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毛澤東整風的初衷同一般人民群眾、知識分子所企望的改進黨群關系、黨政關系有所不同;更不同于少數民主黨派人士要求改變‘黨天下’、‘黨專政’的政治局面和體制;也和黨內其他領導干部對整風的理解有區別。他發動整風，動機是多元和復雜的，目的有二：一是防腐;二是敲打不同意見者。這是初級層次的緣由。毛澤東作為農民革命的領袖，掌握政權以后，生怕得而復失，自己作為黨國之尊的地位也不保。
(《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作者：郭道暉《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356783.html )
事實：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是為了防止蘇共20大和波蘭、匈牙利事件在中國重演，考慮的是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整風的問題是1956年就提出來的。1956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多事之年，既有好事，也有壞事。中國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年，赫魯曉夫在年初召開的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在國際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此后，又爆發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針對國際上的這些事件，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寫出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兩篇著名文章。兩篇文章講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但是毛澤東考慮更多的還是中國自己的問題。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整風的意見，他說，“我們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都是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在斗爭中教育人民群眾。我們搞階級斗爭是從十月革命學來的。十月革命，無論城里、鄉里，都是發動群眾進行階級斗爭?，F在蘇聯派到各國去當專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時候不過幾歲、十幾歲，他們很多人就忘記了。”“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F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他還說，“你有多少資本呢?無非是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也丟的差不多了，……。我們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十月革命的。馬克思寫了那么多東西，列寧寫了那么多東西嘛!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是從他們那里學來的。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他還說，“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F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么，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誰有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也正是在這次會上，他宣布：“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他強調，“以后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而不使用武力來解決。”從上面的介紹可知，毛澤東整風的初衷是為了防止蘇共20大和波蘭、匈牙利事件在中國重演，而把毛主席發動整風運動，看作是毛主席的一己之私，這樣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事實：把毛澤東貶低為“農民革命的領袖”，進而推斷毛澤東發動整風帶有強烈的個人目的，譬如“排除不同政見者”，是完全錯誤的。據毛澤東的論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做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斗爭停息了以后，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5頁)毛澤東的這一段話是對農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它既肯定了農民革命的進步作用，也指出了它的歷史局限，同時還指出了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顯然，全盤否定農民革命，并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貶低為農民革命，把毛澤東貶低為“農民革命的領袖”，都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偉大革命，毛澤東理所當然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果從這樣一個高度來看毛澤東發動整風，所謂毛澤東整風為的是“排除不同政見者”、維護自己的“黨國之尊”的地位，顯然更像某些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猜測罷了。
事實：毛澤東發動整風，并非“排除不同政見者”、懼怕自己“作為黨國之尊的地位也不保”，事實卻是毛澤東1956年之前就曾多次反對將自己同馬、恩、列、斯平列，并多次指出這種做法是錯誤的。“郭文”說，“不排除毛澤東對整風也還有其他目的。他對整風是情有獨鐘的，一貫視整風為統一全黨思想、排除不同政見者、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風就清算了王明路線及其對毛澤東權威的挑戰。”應該說，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當然應該有統一的思想，而通過整風即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手段，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這本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郭文”卻將其說成是毛澤東要“排除不同政見者”、“定于一尊”，這顯然又是對毛澤東的惡意攻擊。在歷史上，王明路線給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損失，為什么就不應該對其進行批評?如果沒有整風，共產黨能夠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嗎?而且，整風的原則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怎么能夠說成是“排除不同政見者”?實際上，在延安整風以后，毛澤東也根本沒有對王明采取排斥的態度。在七大和八大，毛澤東還做工作要人們繼續選舉王明當中央委員。
“郭文”還說，“更有甚者，黨的八大受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的影響，在黨章里取消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使他很不滿，嘴上不說，心懷怨氣，認為是挑戰他的至上權威。”“郭文”此說更是憑空杜撰。眾所周知，“毛澤東思想”是劉少奇在七大提出來的，并且寫進了黨章。毛澤東對這個提法其實并不贊成。1948年8月13日，時任華北大學(人民大學前身)校長的吳玉章發了一個電報給周恩來，主張在華北大學的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至于“這樣說是否妥當”，它也不能斷定，因此要求“請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賜以指示。”(《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頁注釋⑵)毛澤東知道此事后，即在8月15日給吳玉章寫了一封回信，信中很嚴肅地說，“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F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里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這一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頁)由于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非常堅決，所以，自這以后不僅沒有人再講“毛澤東主義”，再把毛澤東與馬恩列斯并列，而且連寫進七大黨章的“毛澤東思想”也沒有人再提了。
1949年3月，中央舉行七屆二中全會，也談到了這個問題，并且作了規定。毛澤東后來在1953年8月12日的講話里曾再次提到，“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里面。一曰不作壽。作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點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頁)1954年12月19日，毛澤東又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學習馬列主義。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并列，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列寧主義也是列寧死后別人提的。各國共產黨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馬列主義的東西。”(《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頁)可見，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是很自覺的，早在1956年之前就已多次提出，根本無需等到蘇共20大以后才由別人提出，更不會因為不提毛澤東思想而耿耿于懷。“郭文”所謂“八大受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的影響，在黨章里取消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使他很不滿，嘴上不說，心懷怨氣，認為是挑戰他的至上權威”云云純粹是一派胡言亂語?？傊?，在整風問題上，“郭文”對毛澤東的所有攻擊都是毫無根據的誣陷，是應該推倒的不實之詞。
( 參考《毛澤東與1957年的整風反右--駁<炎黃春秋>的謬論》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cpers/2009/09/6826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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