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秀，1931年生，廣東五華人。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會長。主要著作有：《毛澤東哲學思想與中國革命》、《周恩來早期哲學思想研究》，并主編《毛澤東哲學思想教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三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六、七卷、《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等。
我們最初給宋教授的題目是《毛澤東的“兩論”是抄襲之作嗎?》整理記錄才改成現題。之所以這樣改，不僅因為談的內容既涉及了“抄襲”問題，而且還涉及了“兩論”的寫作背景和歷史意義，這個范圍顯然比最初的題目大多了。
訪問人：關于《實踐論》、《矛盾論》寫作的時間、修改以及發表情況，國外一些研究者從60年代起散布了種種迷霧，他們懷疑“兩論”是1937年的作品，甚至斷言它們是1950年和1952年寫的，引起了長時間的爭論。您多年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我們想請您談談這些問題。
宋一秀：除了上面你們提到的說“兩論”不是1937年的作品這種觀點以外，還有一種“抄襲”論，即認為毛澤東的“兩論”是抄襲之作。散布這種觀點的主要是前蘇聯的一些學者，如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 1977年出版的《毛主義的思想政治本質》一書，認為“經過重新修訂”發表的毛澤東的《實踐論》，“在‘修訂’時利用了”、“抄襲了”蘇聯的弗·伊·哈斯哈契赫的《物質和意識》這部著作。這本書影響很壞，如你們所說，“散布了種種迷霧”，這確有澄清的必要。
訪問人：除前蘇聯人這樣說以外，國內有些人也散布這些觀點，他們的動機是什么呢?
宋一秀：國內主要是70年代未80年代初非毛化思潮泛濫的時候，他們也沒有提出比外國人更新的論據，基本上是拾了外國人的“牙慧”。
訪問人：那么，他們說“兩論”不是1937年的作品，根據是什么呢?
宋一秀：這是60年代國外有些人提出的，他們的所謂論據是：在《實踐論》1950年和《矛盾論》1952年正式發表以前，各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其中包括《整風文獻》里都沒有收過這兩篇文章，甚至說當時中國理論家們的文章里也沒有提到過這兩篇文章。
這只能說明他們的孤陋寡聞。從 1937年4月起，毛澤東應抗大邀請講授哲學，并開始準備講稿，總題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其中包括辯證法唯物論的許多基本原理和范疇。首先講的是第一章緒論部分，如哲學中的兩軍對戰，唯物論與唯心論發生與發展的根源、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致性等問題;第二章接著講物質論、運動論 (發展論)、時空論、意識論、反映論、真理論和實踐論;在第三章“唯物辯證法”部分，除重點講“矛盾統一法則”這一節外，還列舉了質量互變法則、否定之否定法則，以及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內容、原因與結果，根據與條件、可能與現實、偶然與必然、必然與自由、鏈與環等對立統一的范疇。后來正式公開發表的《實踐論》即該提綱的第二章第十一節;《矛盾論》的原本則是該提綱的第三章第一節，原題名為“矛盾統一法則”。和其他一些章節相比，這兩部分實際上已不完全是提綱性質的東西，講得相當詳細、充實，具有較完整的邏輯結構，反映出毛澤東當時對辯證法唯物論哲學的體系內容，已有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和某些深刻獨到的見解。據一些回憶文章說，從1937年4月到7、8月，毛澤東的哲學課共講了約100多個學時，后來主要由于“七七”事變的爆發講課中斷了。辯證法部分只講了“矛盾統一法則”，其他法則和范疇都沒來得及講。當時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曾派人做過講課記錄，記錄稿連同整個講授提綱經過整理后印發給大家學習，從此便非正式地在一些地區或單位印行和流傳開來。
訪問人：現在人們普遍的看法是，最早印行的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油印本。1983年我曾訪問過吳亮平，他給我看了一本《實踐論》油印本，封面上毛澤東還寫著：“吳亮平同志：請閱處。毛”字樣，吳亮平說：這是1937年毛主席贈送給他的。我拿回來和《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對照了一下，雖然都是油印本，但字體不一樣，一個是手寫仿宋體，一個是普通字。這樣看來，當時就有單獨的《實踐論》單行本流傳了。
宋一秀：你說的吳亮平藏的那個本子我也看過。那個本子應看成和《辯證法唯物論 (講授提綱)》油印本同時期。此后這個講授提綱又有許多翻印本，如1938年4月廣州統一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抗戰大學》(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和以后幾期新哲學講座專欄上，就曾連載過這個提綱，并署名“毛澤東主講”;1940年3月上海出版的《民主》雜志從第1卷第1期起也署名連載過，這些雜志都不是中共的正式刊物。在1940年，延安八路軍軍政雜志社把 《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鉛印成書。以后冀中第四軍分區政治部國防社出版社(1941年)，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 (1942年)，張垣印刷局、大連大眾書店都翻印過。這些翻印本都源于1937年9月的那個油印本，除翻印過程中發生的錯漏外，內容完全一樣，未作過任何修改。
訪問人：日本學者竹內實在70年代曾收集到一個版本并公布了，引起了一場對《實踐論》版本及修改情況的爭論，這是怎么回事?
宋一秀：竹內實找到的那個版本，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大連大眾書店的那個版本，題為《辯證法唯物論》。1980年12月《中國季刊》發表《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解放前的文本》一文，詳盡地考訂了他們看到的這些文本，并說：“這些被發現的解放前的文本，其意義不只是為這兩篇論文寫作期的爭論提供了新的證據，而且涉及到關于延安時期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才能和歷史地位的爭論。”這個評價是很高的，也說明一些外國學者在事實面前還是公正的。
訪問人：但是，他們又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既然從1946年的文本看不出《實踐論》在1950年發表時作了很多修改，那么， 1946年的文本必定已經作過很多修改。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呢?
宋一秀：這純粹是主觀推測，我在前面說過， 1946年的文本包括其他在建國前出版的文本都出于1937年9月那個油印本。1950年編輯《毛澤東選集》時，作者作了一些修改，但《實踐論》的內容同油印本的內容基本上是一樣的，內容上的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四自然段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一段話，刪去了原稿中在論述人們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實際是因為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的緣故時對社會條件的具體論述;另外還加上了“無數相對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真理”一句，其實這句話原來寫在《講授提綱》第二章第十節《真理論》中，這里是移來的。除此之外，只是一些個別文字的變動和修飾。 《矛盾論》修改較多，為此，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本篇的題解專門作了交代：“在收入本書的時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補充、刪節和修改。”《矛盾論》原稿大約有25 字，重新發表的稿子大約有24 字，其中刪000去了近7000字，增加了6000字。關于《矛盾論》的修改情況，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七卷第一章中作了詳細交代。總之，我認為這些修改是符合科學精神的，既保持了原貌又吸收了自抗大講課以來的新的經驗，增添了一些新思想;同時也表明毛澤東希望把他的著作用他所能達到的最完善的形式貢獻給讀者。對這一點也是無可指責的。
訪問人：對“兩論”寫于1937年持懷疑態度的人，還說到當時的理論家都沒有提到過這兩篇文章，是這樣嗎?
宋一秀：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引用幾個材料。 1941年4月，張如心在《解放》月刊上發表《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認為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能夠真正唯物地具體地理解我國的情形，真正掌握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唯物辯證法。從毛澤東同志編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透徹地了解唯物辯證法的本質，如何善于把長期的豐富的革命經驗以辯證法的方法科學地綜合起來”。同年6月，另一位青年哲學工作者和培元在 《中國文化》上發表《論新哲學的特征和新哲學的中國化》，其中說：“1937年毛澤東同志在抗大的哲學講座迄今猶膾炙人口，他的講授提綱——特別是對立統一規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國化了的馬列主義的哲學著作，他對辯證法原則闡述之所以那樣爽朗、生動、有力，這不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暢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間洋溢著活的中國革命經驗。這就預示著新哲學中國化的正確道路。”1943年8月艾思奇也撰文說：“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這里說的“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就是指的《實踐論》、《矛盾論》。這些材料表明，“兩論”流傳開不久，對“兩論”的研究也就開始了。外國人對我們的歷史資料不熟悉，還有情可原，我們自己的學者也跟著起哄，就太不應該了。
訪問人：那么，所謂“抄襲”之論又是怎么來的?
宋一秀：對前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出版的《毛主義的思想政治本質》中認為《實踐論》“抄襲”了蘇聯的弗·伊·哈斯哈契赫的《物質和意識》一書，可以說不值一駁，哈氏寫作《物質和意識》大約在1939年1941年間，這時毛澤東的 《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已經寫成并流傳;哈氏的著作的出版在40年代末，翻譯成中文是在1951年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論世界可知性》，它是《物質和意識》中講認識論的兩章，這時毛澤東的《實踐論》已公開發表。前面說過，1950年《實踐論》正式發表時根本沒有作多少修改。根本談不上任何“利用”、“抄襲”哈斯哈契赫著作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只要擺出這些事實，蘇聯某些人的信口謬說就不攻自破了。
至于談到毛澤東寫作“兩論”和蘇聯30年代哲學教科書的關系，這確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 1988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注集》，提供了最直接的原始文獻資料。毛澤東在寫作“兩論”之前，閱讀過蘇聯30年代的一些馬列主義哲學教科書，并作了大量的批注。主要有：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研讀蘇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李達和雷仲堅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三版)， 1937年以前讀米丁等著、沈志遠譯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毛澤東在“西氏本”中寫下了12 多字的批語，并從頭至尾作了圈點和勾畫。其中第三章000 “辯證法的根本法則”批注文字最多。對“米丁本”的批注約2600字，從內容上看，批注最多的是統一規律問題，占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對認識論問題的批注。這說明，毛澤東研究的重點仍是矛盾問題和認識論問題。我們把毛澤東讀這兩本及其批注同“兩論”對照，可以看到他在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時，曾利用過蘇聯哲學教科書中的思想資料，吸收了“西氏本”和“米丁本”中論述的觀點，其中不少觀點及其分析使毛澤東受到啟發，并且他還以自己的方式吸取了其中一些有見地的思想。否認這一點，不是科學的態度。
但是，“兩論”同蘇聯哲學教科書相比較，又有它自己的許多特色和獨到之處，它以長期中國革命實踐經驗作基礎，在理論上進行了獨立的創造和發揮，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
訪問人：主要體現在哪里呢?
宋一秀：首先，從體系結構上看，“兩論”沒有像蘇聯教科書那樣廣泛地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各個方面的問題，而是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根據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和實踐需要，有目的、有選擇、有重點地來安排、構造自己的體系內容。這充分體現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實踐論》所以要突出認識和實踐的相互關系及其矛盾運動這個中心，側重于論述和解決認識論問題，《矛盾論》所以要突出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強調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關系，特別是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義，側重于論述和解決方法論問題，不僅因為它們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中的根本問題，更因為它們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主觀主義者長期以來沒有解決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
其次，從內容上看，“兩論”克服和彌補了蘇聯教科書的某些不足之處，如對某些哲學概念、范疇、原理等，有的無明確的定義，或者論述得不全面、不系統、不準確等，而“兩論”在闡述和論證問題時，密切聯系中國的實際，以中國革命的豐富實踐經驗為基礎，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進行了系統的獨創性的發揮。
第三，從論證、表達問題的方式和用語上看，“兩論”具有明顯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它們繼承了中華民族所特有的哲學理論思維方式和風格，論著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思想鮮明，寫法上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善于運用中國民間諺語、格言、典故以及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經驗，具體、生動地形象地闡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深刻哲理。因而“兩論”作為富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論著，較之蘇聯哲學教科書，更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也更便于他們理解和接受。
第四，就“兩論”和蘇聯教科書的作者在閱歷、斗爭經驗、思想素質和境界等主客觀方面的因素來說，兩者的差別也是明顯的，作為既是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領袖，同時又是哲學家與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哲學家相比，即便是對同一概念、論點、命題的理解和闡述，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有差別的。特別是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概括，前者較后者顯然有其優越條件和過人之處。毛澤東之所以寫出“兩論”是同他長期參加革命實踐和黨內斗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分不開的。而只有一般的哲學知識素養，或者只是利用前人和同時代人的思想材料和哲學成果，是寫不出“兩論”這樣思想深邃、具有鮮明針對性、戰斗性的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論著的。
訪問人：在所謂“抄襲”這個問題上，國內有些人還散布了這樣的觀點，即認為毛澤東還抄襲了艾思奇、李達等人的著作和觀點。
宋一秀：艾思奇到延安是1937年10月，這時“兩論”已經油印流傳開了。在這之前，毛澤東的確閱讀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 1936年10月22日他在給葉劍英、劉鼎的信中就提到過：“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的《街頭講話之類)”。但是，《大眾哲學》畢竟是通俗的哲學讀物，不能同“兩論”同日而語。另外，有人還說他利用了艾思奇編輯的《哲學選輯》，這也是站不住腳的，《哲學選輯》是艾思奇到延安之后于1939年編的，只從時間上看也對不上。對于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雖然這部書在1937年就出版了，但由于道路曲折，毛澤東得到它，已經是1937年底或1938年初的事情了。毛澤東在1938年2月寫過一篇讀書日記，里面詳細記載了他讀李達這部書的情景，從1938年1月17日讀起，中間雖有間斷，但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到3月16日全書讀完。這說明毛澤東在寫作“兩論”時還沒有讀到過這部書。但是，我們也不要否認“兩論”的寫作同30年代中國哲學戰線上的論戰和研究成果的聯系。因為中國30年代的哲學論戰同毛澤東寫作“兩論”時同處于一個時代，有著共同的時代要求，他通過閱讀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和資料也了解了那場爭論，雖然“兩論”解決的問題主要是針對“左”傾教條主義，但也間接地駁斥了張東蘇、葉青等人散布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同時，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寫作“兩論”閱讀這些資料時，肯定和吸收了艾思奇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論戰中闡發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思想，并加以補充使之更精確化和系統化，達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同時也糾正和克服了他們的某些不正確、不恰當的提法。在當時哲學界普遍存在著脫離中國革命實踐的情況下，“兩論”的寫作本身實際上起了扭轉這種不良傾向的作用，為在哲學研究中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特別是聯系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提供了范例和指導。訪問人：看來，國內外有些人散布的“種種迷霧”，不是主觀臆測，就是別有用心的推斷，都站不住腳。宋一秀：站不住腳。事實勝于雄辯，“兩論”最初寫于1937年7月和8月，是確定無疑的，無可辯駁的。毛澤東在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提問時也說，“兩論”是寫于1937年夏。誰也否認不了《實踐論》、《矛盾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而且隨著歷史實踐的發展，人們會越來越感到它的博大精深和深遠的理論意義。
1993年2月21日于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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