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美國的經濟戰是運用經濟手段對一個國家經濟體的脆弱性進行致命打擊。蘇聯在后期依靠出口石油換取美元，再用美元大量進口糧食。糧食、美元、石油這三大戰略物資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美國抓住蘇聯經濟這一脆弱性發動經濟戰，導致蘇聯外匯儲備耗盡，無力進口糧食，國內大亂，最終被自己的敵人玩弄于掌心。鑒于此，我國要保障戰略物資安全，優化平衡經濟結構，優化壯大國有企業，消除經濟的脆弱點，提升國家自主發展能力。
關鍵詞：經濟戰;經濟脆弱性;蘇聯;國家安全;自主發展
近年來，西方霸權國家遏制我國發展的戰略企圖越來越明顯。我國要警惕其軍事威脅，同時，更要警惕其隱蔽經濟戰。當年美國政府針對蘇聯經濟的脆弱點進行隱蔽經濟戰，令其陷入貨幣財政危機，并接連施以組合拳，致其分崩離析。這段歷史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和借鑒。
一、蘇聯經濟的脆弱性及其形成原因
上個世紀80年代初，里根政府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提出針對蘇聯的隱蔽經濟戰。經濟戰并不是簡單地經濟制裁、經濟封鎖和經濟競爭。威廉·凱西所說經濟戰是一種非常規戰爭，其核心是通過對一個國家經濟體進行研究，找到它的脆弱性，找到其咽喉命脈，并針對這種脆弱性，通過經濟手段進行打擊，削弱其國力，進而顛覆其政權。[①]據此，威廉·凱西組織專家組對蘇聯經濟的脆弱性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蘇聯國民經濟體系對油氣出口的高度依賴。“在部分年份中，石油和天然氣所賺取的硬通貨占據蘇聯全部硬通貨的60%-80%，并且這些收入成為蘇聯經濟體制的一個支柱。蘇聯雖然從西方賺取硬通貨，但它需要用這筆錢從西方購買糧食和技術，以維持經濟體制這個龐然大物。”[②]
蘇聯有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它為中心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市場，其綜合國力可以和美國抗衡。蘇聯怎么會是一個高度依賴資源出口的國家呢?
不過，蘇聯在晚期確實是一個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的國家，其根本原因就是蘇聯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蘇聯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比例是6：2：2，尤其是關系國計民生的糧食無法自給，只能靠不斷地增長進口來補足。在后期，蘇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進口國。1970年，蘇聯進口谷物僅220萬噸，而1985年，蘇聯進口谷物已經達到4560萬噸。“到1980年代中期，每3噸糧食加工產品中就有1噸是用進口糧食生產的。畜牧產品的生產是建立在谷物進口基礎上的。蘇聯不得不簽署供應谷物的長期協定，承擔每年必須從美國購買不少于900萬噸、在加拿大購買不少于500萬噸、在阿根廷購買不少于400萬噸的糧食。”[③]而油氣資源出口創匯是購買糧食最主要的資金來源。
這種經濟結構比例嚴重失衡要追述到斯大林時期的超高速工業化發展戰略。工業革命之后，現代大工業成為大國爭霸的基礎，也是任何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礎。蘇聯無產階級政權建立之初，生產力不發達，工業弱小。外部英法德美日等列強虎視眈眈，國家的生存已經成問題。因此，蘇聯已經沒有時間，先農業、再輕工業最后重工業按部就班地發展。它必須在短期內集中一切資源迅速發展以國防軍事為中心的重工業。這樣，形成了蘇聯的計劃經濟，也形成了蘇聯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國民經濟體系。這是以備戰為目標，為軍事工業服務的國民經濟體系。為了集中有限的資源進行高速工業化，蘇聯不得不從農業生產中抽調資源投入到重工業化中。蘇聯的農村集體化就是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但是，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蘇聯的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
二戰之后，美蘇旋即進入冷戰狀態，蘇聯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經濟結構并沒有根本變化。蘇聯領導人在二戰后曾大力發展農業，補貼傳統產糧區，開墾新土地，對農村投資逐年增加。總體來說，在1980年以前，糧食產量還是增產的。但是，與此同時，蘇聯也在迅速工業化和城市化，城市人口不斷增加。1956年城市人口約8820萬人，1990城市人口約為19060萬人，[④]增長了約1倍。同時，還要考慮到隨著生活水平提高，人們飲食結構發生變化，肉、蛋、奶的消費量增加，從而對糧食需求加大。另外，蘇聯還要對東歐一些國家支援糧食。總之，糧食收購量與糧食需求量之間的缺口逐漸加大，糧食儲備不斷下降。因此，從1962年起，蘇聯開始從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進口谷物。
但是，從國際市場進口糧食需要硬通貨，這又成為困擾蘇聯領導人的難題。蘇聯軍事重工業強大，但輕工業偏弱，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無法通過出售工業產品換取足夠的硬通貨。蘇聯最初只能通過出售黃金儲備從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1963年，由于糧食低產，國家糧食儲備減少，蘇聯領導層不得不決定從國外大量購買糧食。為此撥付黃金372.2噸，這一次就用掉黃金儲備的1/3以上。[⑤]長此以往，黃金儲備是無法支撐糧食大規模進口的。
上個世紀70年代初，蘇聯領導層開始考慮發展科技，提升工業競爭力，準備專門就科技革命問題召開一次蘇共中央全會，并委托專家組起草了一份綱領性文件。但是，非常巧合的是，1973年，中東戰爭爆發，并引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國際油價暴漲10余倍，而蘇聯的秋明油田正好大規模產油。石油收入從天而降。
令蘇聯領導人頭疼的外匯儲備和糧食問題居然就此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前蘇聯學者阿爾巴托夫回憶當時的情景，“我國的領導——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完全高枕無憂了，開始迅速地大肆揮霍起這筆巨大的、歷史上只能開采一次的財富了。從1973年起，我們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糧食凈進口國，并且對這種進口上了癮，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癮一樣。還開始了進口了大量設備——基本上都是最普通的設備，這些設備我國工業也是有能力生產的。……有一點顯而易見，就是這種天上掉下來的意外之財妨害了及時進行經濟改革。” [⑥]還有一點，蘇聯利用這筆石油收入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張勢力范圍。
但是，石油收入不僅沒有解決蘇聯的經濟不平衡，而且加重了這種不平衡，形成了其經濟致命的脆弱性。蘇聯用石油出口換取巨額外匯，也就是美元，再用美元大量進口糧食。糧食依賴于北美，石油的價格控制在沙特等國家手中，美元的發行權由美國控制。糧食、美元和石油是一個國家的戰略物資，而蘇聯的這些戰略資源卻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實際上都控制在自己的敵人手中，形成嚴重的外部依賴，失去主導權，從而招致了致命的外部打擊。
二、美國發動以經濟戰為中心的隱蔽戰
美國秘密戰略的核心就是消耗、減少蘇聯的硬通貨——美元，使蘇聯無法進口糧食和技術設備，置蘇聯貌似強大的經濟體于死地，然后利用經濟困境激化民族矛盾，顛覆蘇聯社會制度，肢解蘇聯。
里根政府的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美國秘密資助阿富汗的伊斯蘭游擊隊，給予大量先進武器，并幫助進行人員培訓。同時，美國一方面暗中大力支持團結工會，另一方面以波蘭鎮壓團結工會為借口對波蘭給予經濟制裁。蘇聯為此不得不每年向波蘭提供30-4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美國以此不斷耗費蘇聯國力。
第二，對蘇聯進行技術封鎖，不讓蘇聯得到提高石油產量、修建石油、天然氣管道所需的關鍵技術。千方百計阻止西方銀行向蘇聯石油項目貸款。這樣，蘇聯計劃中的重要油氣管線一直無法完工，石油生產和輸出能力受到極大影響。
第三，壓低國際石油價格。里根政府通過為沙特政府提供安全保障，并提供最先進的預警機和毒刺式導彈，與沙特結成反蘇同盟。1985年，沙特驟然加大石油產量。1985年11月，每桶原油30美元，5個月后，國際油價暴跌至12美元。[⑦]
1986年國際油價驟降，蘇聯外匯儲備一下子減少三分之二。隨后發生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和亞美尼亞大地震，又消耗大量外匯儲備。此時，蘇聯政府相應地應該推行經濟收縮計劃。但是，剛剛上臺的戈爾巴喬夫在1986年正在推行經濟全面加速發展計劃。這是一個經濟擴張計劃，需要進口大量的西方技術和設備。其結果是計劃不可避免地失敗了，同時又耗費了寶貴的外匯儲備。
此時，蘇聯既無法通過迅速提高油氣產量來獲取相應的美元，又沒有外匯儲備，同時還要償還大量外債。蘇聯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而國際商業銀行也迅速察覺到蘇聯的財政危機，紛紛拒絕向蘇聯貸款。
蘇聯1989年3月的一份文件顯示了財政危機的嚴重程度。“可自由兌換的貨幣的結算非常緊張，債務超過了商品出口的年度收入兩倍有余。支付利息即需耗費將近20億盧布，超過石油出口所獲可自由兌換貨幣的全部進款。……目前的情況是，我們必須將出口所獲得的全部可自由兌換貨幣進款用于償還外債。”[⑧] 也就說，蘇聯的石油出口收入只夠償還債務利息，已經沒有外匯進口糧食、技術、設備以及各種經濟運行必須的資源。蘇聯龐大的國民經濟體系開始停止運行，尤其是糧食和日用消費品的匱乏開始引發國內混亂。
如果無法獲得貸款，就無法大量進口糧食和設備，這個國家就會陷入大災難之中，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生命也徹底終結。為此，戈爾巴喬夫不得不轉向美國和歐洲各國政府尋求貸款，向自己的冷戰敵人借錢。但是，如果向美國和西方政府貸款，就要按照它們的要求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此時此刻，蘇聯已經喪失了主動權。
繼里根之后的美國總統老布什抓住這一點，以貸款為要挾，以明暗兩手繼續打擊蘇聯。
在明的方面，老布什不斷以對蘇聯的貸款和解除經濟封鎖為誘餌，迫使戈爾巴喬夫不斷收縮蘇聯的勢力范圍，并要求蘇聯按照西方的標準做出經濟政治改革。
1990年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前，為了使戈爾巴喬夫放棄伊拉克，布什保證繼續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并保證盡快廢除冷戰給貿易帶來的壁壘，提供某些人道主義技術援助，鼓勵私人投資者。但是，老布什只是給予口頭上的支持，沒有做出提供大規模財政援助的承諾。[⑨]同年，戈爾巴喬夫同意兩德統一，甚至同意德國留在北約問題。表面上，戈爾巴喬夫強調政治因素，但是，“他們對德國人談論的是金錢。當科爾的國家安全顧問霍斯特·泰爾奇克于5月份在莫斯科和蘇聯領導人秘密會晤時，雷日科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詳細地談論了蘇聯的經濟困難，并強調需要大量的貸款。”[⑩]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獨立。3月18日，莫斯科終止對立陶宛的石油供應。同年6月，美蘇首腦會晤，戈爾巴喬夫說服布什總統簽訂貿易協定。“但是他不得不接受兩個條件……第二個條件仍然是秘密不公開的，即貿易協定得到國會批準之前戈爾巴喬夫必須解除對立陶宛的經濟制裁。”[11]在這之后，莫斯科只得又恢復了石油供應。這加劇了波羅的海三國獨立的傾向，開啟了蘇聯解體的進程。
從中東到東歐再到蘇聯國內，戈爾巴喬夫步步退讓。很多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是社會主義的“叛徒”。實際上，從貨幣財政危機的角度來看，蘇聯已經無力維持原有的勢力范圍，不得不收縮。戈爾巴喬夫確實在“賣國”，但不是“叛賣”，而是廉價“甩賣”蘇聯的政治資產來延緩即將到來的經濟崩潰。
雖然戈爾巴喬夫使盡全身解數，但是，美國和西方的貸款和援助口惠而實不至。除了少量的糧食、藥品等“人道主義援助”，根本就不提供重大的財政援助。對于西方大國坐視蘇聯陷入危機，后來的俄羅斯總理普里馬科夫認為，“非常可能的是，終究反映了西方不情愿和不希望援助蘇聯“振興”，一律平等地進入世界共同體。”[12]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不僅不希望蘇聯振興，而且希望蘇聯崩潰，在暗中采取各種手段分裂肢解蘇聯。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是抓住蘇聯長期存在的民族矛盾，利用蘇聯迅速惡化的經濟形勢，在暗地里支持反政府力量和行動，挑動民族矛盾，培植反政府力量，支持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分裂傾向。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暗中花費大筆經費支持蘇聯礦工長時間罷工，在蘇聯內部制造混亂，使蘇聯經濟雪上加霜。同時，西方支持波羅的海等加盟共和國境內興起的“人民陣線”。[13]據前克格勃人員披露，在立陶宛和拉脫維亞鬧獨立期間，為在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中煽動民族間糾紛，西方特工部門利用國際上反蘇的民族主義組織，展開了廣泛的活動。比如，在立陶宛，在美國“綠色貝蕾帽”分隊接受過專業軍事訓練的美國公民艾維·安德留斯成為立陶宛議會的防衛指揮官，策劃、指揮了一系列針對蘇軍的爆炸、攻擊。[14]與此同時，美籍拉脫維亞人巴甫洛夫斯吉斯·瓦爾吉斯(奧爾伯特·羅蒙德)進入拉脫維亞，他同樣在美國“綠色貝蕾帽”里受到軍事訓練，是“世界拉脫維亞人聯合會主席”[15]
一旦蘇聯政府考慮動用武力打擊極端民族分裂主義時，西方就會以拒絕貸款為要挾。在美國的明暗兩種打擊面前，戈爾巴喬夫進退失據，直至國家分崩離析。
三、我國經濟的弱點和風險
新世紀以來，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管在全球還是東亞地區，中國都必然成為霸權國家遏制的目標。為了維護其霸權，但又顧忌我國的國防力量，霸權國家極有可能利用打擊蘇聯的方式，利用我國經濟的“脆弱點”進行隱蔽經濟戰。在國際間大國博弈日趨復雜激烈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超越純粹的經濟思維，從國家安全的角度思考我國的經濟弱點和面臨的風險。
糧食是關系國家生存的戰略物資。我國建國后高度重視糧食生產。但是，我國人口多，耕地少，再加之工業化、城市化，糧食安全壓力極大。石油是工業的“糧食”。我國石油對國際市場依賴大，且離中東、非洲和拉美等產油區航路遙遠，對航線樞紐沒有控制權，自主能力差。
從產業結構來說。我國經濟的龍頭在東部沿海。東部沿海經濟的支柱是外向型企業，大進大出，兩頭在外。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得益于發揮廉價勞動力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在中低端制造業迅速占領國際市場。但也形成了其特有的弊端。沿海地區憑借其地理優勢發展迅速。而西部的人力、物力向東部集中，導致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大多數沿海企業沒有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企業利潤空間小，承受國際危機能力差。勞動者低工資是這種模式的前提，必然導致廣大勞動者在國民財富分配中所占比重少，形成社會兩極分化。這又進一步形成國內市場消費能力不足，無法容納不斷發展的生產力，只能通過外部市場消化過剩生產力，形成了對國際市場的過度依賴。由于國內市場狹小，加之國際性的經濟危機，我國過剩資金在實體經濟中缺乏投資渠道，轉而進入虛擬經濟領域，導致我國樓市暴漲，經濟出現泡沫化。
對于這些經濟弱點，我國要警惕霸權國家發動隱蔽經濟戰，通過利用貨幣霸權操縱利率、匯率，進行貿易戰，大幅炒作國際糧價和資源價格，打擊我國的外向型制造業，利用國際熱錢沖擊我國金融市場，吹大經濟泡沫之后再刺破泡沫。
因此，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我國必須加強我國經濟的自制性。
第一，我國必須保證糧食、石油和外匯儲備的安全和自主。
近年來一些國家的內亂，都不同程度源于國際糧價暴漲。我國要保障糧食的自給自足，加強糧食儲備，保證耕地的絕對數量和質量。從長遠看，強化我國糧食安全最重要的是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這需要以農民的利益為中心進一步在農村進行改革。同時，在基因技術迅速發展的年代，糧食安全也表現在對良種研發主導權的控制上。在利用國外技術和資金的同時，我國要保證良種研發技術體系的自主性，絕對不能讓跨國公司控制我國的良種研發體系。
石油是工業的糧食。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之一，石油對外部依賴性極大，這是我國經濟的隱憂。不同原因造成的石油價格暴漲都會沖擊我國經濟，更不要說因為戰爭造成石油運輸線中斷。我國已經開始注重石油儲備，并加強石油供應線路的多樣化。從長遠看，我國要加強新能源開發，實行能源的多樣化，以彌補石油的對外依賴。加強技術研發，提升現有油氣能源的利用率。家用小轎車已經成為我國石油消耗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要加大宣傳，提升人民群眾的節能意識。
從一定意義上，外匯儲備也是事關國家安全的戰略物資。一旦一個國家出現大事，這個國家就可以利用外匯儲備在國際范圍內籌集物資，解決國內問題。而一旦外匯告罄，這個國家就會陷入危機，不得不受制于國際資本。蘇聯后期就是因為外匯儲備消耗殆盡，無法從國外進口急需的糧食和日常消費品，從而導致國內大亂。我國要高度重視外匯儲備的安全。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西方金融行業的掠奪性和欺騙性，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利用外匯儲備投資西方金融資產，我國相關部門應當保持慎重。同時，寶貴的外匯儲備絕對不能用于一些炫耀式、奢侈性工程，隨意耗費。維護外匯儲備更重要的是維護我國金融主導權。利用資本自由流動掠奪財富成為西方資本積累的重要方式。在我國經濟存在一定泡沫化的情況下，我國要牢固掌握金融主導權，限制國際熱錢，讓其在我國不能隨意進出。
第二，加強我國經濟的整體均衡，減輕對外依賴性。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一個經濟體自然會從國內市場走向國際市場。但是，還要看到，像英國和美國這樣大國，都有一個繁榮的國內市場。這個消費市場甚至是拉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同時，一個經濟體是否能夠持續發展，最重要的是要看到資本是否愿意持續在這個經濟體投資，通過不斷擴大生產不斷擴大消費市場，從而形成生產和消費的良性循環。就我國而言，由于我國已經形成的外向型經濟和過度對外依賴，我國國內過剩資本沒有出路。我國的戰略目標應該是扭轉這種經濟不均衡。因此，與其鼓勵過剩資本向外投資(除能源、資源類)，不如由政府提供優惠政策，將過剩資金引向中、西部地區。通過西部地區的投資生產形成新的國內消費市場。由此形成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相結合，經濟的內部循環和外部循環相結合。這樣，將增強我國經濟經受外部惡意沖擊的能力。
第三，優化壯大國有企業，提升國家主導經濟的能力
在國際博弈中，國有企業是后發國家國家能力的基礎。在我國，國有企業承擔重大職能。其一，它是國家實行趕超戰略的主體和基礎。當今世界各個產業都被幾家跨國公司所壟斷，只有通過國有企業，不計短期經濟效益，才能承擔趕超戰略，為產業升級提供平臺。其二，增強國家調控能力，彌補市場失靈。其三，承擔我國經濟合理布局、均衡發展的戰略任務。其四，保證國防工業發展，提升國防科技能力。其五、在民生建設中承擔重要責任。
國有企業將是我國維護國家穩定的制度和物質基礎。一旦國有企業私有化，國家能力將大大削弱，失去抵御外部惡意攻擊的調控手段和能力。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徹底實行私有化和市場化，國家經濟命脈迅速被少數寡頭控制，俄羅斯國家能力在此期間極度衰敗。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助理謝爾蓋·茲維列夫曾經說過，葉利欽所能控制的只有克里姆林宮，“這塊小小的城堡就是葉利欽唯一能統治的地方……所有他現在能做的事，就是更換總理和自己的辦公廳主任。”[16]1999年，俄羅斯的經濟產值只有1990年的一半。只是在普京總統打擊經濟寡頭，對重要石油企業再次國有化，提升國家控制能力之后，俄羅斯才在一定程度遏制了頹勢。
因此，我們要反對從抽象的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教科書出發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的觀點，優化國有企業，讓其更好地承擔起自己的戰略職能。
保障戰略物資安全，平衡優化產業結構，優化壯大國有企業，提升國家自主發展能力，這不僅要求技術創新、制度創新，還要求發展戰略創新。因此，我國政府要放棄一些短期應時政策，放棄一些駕輕就熟的政策手段，迎難而上，艱辛探索，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①] 參見[美]彼得·施魏策爾：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殷雄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15頁。
[②] [美]彼得·施魏策爾：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殷雄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123頁。
[③] [俄]亞·維·菲利波夫：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吳恩遠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70頁。
[④] [俄]E.T.蓋達爾：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王尊賢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19頁。
[⑤] 參見[俄]亞·維·菲利波夫：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吳恩遠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02頁。
[⑥] [俄]格·阿·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徐葵、張達楠等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19頁。
[⑦] 參見[美]彼得·施魏策爾：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殷雄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271-272頁。
[⑧] [俄]E.T.蓋達爾：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王尊賢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95頁。
[⑨] [美]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吳乃華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第480頁。
[⑩] [美]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吳乃華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第449頁。
[11] [美]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吳乃華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第445頁。
[12] [俄]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廣田等譯，東方出版社，2001年，第85頁。
[13] 張樹華：“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談瓦解蘇聯”，《紅旗文稿》，2010年，第11期。
[14] 參見[俄]維·什羅寧：克格勃X檔案，趙云平譯，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頁。
[15] 參見[俄]維·什羅寧：克格勃X檔案，趙云平譯，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56頁。
[16] [美]克里斯蒂婭·弗里蘭：世紀大拍賣—俄羅斯轉軌的內幕故事，劉衛、張春霖譯，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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