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始終將知識分子視為異己的力量”的謠言真相

　　謠言：毛澤東“始終將知識分子視為異己的力量，視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徹底革命的對象。”

　　(出自李銳《反左文選》第142頁)

　　事實：毛澤東“始終”重視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在這期間，黨中央做出了有黨以來第一個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毛澤東指明知識分子問題對于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特別重要”;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在我國的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方面軍”，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

　　1935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為黨中央撰寫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中，提出“在亡國滅種的前面”，“現在正是要求我們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大家團結，大家奮斗，以誓死的決心以對付中國人民的公敵。”這是號召工、農、商、學、兵團結抗日。值得注意的是，他這里提出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綱領”中就有三大綱領，直接說到是知識分子。諸如：“(五)發薪發餉，改善工人、士兵及教職員的生活”;“(六)發展教育，救濟失學學生”;“(八)發展生產技術，救濟失業知識分子。”(《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61頁)

　　1936年9月23日，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指出，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基本條件，把知識分子視為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力量。他說：“正如在我們自己的工人和農民中一樣，在廣大人民中，在各階層中，在工人、科學家、學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職業者中，已經出現了有組織的抗日愛國團體，我們衷心希望這些團體攜手合作。”(《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09頁)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中答史沫特萊提問時指出，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一貫是保護政策，“優待”和“尊重”他們。他是這樣說的：“對知識分子的關系，過去和現在也是一貫的保護政策，優待技術人員、文化人員與藝術家，對他們都采取尊重的態度。”(《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82頁)

　　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中強調知識分子是民主革命運動的“依靠勢力”，是首先覺悟的成分。他說：“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這種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又說：“在中國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59頁)

　　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高度贊揚中國的知識青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重要的方面軍”，起著“先鋒作用和橋梁作用”。他說：“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學生們參加的歷史上叫五四運動的大事件，在中國發生了，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運動。“五四”以來，中國青年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作用，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人都承認的。什么叫先鋒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走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毛澤東選集》第2卷,564頁)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做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這是有黨以來，黨中央作出的第一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決議。毛澤東起草的這個決定尖銳指出，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他是這樣說的：“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設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動革命的文化運動，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同時，還批評了“許多軍隊中的干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在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許多我們辦的學校，還不敢放手地大量招收青年學生。許多地方黨部，還不愿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最后指出“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320頁)

　　1940年2月7日，毛澤東在《〈中國工人〉發刊詞》中尖銳指出，工人階級如果沒有知識分子的幫助，那么“革命就不會成功”。他說：“工人階級應歡迎革命的知識分子幫助自己，決不可以拒絕他們的幫助。因為沒有他們的幫助，自己就不能進步，革命也不能成功。”(《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28頁)

　　1941年5月5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十四)條中提出，歡迎和尊重知識分子。他說：“繼續推行消滅文盲政策，推廣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規學制，普及國民教育，改善小學教員生活，實施成年補習教育，加強干部教育，推廣通俗報紙，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才，保護流亡學生與失學青年。”(《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36頁)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強調中國這樣的國家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他說：“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所以對于知識分子覺得特別寶貴。黨中央在兩年多前作過一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愿意參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歡迎的態度。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的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5頁)

　　1945年7月5日，毛澤東在《論政策》中指出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要“三個放手”。他說：“關于文化政策。應以提高和普及抗日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應容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應吸收一切較有抗日積極性的知識分子進我們辦的學校，加以短期訓練，令其參加軍隊工作、政府工作和社會工作;應該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們。”(《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68頁)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專門講了“文化，教育、知識分子問題”，提出要把知識分子“看作國家的寶貴的財富”。他說：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給予我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民族文化的災難。“為著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箸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們必須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從事艱苦的工作。一切知識分子，只要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的寶貴的財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國家，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迫切地需要知識分子，因而知識分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28頁)

　　事實：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同樣高度重視知識分子。他尖銳指出，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動向，對于革命的勝利“關系極大”，“應盡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識分子參加軍隊和根據地的各項建設工作。”肯定“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可以參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堅決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極少數”。在城市解放后，一切企業建立管委會，“必須有工程師、技師和職員參加”。“須知單有經理和工人代表是不夠的”。企業生產要依靠工人、干部，“也要依靠工程師等有用的人。”同時也反復強調在知識分子問題上，要防止和克服唯成分論的傾向。

　　1945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中提出，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動向對于革命的勝利“關系極大”。他說：“在東北，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動向，對于我們建立根據地，同爭取將來的勝利關系極大。因此，我們黨對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線工作，特別是爭取工人和知識分子，應當充分注意。鑒于抗戰初期我黨爭取工人和知識分子進入根據地注意不夠，此次東北黨組織除注意國民黨占領的地下工作外，還應盡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識分子參加軍隊和根據地的各項建設工作。”(《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82頁)

　　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在《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高度贊揚蔣管區爆發的學生運動，開辟了中國人民推翻蔣家王朝的“第二條戰線”，此種“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他說：“中國境內已經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學生運動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24頁)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即著名的《雙十宣言》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向全國宣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基本政策。其第一項即“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37頁)這個民主聯合政府中的“學”，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解讀，“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識分子。”

　　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在《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肯定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可以參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他說：“對于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和一般知識分子，必須避免采取任何冒險政策。中國學生運動和革命斗爭的經驗證明，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和一般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可以參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是可以參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堅決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極少數。因此，黨對于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和一般知識分子，必須采取慎重的態度。必須分別情況，加以團結、教育和任用。只對其中極少數堅決反革命分子，才經過群眾路線予以行當的處置。“(《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69-1270頁)”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說：在城市問題上，“一定要把中小資產階級問題處理好。對學生和知識分子，在政策上不要犯‘左’的錯誤，延安審干就是一個嚴重的教訓。”(《毛澤東文集》第4年4月1卷，第332頁)

　　1948年4月21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對華東局并譚震林的指示中，城市企業成立正式的管理委員會，“單有經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夠的。必須有工程師、技師及職員參加管理委員會”。原來，此前不久，譚震林在給華東局并轉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公有大煤礦要“正式成立經理、工會合作的管理委員會”，沒有提出工程師、技師和人經驗的職員參加，毛澤東認為不妥。為此以中央名義電告華東局并告譚震林：來電甚好，“但有一點請你們注意，即該電說到企業的正式管理委員會，沒有提到工程師、技師和有經驗的職員。須知單是經理和工人代表是不夠的，必須有工程師、技師和職員參加管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應當是廠長負責制下面的管理委員會。在任何企業中，除廠長和經理必須重視外，還必須重視有知識有經驗的工程師、技師及職員。必要時，會出高薪。即使是國民黨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這一點我們過去亦沒有說清楚，故在這里補充說明。”(《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88頁)

　　1948年5月21日，毛澤東致周恩來、胡喬木電報中，提出對知識分子應避免唯成分論的偏向。他說：一九三三年的兩個文件，“現在覺得關于知識分子部分，說得不完全，是不妥當的。原件說地主出身者是地主，富農出身者是富農，中農出身者是中農，這是說社會出身，是對的。但必須補充說，根據各族人民所合的職業，例如參加軍隊者是軍人，參加政府工作者是職員，參加生產企業者是工人、職員、技師或工程師，參加文化工作者是教員、記者、文藝家等，半將重點不放在社會出身方面，而放在社會職業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論的偏向。”(《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97頁)

　　1949年7月9日，毛澤東在《依靠群眾辦好鐵路建設事業》中提出“要依靠工程師等有用的人”。他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現在只有二萬多公里鐵路，這太少了。要修幾十萬公里鐵路主要依靠群眾，就是工人、工程師等一切有用的人。”“我們要依靠群眾，要依靠干部，也要依靠工程師等有用的人。”?(《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306頁)

　　事實：從建國到“一五”期間，毛澤東一如既往高度重視知識分子。他建國伊始就指出“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隨著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又提出“要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的宏偉規劃。還指出現有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要改變，以后的中委“應當有許多科學家和許多工程師”，組成科學的中央委員會。并指明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中明確宣告，要“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他說：“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71頁)

　　1954年10月18日，毛澤東《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的講話》指出，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他說：“建設工業要有工程師。辦學校要有教授。要團結他們，沒有他們是不行的。當然沒有新人也不行。”(《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59頁)

　　1955年12月16日，黨中央又作出《對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毛澤東在《指示草案的批語和修改》中，批評過去黨在吸收知識分子入黨問題上有“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他說：“為了改善對于知識分子的使用，進一步地對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大批培養知識分子，以加速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必須加強黨的領導。”“過去六年中，各級黨組織沒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絕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應當糾正。中央組織部應當負責訂出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年度計劃和幾年計劃。”(《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77頁)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最后一天，發表重要講話，發出向科學進軍，“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的偉大號召。他說：“現在我們革什么命，革技術的命，革沒有文化、愚昧無知的命，所以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搞技術革命，沒有科技人員不行，不能單靠我們這些大老粗;我們國家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好，應該建設成為世界上一個先進科學、文化技術的，工業各方面更好的國家。為此，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507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12頁)在這里，毛澤東強調，現在全黨工作的重點將由社會革命轉向文化革命、技術革命，“沒有科技人員不行。”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的選舉問題》中響亮地提出，要造就100-150萬高級知識分子，以后的中央委員會“應當有許多科學家和許多工程師”。他是這么說的：“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我們現在只要很少的知識分子。舊中國留下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有十萬，我們計劃三個五年計劃之內要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時候，我們在這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科學家和很多工程師。到那時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當有許多科學家和許多工程師。現的中央委員會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02頁)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的講話》中，指出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沒有他們，“我們的事情就做不好”，并提出“我國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他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五百萬左右知識分子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是太少了。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團結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也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0頁》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問題》中說：“無產階級沒有自己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我們要在這十年內(科學規劃是十二年，還有十年)建立無產階級的這樣的隊伍。”(《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09頁)

　　事實：在大躍進、國民經濟調整和發展時期，毛澤東同樣重視和信任知識分子。他強調國民黨時期留下的工程技術人才“對我們說是寶貝”，提出黨的工作重點要轉移到技術革命上來，各級常委要重視科技隊伍和理論隊伍的建設，嚴歷批評反右派后那種把知識分子當作革命對象的“左”傾錯誤，各級黨委應當“端正方向”。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說：“要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上來”，我們一定要完成這個歷史賦予我們的全國技術革命。因此，要造就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省、地、縣三級”都要有自己的專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0頁)

　　1958年2月19日，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于是載了一篇清華大學物理教研組對待教師寧“左”勿右的材料。反映有人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知識分子是革命的對象|”。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為此他寫了《關于端正方向，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知識分子》的重要批語：“建議將此件印發全國一切大專學校、科學研究機關黨委、總支、支部閱讀，并討論一次，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教授、講師、助教、研究人員為無產階級的教事業和文化科學事業服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第654頁)在這里，清華大學確有人認為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時期是“革命的對象”，是“異己的力量”，毛澤東認為這是“左”的方向錯誤，必須“端正方向。”

　　1961年9月21日，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元帥，高度贊揚國民黨時期留下的工程技術人才“對我們說是寶貝。”原來，在客人問及1949年著手恢復經濟時是不是有足夠的得力的人才?毛澤東說：“根本沒有，我們第一靠國民黨留下來的工程師、知識分子、技術工人，第二靠蘇聯幫助。我們講蘇聯幫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廠，上海就沒有靠蘇聯幫助，蘇聯專家沒有去過，全部靠國民黨留下的人，我們自己沒有教授。我們連唱戲也不會唱，要靠留下的人，這批人對我們說是寶貝。”(轉引自《毛澤東摶》下卷，第1172頁)

　　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時尖銳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非打不可。說：“科學技術這一伏，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科學技術有實用的，還有理論的。要加強理論研究，要有人專門搞，不搞理論是不行的。要培養一批懂得理論的人才，也可以從工農中培養。死光，要組織一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批人吃飯不做事，專門研究它。”(《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51-352頁)

　　事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盡管把許多著名的專家、教授當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但決不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如果全面地觀察，仍可清楚地看到，即使這個時期，毛澤東也是重視和信任廣大的知識分子。文革初期他號召學生“紅衛兵”造“黨內走資派”的反，指出“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乃客觀規律;接著批評機關、學校“打倒一切”，“現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當的”;最后還針對有人把知識分子稱為“臭老九”的情況，強調“老九不能走。”他在文革中提提倡實行的“三結合”，都有知識分子一個方面。甚至提出從工農中選拔中央的領導人，鑒于他們“文化水平低一點”，要“用一批知識分子扶助。”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革命，從知識分子開始，發展到同工人、農民相結合，“這是客觀規律”。他說：“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卷，第1462頁》

　　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對中央文革落實政策作出了指示，尖銳批評“斗批改”中“抓人太多，關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他說：“現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當的。我們歷來講壞人是少數，可以教育和爭取的人是多數。一講就是一窩黑，幾十個，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開始有老工人、解放軍，一講就是一窩黑，一個樣，那樣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那里去了。(轉引自《毛澤東傳》(下)第1542頁)

　　1968年9月10日，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的批語和修改》說：“建立這樣一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必須實行徹底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走從工農兵中培養技術人員及其他知識分子道路;同時，還必須對大量從過去舊學校出來的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爭取和團結廣大的知識分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60頁)

　　1972年十大召開前，毛澤東同周恩來研究中央領導班子時指出，要從工人農民中選拔一些年青人，“用一批知識分子扶助”。他說：“外國說我們現在年紀大了，寄希望于年輕人，說我們死了就會變修。怎么辦?我的意見就是搞一點年輕人來當共產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三十至四十之間，要工人和農民。你們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點，用一批知識分子扶助。”(轉引自《毛澤東傳》(下)第1655頁)

　　1972年11月12日，北京大學周培源致信毛澤東說，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中，有一個問題急待解決，就是如何處置六六屆至七0屆的大專畢業生。六六屆已經畢業六年之久，至今未轉正定級，常來信問及到底還算不算大學生和國家干部……處理好他們的問題關系重大。”毛澤東在來信上寫了重要批語：“此事關系很大。印發政治局各同志，國務院文教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請中央考慮作出決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326頁)

　　1975年10月1日國慶招待會，請了中國科學院21位老專家出席，毛澤東在《政工簡報》看到這些老專家的反映材料后所作的批語：“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77頁)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知識分子稱為“臭老九”的情況，借用人們熟知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的一句臺詞說：“老九不能走。”。(《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31頁)

　　事實：毛澤東之所以始終重視和信任知識分子，有其深層的理性思考。首先是從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出發，來觀察和看待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革命的對象，而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其他“小資產階級”則是“革命的動力”。他說：“沒有把農民包括在內的小資產階級，第一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并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是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人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歸入小資產階級的。在這一群人中間，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并為其服務反對民眾的知識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業和失學的威脅。因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他們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于政治覺悟，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作用和橋梁作用。……尤其是廣大的和比較貧苦的知識分子，能夠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首先是在知識分子的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41頁)在這里，毛澤東是從唯物史觀出發，用階級分析方法對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進行了科學的分析，才得出結論：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間，“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并為其服務反對民眾的知識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知識分子一般地受帝、官、封的“壓迫”，因而“有很大的革命性”，“富于政治覺悟”“能夠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

　　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深刻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以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那么，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態的文化才給予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4—665頁)毛澤東從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辯證關系的認知，看出了知識分子作為文化戰線的主要代表，理所當然地在革命和建設中起重要作用。

　　毛澤東指出，“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個必要的和重要的戰線。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這個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員。‘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可見革命的文化運動對于革命的實踐運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8頁)在這里，毛澤東既然認定一定的文化“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那就順理成章地肯定作為“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員”的知識分子的重要性。

　　毛澤東提出，“只有槍桿子與筆桿子結合起來”，才會攻無不克。這就是他所謂的：“在革命隊伍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只有知識分子跟工人、農民正確地結合才會有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力量。”。“如果知識分子跟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結合起來，就是說，筆桿子跟槍桿子結合起來，那么，事情說好辦了。拿破侖說，一支筆可以當得三千支毛瑟槍。但是要是沒有鐵做的毛瑟槍，這個筆桿子也是無用的。你們有了筆桿子，再加一條毛瑟槍，根據拿破侖的說法，那么也就有了三千零一支毛瑟槍了。有了這，什么帝國主義也不怕，什么頑固分子也不怕。有了這，這些狗子敢來咬一口嗎?”(《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56、257頁)

　　事實：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深層理性思考，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原理。他說：“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文稿》第10冊，第293頁)他同周培源等人的談話中指出，這種“科學實驗”主要是指自然科學的實驗。他說：“人在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中來。”(《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20頁)

　　他在《實踐論》中指出，在認識的辯證運動中，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發展到理性認識。“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6頁)他常引列寧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革命的運動”，并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生，才使無產階級從“自在的階級”進到“自為的階級”，說明理論的巨大的能動作用。他說：“由于長期斗爭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些經驗總結起來，產生馬克思主義理論，用以教育無產階級，這樣就使無產階級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系，理解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為的階級’”(《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8頁)。

　　事實：毛澤東高度概括人類社會的歷史經驗，得出結論：每個階級革命的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也是深刻概括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的結晶。他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說：“任何一個階級都要有為它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他是這么說的：“知識分子不一定都是理論工作者。我們黨里頭，知識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現象。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你們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魏、蜀、吳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高級的知識分子，有普通的知識分子，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子的就是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公孫勝、吳用、蕭讓這些人就不行，當然沒有別人也不行。無產階級要翻身，勞動群眾要有知識分子，任何一個階級都要有為它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奴隸主有為奴隸主服務的知識分子就是奴隸主的圣人，比如希臘的亞里斯多德、蘇格拉底。我們中國的奴隸主也有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隸主的圣人。”(《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42頁?)

　　事實：毛澤東認定，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數量足夠的知識分子、科技人才是不可能的。早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在《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就指出：“全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面前。……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現于世界。”(《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345頁)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得很好“我們現在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國防，并且開始鉆原子能這樣一個新時期。”為此我們要把黨內外五百萬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組織成一支強大的科技隊伍，“而沒有這支隊伍，對我們黨的事業，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國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95—396頁)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的選舉問題》中說：為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我們現在只要很少的知識分子。舊中國留下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有十萬，我們計劃三個五年計劃之內要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時候，我們在這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科學家和很多工程師。”(《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01頁)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的講話》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五百萬左右知識分子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是太少了。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團結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也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0頁》

　　( 出自岳青山《李銳對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的污蔑》：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lishi/2010/12/17141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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