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俄國成為世界的焦點。20—30年代和衛國戰爭勝利后的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各國的知識界人士(以瓦爾特·本雅明(1)、羅曼·羅蘭(2)、安德烈·紀德(3)、泰戈爾(4)、瞿秋白(5)、曹谷冰(6)等為代表)來到這個“過去和現在一直包含著西方性和東方性兩方面尖銳對立”、“既屬于西方也屬于東方”[1]27的國家訪問，尋求“一種新的精神境界”——“人類精神的新方向”[2]368，筆者把這種現象稱為“訪蘇現象”。
一
資本主義世界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初步恢復，贏得了20年代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是，繁榮的背后潛伏著危機，1929年發生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支配下持續時間最長、破壞程度最大、波及范圍最廣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資本主義國家為國內的階級矛盾和由相互轉嫁危機導致的國家間的矛盾所困擾。羅曼·羅蘭宣布：“對歐洲再也不抱任何希望……整個歐洲就是一所瘋人院”。他直言：“永別了歐洲……你在墳場中走著，步履維艱。這里就是你的歸宿，躺下吧……讓別人領導世界!”[3]293，312面對“西方的沒落”(斯本格勒語)，各國都在為克服危機尋找出路：美、英推行凱恩斯主義，充分發揮國家的調節作用;而有著軍國主義殘余的德、意、日，卻在歐洲和亞洲建立起法西斯軍事獨裁統治，形成了東西方的戰爭策源地。各國從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制定和執行對外政策。從而，在英法美的“綏靖政策”和蘇聯構筑“集體安全體系”失敗的情況下，世界又走到戰爭的邊緣，人類的命運和前途又遇到空前的挑戰。
而在中國，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國。但是，它有民國之名，無民國之實，因為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所竊取，“革命尚未成功”(孫中山語)。瞿秋白評述：清王朝覆滅后，“我們的人們由野蠻的軍閥和卑鄙的官僚統治著，這些人根本不關心人民的福利而只是考慮自己的私利。在中國，由于軍閥官僚的壓迫，不僅無產階級甚至知識分子也蒙受難以描述的苦難”[4]161。中國的農民階級、資產階級由于階級的局限性，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歷史性地落在無產階級身上。在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和無產階級力量日益壯大的情況下，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在世界這個大坐標系中，找到了蘇聯這個參照物。瞿秋白指出：“你們的運動不僅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而且具有國際主義的性質，不僅是為了自己的幸福，而且是為了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幸福。”[4]161-162放眼世界，“我們無產階級只寄希望于你們這些勇敢的俄國工人，你們為全人類的幸福而英勇奮斗，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正在實現社會主義原則，克服種種困難，與黑暗勢力進行斗爭，歷盡千辛萬苦，而始終沒有灰心喪氣。”可見，蘇聯成功的經驗成為渴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中國共產黨追尋的目標。
與中國相同命運的南亞文明古國印度，17世紀以來就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追求國家獨立也是印度人民斗爭的目標。20—30年代，英國為了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加強了對印度的殖民統治。這個時期“正是英國殖民主義加深對印度的掠奪和印度民族意識覺醒、民族運動高漲的時期。”在泰戈爾看來，蘇聯的實踐對印度人民“無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5]1-2——“蘇聯各個領域日新月異的變化，工農業蒸蒸日上，文化事業迅速發展”;“革命摧毀的是列強的勢力;轟擊的是富家的金庫;剝奪的是少數人的特權。”泰戈爾呼吁印度人民起來與殖民當局作斗爭：“那警察的襲擊算不了什么，告訴我們的后代，勇往直前吧!”[6]
半殖民地、殖民地的狀況，使這些被壓迫地區的人民充分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罪惡本質。他們自身就對壓迫、剝削、奴役人的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厭惡、敵對的情緒，不可能在西方列強那里得到他們追求的目標——獨立、自由、民主、富強。而西方世界在危機和戰爭的威脅下，似乎一時也找不到根本的出路。所以，與西方異質的蘇聯社會和它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對東西方都有借鑒意義。于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懷著憂患意識，轉向新型的蘇維埃政權，把它看做人類的希望，紛紛來到“東西方結合部的文明”之所，進行實地探詢和了解。
懷著崇高理想和迫切愿望的來訪者在這個特定的時期來到蘇聯，尋找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的“在歐洲游蕩”的“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7]。他們或者以朝覲式的拜謁、或者以記者式的評述、或者以文人式的尋味，奏響了一組訪蘇的“交響樂”。
二
來蘇聯訪問的大多是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記者等，從總體上看是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大都受過“紅色”熏陶，安德烈·紀德、羅曼·羅蘭很早就成為共產黨員，加入社會主義營壘。羅曼·羅蘭在瑞士時，通過吉爾博主持的《明日》雜志，與流亡瑞士的列寧、季諾維也夫等(7)進行過深切交往，經受了共產主義學說的洗禮，自稱是“蘇聯的老朋友”，被譽為“蘇聯之友”。安德烈·紀德說：“從心靈、氣質和思想來看，我過去一直是共產主義者。”[2]373他曾三年苦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他與保加利亞共產黨有聯系，與季米特洛夫(8)等有交往，為拯救被希特勒囚禁的季米特洛夫奔走呼號。他“折服于蘇聯及其可預見的全部未來，是那種極度的信徒”，“一切使得我——有時痛苦地——留戀于這個地方。這個聯合的民眾，這個新土地。它扶助未來，意外事情也能夠在這里爆發出來”[8]121。安德烈·紀德在為俄國革命事業服務的時候，就勾畫出一幅共產主義和人類前途的圖景。并且，兩位作家都與高爾基有密切交往。在世界范圍左翼思想成為主流思潮的20—30年代，擁有相對寬松的國內環境。同時，西方世界的現實主義文學風行，也給他們的思想以表達的空隙，如30年代前后法國文壇曾出現過一種“參與文學”(9)。
瓦爾特·本雅明受到來自里加的俄國女導演、共產黨員阿斯婭·拉西斯的影響，“通過拉西斯給他講俄國革命的情況，使他對共產主義有了深刻了解，也引發了進一步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興趣”[9]，這使本雅明對共產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得到強化。他的著作《單向街》就隱喻“一條通向共產主義之路，象征著人類歷史前進的方向”。他來到蘇聯，“近距離觀察俄羅斯的情形，以便考慮懸而未決的德國共產黨黨籍問題”，蘇聯已成為他的參照系。中國的瞿秋白是中共的早期領導人之一，是在蘇俄加入共產黨的。泰戈爾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有著共產主義信仰，不顧“好心人”對他身體的擔憂和勸阻，毅然接受蘇聯的邀請。
由此可見，共產主義理想和信仰是來訪者的動力之一。他們來蘇聯為的是尋找心靈的寄宿地和慰藉地——“在現實的壓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誠和自由的心靈”[10]。同時，他們還是那個時代的各自國家進步世界的“社會的良心”——知識分子的代表。
來訪者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個社會的觸角、社會良知的體現者、現象的洞悉者。他們是國家文明進步的旗幟，代表著國家的民間思想主流，擔當著國家的精神支柱。作為左翼勢力的主要代表，來訪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他們國家和世界的潮流，有著共同的使命感。他們不僅屬于自己的祖國，更屬于整個世界，是知識分子精神的體現者。瓦爾特·本雅明強調：“用發生在俄羅斯的事情來觀察評價歐洲……是身在俄羅斯的神情關注的歐洲人義不容辭的首要責任”[11]185。安德烈·紀德稱，“為了頌揚這種新生，當然有必要活著，貢獻一生，助其成功”。羅曼·羅蘭指出：“我自己……毫不猶豫地站在蘇聯的一邊。她是代表著新的勞動世界的唯一堡壘，即使蘇聯不代表我們的共同理想，她的公敵卻是我們的死敵。”著名學者鐘敬文先生就稱羅曼·羅蘭為“歐洲的良心”——“為光明和自由奮斗一生”，“像一顆璀璨的明星”，“不歇地輝照著”“疲弊的靈魂”，從而喚醒了“在從前大革命尊嚴回憶中瞌睡的歐洲的眼睛”[12]。
同時，這些知識分子擁有和平主義、人道主義、世界主義的思想意識。他們的聲音是代表全世界的共同心聲，他們是和平主義的追隨者和執行者。早在1926年4月，羅曼·羅蘭就與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合作成立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1933年拒收德國總統興登堡頒發的歌德獎，并在國際紅十字會新成立的戰俘通訊處工作。1932年，他與安德烈·紀德出席世界反法西斯大會并出任主席，并指出“蘇聯是他們的典范和希望”。安德烈·紀德為西班牙人民陣線吶喊。同時，人性、道德也是他們關注的問題。羅曼·羅蘭在自傳中指出：“歐洲的先鋒和蘇聯的英雄革命所奔向的目標是：重建人類社會和道德”;“我接觸到了蘇聯人民肥沃的土層，在蘇聯的土地深處喚醒了巨大的生命”[3]317，320。紀德蘇聯之行的目的不是在于發現一個國家，而是在于發現“人，各種人，他們過去的處境與他們現在的狀況”[2]395。
來訪者中，安德烈·紀德的前后反應最為劇烈，行前——“我的生命，必須保證蘇聯的成功，我可為之立即獻出生命……就像其他許多人過去和將來所做的那樣，我將和它打成一片”;觀后——“快樂的情緒緩慢消失了，感官課的理想悄然崩坍了，光明消逝了，蘇聯并不是一個神秘的國度”。這反映的正是一個良知知識分子的精神——及時而客觀地反映自己的體會和感受。安德烈·紀德“希望直言不諱坦誠相告會有助于蘇聯和它在我們看來代表的事業。正是由于欽佩蘇聯和它已經創造的奇跡，也由于我們對它仍懷有期待;更由于它讓我們產生希望，我才要提出批評”。紀德堅信：“一方面蘇聯終將克服我指出的嚴重錯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即一個國家的個別錯誤不足以抹殺一項國際性、世界性的事業的真理。”[13]892，893紀德的評價是批評中的贊揚，是否定中的肯定。筆者認為，不應當說是“批評多于贊揚”或“贊揚多于批評”，“批評多于贊揚”未必就是否定，而“贊揚多于批評”未必就是肯定，而要看行為和思想的本質與核心，要看話語的實質。
三
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中，打開了資本主義鏈條上一個薄弱的環節，在各種矛盾交織的落后國度里，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羅曼·羅蘭在寫給蘇聯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的信中講道：“我始終這樣承認，而且相信俄國革命是人類社會的強有力的先鋒。”[14]192作為熱情的十月革命的支持者，他認為“1917年11月7日是自由法國大革命的光榮時期以來，世界社會史上最偉大的日子，而且這個人類向前邁進的新腳步，正從舊政體跳出法國大革命的飛躍，還要來得更高更遠”[14]192。十月革命后，蘇俄又戰勝了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圍攻：國內鄧尼金、高爾察克軍團的“白色”圍剿，國外英、法、美的武裝干涉。“英、法、美集團把消滅世界布爾什維主義，摧毀它的主要根據地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當成他們的主要任務”，但是他們并沒有“筑起一道萬里長城，像防止瘟疫一樣來防止布爾什維克”。蘇俄展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力和優越性，為人類開辟了走向新生與未來之路，誠如我國偉大的革命家李大釗所說：“試看未來之域中，定是赤旗之天下”。
1919年底1920年初，列寧放棄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軍事共產主義(10)，實行新經濟政策，運用國家資本主義，進行市場經濟的有益嘗試和探索。此后，農業集體化、工業化全面鋪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的第一年(1928年)，蘇聯就成為僅次于美國的歐洲第一強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超額完成，1930年工業生產較1929年增加25%，超過計劃中第二年度工業生產預算的1/5[15]15;國家谷物收集從1928—1929年的1.08億噸上升到1931—1932年的2.28億噸;主要商品生產大概是實際消費品的2倍[16]。如果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7]，那么社會主義的蘇聯在它不到半個世紀所創造的生產力，可以說比資本主義要大幾倍。在安德烈·紀德看來，“這簡直是一個奇跡”[2]362。
1936年是蘇聯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蘇聯頒布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蘇聯憲法》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是蘇聯的經濟基礎。各級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是蘇聯政治基礎。憲法以直接選舉代替多級選舉。各級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實行普遍、直接平等的無記名投票選舉。每個蘇聯公民在蘇維埃選舉中享有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18]共產黨領導的蘇聯消滅了“人剝削人”和“資本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人民成了國家和自己的主人;消除了貧困、失業、等級和差異，形成了“群眾性的共同事業，群眾性的共同意志，群眾性的共同財富”。
蘇聯重視教育，成績顯著。而在革命前的1897年，全國人民識字者僅22.3%。其后，20年間，則無精確調查;革命后，蘇聯政府對于國民教育多所努力，自1920年以來，識字人民約增1倍，計1920年識字者占全國人口總數31.9%，1926年占39.6%，1930年則占62.6%[15]108。蘇聯的初等教育，大體分為四年制、七年制、十年制，七年制學校基本免費，凡7—15歲兒童必須受義務教育，十年制學校自第8年起收很少之費，然免費者甚多。例如父母有功勛者、父母收入不多或殘疾不能工作者皆免費。大學的一年學費也僅是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有上大學的機會。
蘇聯通過教育的普及和強化，把勞動人民的教育和知識水平提高到世界第一位。泰戈爾為之傾倒，他強調在蘇聯“理想變成現實”，聲稱蘇聯踏上了教育這一“解決我們一切問題的最廣闊的坦途”。教育改變了蘇聯人民的精神面貌，“啞巴開始說話了，愚昧的人變聰明了，軟弱無能的人堅強起來，沉墜在恥辱之湖底面的人，今天走出了社會的暗室獲得了和其他人所有人同樣的地位”[5]13，5，48。安德烈·紀德指出：“我在蘇聯最欣賞的，也許莫過于蘇聯措施：幾乎到處都采取了措施。讓最普通的勞動者接受教育，這只取決于他們自己提高素質。”[8]64
而蘇聯取得這些成就的背景是：“推翻沙皇統治的革命是1917年發生的。也就是說，到現在只過去13年。在這期間，他們不得不與內部的強大反對派進行斗爭。他們是孤立無援的，自己承擔建設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的重任。由于從前暴政所遺留下來的廢物的堵塞，他們進行的道路十分艱難。他們抵達新時代的彼岸之前，必須穿越內戰的狂風巨瀾。同時英國和美國都秘密或公開地援助這場叛亂。他們的財力不足，他們又得不到外國貿易公司的貸款。由于國內的工廠數量不多，他們無力創造大量的財富。”[5]29-30。
1929—1933年發生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而蘇聯正處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高速發展期，這就與資本主義世界形成巨大反差，一邊是繁榮穩定、蒸蒸日上，一邊是蕭條動蕩、江河日下。從間接性來看，蘇聯又是個無奈的承受者。由于經濟危機的沖擊，德、日、意在歷史傳統的作用下，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蘇聯面臨著德國法西斯的威脅。因此，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的來訪者，來蘇聯的目的不同于20—3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西方世界希望了解正在頑強抵抗納粹德國全面進攻的蘇聯的急切心理，并借以揣測世界的命運[19]。
蘇聯的客觀現實吸引著來訪者。安德烈·紀德指出：“蘇聯對我們曾經意味著什么?不止是一個遴選的祖國，還是一個榜樣，一個向導。我們所夢想的幾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終致力的卻在那里發生了。由此可見，在那片土地上，烏托邦正在變成現實。”而且，“已有巨大的成就讓我們心中充滿向往”，“贊賞并熱愛蘇聯那里的嘗試，前所未有。讓我們心中充滿希望，期待那種嘗試獲得巨大的進展，并帶動全人類的飛躍”。“我們在心中和頭腦里毅然決定將文化的前途系于蘇聯的光輝命運”[13]893，891-892。
從斯拉夫民族的民族性來講，它是一個有著很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優越感傳統的民族。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它就要“擴大十月革命的影響，喚起毗鄰各國勞動人民進行民族、民主和社會主義革命”[20]，顯示“俄國式的驕傲”。著名文學家果戈理在《死魂靈》中寫道，我們中間好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過分地夸大俄國人的優點，他們不再發展這些優點，反而只想拿來夸耀，拿來對歐洲人叫喊：“外國人哪，你們看哪，我們好過你們哪!”同時，蘇聯也希望各國的訪問者(尤其是西方)宣傳他們所見到的現實中的蘇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以此在世界歷史的舞臺上，樹立社會主義蘇聯的形象和地位。因此蘇聯政府以積極的姿態，邀請各國知識界名流訪蘇。“訪蘇現象”在蘇聯表現出很強的官方性，其中起橋梁作用的蘇聯對外文化協會[11]所做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蘇聯政府的意志，說到底是斯大林的意志，協會主要成員高爾基只是一個執行者。從表面上看，各國知識界名流訪蘇好像是一種民間的友人間的交流，但是我們透過這種現象會看到這是一種兩個國家的官方性的交流。
蘇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安德烈·紀德寫道：“我們除了臥鋪包廂還有一間客廳，到時候就在客廳上菜用餐，好得不能再好”，“那里對我毫無限制的款待，真叫我害怕……在那里等待我享用的特權，實在明目張膽”——“乘坐專列，乘坐最高級的汽車，住最高級飯店的最豪華客房，給我享用的東西是最豐富、最昂貴、最精挑細選的”[8]5，107，108。安德烈·紀德的一位熟悉蘇聯物價的隨同者估計，每次宴會包括酒水，每個人頭要花費三百多盧布，而當時一個工人的工資也不過每月五六十盧布。羅曼·羅蘭在1936年6月26日從莫斯科寫給他妹妹瑪德萊娜的信中指出：“人們這樣接待我，是和我的身份不相稱的，有時使我覺得有點吃不消。”他對斯大林的接待和談話的反應是：“我老實告訴你，對我來說，這是異乎尋常的，我從來也沒有在別的地方像在這里受到過如此好的接待。”[21]4這就在來訪者的腦際產生了詫異——動機何在?安德烈·紀德一針見血地直指要害：“顯而易見，他們如此慷慨投資，是另有希圖——對蘇聯發生的一切事情只能說好不能說壞，只能贊揚而不能批判。”[8]109，5蘇聯需要的是對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美化。
“訪蘇現象”的形成，蘇聯的客觀現實和巨大努力起了重要作用，同時蘇聯這座社會主義大廈外圍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正處在被剝削、被奴役、被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現實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訪蘇現象”是這兩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四
來訪者把自己國家的現實與蘇聯的現實對照后，必然要產生這樣那樣的感受。面對相同的國家、相同的場景、相同的人們，他們的感受是不盡相同的。“無論什么人走到別的國家，他的印象差不多總是被他以前的環境和經驗所決定的。這對蘇聯尤其如此。所以對于同樣一些問題，你如果問到那些應該懂得的人，他們的回答常常是不同的。”[22]他們筆下的蘇聯，由于他們的個人經歷不同、訪蘇的背景和目的不同、觀察問題的視角和訪蘇期間的具體行程安排不同，是一個從他們各自實際出發的各有偏重的蘇聯。東西方人眼中的蘇聯是異樣的——西方人看到蘇聯的，從總體上來說，更多的是其陰暗面，并由此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東方人一般是“取經般”的崇拜，他們看到的更多的是光明。
西方人看到的蘇聯，首先在封閉的圈子里養成了夜郎自大的心態。“毫無疑問，俄羅斯對世界要比世界(除拉丁美洲國家外)對俄羅斯所知要少”，蘇聯人感到“外國的各個領域都不如蘇聯”。這樣就出現了幼稚園的小朋友問安德烈·紀德“你們那里有幼稚園嗎?”的天方夜譚式的笑話;有了“幾年前，我們可能向德國和美國學點什么。而現在，再也沒有可以向外國學習的了。因此，講他們的語言還有必要嗎?”的話語。以致他們所看中的就是：“了解我們對他們是否充分贊賞，他們唯恐我們對成就了解的不夠。而他們對我們的期望，不是告他們什么情況，而是恭維他們。”[8]15
其次，蘇聯的黨群關系不融洽。羅曼·羅蘭在去高爾基城外別墅的路上，就目睹了一位路邊的老婦人朝他們揮舞著仇恨的拳頭，以示抗議。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就失去了群眾根基。在取得統治的前提下，拋棄了這個基礎，就在黨與人民之間建起了一道無形的心理之障——“在斯大林和人民之間劃下了一條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鴻溝”。
再次，個人崇拜泛濫和個人專制風行。安德烈·紀德在高爾基的葬禮上看到游行的人們扛著斯大林的巨型畫像，列寧墓看臺上的斯大林卻似乎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在給斯大林寫信時前邊稱呼要加上“偉大”等形容詞。羅曼·羅蘭親訪斯大林的故鄉時，看到村民都把原來掛圣像的地方掛上了斯大林的像，斯大林成了他們心中的耶穌。羅曼·羅蘭指出：“斯大林對我是一個謎……他在所有的行為和言論中都表現出自己是一個純樸和嚴肅的人，討厭贊揚。他怎么會允許在蘇聯出現圍繞他的那種氣氛不停地對他大加贊揚，他的一句話就足以推翻這種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為笑談。”[14]126-127
對于個人崇拜，羅曼·羅蘭強調：“對真誠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是極其危險的手段。它可能在社會上挑起一個頂禮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21]5個人崇拜的風靡，往往導致個人專制。安德烈·紀德指出：“不錯，專政，顯然的;但那是獨夫的專政，而不是無產者共同的專政，不是蘇維埃的專政。這里不應當抱幻想，應當干脆承認：這不是人們所要的。再進一步，我們將要說：這恰好是人們所不要的。”[23]“個人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不再是“團結一致”的無產者。蘇維埃的體制“是他(斯大林)一個人的專政，而不是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2]396。這是由于“俄國革命推翻了俄羅斯帝國，但并沒有獲得解脫，而是繼承了帝國遺產”[1]95，96。
第四，人民的生活狀況不盡如人意。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的生活水平體現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是，那時的蘇聯“有窮人，有很多，而且多的很”，經常會看到這樣的場景：人們排著長隊，有二三百人，在商店開門前很早就等在商店門前，很安靜，這是因為當天有400件或500件椅墊要到，而當時購買者卻達到800、1000人，甚至1500人，沒到晚上，就有可能銷售一空，因此人們不得不排著長隊等候。不但日常用品缺乏，而且糧食也一樣缺乏。不僅品質低劣，而且供應量小。并且，“享受勞動成果、享受‘超額’成果的不是勞動者自己，而是那些受優待的人，那些紅人，那些俯首帖耳、腦滿腸肥的人”[8]94。沒有真正消除農奴制時代的殘余，統治階級有相當一部分沒有在思想上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只是換上了社會主義的外套，而在內心沒有實現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真正轉換。等級觀念還深深地烙在每個人的身上，革命后則死灰復燃，形成“共產黨貴族”。這些人掌握了一定的權力，這種資產階級本能或是毫無掩蔽或是半遮半掩地被表現出來。不可否認，東方人也看到了這些。
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法文原件的扉頁上留下這樣的文字：“未經我的特別允許，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50年期滿之前，不能發表這個筆記，無論是全文，還是片斷。我本人不發表這個筆記，也不允許出版任何片斷。”筆者認為羅曼·羅蘭之所以發表這個聲明，不是由于與高爾基的特殊關系，唯恐會嫁禍于他或者是影響他們二十多年的友誼。因為高爾基在羅曼·羅蘭訪問蘇聯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完全可以在一年后發表這本日記。也不是由于斯大林的威懾，從斯大林這方面來看，雖然對發不發表有一定的影響，但不是主要的。斯大林不會像“大清洗”那樣，也把羅曼·羅蘭“清洗”了。斯大林既不會這樣做，也不能這樣做。從羅曼·羅蘭這方面來看，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不會把真話完全系于個人安危之上。他在自傳中講道：“每天早晨，郵差給我帶來污言穢語和一札札匿名恐嚇信作為我的早餐，這些信件威脅我將遭到與饒勒斯[12]同樣的命運”，“在‘廣場上的集市’中遭到我無情抨擊的文學界那幫烏合之眾，想借輿論將我置于死地”[3]296。但是，羅曼·羅蘭聲稱：“只要我看到我的國家做不義之事，我寧肯送命也絕不通過沉默而同流合污。”從這個方面來講，他也能發表這本日記。筆者認為他之所以不發表有以下的考慮：作為“蘇聯之友”、“同路人”的羅曼·羅蘭，看到了蘇聯的陰暗面，但他太愛蘇聯、太愛社會主義，在自己的良知與動機的斗爭下，坦率而留情面，是一種肯定的否定;他與安德烈·紀德關于蘇聯的現實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甚至由“朋友”變成了“對手”;因此用“不發表”給自己以回旋的余地，是以退為進。總之，羅曼·羅蘭是以沉默表達自己的態度，這恰恰說明了對蘇聯的失望，是對蘇聯現實的無聲的鞭笞。
現實的蘇聯使他們感到有點失望。安德烈·紀德說：“我不得不斷然承認：那里根本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地方”;“并不是它當初保證要成為的那樣，也不是它竭力裝出的樣子，它背叛了我們的所有的希望”[2]396。他聲稱蘇聯之行是個“悲劇”。瓦爾特·本雅明指出，“他看到的蘇俄現實卻令他大失所望，終于不再抱幻想”[11]2。
之所以形成這樣巨大的反差，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緣由：首先是現實與理論的碰撞。西方人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蘇聯的認識，基本是主觀的、書本的。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實行全社會規模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24];“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都應物質生活充足、精神生活充實。但事實是，他們的所見所聞并不是他們想象的，甚至“在蘇聯今天比昨天離目標更遠。我不僅指遠離夢想的共產主義社會，還指遠離通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8]102。
其次是本國現實與蘇聯現實發生了激烈的碰撞。在他們看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在生產、生活等方面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的西方社會更發達、更優越，作為高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社會應該給處于危機和戰爭中的人們以啟迪和力量，但是他們并沒得到慰藉。而正確的態度應是，對“蘇聯的任何階段或任何部門，決不應拿西歐世界的同樣事物來比較。一切從蘇聯自己計劃的關系來研究，一切應以俄國以前的成就來比較”[25]。
第三，西方來訪者是帶著一種懷疑的態度訪問蘇聯的。這樣就不可避免地看到的多是不足，以達到他們心理上的自慰，這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斗爭的寫照。他們雖然是來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案的，但是一種妒忌心理下的結果，有吹毛求疵之嫌。蘇聯五年計劃最初發表的時候，德國的俄國經濟研究會會長克萊末爾博士見到制定五年計劃的蘇聯權威便說：“這樣大的一個計劃如果能在五十年內實現，即也就是很可觀了，現在要想五年完成，豈不是烏托邦嗎?”[15]163
東方人眼中的蘇聯，如天津《大公報》記者曹谷冰所說：“東方人和中國人往蘇聯去考察，他得到的印象，一定會比歐美人不同。”東方人無時不表現出對蘇聯的崇敬、看到的是滿眼的希望，不時地發出驚訝、感嘆。雖然瞿秋白也感到“餓鄉”之“餓”，但是日本的秋田雨雀在《青年蘇維埃俄羅斯》上說，“知道了蘇俄將來的，便知道了全人類的未來”。胡愈之說：“所遇見的許多成人，都是大孩子。天真、友愛、活潑、勇敢”，并且是“可親的、坦白的、熱情的”[26]。泰戈爾的筆下也不時地流露出“奇跡”、“驚嘆”之詞。
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筆者認為：首先，這些國家本身就處于一種經濟水平和社會發展低于蘇聯的社會狀態——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印度幾百年來是英國的殖民地，以致他們看到的基本上是好于本國的情況。蘇聯給他們的是一種內心的安慰、心靈上的寄托。其次，他們來時就抱著一種學習的態度，表現出一種下級對上級的姿態。郭沫若是“抱著唐僧到西天取經的精神”[27]，“以研究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28]，看到更多是蘇聯的成就。第三，他們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與他們對蘇聯的現實的認識沒產生反差，在理論與現實之間達成了共識。
東、西方人對蘇聯的認識都是拿自己的國家作為參照系。悲傷、失望也罷，喜悅、欣慰也罷，都使自己的心靈得到了滌蕩，在碰撞中看到問題解決的前景，蘇聯給了他們一次比較的機會，他們不應不感謝社會主義的蘇聯給予他們的這份厚禮——“我們的目光不會移開不看你，光榮而痛苦的俄羅斯”(安德烈·紀德語)。
注釋：
(1)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德國哲學家，主要代表作：《德國悲劇的起源》、《單向街》等。1926年12月至1927年1月訪問蘇聯，著有《莫斯科日記》。
(2)羅曼·羅蘭(1866-1944)，法國著名作家，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主要代表作：《約翰·克利斯朵夫》、《母與子》等。1936年6月23日至7月21日訪問蘇聯，著有《莫斯科日記》。
(3)安德烈·紀德(1869-1951)，法國著名作家，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主要代表作：《人間食糧》、《窄門》等，1907年創辦《新法蘭西評論》。1936年6月17日至8月21日訪問蘇聯，著有《從蘇聯歸來》。
(4)泰戈爾(1861-1941)，印度著名詩人、作家，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主要代表作：《左拉》、《園丁集》。1930年9月11—25日訪問蘇聯，著有《俄羅斯書簡》。
(5)瞿秋白(1899-1935)，中國現代作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20年8月，作為《晨報》記者出訪蘇俄，著有《餓鄉紀程》、《赤都心史》。
(6)曹谷冰(1895-1977)，1931年3-6月作為天津《大公報》記者出訪蘇聯，著有《蘇俄視察記》。
(7)季諾維也夫(1887-1934)，蘇共黨員，國內戰爭英雄。
(8)季米特洛夫(1889-1944)，保加利亞共產黨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加利亞人民反法西斯武裝斗爭的組織者之一。
(9)“參與文學”出現在30年代前后的法國文壇上，“參與”系指作家與作品無法脫離現實生活尤其是社會政治運動，作家與作品必須予以反映。
(10)我國學界多將“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譯為“戰時共產主義”，過于強調該政策的時間性，筆者認為“軍事共產主義”更準確些。
(11)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于1925年成立，1958年更名為蘇聯對外友好和文化協會聯合會，它是蘇聯各社會團體的群眾性志愿聯合會，宗旨是發展和鞏固同各國人民的友誼和文化合作。
(12)饒勒斯(1859-1914)，法國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反對軍國主義和戰爭的戰士、歷史學家。1914年被法國沙文主義者P.維朗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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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記[M].新生命書局，1931：1，6.
[27]郭沫若.蘇聯紀行[M].裕民印刷廠，1937：前言.
[28]鄒韜奮.萍蹤寄語[M].生活書店，1935：前言.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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