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把自己要搞的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中間的第二件大事，與革命戰爭勝利建立新中國相提并論。他首次從理論上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有著復辟勢力，這種勢力將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復辟。
就蘇東劇變和中國最近三十年的實踐演變而言，繼續革命理論已經得到了深刻的證明、社會主義社會還是一個處于過渡中間的不穩定形態，資本主義復辟隨時可能，如果這個語言在1980年代早期還有人懷疑的話，今天恐怕沒有了。而且，毛主席曾經預言：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會成為復辟勢力，主導這一場倒退過程，這也得到印證。在歐美學界，蘇聯解體的時候，很多人都出來說這么重大的事情，學界沒有一個人預見到，但在中國不是這樣，復辟倒退和解體，早就是被毛主席提出來讓全民參與討論過的老話題。
雖然繼續革命理論的預見性得到了印證，但是，作為這個理論的實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卻有待總結。有人說勝利了，有人說失敗了，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足為奇，問題在于：在這樣一場認真的演習中間，我們發現了什么問題?又找到了什么樣的解決方法?這才是演習之后最為重要的事情。
前些時，在北京與一位朋友聊天，提到民主革命勝利后在認識上的后遺癥，因為仗打贏了也勝利了然后就掌權了，但到底是怎么打贏的，理論上并沒有解決。結果，掌權之后在很多方面未能自覺地維護好的傳統和經驗，很多消極的東西慢慢地變成官場習以為常的東西，五十年代一幫子半文盲在軍隊里推行蘇化和正規化，六十年代有人隨心所欲地推行個人英雄主義和大比武，公開鄙薄政治掛帥。與掌權地位相關，一幫子馬屁文人出來捧場，說革命勝利是那些高官英勇善戰、道德高尚等等優秀品德帶來的，這個馬屁精文學潮流有很多高官愛聽，但是反應了多少歷史真實那就要打個問號了，不過，這種官學兩界合伙掀起的馬屁精文學潮，首先有一個功能性的作用就是：妨礙了對革命過程進行理性的分析和認識。文革前夕，毛主席與吳旭君談到“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的問題，雖然毛澤東本人思考這樣的問題：死了那么多的人取得了政權，但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卻沒有人愿意去追問。2002年佩里·安德森到中國旅行，在三聯書店二樓的小型座談會中間說到：我不知道二十世紀中國那一場偉大革命的精神遺產，到今天還剩下多少?這個問題問得好，革命不僅僅被遺忘，還要被告別，問題在于：正是在宣稱要告別革命的年月，革命所賴以發生的社會矛盾卻日趨尖銳化了。不管是革命者，還是有抱負的反革命精英，看來都共同選擇了遺忘或者遮蔽革命的精神遺產，這恐怕不是一個好現象。
紙上談兵雖然成本很低，但是永遠有局限，檢驗軍隊的戰斗力還需要透過演習這樣的實戰模擬來發現問題和弱點并解決之。今天來回顧毛主席所親自推動他稱之為“認真演習”的那場特殊革命，有了一點時間距離，這點時間距離足夠我們掌握一點點“馬后炮”的優勢。
一、文革演習中間的白軍與紅軍組成及其博弈
因為毛主席把反文革派的當權派和保守派合伙整群眾成為“五十天白色恐怖”，循此例，把反文革派力量成為白軍，相反，站在白軍對立面的文革派就是紅軍。在這一場認真的演習中間，是反文革派“白軍”首先出場，并制造自己的對手“紅軍”。這個紅軍在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的支持下發展壯大。
今天進行事后回顧，白軍由兩個梯隊構成：白軍第一梯隊由當權派構成，白軍第二梯隊則由無官職的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等親體制力量構成。
到了文革第二年，演習參與的各支隊伍都出場完畢。這個時候，白軍第一梯隊由兩個界線分明構成：1966年出場的白軍第一梯隊是黨字號，由從中央到地方黨政系統的當權派構成的，各個省市委中間絕大多數的當權派都是黨字號白軍第一梯隊成員，只有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和浙江省省長周建人是支持“少數派”紅軍的，這是極少數例外。1967年跟隨軍隊支左出場的軍字號當權派，這是白軍第一梯隊的例外一部分重要力量。與白軍第一梯隊緊密相關，白軍第二梯隊也有兩部分成員，第二梯隊的早期成員是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等幫助整人的多數派，第二階段的梯隊則是支持軍隊鎮壓紅軍的“擁軍派”，例如武漢的“百萬雄師”、河南的“十大總部”、重慶的“革聯會”、成都的“紅成”等等群眾組織。
紅軍也由兩個方面的梯隊構成：廟堂紅軍和民間紅軍。“廟堂紅軍”的名單很小，只包括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成員，林彪算半個(林彪本人泛泛地支持群眾批判干部，但是，具體到軍隊內部林彪是支持保守派——即白軍第二梯隊的)。“民間紅軍”最初是劉鄧主持運動時受打擊的少數派，等到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出面支持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后，于1966年8-10月間逐步建立起正式的組織，之后就稱為造反派。此外，全國各地也有少數干部出面支持民間紅軍，這些大多數是原有體制內受壓抑的少數派，例如長航有92個老紅軍出身的老干部，因為他們受到長航主流當權派的排斥，所以在文革期間站出來支持民間紅軍。這一股力量算是紅軍的輔助梯隊。
毛主席為代表的廟堂紅軍支持紅軍大約一年時間，到1967年9月份前后，由于白軍的頑固派性作用，在白軍與紅軍之間業已形成了勢不兩立之勢，廟堂紅軍此時部署撤退。此后，反文革派開始得勢并部署反撲，1969年年底開始反文革派各個部分，結成了清算造反派的神圣同盟，這個神圣同盟由三部分人構成：軍字號白軍領頭、部分黨字號白軍積極參加、白軍第二梯隊各部分作為“動力”，聯手對造反派頭頭和骨干發起“批清運動”(即所謂“批判極左、清查五一六”)，這個神圣同盟透過逼供信獲取口供以言定罪，最后在全國打出1000多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干凈徹底底掃清了紅軍的民間梯隊。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軍字號白軍領頭、很多黨字號白軍參加，預備搞“清君側”干掉紅軍的廟堂梯隊，結果被毛主席挫敗。1971年913林彪出逃之后，毛主席一個人出馬把軍字號白軍趕回軍營，此后，這個神圣同盟就瓦解了。在神圣同盟瓦解之后，民間紅軍在1974年和1976年有輕微的反彈，即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10月之后，紅軍廟堂梯隊被“粉碎四人幫”，民間梯隊被徹底鎮壓。這是白軍與紅軍在文革十年期間的政治博弈簡況，透過這一場認真的演習，如何站在紅軍的立場上總結經驗和教訓是迫切需要的。
就武漢的經驗而言，在文革十年期間，民間紅軍受到白軍陣營的八輪鎮壓，在前七輪鎮壓的間隙期內，民間紅軍在廟堂紅軍的支持下進行過六波反抗，由此，勉強算是構成七個博弈回合。這個方面的內容參閱老田文章《當權派和造反派進行政治博弈的七個回合》，網上可以搜索到。
不過，有民間紅軍楊漢東同志當面向老田表示異議，說博弈和回合兩個詞匯都不準確，他說所謂回合是古代將領騎馬作戰過程中間，雙方將領照面之后刀槍互戳，因為戰斗過程中間兩馬距離越來越大，武器就夠不著對方了，這個時候就需要雙方圈馬回頭相遇之后再戰，這才叫一個回合，但是文革期間白軍是以絕對優勢鎮壓紅軍，沒有武器和裝備上的起碼均衡，所以回合這個極其不準確。不過為了方便表述文革演習過程中間的幾度起落，還是勉強借用一下這兩個詞匯。
二、文革演習初期的“白軍”自己如何制造了“紅軍”
在研究文革的各種文獻中間，1980年代新出的文獻大多數是不可靠的，尤其是高官回憶錄之類的可信程度最低。到目前為止，老田所見過的文獻中間，對文革早期事態演變最為真實和完整的文獻只有一份：1967年北京造反派編寫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這份文獻的珍貴性在于：利用當時不利于當權派的時機搜集到了許多當權派不得不“老實交代”的材料，此后文革走下坡路的同時當權派的權位回升，就傾向于掩蓋或者顛倒、歪曲他們在文革初期的不良表現。所以，文獻本身就體現了政治性：在當權派居于最不利態勢下的文獻，倒是最能夠反應文革史實的。
根據這份珍貴的文獻，文革演習最初是沒有紅軍的，首先是“白軍”出場。劉鄧等人坐鎮主持運動，各地的運動花樣繁多。湖北是按照王任重的指示按照第二個反右運動來搞的，云南按照鄧小平的指示把中小學教師集中起來排“左中右”，在北京高校是整干部為主的“搬石頭”模式。北京市以整高校干部為主，武漢市是以整學生為主，云南則以整中小學教師為主。這些整人方法在官場中間都有以前的經驗可資參考，但是，基本上跟發動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沒有太大的關系，也跟四清運動中間的《二十三條》沒有關系。換句話說，那些當權派也是心里無數，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想到哪兒就整到哪兒，沒有一定之規。
清華大學運動的花樣翻新，算是代表性最強，第一階段是按照劉少奇在1947年平山縣土改中間創造的“搬石頭”經驗搞的——在這個經驗中間工作隊下去之后把基層干部當作攔路的石頭一腳踢開，這個搬石頭的經驗在王光美新創造“桃園四清經驗”中間被再次向官場傳遞和放大，占據了很大的市場，劉鄧指導北京高校早期的文革運動基本上都屬于“搬石頭”運動：工作組進校之后發動最無原則的積極分子揭發批判他們指定的干部。后來因為有蒯大富等學生出來質疑工作組，就迅速轉入“反干擾”模式，由王光美親自指導。
如果要說文革與通常的群眾運動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民間有很多的思考者對當官的胡亂整人公開提出批評意見，今天回顧起來，這些民間的批評意見之所以能夠提出來，有兩個原因：一是1963-64年的中蘇論戰九篇政論文在全社會組織了普遍學習，許多底層人士由此獲得如何判別修正主義的初步知識，至少也是由此掌握了一套批判官場的話語;二是當時大學生和機關的年輕干部普遍下農村參加過四清運動，除了掌握四清運動的政策之外，還對于中國底層社會和官場落差有了基礎性的認識。在外交部批評官老爺的年輕人很多就是參加過湖南農村四清，由此看到了那些勤扒苦做的農民與官老爺之間的巨大鴻溝，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是真的把農民當人看的，他們看到一個農業勞動力勞累終年卻只生產4000斤稻谷約合320元人民幣左右，但是外交部有些官老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卻年收入三四千塊，外交部最初的“44人大字報”中間的批判意識從這個巨大的落差中間產生出來的。而地質學院的學生敢于站出來為老院長鳴不平，也是因為很多學生參加過四清，知道相關政策和做法，由此判斷出地質部的工作組完全是倒行逆施。由此看來，中蘇論戰的政論文學習和四清運動的微薄政治經驗，是文革早期激發民間批判意識的兩大源泉。
北京運動的倒行逆施，在受到民間的批判意見之后，迅速激發了高官們的強烈反彈，要想盡一切辦法把這些批評意見鎮壓下去，這就是當時的“驅趕工作組”事件和“反干擾”決策的內在對立。反抗越是強烈，鎮壓就越是毫不手軟，北京進行了二十多天的“反干擾”運動，據后來統計，北京24所高校中間，有10211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和2591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i]這個鎮壓運動還沒有最好完成，就受到陳伯達和康生的竭力反對，而且毛主席在武漢游泳之后也快要回北京了，這個時候很多高官好像才從夢里醒過來，原來中國還有一個毛澤東存在，不能夠真正地為所欲為。醒過來之后的薄一波趕緊去了一趟清華，部署停止“反蒯運動”轉入“斗黑幫”階段。而反蒯運動原本是工作組受到批評意見之后，在王光美的親自指導之下，停止“斗黑幫”轉而搞“反蒯運動”這種典型的“反干擾”做法的。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地質學院運動還處在“搬石頭”的第一階段，就有很多師生因為同情院長高元貴，而奮起批評工作組的錯誤路線，1966年6月20日發生了近2000人的游行反對工作組。清華和地院的區別，沒有引起文革研究者的重視，清華的蔣南翔是知識分子干部，而高元貴是工農干部，兩個人之所以當權都是上級任命的，他們當權的方法有本質區別，恰好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掌權方式，蔣南翔代表了較為正規化的官僚制模式，而高元貴則保留了從根據地時代的“游擊作風和農村習氣”——群眾路線模式，在高元貴的掌權模式中間，最大的區別在于：走群眾路線就需要經常下去與教職工和學生交朋友。蔣南翔的權力百分之百是上級給的，他不感覺到有與底下的群眾交朋友的需要，上級要收回權力同時進行侮辱批判，底下的教職工和學生也感覺不到要提出反對意見的理由，所以，工作組說咋辦就咋辦，而且唯恐跟得不緊。但是，高元貴硬是透過走群眾路線，在基層創造了第二個權力基礎，這個權力基礎是自下而上賦權的，獨立于上級的任命，因此，當薄一波和何長工等人派出工作組要撤職查辦高元貴的時候，遭遇到第二權力基礎的反彈，這其實就是地院620事件背后的邏輯。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自殺，也一樣激起大學生的廣泛同情和對工作組的憎惡，由此開啟了重大八一五與重慶市委的對立，在北京之外的地區八月中旬很少出現強大的造反派力量，完全是因為鄭思群之死所激起的輿論同情。對比了高元貴之后，才知道蔣南翔的狀況有什么不同，蔣南翔其實沒有在民間創造出第二權力基礎，結果當然是“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陶鑄出面講了一句話他就徹底完蛋了。
高元貴被工作組批判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時候，有一個地院學生李永璋去高的家里，把他家里打了很多補丁的破床單拿出來，綁在竹篙上在校園里游走示眾，說這就是老院長如何變修的證據。學生對于老院長的同情和支持，極大地激怒了工作組及其上級薄一波、何長工，他們采取強硬手段想要瓦解學生對高的支持。在北京6月底的反工作組浪潮中間，地院反工作組的力量是最大的，在“反干擾”階段地院工作組的任務也最為沉重，所采取的手法也最為惡劣，結果，這又導致反工作組的學生更大的反彈。在北京高校中間，地院東方紅是第一個在校內取得多數地位的造反派組織，最先由少數變成多數。
相應地，毛澤東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點了四個高官的名字，說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其中薄一波和何長工榜上有名，另外兩位一個是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和黑龍江省長李范五。因為薄一波與何長工非常不幸運地遭遇到了最強大的反對派，為了鎮壓反對派就不得不采取最為惡劣的手段，結果使得他們在整個當權派中間的表現都顯得特別突出。正是在很多高官整人的時候，文革小組跳出來支持少數派，結果在群眾中間形成截然相反的印象：毛老人家評價說：“中央有很多部沒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這個部得改一改。”(摘自周總理九月十九日講話傳達，載《毛澤東思想萬歲》)文革小組有多么能干，談不上，但是，在近乎整個官場都在支持胡亂整人的時候，有且只有文革小組出來主持公道主持正義，這樣的對比實在是太強烈。文革小組暴得大名，真有點“投機取巧”的感覺。
蔣南翔這樣的當官模式，其實在文革起始階段尚不占優勢，占優勢的是高元貴那樣的工農干部。也就是說，高元貴掌權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毛時代政權的性質：蔣南翔更為接近韋伯所說的那種純粹的“合理合法型權威”，但高元貴則還有著自己結合基層群眾所獲得“自下而上賦權”的社會領袖成分。高元貴的例子能夠很好解釋文革期間強大的保守派存在的社會基礎，當然，這是共產黨掌權的“群眾性”和“人民性”所在，是群眾路線在政權中間所體現出“健康”的一面。反過來，王光美發動積極分子搞反蔣反蒯看起來也有一個群眾運動的外觀，但是，實質上是通過組成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形式來無原則地斗干部都群眾，被斗的干部群眾沒有一個是心里服氣，但是都不敢反抗，除了蒯大富死不投降之外。王光美這樣樣式的操縱群眾中間的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整人，則是群眾路線的異化形態。這種異化形態的群眾運動，之所以能夠實施，關鍵乃是在于上級掌握下級的命運，而且以這個獎懲的權力去誘導無原則的阿從，從而實現了壞干部與假積極的結合。
有人說造反派都干的是“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活，這不符合歷史事實，真正的踢開黨委都是工作組干的，而且，地院的造反派是反對工作組踢開黨委書記和院長并加以污蔑的，也就是說，地院的造反派是反對“搬石頭”起家的。這與武漢高校有所不同，武漢高校的造反派都是反對“反右派”起家的。清華的造反派是從反對“反干擾”起步的(當時王光美命名為“反蒯運動”)，與武漢近似。李達被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和陶鑄合伙開除了黨籍，活活整死，至少當時沒有激起學生的及時反對，等到造反派占據一定優勢之后，才有大批造反派大學生跳出來為李達翻案。
王光美指導下的工作組整人模式，在清華構建了“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的對立，前者在文革的演進過程中間逐步形成保守派，后者成為造反派，這雙方的對立和辯論內容都是立足于文革早期的事實，并且逐步回溯到共產黨執政十七年的整個時期。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是在王光美(及其背后的劉鄧、薄一波、李雪峰、胡克實等)等人所開創的局面中間，選擇性地支持挨整的弱勢群體——少數派，等到1966年冬天的時候這個少數派就變成多數了，從文革演習的史實看：紅軍是反文革派“締造”出來之后在文革派的支持下發展壯大的。
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對第一階段白軍的表現做了一個總結評論：“在前清時代以后的北洋軍閥，后來的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的。現在的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大家起來又加以鎮壓。所謂方向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克思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這類的事情就要爆發出來，……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么不能反對。”“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允許群眾請愿，示威游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都寫在憲法里。從這次鎮壓學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動看來，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克思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我看該處理。”(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插話(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載68年漢版《名字的思想萬歲》)
毛主席這里所批評的是白軍的第一梯隊，在撤銷工作組之后，多數是有第一梯隊白軍的子弟所領導的白軍第二梯隊出場了，第二梯隊一出場就掀起了腥風血雨。這兩個梯隊還是有差別的，毛老人家批評第一梯隊之后，第一梯隊中間很多人從來都是不服氣的，隨時預備倒打一耙，陳毅就是這樣的，他不僅不反省自己派工作組把群眾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錯誤，還對毛澤東倒打一耙說毛是“乾綱獨斷”，但是，第二梯隊雖然也搞造謠污蔑，但是，他們的罪行是赤裸裸的無法遮蔽，因此，才有陳小魯的道歉表演。不過，就事而論，第二梯隊的壞法，也只有陳小魯的西糾組織首屈一指，在全國保守派中間西糾的表現也是最壞的，比武漢的百萬雄師還要壞得多。
在毛主席和文革小組扶持少數派轉向多數的時候，當權派們在表面上沉寂下去了，甚至有些人還做了公開的檢討。但是差不多就在撤銷工作組，支持少數派批判工作組的錯誤的同事，他們的弟子跳出來了，這些官二代在演習中間出場之后，采取了兩個策略：一是想要馬上轉入斗黑幫，想要把運動回縮到初期的“搬石頭”模式;二是開始武力毆打和驅逐所謂的“黑五類”，從而掀起1966年8月份的“白色恐怖”。官二代或者太子黨在文革演習中間一出場，就把文化大革命轉向武化大革命，抄家、破四舊、剪陰陽頭、打死人等等，這是反文革派的第二波大動作。
到底是不是老子叢恿兒子搞法西斯活動的，這個問題當時就沒有深入追究下去，今天人們是否相信他們的老子沒有插手，那全看人品了。有人把這些干部子弟沖出來干的法西斯罪行，比擬為法西斯德國水晶之夜的沖鋒隊，這也許苛刻了一點，但是，就整個文革期間而言，像北京西糾那種行為是政治上最墮落最不可原諒的罪行，武漢的百萬雄師武力進攻造反派殺死上百人殺傷數千人，這也是典型的法西斯，但這種法西斯多少還有一些政治內容，體現一些政策上的差別，不像西糾那樣完全是殘害無辜的平民。西安的紅色恐怖隊、武漢的特別行動委員會，都是干部子弟的組織，參與文革也都是從殘害無辜開始的。這種政治上的腐朽和墮落，雖然掀起了很大的聲勢，給普通民眾包括造反派帶來很大的心理恐怖，但是從根本上遭遇到民眾的痛恨和憎惡，喪失了人心，從反面給文革派的出場預備好了群眾基礎。毛老人家后來評論“紅二代”別動隊的時候說：“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有的戴黑眼鏡、口罩，手里拿著棍子、刀到處亂搗，打人、殺人，殺死了人，殺傷了人。這些人多數是高干子弟。如賀龍、陸定一的女兒。”(毛澤東：《給周總理的親筆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卡博、巴廬庫同志的談話(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載68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
《老子》中間說：“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壞人在文革演習中間隆重出場，專門倒行逆施得罪老百姓，就好像就專門是為了襯托好人為什么好似的。這恰好符合毛老人家所說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公式，就這樣，反文革派在文革一開始就搶先出場，為自己預備了強硬的對手，這個對手在得到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的支持之下，迅速壯大。
從文革的起始階段看，是“白軍”第一梯隊透過整人這樣的倒行逆施，硬是在民間創造出一個對立面“紅軍”，而紅軍從1966年7月底之后，開始得到廟堂紅軍的支持而逐步壯大。這才是文革演習第一階段的歷史事實。
三、在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邊界上分化出來的保守派與造反派
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中間說，艾希曼其實就是那種沒有反思能力的庸人，聽從上級吩咐，要他殺人他就當做任務去完成。其實，阿倫特說的不準確，庸人沒有反思能力的可能性是有，但是，做特別不正道的事兒的時候，應該還有起碼的是非黑白辨別能力的。不過，如果說艾希曼只關心自身的官位和職業利益，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放心上，這倒是很準確，這是一種典型的機會主義心態：除了關注自身的私利之外不知道有別的東西，所以，這種人的行為模式是仔細地權衡得失，按照盡可能避免損失并增加收益的方向去努力調整自己的行為，此外的政策、法律和道德等等統統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在王光美搞反蒯運動期間，清華發生三起自殺事件，一位年輕教師自殺身亡，學生朱德義自殺未遂兩腿殘廢，這樣的苦難感動不了王光美和工作組的心腸，直到毛老人家要回北京了，他們才好像睡覺睡醒了一樣，趕緊終止反蒯運動轉入斗黑幫。
更為可怕的是：在北京胡亂整人的運動中間，中共高層官員劉少奇、薄一波、陳毅、李雪峰、胡克實等都陷入“沒有反思能力”的“庸人”狀態，很多受迫害者自殺、寫血書，但這些都感動不了他們的鐵石心腸，這些人在黨內的位置都比艾希曼的執行地位要高很多，是除了毛主席和周總理之外幾乎整個政府決策層。
文革檢驗出中國社會有大量這樣的人，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總的態勢是朝野結合。不管是清華的“反蔣”還是“反蒯”運動，在這個號稱中國最高學府、第一高素質人群中間，都有大量的追隨者，作為一個一般的趨勢：追隨者中間的無原則程度是干部隊伍大于黨團員，黨團員的無原則程度又大于普通師生員工。清華工作組組長是國家經委副主任葉林，這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和有幾十年從政經驗的高級干部，但是，王光美叫他搬石頭他就搬石頭，叫他反蒯他就反蒯，好像沒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頭腦，不會吸收外部信息作出自己的決斷似的。不獨葉林為然，整個清華的絕大多數干部和黨團員都是這個德性，在韓愛晶幫助整理的《清華蒯大富》一書中間，記錄了兩次非常搞笑的局面，這幫子干部和黨團員兩次出來齊聲說“我們都錯了”，文革初期王光美在清華主導運動的反復，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檢驗過程：那一群道貌岸然的人竟然跟風倒到了毫無節操的地步，這不可能不激起民間人士的極大鄙視。什么叫“禮失求諸野”，這下子清楚了吧，你們自己完全不要臉，還想要別人尊重你，可能性就很小了。在一定程度上，喪失臉面與喪失領導權只是一墻之隔而已。
今天回顧起來，葉林這樣副部級的老干部，應該是政策水平最高，法律觀念最明確的人，但是，在遭遇到王光美的強硬意見之后，他根本不再過問事情本身的是非，而是轉而估算“得罪”王光美抑或“阿從”王光美的損益，最后的結論很可能是：阿從可能產生收益，得罪可能產生損失，就這樣，葉林就不再需要從事實出發搜集信息，也不需要從政策和法律要求出發用頭腦思考問題了，只剩下一個最后的原則：阿從上級。其實王光美資格和官位都低于葉林，但她老公官很大，得罪了她雖然王光美沒有直接處分他的權力，但有可能在“枕頭風”作用下被“穿小鞋”的可能。
不單單葉林把個人可能的損益視為唯一出發點，清華的絕大多數干部和黨團員都是如此，這樣，就構成一種極為可怕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在同盟內部沒有任何原則只有利益，上級掌控下級的命運和利益獎懲，下級不過問是非曲直，僅僅以阿從上級為唯一行為原則，無論是清華的搬石頭(所謂“反蔣”)還是反干擾(所謂“反蒯”)，都是王光美一句話的事情。后來造反派興起之后，狠批走資派在官場推行“奴隸主義”，培養的干部和黨團員都是那種“對上是奴隸，對下是奴隸主”的貨色。毛主席比造反派公正一點，認為這不是劉鄧兩個人要搞就搞成的，而是因為共產黨進程之后成了執政黨，所以毛主席說“進城之后這個黨不那么好了”，也就是說，執政黨地位帶來新的社會分層，毛主席認為這種現象是社會分化造成的，但是，毛主席也同意以對劉鄧的“大批判開路”制造輿論，這實際上是一種善意的策略試圖把大多數干部跟少數高層走資派劃開，給他們回頭的機會，從而實現“打擊面要縮小、教育面要擴大”的目的，透過對個別人的批判實現對全社會進行糾偏。
阿倫特還說過“政治是一個人的生存境況”。毛時代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廣泛存在，損害了所有人的政治境況，造成普遍的“政治貧困”感受，造反派在文革期間能夠興起并獲得廣泛的輿論同情，就與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對普通民眾“政治剝削”的結果有密切關系。凡屬那種單位內部政治機會主義同盟活動特別劇烈、普通民眾受剝削感受特別強烈的地方，造反派的力量就很強并得到廣泛的支持，反過來，凡屬單位內部官員很正派很關心群眾，不支持或者經營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地方，造反派的力量就很弱，反而保守派的力量會很強。拿文革的實踐進行檢驗，清華在文革前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就比較強大，所以，王光美無論是“反蔣”還是“反蒯”都如魚得水，反過來，地質學院的高元貴就不是這個樣子的，地院東方紅的反工作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邏輯，但是在外觀上很像是保守派保黨委。這兩個學校，恰好代表了毛時代政治狀況的兩極：地質學院是群眾路線的健康體現，而清華大學恰好是群眾路線的異化形態。
當權派的群眾路線不都是健康的，腐朽墮落的表現也一樣突出。有一位徐教授號稱是中國政治學界的“五老”之一，文革前他在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都呆過，據他回憶：當時學校支部書記召開入黨積極分子“向黨交心”會議，從來都沒有在晚上九點鐘之開過，這個開會時間跡近“逼供信”：支部書記就是要把會拉到同學們瞌睡的不行的時候，逼迫那些入黨積極分子講述“很尖端”的思想匯報，目的無非是要體現他自己抓學生思想工作特別得力，解決了多么嚴重的問題。這種跡近“逼供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最后鼓勵學生揣摩書記的心思去講假話和表現積極，當然，這就像一面篩子，透過篩子的篩選之后，肯定會是那些善于逢迎和毫無堅守并不惜一切向上爬的群體，最優先通過他的入黨階梯。
更為可怕的是，透過了這把篩子“篩過”的黨團員，會產生一種極為優越的心態，認為與其他同事相比，自己已經透過艱難的隱忍和投機積累了一筆資本，在自身的潛意識里還把這種資本夸大為領先一切的東西。復旦大學青年教師胡錫濤因為在《新建設》(相當于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學術論文，受到過毛主席贊譽，華東局就立馬就把此人調入宣傳部工作，與姚文元同事，這激怒了他的黨員同事們，在文革開始的時候，這些黨員聯名寫大字報批判胡錫濤的“白專道路”，朱永嘉評論說：這個批判除了“嫉妒”之外沒有別的內容。胡錫濤連黨員都不是，在那些黨員同事看來，胡錫濤缺了他們艱難積累的那一份“馬屁精”資本，憑什么得到賞識和提拔?要提拔也只能優先提拔在入黨的道路上艱難跋涉了很久的自己。
從徐教授親歷的黨員生活會開會方法，到復旦中文系黨員特別嫉恨“白專道路”，這實際上也是毛時代政治生活中間的一大流派，在這些人發展出來的政治經營模式中間，業已形成一種潛規則：通不過馬屁精道路的考驗就不配享有向上爬的機會。這是毛時代群眾路線中間“異化”的一面。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i]“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寫、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編輯部修訂：《天翻地復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9——1967.10)》，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印，196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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