀的客觀動力，這兩個緣由，難以分割開來，根本上說，都是為了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也只有把經驗教訓總結清楚了，才能真正答復和克服教條主義的影響。

　　那么，毛澤東在閱讀中又是怎樣總結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呢?可舉他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寫的兩段批語為例。

　　《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談到俄共歷史上的"少數派"，說他們"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的命題出發"，"把離開具體發展的死的抽象作為對象，造出了產生任意的主觀的非唯物論的解釋事實的地盤"。讀至此，毛澤東批注："說透了李立三主義與軍事冒險主義及保守主義。""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后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

　　這個批注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直接點了李立三的名，對博古、李德的批評，則用"后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指稱，原因是中央對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當時還沒有明確定性。二是毛澤東當時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批評，集中在軍事戰略上，這大概與他當時正在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有關。

　　《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說到資本主義體系和蘇維埃體系之間的矛盾，影響到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但這種影響總是通過蘇聯社會主義內部的矛盾規律曲折反映出來的。讀至此，毛澤東想到中央蘇區時期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批注說："‘非戰之罪，乃天亡我’的說法是錯誤的。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敵人的強大是原因，但戰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軍事冒險之罪，是主要原因……國民黨能夠破蘇區與紅軍，但必須蘇區與紅軍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點。若能克服弱點，自己鞏固，則誰也不能破壞。紅軍至今沒有被破壞，就因為此。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被破壞，主要的是內的原因。"這大段批語所針對的，是遵義會議期間，李德、博古等人為他們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時，總是強調敵人強大這一客觀原因，而不注意從自身的戰略失誤和內部政策上找原因。毛澤東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明顯找到了反駁的哲學理由，即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起作用。

　　毛澤東通過閱讀收獲的這些理論認識，在今天看來已是常識，但在當時卻是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醒世之言，聯系土地革命的曲折經歷來理解，顯出沉甸甸的歷史分量。

　　細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還為毛澤東1937年七八月間撰寫《矛盾論》和《實踐論》，作了直接準備。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持編選《毛澤東選集》，在《實踐論》和《矛盾論》的題注中明白表示，寫這兩本哲學小冊子，是為批駁教條主義："《實踐論》，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矛盾論》是"為了同一的目的，即為了克服存在于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

　　正是在總結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毛澤東深感思想認識工具的重要。教條主義者熟悉理論，但不會用于中國實際，說明不是真懂。毛澤東當時的名言是，"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黨在歷史上犯"左"傾錯誤，從哲學上講，就是沒有吃透唯物論和辯證法，導致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不能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沒有處理好主觀與客觀、實踐與認識的關系，不能自覺地把實踐作為證明人們的認識是否反映客觀規律的標準。當時黨內多數干部對教條主義者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的片言只語，導致中國革命出現嚴重曲折這樣的歷史教訓，也還缺乏認識。

　　這個背景，使毛澤東當時對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著重在思想方法上面，由此提出在黨內解決思想方法這一重大課題。

　　1937年11月，從蘇聯經新疆回到延安的陳云見到毛澤東，說教條主義統治中央時自己犯過錯誤，原因是缺少經驗。毛澤東不同意他的說法，認為"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是思想方法的問題"，并建議陳云要多讀哲學。讀哲學可以學到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可以掌握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思想工具和方法。這是毛澤東當時的閱讀，從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經驗教訓切入后，獲得的最重要的認識成果。

　　五、抗戰前期：閱讀與指導新實踐、闡發新理論

　　除青年時代曾寫過日記外，毛澤東后來一直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唯獨在1938年春，在一個橫格本上寫了七頁的《讀書日記》。日記開頭即說："二十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從這個《讀書日記》看，毛澤東從1938年2月1日至3月16日，再次讀了李達850多頁的《社會學大綱》;從18日開始讀克勞塞維茨《戰爭論》;3月25日，"潘梓年同志寄來了他所作一冊《邏輯與邏輯學》，本日看至93頁，頗為新鮮"。

　　在全面抗戰到來之初的緊迫形勢下，毛澤東為什么要沉下心來"研究一點學問"?對此，他1937年8月同郭化若談話時，說得很明白："抗日戰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要研究，沒有理論武器不行。"

　　(一)繼續閱讀研究哲學和軍事戰略：完善認識"工具"，指導新的實踐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共推動的國共合作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怎樣看待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的抗戰方針是什么，怎樣認識和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怎樣理解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當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凡此等等，隨著歷史新階段的到來，迫切需要回答，需要從理論上搞清楚，需要通過閱讀進一步完善分析工具。

　　從毛澤東1938年春寫的《讀書日記》可知，他在抗戰前期的閱讀重點，仍然是軍事戰略和哲學書籍。與初到陜北有所不同的是，從閱讀目的看，他這期間閱讀研究哲學，主要是在此前閱讀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理論思維的分析"工具";閱讀研究軍事，則主要為解決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

　　事實上，在全面抗戰到來的歷史拐點上，毛澤東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時，就在思考這些問題了。例如，《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批判機會主義，"雖曾努力記述并說明在他們眼前發生著的斗爭的過程，卻完全不能定出關于這個斗爭的正確口號"。毛澤東讀至此，批注說："目前斗爭的正確口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首先的問題是國內和平即國共合作。"《辯證法唯物論教程》還說："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存在著，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會形態相區別的許多特殊性。"毛澤東在"許多特殊性"旁畫了三道橫杠，又加一條曲線，批注說："戰爭首先分析特點，統一戰線也是首先分析特點一一中日矛盾與國內矛盾。"

　　面對指導抗日戰爭的責任和使命，即使已經寫出哲學上的"兩論"，毛澤東依然覺得自己的分析"工具"不夠。1938年1月，他給艾思奇寫信，說到自己的研究計劃："軍事問題我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哲學書多研究一會再寫還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幾天。"一直到1939年1月，他給何干之寫信仍然講："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為了研究哲學，毛澤東在1938年和1939年，曾先后組織過三種形式的哲學討論小組，分別叫新哲學會、哲學研究會、哲學小組，大體上是每周左右討論一次。

　　毛澤東私下的閱讀，一刻也沒有放松。1938年12月，博古翻譯出版了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毛澤東不因為讀過米丁主編的同名書籍而忽視該書，同樣細讀，同樣寫了不少批語。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艾思奇編輯的約37萬多字的《哲學選輯》，把當時在延安所能見到的中外新哲學著作的精華內容，薈萃一起，便于人們集中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毛澤東對這本書很重視，讀了三遍.分別用黑鉛筆、毛筆和紅藍鉛筆作批注和圈畫，寫有3200多字的批語。還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最初讀的西洛可夫、愛森堡等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是李達和雷仲堅1935年6月翻譯出版的第三版。不久，兩位譯者又翻譯出版了第四版，毛澤東在40年代初得到這個新版后，又是一番細讀，同樣寫了大量批語。可以說，毛澤東閱讀哲學書籍，不是急功近利為一時之用，而是視之為一項長期的、經常性的思想理論建設方式。

　　在軍事戰略上，抗戰初期，許多人包括黨內一些領導同志，存在輕視游擊戰爭的傾向，重視陣地戰，把希望寄托在正規戰爭和正面戰場上。為此，毛澤東請羅瑞卿、蕭勁光、劉亞樓、郭化若等人開座談會，專門研究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7年12月28日，他在給郭化若的信中，作了詳細布置："你寫戰略，應找些必要的參考書看看，如黃埔的戰略講義，日本人的論內外線作戰(在莫主任處)，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蔣百里的《國防論》，蘇聯的野戰條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戰略書，報紙上發表的抗戰以來論戰爭的文章、通訊亦須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來看。"總之，"務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來"。

　　為"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來"，毛澤東專門組織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研究會，成員有蕭勁光、羅瑞卿、滕代遠、莫文驊等人。據莫文驊回憶：學習研究《戰爭論》"采用邊讀邊議的方法"，"每周討論一次，晚上七八點鐘開始，討論到深夜十一二點鐘"。此外，毛澤東組織的哲學研究小組，也專門討論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每次討論，毛澤東除了插話，總是在最后發表自己的看法，圍繞軍事辯證法問題談得較多。

　　(二)閱讀研究歷史文化：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在毛澤東的閱讀史上，1938年1月讀《鄉村建設理論》后同梁漱溟的一場學術討論，是一番不得不提的景象。

　　梁漱溟當時到訪延安，把自己的新著《鄉村建設理論》送給毛澤東，很厚的兩大本。毛澤東1月12日給艾思奇的信中提到，"梁漱溟到此"，他的《鄉村建設理論》"有許多怪議論，可去找他談談"。該書主要分析中國社會傳統結構，闡述近代以來中西方文化的關系。毛澤東讀此書，作了1500字左右的批注，還摘抄一些內容，同梁漱溟討論一夜。

　　梁漱溟是一個新舊雜糅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長期徘徊于學術與政治之間。濃郁的中國文化情結，使他和毛澤東之間有著共同語言。梁漱溟主張"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不贊成中共用階級斗爭的辦法改造中國，認為應該走鄉村建設的改良道路。他向毛澤東直言：中共的革命是外來思想引發的，不符合中國社會文化傳統這個國情。看來，改造中國的道路是革命還是改良，根子在怎樣認識中國社會文化傳統。正是在理解"老中國"的問題上，毛澤東和梁漱溟分歧很大。

　　從毛澤東當時讀《鄉村建設理論》寫的批語看，他們的分歧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形成中西方社會文化差異的根本基礎，是生活方式還是經濟關系?二是怎樣認識"老中國"的"倫理關系"，中國傳統社會中有沒有"階級關系"?三是怎樣看待近代以來中西方社會文化的沖突，中國社會擺脫危機的途徑是什么?和梁漱溟長談爭論那天晚上，毛澤東或許感到梁漱溟認識中西方文化的思想方法有問題，臨別時專門叮囑："恩格斯寫了一本書，叫《反杜林論》。你要讀讀《反杜林論》。"，在毛澤東看來，梁漱溟書中的缺憾，在于不懂歷史唯物主義。而毛澤東恰恰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閱讀《鄉村建設理論》，從而在上述三個問題上得出不同于梁漱溟的觀點。

　　作為政治領袖，毛澤東為什么要同學者爭論呢?我們當然可以說，這體現了他博古通今的學習習慣。但這還不足以說明這場爭論的意義。這場爭論的意義在于：要認識今天的中國，指導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運動，不僅要研究現實，也要研究歷史，了解昨天的中國。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昨天的中國發展而來。但了解昨天的中國必須要有正確的觀點和方法，梁漱溟的缺點在于他不懂歷史唯物主義。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論新階段》報告中，提出三個很重要的主張：第一，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僅要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還應當學習它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方法。第二，要學習中國的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第三，學習的目的，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三個主張，是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曲折歷程中，得出來的基本結論，成為此后改進與加強黨的學風建設和思想理論建設的關鍵要求。

　　閱讀和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既要用中國歷史文化來豐富、滋養、充實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更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闡述、繼承發展中國歷史文化，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共的理論在實踐中起到正確的和突出的指導作用。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開始關注和指導延安學術界的歷史文化研究。他組織了一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會，親自擔任會長，對古代哲學很上心地研究了一段時間。比如，1939年2月，他連續讀了陳伯達寫的《墨子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幾篇論文，分別寫信給陳伯達、張聞天進行討論。2月20日寫給張聞天長達2700字的信中，對《孔子的哲學思想》提出七個方面的修改意見。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修改后，毛澤東2月22日又給張聞天寫信說，"改處都好"，同時又提了三條意見。這篇文章發表在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延安《解放》雜志上面。

　　毛澤東如此看重《孔子的哲學思想》，是要借此表達自己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些基本看法。比如，2月20日給張聞天信中，他不同意陳伯達原文中"家庭中父與子的關系，反映了社會中君與臣的關系"這個觀點，認為應該倒過來說，"社會中(說國家中似較妥當)君與臣的關系，反映了家庭中父與子的關系"。原因有兩條，一是，"家庭是先發生的，原始共產社會末期氏族社會中的家長制，是后來國家形成的先驅，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二是，"一切國家(政治)都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而在封建國家里家庭則正是當時小生產經濟之基本單元"。這個評論表明，毛澤東是如何嫻熟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中國古代哲學的。

　　在2月22日給張聞天的信中，毛澤東還提出，對中國近代以來研究歷史文化有影響的學術思想，應該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進行分析，而不是簡單地吸收他們的觀點。他說，"伯達此文及老墨哲學諸文引了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馮(友蘭)諸人許多話，我不反對引他們的話，但應在適當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說明他們在中國學術上有其功績，但他們的思想和我們是有基本上區別的，梁基本上是觀念論與形而上學，胡是庸俗唯物論與相對主義"。

　　強調對近代學術思想進行分析批判，表明毛澤東閱讀研究歷史文化，不是書齋式的學習研究，而是重視與當時思想界的實際相結合。1940年9月5日，他讀范文瀾《中國經學史演變》的講演提綱后，覺得"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隨即致信范文瀾，進一步提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斗爭必有大的影響。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知對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吳虞葉德輝等人否?越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

　　疏理近代以來研究歷史文化的學術思潮，不能不提到康有為、梁啟超、葉德輝、章太炎、胡適、廖平、吳虞、馮友蘭諸人。毛澤東對這些人的觀點，有的比較熟悉，有的或泛泛接觸過，總體上認為他們的學術思想不無缺限。特別是其中一些人的學術思想，還與抗戰期間國統區出現的文化復古主義思潮有關，屬于極端保守主義代表，可入"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行列。比如，毛澤東比較熟悉的葉德輝，連康有為托古改制的主張都不能接受，專門編《翼教叢篇》，來批判康有為。其保守復古思想，不利于科學民主的文化思想的傳播，在抗日戰爭中確實是一股逆流，自然是需要用馬克思主義來"清算"的對象。這樣做，不只關乎學術，也是"目前思想斗爭"的一個任務，涉及能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占領這個學術領域的問題。

　　在指導古代哲學研究的同時，毛澤東還推動延安一些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歷史。他1939年1月17日給陜北公學教授何干之的信中說："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如能在你的書中證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贊揚一番，對于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只有一點，對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采取不贊同態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范圍之內，如東漢班超的事業等。"要求很明確，研究歷史，要著眼于并服務于當前的抗日戰爭這個大局。

　　1939年底，毛澤東果然和幾位歷史學家合作，開始研究中國歷史了。為了給延安千部學習理論和文化知識提供基礎讀本，毛澤東組織一些學者寫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該文從中國原始社會講起，對中國封建社會和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特點，尤其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特點，作了提綱挈領的概括。

　　為推動延安干部們了解中國的歷史，毛澤東還提議寫一部"供干部學習的歷史讀本"，并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范文瀾。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于1942年出版時，毛澤東對他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寫出了科學的著作了。"對該書出版的意義，看得何其重大。

　　毛澤東閱讀和研究歷史文化，在黨內領導層，無出其右。他的閱讀和研究，注重用歷史上的人和事來闡述一些道理，為現實服務;同時，也使他對馬克思主義一些基本觀點的理解和發揮，擁有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對這些特點，當時到延安采訪過的外國記者，也突出感受到了。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她的文章中說："他(指毛澤東)在抗大和陜北公學上課，在群眾大會上做報告，和他的談話一樣，都以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和豐富歷史為根據。""毛澤東以理論家聞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論深深扎根于中國歷史和軍事經驗之中。"

　　(三)閱讀和與理論上的新創造

　　毛澤東在抗戰前期的閱讀研究，當然不限于哲學、軍事和歷史文化三個方面。他閱讀研究馬列著作，這期間仍然是一以貫之的投入。比如，他對曾志說道："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這個話還表明一個事實，毛澤東的閱讀和他的理論創新及艱苦寫作是連在一起的。

　　1938年10月，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學習號召。學習的目的，一是研究新問題，因為"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于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二是掌握和創造科學的理論，因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豐富和深入的閱讀，使他的理論思維和理論創造異常活躍。1938年5月寫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分別從局部和全局上，論述了抗日戰爭中應該堅持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方針，貫穿了出色的軍事辯證法，對敵后根據地的抗戰和全國的抗戰，起到很強的戰略指導作用;1939年10月寫的《〈共產黨人〉發刊詞》，回答了在抗日戰爭的新形勢下，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黨的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了獲取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具體特點。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代表論著。

　　從思想方法角度講，毛澤東這期間閱讀研究的最大收獲，是確立了他此后看待實踐、分析問題的兩個最根本的理論思維"工具"：一個是實事求是，一個是對立統一。

　　關于實事求是。毛澤東在1941年《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這個講讀書做學問態度的傳統概念作了改造。他的新解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經過改造后的"實事求是"，由此進人思想方法的最高層面，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和中共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本人，是實事求是的典范。陳云1987年在《身負重任和學習哲學》一文中說："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我都看過，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要實事求是。"

　　關于對立統一。毛澤東讀哲學書籍，最感興趣的是辯證法中的三大規律，他認為三大規律其實就是一大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他在延安時期的理論著述，《實踐論》講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的關系;《矛盾論》講矛盾事物的同一性及其轉化，講矛盾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論持久戰》講中國和日本力量的強弱轉化，講抗日戰爭的幾個階段的關系;《新民主主義論》講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系，講民主革命中各階級的關系，都鮮明地貫穿著"對立統一"這個分析"工具"。

　　到陜北以來的閱讀和研究，使毛澤東逐漸成為掌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來分析問題的大師，進而使他在陜北黃土高原的窯洞里，走完了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的最后一段路程。這里說的"領袖"概念，不僅是政治的和軍事的，還是思想的和理論的。正是因為毛澤東有一系列理論創造，全黨上下都佩服，使他從長征到達陜北時的軍事領袖，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成為政治領袖，再到延安整風開始后成為了思想領袖。

　　對于毛澤東完成如此艱巨的身份跨越，黨內其他領導成員有著切身的感受并有中肯的評價。1941年10月8日，陳云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因為長征中遵義會議后的行動方針是毛澤東出的主意。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后，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1943年11月下旬，任弼時在中央高級學習組會上說：1931年到中央蘇區后，認為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是"存在狹隘經驗論，沒有馬列主義理論";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國后，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認識到他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

　　六、整風前后：閱讀與轉變學風、文風、黨風

　　到延安后，毛澤東對黨內干部的學習風氣和思想狀況，始終存在憂慮。當時黨內領導干部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年輕時在蘇聯留學，讀了不少馬列主義著作，對蘇聯革命的歷史經驗比較熟悉，容易犯"洋八股"、"洋教條"毛病;一部分是從國統區初到延安的知識分子干部，對五四時期傳播的西方文化更感興趣一些，也容易犯"洋八股"、"洋教條"毛病;還有一部分領導干部是在土地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容易犯經驗主義的毛病。這些都是滋生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溫床。

　　在1942年普遍開展的延安整風，從內容上講，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從目的上講，是克服"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從本質上講，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從實現途徑上講，實際上是一場別開生面的讀書學習運動。

　　整風期間，中央專門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簡稱"總學委")，毛澤東任主任。各系統、各部門都建立了由主要領導負責的學習組織。毛澤東開列了22個整風文件，其實是22種(篇)書和文章，要求無論什么人"都要研究二十二個文件，要熟讀，要搞通"。他還親自査閱一些人的讀書筆記。

　　除了這22個基本文件，還應當學什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提出了三方面具體要求。第一是研究客觀實際現狀，調査研究周圍環境，這是針對主觀主義的;第二是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這是針對言必稱希臘，忘記自己祖宗的"洋教條"的;第三是有目的地研究馬列理論和國際革命的經驗，這是針對所有黨員干部的。總而言之，毛澤東在整風前后倡導讀書，目的是轉變學風、文風和黨風，促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實現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這一重大目的。

　　整風前后，毛澤東又是怎樣踐行自己提出的這些學習要求的呢?

　　(一)閱讀研究馬列：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

　　1938年到1942年，解放社出版了一套主要由馬列學院編譯部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包括《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政治經濟學論叢》《馬恩通信選集》《〈資本論〉提綱》等等。同時還出版了列寧、斯大林的一批著作。

　　根據曾在延安馬列學院編譯部工作的同志回憶，當時中央領導人學習馬列經典作家的著作，熱情很高。有時譯稿在送出版社之前，就被毛澤東要去閱讀，陳云、李富春等領導人也經常提前借閱。那時馬恩著作較少，大家就相互傳閱，第一個看完送第二個看，第二個看完又送第三個看。現在保存下來的那時出版的一些馬恩著作扉頁上，還寫有"某某同志送某某同志學習"這類字樣。

　　毛澤東不僅自己閱讀馬列經典，還常常把它們推薦為整風學習的讀物。他1941年9月29日起草的《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研究方針和閱讀材料》，專門列入解放社出版的《"左派"幼稚病》。那時，毛澤東很看重斯大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原題為《關于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把它作為黨性黨風教材。這篇文章提出黨要實現布爾什維克化，必須具備12個基本條件。毛澤東在1942年4月20日中央學習組會議上說，"斯大林的十二條，不寫一點筆記就研究不清楚"。這年11月12日西北局召開髙級干部會議，他在會上又逐條講解，突出談到：領導革命的政黨，特別是黨的領導者，要精通同實際聯系的而不是同實際脫離的馬克思主義，黨的隊伍要有新的革命的作風，做群眾工作要反對關門主義和尾巴主義，統一戰線要反對冒險主義和遷就主義等等。記錄下來的稿子，有1萬多字。

　　1944年初，毛澤東還提出集中閱讀五本馬列經典，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3月5日政治局會議上，他解釋說："指定讀五本理論書，是學習世界革命的經驗。過去沒有做過認真研究理論和研究歷史的工作"。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引用列寧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再次強調重視理論學習和研究。他說："從前我在六中全會上講過，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是很低的，現在比較過去是高了一些，但是還不夠。現在我們黨當然有些進步，但從中國革命運動的要求來說，我們的理論水平還不夠。"為此，他又談到此前推薦的五本馬列著作，說這五本，馬、恩、列、斯的書都有了，都"寫得很好"，"既是理論的，又是歷史的"。毛澤東再次推薦這五本馬列經典，顯然是為了使大家能夠適應抗戰勝利后的新形勢了。

　　(二)閱讀研究哲學：讓思想方法棄舊圖新

　　整風學習的重要目的，是讓黨員干部在思想方法上來一個棄舊圖新，在思想理論水平來一個大的提升。哲學作為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思想工具，是從根本上解決"思想方法"的"牛鼻子"，只有抓住這個"牛鼻子"才能真正轉變思想方法。毛澤東1941年9月29日起草的《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研究方針和閱讀材料》，就明確要求，整風學習"暫時以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所列"閱讀材料"，則包括艾思奇譯的《新哲學大綱》第八章"認識的過程"(即《哲學選輯》第四章)，李達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六章"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河上肇《經濟學大綱》"序說"。

　　這期間，毛澤東讀哲學書籍，更多的是聯系中國革命實際和黨的現實政策來理解原著。比如，讀博古翻譯的斯大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原文說："正因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正在發展著，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依據無產階級。"毛澤東的批注是："在中國，資產階級還有一段前途，但基本的應該依據無產階級。"原文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實際行動，"應該根據于社會發展的規律上，根據這些規律的研究上。"毛澤東的批注是："抗日戰爭應根據于抗日戰爭規律性的研究"。

　　讀哲學，是整風學習的重點內容。陳云在中央組織部內組織了一個領導干部學習小組，重點就是學哲學。每人先讀原著，大家每周討論一次，同時還請一些懂理論的人來講課。從保存下來的陳云筆記看，他有一段時間每周都要去聽講。聽講的主要內容有：毛澤東的秘書和培元講德國古典哲學，講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史;艾思奇講費爾巴哈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講文化起源、社會心理、社會意識及宗教，講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還有孫中山哲學思想;王學文講商品生產，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價值和使用價值，價值法則和剩余價值法則。陳云1987年在《身負重任和學習哲學》一文中回憶："在延安，我當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毛主席先后三次當面同我談過，要學哲學，還派教員來幫助我們學習……我們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學習，堅持了五年。先學哲學，再學《共產黨宣言》，然后再學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等"，"我個人的體會是：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

　　(三)閱讀研究時事材料：正確把握和引導當前形勢

　　整風是為了促進理論聯系實際，最終落實到學風、文風和黨風的轉變上面，落實到正確指導和推動現實工作上面。關于此前延安干部學習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描述道：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從而造成了"理論和實際的分離"，"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為改變這樣的學風、文風和黨風，毛澤東當時很注意調査研究和總結黨、軍隊及邊區政府的現實工作經驗，特別注意閱讀和編研有關時事的各種材料，甚至把它們作為整風學習的讀物。

　　為研究現實，毛澤東提議在延安成立了一個時事問題研究會，并指導編輯了一套《時事問題叢刊》。這個研究會不光閱讀研究中共這方面的材料，還注重國統區、淪陷區以及國際方面的讀物。1939年10月，《時事問題叢刊》第二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出版時，毛澤東專門為這本書寫了篇序言，里面說："這樣系統地研究時事問題，并為一切抗戰干部們供給材料，實在是必要與重要的了。‘瞎子摸魚’，閉起眼睛瞎說一頓，這種作風，是應該廢棄的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或者說，‘研究時事問題須先詳細占有材料’，這是科學方法論的起碼一點，并不是什么‘狹隘經驗論’。"，這些說法針對的，正是黨內那種不注重現實調查研究就做判斷決策的主觀主義作風。

　　1941年8月，毛澤東推薦高克林的調查報告《魯忠才長征記》，就直接屬于整風學習的內容了。這個調查報告具體敘述了富縣城關區第一次運鹽的經過，毛澤東讀完稿子，很是興奮，立即推薦給《解放日報》發表，還主動寫了一個按語："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一個三人的調査會之后寫出來的，他的調査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通過閱讀推薦一篇調查報告，反對主現主義、促進黨風轉變，提倡新文風、批判黨八股之意，躍然紙上。

　　整風前后，毛澤東閱讀研究現實材料，正確把握和引導時事，特別突出地體現在邊區經濟和文化兩個領域。

　　先說閱讀現實經濟材料。1940年10月，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并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如何渡過難關，成為邊區最大的現實問題。但怎樣增加財政經濟收入，黨內卻存在意見分歧。為了找到解決困難的切實辦法，毛澤東從兩方面著手，系統調査研究經濟問題。

　　一是鉆研經濟理論，廣泛搜集、閱讀各種經濟書籍和時事經濟類報紙雜志。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毛澤東先后七次給在重慶的周恩來、董必武寫信，要求代購各種經濟雜志、書籍及統計資料，包括《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實用民國年鑒》《中國工業資本問題》《中央銀行月報》《金融周刊》《四川經濟參考資料》《日本對支經濟工作》《中外經濟拔萃》等。

　　二是開展邊區財政經濟狀況的實際調查，并向內行的人請教。毛澤東多次和陜甘寧邊區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八路軍后勤部領導以及經濟部門負責人，通過書信、談話等方式探討經濟問題，以掌握邊區經濟第一手材料。例如，從1941年8月5日至22日，在不到20天的時間里，他五次致信謝覺哉。在6日的信中說："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卻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人口。"謝覺哉1941年七八月間就經濟問題給毛澤東的信則達數萬字之多。

　　通過以上兩方面的閱讀研究，毛澤東1942年12月為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寫了長篇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提出邊區經濟建設基本方針，形成比較系統的財政經濟思想，消除了黨內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被賀龍稱之為"活的馬列主義經濟學"。這個報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諸如"對于經濟無能就要陷于滅亡"，"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財政經濟工作的總方針"，"以農工商為序安排經濟建設"，"建立經濟核算制"等等，正確反映了邊區經濟建設和發展的規律。

　　毛澤東當時對邊區文化現狀的調査研究，更為文壇佳話。

　　整風期間，毛澤東很關注延安文藝界內部的各種爭論，花很大功夫調查研究。他當時寫給文藝家的信有好幾十封，內容是幫他們安排工作，勸解矛盾，解決困難，交流文藝觀點。此外，他還為各種文藝活動題詞，看了文藝家們的演出或畫展，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他們請教，有不同意見，就把他們請到自己的窯洞和他們討論。毛澤東還為《解放日報》文藝版擬定征稿辦法，說"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藝"，"現請下列各同志負責征稿"，直接點名給陳荒煤、張庚、柯仲平、周揚、呂驥等人分配征稿任務，要求他們對"征集之稿件，須加以選擇修改，務使思想上無毛病，文字通順，并力求通俗化"。

　　毛澤東主要還是通過閱讀文藝家們的文章作品，來研究文藝現狀，引導文藝界的整風學習。比如，讀了徐懋庸《民間藝術形式的采用》，就告訴作者，希望他多寫這樣的好文章;讀了劉雪葦《中國新文學史講授提綱》，給作者寫信說，"贊成你寫這本書";讀了蕭三詩稿《第一步》，鼓勵作者道，"感覺在戰斗，現在需要戰斗的作品，現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戰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讀了王實味《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節有感》，就直率表示，對延安現實的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不應該是冷嘲暗箭;讀了艾青《秧歌劇的形式》，認為"此文寫得很切實、生動，反映了與具體解決了年來秧歌劇的情況和問題，除報上發表外，可印成小冊，可起教本的作用";讀了羅烽《高爾基論藝術與思想》等文章，對作者說，"我覺得關于高爾基的一篇是好的，這篇使我讀后得到很大的益處。但其余的文章，和這一篇的觀點不大調和，我雖只看一遍，但覺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則論點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將自己的作品檢査一番，對于你的前進是有益的";讀了丁玲《田保霖》、歐陽山《活在新社會里》兩篇報告文學，立刻寫信說，"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

　　正是對文藝界現狀有了這些細致深入的研究，毛澤東才可能在1942年5月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中國新文藝運動的發展，從此有了明確的和經典的指導文獻。

　　(四)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做外國經驗的"留聲機"

　　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曾感慨地說，在黨內，"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從而使中國近代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這就帶來一種惡果，有些留學回來的人，"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所謂"留聲機"，事實上也是教條主義照搬外國經驗的一種體現。

　　為改變這種風氣，毛澤東大力提倡研究中國近代史，要求"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提出這項要求，對不少干部，警省非常。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的韓光回憶："他(指毛澤東)號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國的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我記得在莫斯科學習時，學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社會發展史等，但那時教員講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條條，講的都是外國革命史，至于中國近代現代的革命歷史進程中包含著何等豐富的內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對于毛主席批評那種不懂自己歷史、不重視自己歷史的錯誤傾向，是心悅誠服的。"

　　在1939年1月17日給何干之的信中，毛澤東說自己"將來擬研究近代史"。但親自動筆，畢竟不現實。于是，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指定一些人先分別寫出中國近代的各種專題史，讓范文瀾負責政治，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負責軍事，陳伯達負責經濟，艾思奇作哲學史，周揚作文學史。這些安排，由于形勢的變化，除了范文瀾1946年出版了《中國近代史》外，多數后來沒有實現。但延安時期，朱德組織中央軍委高級參謀室確實編寫了一本《中國軍閥戰爭史》，同時還編寫了滇軍戰史、陜軍戰史、晉軍戰史和桂軍戰史等。為什么編這些書，怎樣讀這些書，朱德的解釋很到位：自辛亥革命以來，軍閥混戰，連年不止，我們都親自經歷過。只有更好地進行總結，認清中國舊軍閥的產生、發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認清新軍閥的本質和下場。

　　中國革命是在近代以來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產生和發展的。把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演變的邏輯搞清楚了，就會更加深切地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背景、性質、對象、動力和任務等等，進而有助于理解中共的歷史，有助于澄清黨史上的是非。這是毛澤東強調研究中國近百年歷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研究黨史，編輯"黨書"：弄清路線是非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研究黨的歷史，目的是澄清路線是非。會議對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領導層犯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能獲得這個共識，得益于毛澤東在會議前夕編輯印發的一本叫《六大以來》的文獻集。

　　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為了徹底弄清黨史上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過程，特別是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以后那段時間的中央決策，毛澤東花很大功夫閱讀研究黨的歷史文獻，主持編輯了《六大以來》。該書分上下兩卷，按專題匯集了1928年6月六大以來黨的歷史文獻519篇，共約280萬字。由于該書篇幅太大，毛澤東從中選出86篇有代表性的文獻，以散頁形式印發延安高級干部學習研究。

　　關于《六大以來》發揮的作用，毛澤東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作過評價。他說："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后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后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是一個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如果沒有《六大以來》，高級干部甚至連"整風也整不成"，可見其作用之大。毛澤東稱之為"黨書"，也足見黨史文獻的價值之高。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后，毛澤東11月4日致電各地高級學習組，明確提出：中央學習組及各地高級研究組要學習研究黨的六大以來的政治實踐，要"通讀"六大以來的83個文件，"目的在于獲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進到深入研究階段"。1942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高級學習組會上又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提出："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為推動高級干部更深入和全面地研究黨史，毛澤東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又先后主、持編輯出版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兩部"黨書"，均作為高級干部整風學習的基本讀物。

　　把閱讀"黨書"、研究黨史，作為高級干部整風學習的重要內容，針對性何在?這要從王明的一個舉動說起。1940年3月，他不經中央同意，即將其1932年出版的"左"傾教條主義綱領性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在延安翻印重發，還寫了個序言稱："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這說明王明仍然堅持土地革命后期那套已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東西。

　　此事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警覺，由此引發他閱讀研究黨的歷史文獻。1941年上半年，在編輯《六大以來》的過程中，毛澤東寫了篇長達5萬多字、后來定題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文章，分析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發出的九個文件，火氣很大地逐一駁斥，指名道姓地批判王明的思想錯誤。該文當時只給劉少奇和任弼時看過，一直沒有公開。毛澤東后來說，原因是"寫得太尖銳，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

　　對黨史的認識分歧明擺在那里，不解決不利于統一思想。中共成立后，始終存在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這個大問題。因為認識不清楚，以致出現了大革命后期和抗戰初期兩次右傾錯誤，在土地革命時期出現了三次"左"傾錯誤，都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整風開始后，黨內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還不能形成共識，在高級干部中還存在分歧。抗戰以來入黨的新黨員對黨的歷史和路線分歧，對黨在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更是不甚了了。這樣一種思想狀態，迫切需要改變。

　　改變的辦法，就是閱讀"黨書"、研究黨史。因為反映黨的歷史、經驗和理論的文獻，最能說明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哪些結合得好，哪些結合得不好，甚至走錯了路。《六大以來》這樣的"黨書"，最能說服人、教育人，是澄清是非、總結經驗、統一認識最基礎和最權威的讀本。

　　從實際效果看，閱讀"黨書"，確實為高級干部打開了新的視野。比如，編印《六大以來》之前，黨的領導層還沒有人提出過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的路線，讀了該書，說那時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左"傾錯誤，就有了可靠的根據。讀了《六大以前》，人們進一步了解了從黨的創建到大革命失敗后這段時期的黨史，從中可以看出大革命后期犯的右傾錯誤，也有助于人們把那時的右傾錯誤和王明在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做些比較。讀了《兩條路線》，領導干部對土地革命時期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就有了進一步的具體認識。所以，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中說，"黨書"一出，"同志們讀了之后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

　　從1943年10月起，黨的高級干部整風，進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階段，全黨的整風也轉入總結提高階段。1944年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和中央黨校第一部發表《學習和時局》的演講，針對高級干部學習黨史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五條基本結論。這些重要結論最終完整地體現在中共第一個歷史決議，即《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中。毛澤東對這個決議修改了七次，并最后定稿。《毛澤東選集》作為附錄收入，說明這個決議事實上代表了毛澤東和黨的領導層當時研究黨的歷史、澄清路線是非，總結經驗教訓所達到的認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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