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文革中毛澤東搞忠字舞等形式崇拜( 出自網絡 )
事實：毛澤東制止毛澤東像章熱、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等活動，文獻為據：
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里有一篇文獻《對中央《關于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1〕的批語》，內容如下：
“對中央《關于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1〕的批語
(一九六九年六月)
照辦。
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釋
〔1〕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發出的這個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來，在宣傳毛主席形象、宣傳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上，有些時候，在一些地方，出現了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費的問題。為此，特提出如下改進意見：
一、各級領導要積極引導群眾，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講究實效。
二、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關于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須嚴格按此指示執行。
三、不經中央批準，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四、各報紙平時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頭畫。
五、各種物品及包裝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語錄也要得當;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
六、“忠”字是有階級內容的，不要亂貼濫用;不要搞“忠字化”運動;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應作適當處理。
七、不要搞“早請示、晚匯報”、飯前讀語錄、向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活動。”
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里《關于制止建造毛澤東塑像等問題的批語》指出：
“關于制止建造毛澤東塑像等問題的批語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十三日)
一
林彪、恩來〔2〕及文革小組各同志：
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刮起一陣浮夸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澤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又據《黨史文苑》2004年第03期《毛澤東像章史話》介紹得更加詳細：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當時他在一片歡呼聲中很高興地接受了紅衛兵給他的禮物———一個別了7枚像章的“紅衛兵”袖章，當然毛澤東也能意識到這7枚像章是代表了當時全國的7億人民。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他開始對到處為他塑像表示不滿，并在文件上作了“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的批示，用“此類事”隱晦地批評制作像章，但并未采取強硬態度。
1969年初在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上，周恩來對此提出了尖銳批評：“語錄已發行7億多冊，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億個，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作風，我們要的是勤儉之風。”周恩來說這番話，毛澤東應是在事前同意或默許的。
1969年，“九大”結束后不久，毛澤東強烈表示自己反對大量制作他個人的像章，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一批青年人時發出“還我飛機”的呼吁，并補充解釋說把金屬用于造飛機保衛國家上，比制成像章有用得多。
毛澤東的“還我飛機”在全國引起很大震動，再加上人們對文化大革命越來越感到懷疑、彷徨，對像章也由狂熱盲從開始覺醒，甚至拒絕。
1969年6月，毛澤東批示的中共中央文件《關于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下發全國，“不經中央批準，不準再制作毛主席像章，要尊重熱愛毛主席像章，禁止用毛主席像章在街頭進行交換”。很多廠家由制作像章轉向了民用產品生產，只有個別的專業廠家還少量制作一些，如韶山像章廠。”
事實：毛澤東制止搞所謂“紅海洋”運動，有文獻為據：
“關于制止大搞所謂“紅海洋”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人委：
根據各地群眾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黨政機關部門，借口“寫毛主席語錄”“美化市容”等等，大搞所謂“紅海洋”，就是用紅色的油漆把大門和大片大片的墻壁涂成全紅色，甚至強迫群眾挨家挨戶出錢。有些農村中，除了“紅海洋”外，還搞了大牌坊。還有的別有用心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想用這個方法使群眾沒有貼大字報的地方，掩蓋自己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他們的這種做法，不但完全違背毛澤東同志歷來教導的艱苦樸素的作風，而且是一種抗拒大字報、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惡劣行為。中央認為，各級領導機關必須堅決制止這種錯誤做法。特此通知。
中央、國務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事實：毛澤東反對“四個偉大”、“一句頂一萬句”、“最高指示”提法，有文獻為據：
毛澤東關于不要用“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詞語的批語：
毛澤東
1966.07.25陶鑄同志閱后，退張平化同志
此件看過，可用。在第五頁上將“最高指示”改為“指導方向”。以后請注意不要用“最高
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
(摘自《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文革其間群眾組織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有300個以上的不同版本。本文引用的是1968年武漢群眾組織翻印的版本)
毛主席做過《對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提法等的批語》：
“對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提法等的批語〔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林、周〔2〕、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于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
(二)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從斗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
(三)黨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壽，應通知全國重申此種禁令。
(四)湖南的集會應另擇日期。
(五)我們不要題字。
(六)會議名稱，可同意湖南建議，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點請在一次會議上討論通過為盼。
毛澤東
十二月十七日
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又據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記錄，毛澤東反感“四個偉大”提法：
“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什么‘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據1971年10月4日毛澤東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談話記錄，毛澤東反感“四個偉大”提法：
“個人崇拜，我和斯諾談話說過了，當時搞一點也是需要的，你美國也搞個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黨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聽了很舒服。什么四個偉大，討嫌!頂峰問題，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給林彪打過招呼，他不聽，還是那么寫。”
事實：1970年廬山會議上，毛主席反對林彪、陳伯達等鼓吹的“天才論”和英雄史觀，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奴隸創造歷史”的人民史觀，為此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
我的一點意見
毛澤東
這個材料(注：‘材料’指陳伯達所編《恩克斯、列寧、毛主席關于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
第一，這里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克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里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拿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里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他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的廣大而己。至于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
最后，關于我的話，肯定邦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于人們的天才，而是由于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的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有站在馬列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不要上了號稱懂得馬克思，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并不認為事情己經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采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 毛澤東對陳伯達“天才論”的批判：《我的一點意見》，手稿，1970年8月31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126/21/442724_9820260.shtml )
事實：毛澤東五次反對在鈔票上印上自己的頭像。
第一次是在中央蘇區時，黃亞光設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貨幣時就準備用他的像，那時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然而，毛澤東在審看票樣時卻說：“我的像不能用，我沒有這個資格。”誰有這個資格呢?當大家犯難時，毛澤東出了個主意：可以考慮采用列寧的頭像。這就是列寧像出現在中國紅色貨幣上的原因。( 出自《毛主席拒絕印自己頭像在人民幣上汗了誰的顏?》鏈接：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party/201204/t20120406_677565.html#text )
第二次是在陜北，1947年3月15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華北財經會議在河南省武安縣冶陶鎮召開。為了統一思想，中央派遣董必武前往指導會議。董必武在起草《華北財經辦事處組織規程》時，就將“籌建中央財政及銀行”列為規程的第五條。中央批準后，華北財經辦事處便開始醞釀籌建中央銀行，并開始考慮新貨幣的設計和印制問題。根據董必武和南漢宸的指示，晉察冀邊區財政印刷局開始設計人民幣票樣。大約在1947年11月，設計出來的票樣送到夾峪村后，南漢宸立即呈報給董必武審定。
第一套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6個字，是董必武題寫的。他知道這幾個字的分量，特地沐浴更衣，懷著無比莊重和虔誠的心情，工工整整地寫下了這6個字。
當毛澤東在陜北得知票樣上印有他的像后，致電董必武，不同意鈔票上印他的像，為此，毛澤東非常認真、嚴肅地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人民幣是屬于國家的，是政府發行的，不是黨發行的，我現在是黨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頭像印上呢?”( 出自《毛澤東拒絕在人民幣上印自己頭像》鏈接：http://news.sina.com.cn/o/2010-07-14/164217805622s.shtml )
第三次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科科長的石雷請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說：“現在毛澤東已經當上中央政府主席了，人民幣是否可以印上毛主席像?”南漢宸贊同地點點頭，說：“此事我一直沒有忘記過。咱們想到一起了。”隨后，南漢宸又搖幾下頭，深表遺憾地說：“只是，主席他老人家還是不肯啊。前些天，我到中南海開會時，趁會間休息，我曾經專門當面去請示主席。主席態度十分堅決，一臉莊重地跟我講，‘政府主席是當上了，但是，當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因為我們進城前開會有過決定。這個決定是1948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作出的，其中規定：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禁止用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建筑物和工廠的名字，以防一些同志因勝利而產生驕傲自滿、歌功頌德、貪圖享受、不求進步的情緒，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風。”石雷信服地頷首稱是。因為，他也真切地耳聞過，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實是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議，作出了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和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等規定。
第四次是在1950年4月，著名美術教授羅工柳、周令釗根據中央的決定，開始進行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他們依據國際上各國約定俗成的慣例，鑒于領袖肖像的獨特性與防偽性，考慮到蘇聯盧布印有列寧像，美國美元有華盛頓、林肯像，英國英鎊有女王像等依次類推，合情合理地認為新中國的人民幣應該印上為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勛、備受中國人民敬愛的毛澤東領袖像。于是，他們精心設計出幾套形象各異的毛澤東像票券樣圖：5元券，是少數民族抬著一幅毛澤東像;1元券，是天安門城樓正面懸掛毛澤東畫像;2角券，圖案上的火車頭也掛了醒目的毛澤東像。
上述初步方案上報至中央審批時，又遭遇了毛澤東主席的極力否決。毛澤東再次態度強硬地堅決反對在鈔票上印上他的形象，并且一再嚴肅指出：“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有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為了制止傳統的歌功頌德現象，要遵守黨的決議，不得在人民幣上印刷我的像。”
第五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還發生了一段與印制毛澤東頭像有關的令人啼笑皆非、發人深省的插曲。事情的經過，簡單說是這樣的：印鈔廠的一些人，打電報給人民銀行總行，提出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認為正在印刷中的1元券人民幣有問題，要求立即停印，聲稱要印有主席的頭像的鈔票，并限期總行明確表態。總行及時上報中央，毛澤東得知后再次堅決反對，并要周恩來轉達意見：“主席不同意在人民幣上印他的像。”因而此事才告結束。
周恩來總理對第三套票幣設計同樣十分關懷，作了嚴格把關與精心指導，并提出了具體的三點修改意見。這套自1962年4月20日起陸續印制發行的人民幣，一直到1980年4月15日終止。這樣，第三套人民幣上還是沒有出現毛澤東領袖像。( 出自《毛澤東四次拒絕在人民幣上印他的》鏈接：http://www.haodaxue.net/html/66/n-3166.html )
( 參考《關于制止大搞所謂“紅海洋”、制止毛主席像章塑像泛濫和制止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的中央文件》鏈接：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zatan/2011/06/188169.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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