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慶人：三民主義到新民主主義

　　（按：本文摘自王慶人30萬字雄文《王慶人：中國當代問題乃主義之爭！》第二章。

　　該文于12月24日于本站首發，全文刊出。為方便讀者閱讀，本站擬分章節刊出。更多精彩內容，歡迎持續關注烏有網刊。）

　　王慶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訂年終版)

　　毛澤東在訪蘇期間，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蘇共中央派一位理論上強的人幫助看看他過去發表過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當即決定派主編過《簡明哲學辭典》的理論家尤金來華。……在過了八年之后，毛澤東曾當面對尤金作過解釋：

　　“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干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你回去以后，說了我們的好話。你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斯大林還是懷疑。只是朝鮮戰爭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兄弟黨和其他各國黨對我們的懷疑。”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在1905年提出了三民主義，1924年又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之下發展了新三民主義。毛澤東從1924年就誠心誠意地并卓有成效地支持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并最后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新三民主義的目標。

　　本章分為以下3節：

　　1.毛澤東支持孫中山新三民主義

　　2.蔣介石搞假三民主義敗走臺灣

　　3.毛澤東領導新民主主義得勝利

　　1. 毛澤東支持孫中山新三民主義

　　孫中山從1894年起發動資產階級革命，并先后提出和發展了三民主義。

　　1)孫中山提出舊三民主義

　　孫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組建興中會，首提“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口號，并組織過多次反清武裝起義，但均遭失敗。1905年，孫中山又聯合華興會和光復會在日本東京組建中國同盟會、被選為總理，并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即舊三民主義革命綱領。

　　同盟會創辦《民報》呼喚反清革命，但組織和發動的多次武裝起義同樣歸于失敗。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凱篡奪了政權、并指使刺殺了國民黨人宋教仁，孫中山被迫發動二次革命反對袁世凱，后又發動護法戰爭反對段祺瑞，身后卻遭到廣東軍閥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終于看到，不能指望歐美各國政府，因為他們口頭上講自由、民主，卻與中國各派系軍閥相互勾結，反對中國的民主革命。

　　2)孫中山發展新三民主義

　　孫中山最后從蘇俄那里、從列寧那里看到了希望，并且通信互相致賀兩國革命的勝利和希望。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認識到發動工農參加革命的前途。

　　孫中山與廖仲愷等于1923年下決心改組中國國民黨，并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支持之下于1924年1月召開了國民黨一大，所通過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為三民主義充實了反帝、反封建內容，即“新三民主義”，包括了“反帝”的民族主義，包括了“平民所有”的民主主義，尤其是包括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這些已經大大地超越了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

　　國民黨一大還確立了國民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包括李大釗、毛澤東在內的10名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執委委員或候補委員，占到這一級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

　　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家事遺囑》以及另外兩份文件：

　　à 《國事遺囑》：包括孫中山致力革命四十年的結論：“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發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號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其中《建國大綱》所設想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顯然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

　　à 《致蘇俄遺書》：闡明孫中山實行三大革命政策、堅持反帝愛國事業的堅定信念，并表示：“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并進，以取得勝利”。

　　3)毛澤東支持新三民主義

　　《喚醒中國》(費約翰著，李恭忠等譯，三聯書店2004年10月北京版)轉引了毛澤東在國民黨一大上支持孫中山、反對歐美自由主義派的史實(第281頁)：

　　孫中山和廖仲愷“以俄為師”、重建國民黨，在1924年1月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堅持“所有黨員將個人自由交給黨”，以保證“黨的自由”、保證革命黨的戰斗力。但是，來自歐美的代表們主張在國民黨內實行西方的自由主義，如北美代表黃季陸主張采用美國的“比例選舉制”，即類似企業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會的那種制度，使得持各種不同政見的派別(包括少數派)均能按照比例分別選出自己的代表和委員，以便在委員會中保護反對派的意見。另一位北美代表劉廬隱表示支持，并要求在大會上議決。毛澤東則發言反對就此議決，明確支持孫中山和廖仲愷：

　　“現時的比例選舉制，系少數黨所運動出來的結果，本黨(筆者注：指國民黨)為革命黨，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應摒棄。比例制有害于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是予少數人以機會也。”

　　毛澤東進而一針見血地指出：

　　“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蓋以自由給予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代表大會會議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1:58-60

　　雙方斗爭的結果是，國民黨中的左派，以及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聯合起來戰勝了北美自由派。

　　《喚醒中國》第284頁還轉引了這樣一條史實：北京學生在1925年示威活動中分別舉起國民黨的和共產黨的旗幟來反對北洋軍閥，《時事新報》于11月29日以“可駭的示威”為題發文批評此“亂局”：“學生執廣州旗(青天白日)，工人執紅旗，未見國旗(北洋五色旗)”。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以筆名“潤”在《政治周報》第2期上發文“向左還是向右?”，熱情地歡呼這樣的“亂局”：

　　“假如將來真會組織什么‘國民政府’，在那政府的門上高掛起‘廣州旗’，豈不又鬧成了廣州一樣的‘亂局’?(筆者注：意指國共合作的國民政府，戰勝了北洋軍閥的政權)不但如此，這‘亂局’也許蔓延全國，到處仿照辦理，多數人起來‘自由’，硬把少數人‘不自由’。”

　　這些史料證明，共產黨人不但誠心誠意地接受，而且還熱情地支持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與國民黨左派共同排除了自由主義派的干擾，發動和領導廣大工農和愛國學生踴躍參加推翻北洋軍閥的斗爭。這是形成第一次大革命轟轟烈烈局面的根本原因。

　　2. 蔣介石搞假三民主義敗走臺灣

　　在1927年四·一二叛變革命之后，蔣介石仍然以三民主義旗幟來欺騙群眾。但蔣介石代表的是官僚買辦階級和大地主、大資本家，這就決定了他搞的肯定是假三民主義。早年不遺余力宣傳三民主義的老同盟會員于右任，就曾有言：蔣之三民主義是他自己的三民主義(《蔣介石：1887-1975》上冊第154頁，華文出版社，2011)。

　　在敗走臺灣后的國民黨七大上(1952年10月13日)，蔣介石代表“中央改造委員會”做政治報告，檢討國民黨失敗的八大原因，其中被他排在第一條的就是“三民主義信仰不純”(同上，下冊第116頁)。那么，“蔣之三民主義”到底是什么主義、或者怎么不純了呢?在1932年至1935年間，蔣介石不但授意和扶持大批書局、雜志社連篇累牘地鼓吹“三民主義+法西斯蒂”，而且還親自發表了這樣的講話：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仰一個賢能的領袖。除他之外，再沒什么第二個領袖或第二個主義，就是完全相信一個人!……決沒有第二個思想和第二個精神，只有這一點，我們才可以真正叫做一個法西斯蒂!”

　　“外國有法西斯蒂，現在我們中國也有法西斯蒂，但是中國的法西斯蒂有其名，無其實，人家說一定不會像外國的一樣成功的。”

　　蔣介石：《如何做革命黨員》

　　原來“蔣之三民主義”就是“完全相信蔣介石一個人”的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只是到了1936年，因為繼續擴大侵略華北的日本發生了二·二六法西斯化事變，蔣介石才不得不藏起了“法西斯蒂”這并不光彩的旗幟。

　　只有中國共產黨繼續地堅持著新三民主義的革命目標，并高高地舉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大旗。“新民主主義”的“新”字，一是因為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后，中國的資產階級大都追隨了蔣介石、當然也就放棄了民主革命，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就不得不擔負起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全部重任;二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這樣的民主主義革命在勝利之后，就將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

　　毛澤東主席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革命實踐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即指導中國革命的毛澤東思想，最終打敗了蔣介石的假三民主義，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歷史的發展還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思想不但是中國人民追求獨立和解放的真理，而且也是世界各被壓迫民族和人民追求獨立和解放的真理。正是出于這一明顯原因，美國學者施瓦茲(Benjamin Schwartz)早在1952年就率先使用新術語“毛主義(Maoism)”，開啟了世界范圍內的毛澤東思想研究。

　　3. 毛澤東領導新民主主義得勝利

　　比施瓦茲首次提出“毛主義”整整晚了三十年，改開的“理論家”們居然武斷地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創造”的。但是，毛澤東思想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包括哲學、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國際共運、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國際關系的完整思想理論體系，尤其是包括了：

　　à 為在中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斷向馬列主義請教，又結合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和教訓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完整思想體系;

　　à 為在中國這樣的國度內完成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斗爭，不斷向馬列主義請教，又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經驗和教訓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完整思想體系;

　　à 為在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風起云涌的新形勢下，以及又出現了現代修正主義、甚至社會帝國主義的情況之下，正確地劃分三個世界并制定和實踐正確的國際主義斗爭策略時，而不斷向馬列主義請教，又結合當代國際革命運動的經驗和教訓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完整思想體系;以及

　　à 這三個革命的相互關系和三個體系之間相互聯系的完整思想理論體系。

　　那些改開“理論家”們從來就沒有講清楚、也根本不可能講清楚，像毛澤東思想這樣龐大、完整、復雜并且其各部分既充分相容、又相互支撐的思想體系，都經過了哪些人之手、經歷了怎樣的復雜過程、有過怎樣的挫折和反復，又共同做了那些努力而能達到這樣的充分相容和相互支撐，而在眾多的頭腦中“集體創造”出來的呢?

　　這里要特別強調“政治、經濟、文化”中的文化：革命陣營中的領導干部、知識分子和革命群眾，很少有人理解“文化革命”的含義，很少有人自覺于《共產黨宣言》中的“第二個徹底決裂”，即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人們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大多停留于1942年延安整風時就已達到的水平，包括“工農武裝斗爭、革命根據地建設、農村包圍城市”、“與‘左’右傾路線的斗爭、馬列主義的中國化”等等。其實延安整風就是毛澤東所領導的，新民主主革命時期的文化革命。中國1966年至1976年所發生的全國范圍大規模社會實踐，則是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隊伍已經足夠壯大之后，毛澤東所領導的第二輪、即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化革命;而且正是因為有了比較成熟的客觀條件，才有可能出現“文化大革命”之“大”。

　　斯大林在成功地領導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抗擊德日法西斯的殘酷斗爭，但也有失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將黨內斗爭按照實行“第二個徹底決裂”來處理，也未能開展列寧在其去世前一年所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而留下了從赫魯曉夫至戈爾巴喬夫的后患、最終釀成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東方早報》2005年04月26日專稿“普京稱前蘇聯解體是20世紀政治上最大災難”(http://news.sina.com.cn/w/2005-04-26/10396495753.shtml)。現在有網民聲稱，普京的這篇咨文中沒有這句話。但無論如何，蘇聯解體給其各加盟共和國與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痛苦，是無法掩蓋的歷史事實。毛主席在1966年所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蘇聯解體證明了重大的歷史意義，卻被81決議所全盤否定。這樣鮮明的對比，恰恰證明毛澤東思想并不是什么“集體創造物”。

　　馬克思在創造馬克思主義時，還有不可替代的恩格斯參與其中，而且也確有大量的文字書著證明了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不可替代的貢獻。正是恩格斯謙虛地說，馬克思主義屬于馬克思的創造，后人才一致公認恩格斯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

　　可是在“自以為是毛澤東思想集體創造者”們的支持之下，這些“理論家”們卻從來無法指明：到底誰是參與了創造毛澤東思想的那一位、或者那幾位不可替代的“中國的恩格斯”?那一位、或者那幾位“中國的恩格斯”又在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的哪一部分上不可替代?那一位、或者那幾位“中國的恩格斯”到底有什么著述傳世證明了他或者他們那不可替代的貢獻呢?以下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此回顧暫時超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毛澤東思想”從其萌芽到成熟、以及其后的每一階段的發展中，可曾出現過一位或幾位“中國的恩格斯”、可曾被“集體創造”過?

　　1)萌芽階段

　　五四運動的偉大旗手陳獨秀，在李大釗宣傳馬列主義之后就選擇了新的世界觀。中國的早期共產黨人、包括毛澤東，在1921年建黨之前就先后接受了馬列主義。但是，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來認真分析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歷史和現狀的文章，當屬時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的毛澤東，在1925年12月1日所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文章即使今天讀來，仍然令人感到毛澤東那穿越歷史的深透洞察力，感到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解決中國問題的巨大潛力。

　　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毛澤東不但在國共合作上下了大功夫，而且更加著力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的實踐。他在1927年3月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最終找到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那就是能與無產階級可靠聯合、接受無產階級領導又蘊含著巨大革命潛力的農民階級。這一點，在隨后的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一化三改以及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被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但在1927年，黨內只有毛澤東最清醒：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毛澤東選集》1991年6月第二版，第一卷第15-16頁

　　這里我們要特別指出兩點：

　　a.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分析農民階級的“革命性”時，將其歸入“中間等級”、并指出該等級按社會發展潮流看甚至具有“反動性”：

　　“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于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于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

　　《共產黨宣言》是根據歐洲、主要是西歐各國率先進入資本主義時期的現實情況，而對農民等中間等級做出這樣階級分析的。因此這句話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基本原理，在歐洲、尤其是西歐革命形勢分析中的一個應用，而并非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本身。

　　b. 與歐洲封建社會僅僅經歷了不到千年(其實僅幾百年)的“領主·農奴”階段完全不同，中國的封建社會形態經歷了大約500年的“領主·農奴”階段和2500年的“地主·佃農”階段，在后期甚至還在全國各地大規模地出現了“地富·佃農·雇農”式生產關系。尤其是，中國3000年封建社會是極其發達的，遠非歐洲封建社會可以比擬;而且在這3000年中，中國爆發過千百次農民起義，其中大、中規模的就有四、五十次，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主要推動力。

　　面對中國這樣悠久的歷史和農民的革命性問題，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和共產國際的領導們均以教條主義對待馬克思主義，將原來在歐洲農民革命性分析上的“應用”當做不變的原則，生硬地套用到中國的革命，不但看不到中國農民階級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更看不到那才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毛澤東(幾乎一人)率先解決了這個理論問題，并繼而帶領全黨成功地解決了其革命實踐問題的。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中共可曾有哪位早期領導人，哪位革命教授或者留日、留法、留蘇的革命家，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達到了毛澤東這樣清醒的認識?現在有些人或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或以“資產階級老爺”的面孔露頭，將毛澤東貶低為農民革命的領袖，大謬不然!毛澤東是最早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最早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無產階級尋找最可靠的同盟軍、亦即中國革命主力軍的中國共產黨人——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萌芽階段。

　　2)成熟階段

　　這一階段應該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八七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了著名論斷：

　　“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

　　瞿秋白在會后主持中央工作，并邀請毛澤東留在上海中央。但毛澤東去了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開始了革命軍事工作，從井岡山斗爭到擴建中央蘇區，勝利地領導了工農武裝割據并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與蘇聯十月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毛澤東先后受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排擠和打擊，最后只得轉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但仍密切注視和撲捉革命的轉機。

　　在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在與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中，以及1937年12月會議上再受孤立、不得不與王明抗戰初期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再進行的斗爭中，毛澤東主席繼續全面地發展毛澤東思想。1939年秋冬完成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以及《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9日長篇演講)三篇著作，標志了毛澤東思想臻于成熟，其思想理論核心包括有：

　　A. 中國革命包括當時正在進行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未來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兩重任務。這兩重革命任務都必須由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即中國共產黨來領導，否則就不可能成功。

　　B. 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就一直將這兩重任務放在自己的雙肩之上。積十八年流血犧牲的革命實踐經驗與教訓，中國共產黨才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層面及其總體上，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革命根據地建設、農村包圍城市之路、最后奪取全國政權)。

　　C. 這兩重任務關系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因此，當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準備在具備了一切必要條件時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一切共產主義者，都必須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的完成，絕對不能半途而廢。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時的發展高峰。它不但指導中國革命走向了勝利，也在其它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革命中獲得了普遍的應用。

　　此前的三次左傾路線和第二次右傾路線的領導者們，或者是只會死記硬背教條的“留洋馬列主義者”，或者是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的“理論家”，其“杰作”就是導致30萬紅軍損失90%、導致白區組織損失幾近百分之百。歷史證明了毛澤東針對這類“理論家”們所下的論斷：“書齋中不能發展理論”。而且在閱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編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時，毛澤東還曾感嘆地寫下了這樣的批注：

　　“中國的斗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

　　《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445頁

　　在1940年代動員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就提出了要反對主觀主義(首先是教條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而且也正是因為這場整風運動，才將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才使得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在抗日戰爭后期、在三年多的解放戰爭中、以及在不到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所向披靡，使中國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大踏步前進。

　　在抗日末期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大，最終正式地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的地位，其過程除了上述194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之外，除了對幾次“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批判之外，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細節。讓我們來看這兩個例子：

　　劉少奇[3]于1943年7月6日在《解放日報》著文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的概念。

　　王稼祥在同一天《解放日報》上著文使用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塞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毛澤東在創立毛澤東思想時，當然會就中國革命的復雜問題以及共產國際所出現的領導偏差，與他的戰友們反復地探討過并且有過思想上的交鋒，甚至在路線斗爭中分分合合。但上述兩個細節足以證明：在中國共產黨于1940年代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時，黨內誰也不曾有過“毛澤東思想是集體創造的”、“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之類的主張或者妄想，因為毛澤東的戰友們在那時都真心地認為，毛澤東的馬列主義水平以及他對馬列主義的貢獻，都遠遠在全黨其他同志之上。

　　毛澤東主席還根據中國革命的豐富實踐，認真地從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寫作和演講。他在1937年寫成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包括節選出來的哲學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以及大約在1941年9月后成稿的《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胡喬木回憶)，不但用唯物辯證法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而且還提升革命實踐經驗、豐富和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哲學：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毛澤東主席在1939年12月21日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一段最精彩的講話：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

　　“造反有理”，毛主席早在1939年就總結出來的這四個字，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道理，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鼓舞億萬群眾奮起“就干社會主義”的戰斗口號——對此，81《決議》的起草者們當然毫無資格說他們曾參與過“集體創造”，因為這些人就是根據“造反無理”來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實踐論》：總結了在中國革命艱苦卓絕的實踐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和教訓，并沿著辯證唯物主義路線提煉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

　　《矛盾論》：深入分析包括中國革命的復雜現象，證明和發展了列寧有關辯證法只有一條基本規律的論斷，即對立統一規律，將恩格斯所沿用的黑格爾“辯證法三大規律”中其余的“量變質變”和“否定之否定”，劃歸范疇。

　　對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辯證關系進行了最深入的分析和論證：其中對矛盾特殊性的認識特別源自中國革命的實踐，又反過來指導了中國革命;而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和曲折教訓，又在世界范圍的革命中具有其普遍意義。

　　有關馬克思“自由王國是對必然王國的認識和改造”的更深刻和更為辯證的論述：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

　　尤其在新中國即將建立之際，毛主席對歷史唯物主義給出了廣大群眾最容易理解的，在哲學發展史上也最精辟的闡述，令中國共產黨人感到自豪：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毛澤東，1949年8月14日

　　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的主席，繼續總結中國人民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項偉大革命運動，運用并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提出“一分為二”、批判“合二而一”，提出“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才能有最后的質變”，提出“出了修正主義還會再出馬列主義”的否定之否定，以及“自由王國是對必然王國的認識和改造”等概念及論證，早就萌芽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例如：

　　A. 在1960年年初閱讀和討論蘇聯科學院經研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曾經說：

　　“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里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后的質變就不能到來。”

　　這既是用對立統一規律來闡述量變與質變的關系，也是對他所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即主動自覺地從革命根據地建設、抗日邊區建設、解放區逐步連片直至走向全國解放的過程的哲學概括。

　　B. 毛澤東批評《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編寫方法，說道：

　　“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毛主席還說：

　　“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個別社會、個別時代的歷史，是不能寫出好的通史來的。研究個別社會，就是要找出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把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個社會的普遍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從研究特殊中間，看出一般來，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

　　這些顯然都是毛澤東在進一步發揮，他早就在《矛盾論》中所深刻闡明的矛盾特殊性與矛盾一般性之間的辯證關系。

　　C. 毛主席在51年前就說過：

　　“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

　　這是根據辯證法“否定之否定”(毛主席認為應屬范疇、而非基本規律)，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預測，而且已被證實，詳見第八章第5節第2)小節C大段分析。

　　本文集第二篇章《辯證唯物世界觀》中將詳細論述這方面的內容。

　　現在多有論者采用“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提法，但這種提法顯然沒能充分認識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普遍意義，也無法正確地評估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應有的位置。其實毛澤東本人早在1949年的七屆二中全會總結報告中，就明確表示不應該這樣提了：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應該這樣提法，這樣提法較好。而不應該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因為照王明的提法，則有點劃分‘市場’的味道。……那豈不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市場’分割了嗎?……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點普遍性，就不能不超過一定的范圍。”

　　《毛澤東文集•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1949年3月13日

　　毛澤東的這段話表明，他本人在七大召開的四年之后已明確表示，不同意將“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了，因為那樣一來，就將馬克思主義按照地域分割，而與真理的普遍性相違背了。即使早在延安整風及其準備期間，在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時，毛澤東就明確說過，“相結合”應該是“雙向”的結合：一方面理論要聯系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具體分析和解決中國社會和革命的實際問題，這是理論向實際的結合;另一方面也要對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經驗進行科學總結，將其上升為理論，成為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實際向理論的結合。毛澤東在1941年“九月會議”的講話中這樣強調：

　　“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要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是為了提高理論，而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水平，“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

　　《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頁

　　毛主席在這里所講的“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就是“實際向理論的結合”，就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即在中國革命的豐富實踐之中認識和發現真理、發展馬克思主義。毛主席說“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點普遍性”，這點“普遍性”成分當然就有適用于其它國家革命的原理或原則。顯然，這種“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是無法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來涵蓋的。

　　3)社會主義

　　毛澤東思想在1950、60年代的繼續發展，不但包括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在中國這樣的國度里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在社會主義階段的經濟建設、階級斗爭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而且還包括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中出現的新問題，如反對修正主義和避免本國出現修正主義的斗爭，在第二次大戰之后的國際(包括冷戰)環境之中聯合馬列主義政黨和第三世界國家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利用西方國家集團的內部的矛盾，開展針對帝國主義的以及針對社會帝國主義的國際斗爭，等等;并且根據解決這些新問題和特殊問題的豐富實踐，繼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解決這樣復雜多樣新型問題的大規模社會實踐中，毛澤東思想繼續獲得了全面的發展，并在解決這些新型問題的社會實踐之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繼續作出多方面的重大貢獻，包括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貢獻(見上一小節“成熟階段”有關哲學發展的回顧及相應腳注)。例如下述論斷就是毛澤東思想在這一時期的代表性發展：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的節錄，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94頁

　　顯然，對人類階級社會歷史如此精辟的概括和總結，肯定不是什么“集體創造”或者“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且如所周知，中共八大并沒有再次重提毛澤東思想，當然也就不曾提出過什么“集體創造”或“集體智慧”之類的主張。

　　4)繼續革命

　　81《決議》提出的所謂“毛澤東晚年錯誤”，其實就是指責毛主席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及這一理論所指導的大規模社會實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是這一理論有什么錯誤嗎?讓我們來看馬克思是怎樣說的：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

　　馬克思在這里提出要改變的“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就是指剝削階級為了維護和強化他們的私有制經濟關系和私有制政治關系，而發展出來的、并且還長期和無孔不入地腐蝕了勞動者的私有制的意識形態。

　　根據馬克思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一基本原理，根據蘇聯出現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的教訓，并根據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國內、國際反對修正主義斗爭的經驗和教訓，毛主席在1960年代中期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包括在社會主義階段仍然可能出現新生的資產階級，而最危險的新生資產階級可能就在共產黨內;因此，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要最廣泛地發動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避免出現這樣的新生資產階級，并隨時準備和他們進行不調和的階級斗爭。

　　這樣的理論顯然不是什么“晚年錯誤”，而是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原理。尤其是在81《決議》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的三十二年中，中國出現了龐大的新生資產階級，而且其中最危險的成分恰恰就在共產黨內。這種產生惡劣效果的大規模社會實踐，足以從反面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證明了這一理論是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重大貢獻。

　　鑒于這是81《決議》對文化大革命全盤否定的結果，當然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個部分，就更不可能是“集體創造”的、“集體智慧的結晶”了。那么，為什么至今還有很多官員和學者仍在喋喋不休地談論什么“集體創造”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呢?那是因為他們想從根本上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及其大規模社會實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說這一時期是毛澤東的晚年，晚年的錯誤就算毛澤東思想了——這不過是他們妄圖閹割毛澤東思想的伎倆而已。

　　81《決議》30年之后更出現了如此咄咄怪事：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會上，國家某領導人的講話從回顧孫中山直接跳到了推崇鄧小平，中間居然只字不提毛澤東主席!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甚至連新中國所有的敵人都承認：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將人類史上最為艱苦卓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向勝利，才使得中國實現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革命目標。沒有毛澤東，就不可能有1949年的新中國!鄧小平如果仍然在世，也絕不可能同意在紀念辛亥革命時這樣虛無歷史呀。

　　與此第二章有關的論題，將在第一分冊第三篇章《獨立解放曾伏虎》深入討論。該篇章將澄清有關中國人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鍵史實，并批駁有關的無恥謠言。

　　注：1)許可讀者點擊http://yunpan.cn/QDFC5xk6hnhXi下載本《開篇》2013年終版、在朋友圈中打印傳閱。

　　2)歡迎轉載本《開篇》，但須事先告知作者所要轉載網站或博客的網址([email protected])，以獲書面許可。

　　[3] 根據現已公布的文獻，劉少奇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敢于和王明博古路線堅持斗爭并被撤銷職務的白區工作主要領導人，這恐怕也是毛澤東當年希望他能擔任黨中央第二把手的原因。但根據毛澤東早在1943年對劉少奇寫給續范亭將軍有關人生觀信件的大量批語來看，毛澤東那時就完全知道，劉少奇在樹立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面，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見第八章第5節第1小節B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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