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實踐思想再思考

　　毛澤東實踐概念的誕生經歷了一個較為復雜的歷史發展過程。最初，在青年毛澤東那里，只有“運動”概念。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提出了“調查研究”概念。在延安時期，隨著《實踐論》的問世，毛澤東的“社會實踐”概念正式確立。

　　青年毛澤東雖然尋求大本大源并沒有明確結果，但如果聯系他對客觀宇宙規律和人生世界真諦的基本理解，我們不難發現支配他的思想行為選擇的一個具有本體論意義的觀念，這就是《體育之研究》中所說的“動”，文中的“動”，顯然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最高范疇，這是天地身心的最根本最原始的本性，而且“動”還是宇宙的目的所在。青年毛澤東對社會、人生和知行問題的許多看法受到它的影響。

　　師范學校畢業后，隨著積極投身激烈的社會斗爭之中，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開始重新認識“行”的重要性，不僅看到依靠民眾聯合來實現救國救民理想的重要性，而且還較為明確地使用“運動”范疇來表明自己對實踐活動的理解。

　　重視調查研究是毛澤東早年就已建立起來的思維模式。新文化運動前期，毛澤東指出，對于社會改造，怎樣研究，怎樣破壞，怎樣建設，依靠頭腦的“冥想”必然陷入錯誤，拿到社會上去“多行不通”，要想思想合于實際，則必須“實地調查及研究”。

　　在毛澤東那里，與“調查研究”相關概念的使用較早，但真正作為一個重要的哲學范疇的提出卻是在井岡山時期。

　　在1930年毛澤東作了一系列農村社會狀況調查之后，他關于實踐概念的思考明顯地發生了一種深刻的變化，開始使用“調查研究”這一概念來表達他對實踐問題的理解。

　　毛澤東正式使用“社會實踐”范疇來概括他對實踐問題的理解，是進入延安之后的事情，它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實踐論》一書的問世。

　　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敢于突破中國傳統知行觀在范疇上的限制而大膽使用“社會實踐”范疇。雖然“調查研究”與“社會實踐”兩范疇之間并不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但卻表明了毛澤東一次全面、深刻的思想變革。從理論研究的范圍來看，在《反對本本主義》階段，毛澤東是研究從實際出發的重要性，以調查研究的成果去反駁當時出現的“唯書”、“唯上”、“唯先哲”的做法。“調查研究”范疇雖然把握了實踐活動的基本存在形式，但還不能反映實踐活動的全部豐富內容，因而從哲學思維的高度來看，它還沒有達到從整體上把握實踐活動的水平。人類實踐活動并不僅僅體現為調查研究這樣一種活動形式，這就要求在“調查研究”范疇的基礎上進一步有所發展，形成同這個范疇緊密相聯而又高于它的新范疇。通過借鑒馬克思主義實踐觀中的“社會實踐”范疇，毛澤東科學地解決了上述問題。

　　如果說“運動”概念側重于體現行動特點的話，那么“調查研究”概念則更多地體現出認識論特點。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毛澤東以“調查研究”作為主要范疇來表達他對實踐問題的理解與新的闡發，充分體現出認識論視閾的特性。

　　第一，它闡述了調查研究是辯證唯物論認識論的基礎，是洗刷唯心精神的根本方法。毛澤東提出“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這一論述表明，毛澤東不再僅僅從實踐對理論的檢驗功能上把握實踐的意義，此時的他已認識到調查研究就是認識的開頭、起點，人們的認識就是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產生的，是調查研究的產物，而不是調查研究的起點。

　　第二，它指明了調查研究本身就是一種實踐形式，是主觀與現實統一起來的一座橋梁。

　　第三，毛澤東列舉并批判了在真理標準問題上的幾種錯誤情形：(1)“先哲標準”;(2)“本本標準”;(3)“上級標準”，并提出了糾正的辦法，即向實際情況作調查。所以，毛澤東實際上力求通過澄清在真理標準問題上的一些糊涂認識，掃清在樹立正確的真理標準的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思想障礙，從而為人們認清調查研究是檢驗真理標準這一原理奠定思想認識基礎。

　　準確地說，毛澤東真正自覺地在實踐問題上運用唯物史觀是在延安時期，特別是體現在《實踐論》中。《實踐論》的開篇伊始，毛澤東就強調認識對社會實踐依賴關系這一結論是以人的社會性、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得出來的。同時從“社會實踐”概念本身的提出來看，它所體現的也正是人的社會性與實踐的有機結合。總體說來，毛澤東實踐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聯系，確切地說應該是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既是確立的根本理論基礎，也是其發展的重要理論保證。毛澤東通過將認識論與歷史觀結合，科學地發現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認識路線，從而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從這一點來看，毛澤東實踐思想帶有極強的歷史性。它的許多結論都是對社會歷史現象加以反映的結果，而不是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產物，這一點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實踐思想的唯物史觀理論基礎特點。毛澤東堅持并多次強調，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世界歷史的動力;社會實踐是千百萬人民群眾的實踐;在人民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創造力和智慧;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群眾。而且正是由于將上述重要的歷史觀點積極運用到認識過程中，毛澤東才進一步看到了群眾路線對于認識論的重要作用。

　　對于毛澤東來說，具體個人實踐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受制于具體歷史發展的。脫離具體歷史，具體個人是無法進行實踐活動的;同時對于具體個人實踐活動的了解，也是無法脫離具體歷史的。因此，在毛澤東那里，堅持社會存在第一性，是從事社會實踐的最基本前提。由此可見，實踐的觀點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基本觀點，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從本質上說，人類歷史正是在人們追求著自己目的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得到實現的。

　　關于實踐的政治哲學思考開了一個好頭，讓青年毛澤東看到開展革命“運動”的必要性。“運動”與“行動”之間的天然聯系，表明青年毛澤東一開始所關注的是實踐的“行”的特質。當毛澤東從認識論角度指出“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時，標志著毛澤東由實踐的“行”轉向“知”，看到了“知”在實踐中的重要意義。當毛澤東從唯物史觀角度指出認識對于“社會實踐”的依賴性時，毛澤東的實踐思想成為“知行統一”觀，所強調的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因此，總體說來，在毛澤東深入把握實踐本質的過程中，無論是認識論思考，還是唯物史觀思考，都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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