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識分子的記憶中，1957年的反右是一次慘痛的教訓。在今天常見的歷史敘述中，知識分子常常將反右描述為一場引蛇出洞的運動，似乎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個陰謀，目的就是要整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常常將反右視為毛澤東的“政治陰謀”。
這種敘述至少存在著兩個方面的錯誤。首先，這種描述忽略了從整風到反右的歷史演進過程，在多數知識分子的歷史敘述中，只講知識分子如何被“迫害”，而對之前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的言論一筆帶過，或者忽略不提;其次，他們對毛澤東的能力未免有神化之嫌，政治運動一旦發動起來，尤其是成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就會沿著自己的軌跡前進，任何人都無法完全有效控制，毛澤東也一樣。
在迄今為止最權威的毛澤東傳記中央文獻出版社版《毛澤東傳》中，用了兩章的篇幅論述這一問題，標題相同，分上下篇，標題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貢獻，而這一著作的形成、修訂與整風、反右的全過程基本同時。毋庸諱言，從整風到反右的過程，嚴重影響了毛澤東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看法。
這兩章的敘述首先從波匈事件開始。1956年上半年，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在其秘密報告中，對斯大林進行了全面批判，引起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巨大震動。下半年，又發生了“波匈事件”，蘇聯對波蘭和匈牙利發生的政治動蕩采取了強硬措施，鎮壓了反對派。中國黨參與了波匈事件的處理，給蘇共提出過不少意見，但是最后蘇共仍然決心采取強硬措施。11月10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最后的總結講話中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后來，他對匈牙利事件產生的原因，作了比較全面的歸納：“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工業方針錯誤，工人減薪，資本家簡單地被打倒，知識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沒有鎮壓。”
毛澤東的這一判斷包括對內和對外兩方面。對外，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反革命沒有搞掉，無產階級未能在階級斗爭中得到鍛煉;對內，是官僚主義，政策上出現錯誤。在他看來，這兩方面的原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波蘭和匈牙利國內反對派運動的出現，進而導向蘇聯干預。
就在這時，中國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1956年下半年，國內經濟出現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的情況，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比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事件。在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有一萬多任務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社會上也出現了不少對政府的批評。對這類事件怎么處理，全黨既沒有思想準備，也沒有經驗。一些干部習慣于按照革命時期的經驗辦事，用類似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罷工、罷課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
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將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源歸結為官僚主義。他說：“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這個判斷的前提下，毛澤東在會上宣布：“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
也就是說，毛澤東認為，國內出現的對黨和政府的不滿的主要根源是黨內存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所以要整黨。怎么整?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原來的社會矛盾已經解決了，但是新的矛盾又產生了。毛澤東將新時期的矛盾分為兩類，一種是敵我矛盾，對敵人尤其是特務破壞分子要鎮壓，對人民內部矛盾，也包括各民主黨派內部的矛盾，都要用批評的方法。
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復雜變化，毛澤東將1956年稱為“多事之秋”，使他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前途充滿憂慮。一方面，他認為黨內存在著“三風”，希望能夠通過整風，去除三風;另一方面，他又擔心，號召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和廣大群眾對黨進行批評，幫助整風，有可能導致波匈事件那樣的結果。但毛澤東還是樂觀地認為，只要堅持開門整風，是可以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當時黨內一些干部對此懷有抵觸情緒，毛澤東還在黨內做思想工作。他對干部們表示，知識分子既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他們給我們提意見，我們不要太緊張，與知識分子的關系也不要太緊張，太緊了，知識分子就會疏遠我們，松一點，知識分子就會向我們靠攏，有利于改造。他認為，過去和知識分子關系的太緊了，現在要松一點。4月，毛澤東在找著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如馮友蘭、鄭昕、賀麟、金岳霖、費孝通等人座談，中間還請他們吃了飯，做團結知識分子的工作。
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于自我批評，十分偉大。但是情況很快就出現了變化，出格的言論越來越多。在大鳴大放后期，一些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尖銳，有些言論甚至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黨天下”等論調，遠遠超出共產黨容忍的底限。
在解放戰爭過程中，新中國的管理人才不足，因此大量留用了原國民政府的工作人員。所以形成了在許多地方的機關單位里，留用下來的人負責業務，但共產黨干部負責管理這些人。起初，這些人對共產黨是十分感激的，但是在之后的幾年里，他們也越來越不滿。一方面是他們認為主要的工作都是他們在做，共產黨的工農干部什么都不懂，是外行領導內行;另一方面，一些共產黨干部在進城后確實出現了毛澤東所批評的“三風”問題。因此，當知識分子在報刊雜志上批評黨的工作的同時，在機關單位里，開展整風的過程中，也有不少留用的工作人員給黨員干部提意見，批評他們的工作作風。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是夾雜著權力野心的，希望趕走外行的共產黨干部，這一點尤其明顯地表現為一些著名教授對大學里的黨委領導的強烈反感。
當時，在報紙上發表的一些發言和報道、評論，越來越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似乎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發生了嚴重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黨委(黨組)領導負責制;似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已經發生危機，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談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成績，他們卻被一些人嘲笑為“歌德派”，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五毛”。在這種錯誤導向下，有人公開在大學里演講，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黨的領導，煽動學生上街、工人罷課。
如章乃器一邊對黨的領導進行否定性批評，一邊提出，要設立“政治設計院”，討論政治問題，這顯然是想用政治設計院來取代共產黨的黨委領導制度。羅隆基提出，要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糾正以前的政治運動中的錯誤。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跑到北京大學演講，說現在的社會主義是“封建的社會主義”。北京大學每天都有人貼上百張大字報，要求絕對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反對政治必修課等等，一些報刊將這稱之為“北京大學民主墻”。五月底、六月初，高校之間開始出現跨校聯絡，準備上街，一些人公然提出，共產黨應該退出機關、學校，公私合營的企業里，公方要退出。
這就意味著，“波匈事件”在中國上演的可能性正在提高。而“波匈事件”的最后解決，是以蘇聯出兵鎮壓波蘭和匈牙利的反對派的形式結束的。如果中國黨面對這種對黨的領導的批評不進行反擊，繼續演化下去，會不會也會像波蘭和匈牙利那樣，蘇聯派軍隊進入中國?正如許多人指出的，中國革命首先是一場民族獨立革命，要擺脫列強對中國的控制，因此，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來說，這當然是不能容許的。情況的變化促使黨內高層重新認識形勢。5月中旬以后，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別在黨內會議上提醒黨內同志注意，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要準備反擊。5月中旬，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本擬在《人民日報》發表，但最后只在黨內做了傳達，而未公開發表。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對當時出現的一些情況進行了措辭嚴厲的分析，提醒黨內要有思想準備。
但直到這時，毛澤東并沒有下決心采取反擊措施。他對形勢的估計仍然是，大部分人批評黨的工作的出發點是好的，否定黨的領導的是少數，他們正在和共產黨爭奪中間派。
5月25日，毛澤東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表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第二天，《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刊登了毛澤東的講話。在社會上正流行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時候，毛澤東公開這樣表態，這是一個明顯的政治信號。
6月上旬，民革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民革的會議上說，現在有些人只允許自己批評，不允許別人做說明。會后，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威脅說，讓他不要為虎作倀，回頭是岸，如果共產黨只聽他這樣的人的話，總有一天要走向滅亡。——這也就是我們今天都知道的“民主之后殺全家”的先聲。6月6日，在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盧郁文宣讀了這封信。
毛澤東很快知道了這件事。6月7日，他在找即將上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談話時說，這件事給了我們一個反擊的機會，要發表一篇社論，題目就是《這是為什么?》，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把問題提出來，讓大家思考。6月8日，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社論見報。
社論指出：“我們所以認為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這封信的確是對于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斗爭的信號。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斗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用黨報社論的形式公開批評整風鳴放以來的錯誤言論，這是第一次。這是開始反擊的信號。除上海《文匯報》和《光明日報》外，各主要報紙都轉載了這篇社論。社論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6月8日和10日，毛澤東接連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和《關于反擊右派分子斗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前一個指示指出：“這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只有這樣做，我黨才能掌握主動，鍛煉人才，教育群眾，孤立反動派，使反動派陷入被動。”“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皰)，利益極大。”
《人民日報》社論見報之后，國內各重要報刊接連發表反擊右派的文章，反右的形勢逐步成熟。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階級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現在開始潰退了。我們必須認真地組織群眾，組織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熱打鐵，乘勢追擊，緊緊地抓住已經暴露出的這伙階級敵人，實行內外夾擊，無情地給他們以殲滅性的打擊。”
7月份，反擊全面開始，報紙上開始點名批評一些在鳴放過程中發表過激言論的人，主要的是高級知識分子，打擊面也逐步擴大。6月29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估計，需要在報紙上點名批評的右派分子可能有4000人，到7月9日，毛澤東在另一個指示上將人數上升到了8000人。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黨內已經做好了全面反擊的準備，毛澤東也仍然在努力爭取知識分子轉變思想，如當時《文匯報》已經被點名批評，但毛澤東仍然找《文匯報》主編趙超構談話，爭取他。
中央指示發出后，各地馬上行動起來，采取行動。在執行過程中，各地大大擴大了打擊面，毛澤東認為全國可能有8000名右派分子需要點名批評，而在反右高潮中的7、8、9三個月中，全國劃的右派分子已經達到6萬多人。到1958年整個反右運動結束的時候，全國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達到55萬人。這就是說，不僅原來確實說過過激的話的人被劃為右派分子，而且實際上連正常的給黨的工作提意見的人也被劃為右派分子了。到一些機關、單位，實際上就是把給領導提意見的人都劃為右派分子。所以，官方黨史中對反右運動并沒有全面否定，也認為是必要的，但存在“擴大化”問題。
在反右運動過程中，毛澤東逐步形成一個看法：反右派斗爭，實際上是關于要不要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問題的全民性大辯論。他對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也發生了變化，他認為，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已經實現了，但是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上層建筑領域的意識形態改造尚未完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由此，他推論認為，今后還會繼續存在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種斗爭是新形勢下的階級斗爭，將會長期存在。
在改革開放后，當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雖然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但并未采取過度的強制措施，仍然堅持了毛澤東一直以來的“治病救人”的做法，對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進行人身迫害，而是強制參加勞動，以改造思想。而且，在改革開放之后，他們在反右中的經歷不僅未對他們的工作造成負面影響，反而成了他們在新時期的政治資本，通過反復述說自己曾經被打成右派的遭遇來獲取社會資源。歷史地看，反右運動雖然出現了擴大化的錯誤，但從他們在改革開放之后的言論和表現看，許多人在當時被劃為左派是并不冤枉的，比如茅于軾經常說，“我是被準確地打成了右派”。說過類似的話的人在今天常常被輿論捧為反體制的英雄。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頭來看，毛澤東認識到的兩個問題實際上都是存在的。一方面，黨內官僚主義傾向在當時只是初步顯現，如果無法克服，黨內官僚就會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新的統治階級，如果是那樣，革命就白革了;另一方面，通過大鳴大放“擠出了膿包”，說明雖然新中國已經成立，進行了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但上層領域的意識形態沒有改造，走資本主義道路仍然是有可能的。所以，這是一個兩難的處境，不反對官僚主義，黨可能會自己腐化變質;反對官僚主義，則有可能直接導向否定黨的領導，同時也全盤否定社會主義改造。正是在這種矛盾中，當黨提倡給黨和黨員干部提意見時，右派進攻，黨內則不做反擊;當中央做出反擊的指示后，雖然毛澤東一再強調，主要目的是打擊一小部分右派分子，爭取中間派，即使對中間派也是要以進行思想改造為主要目標，但在執行過程中，實際上采用了官僚主義的辦法，即將中央估計的右派分子的數量當成指標，逐層分解到基層的各個機關單位，到單位之后就變成了領導干部打擊報復給自己提意見的人的工具。因為在反右運動中，反對黨的領導和黨員干部被視作對社會主義的進攻，黨內官僚之前的做法便又被肯定下來了：即使他們存在一些問題，至少他們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這之后，官僚主義更進一步發展，黨外右派分子在政治上被打下去之后，黨內官僚一邊喊著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口號，但在具體做法上，卻逐步走向資本主義，從而使毛澤東有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判斷，導向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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