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1]
汪 暉
【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作者本文在發表前夕又做一些訂正，但由于文稿已經發排，未及在發表稿上糾正。此稿是最后版本。2013年6月至8月間草成并完稿,10月間定稿。】
在朝鮮停戰六十周年的今天，即所謂全球化和后冷戰的時代，朝鮮半島的分斷體制、臺灣海峽的分隔狀態仍然在持續。這種分隔狀態也體現在歷史記憶的領域：韓國、朝鮮、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和臺灣，有著各不相同的戰爭記憶和歷史闡釋。對比首爾的戰爭紀念館與平壤的祖國解放戰爭紀念館，參照中國大陸有關朝鮮戰爭的敘述，美國對朝鮮戰爭的近于刻意的遺忘，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事件的不同面影。朝鮮戰爭始于1950年6月25日，朝鮮方面稱之為“祖國解放戰爭”，韓國方面稱之為“六二五事變”和“韓國戰爭”，美國則稱之為“韓戰”。中國介入戰爭是在1950年10月8日，其時美軍不僅已在仁川登陸，而且揮師逼近了鴨綠江，故稱之為“抗美援朝戰爭”。命名的政治也是記憶的政治。中國軍隊在戰場上面對的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包括韓國軍隊在內的、由十六個國家的軍隊組成的所謂聯合國軍。相對于越南戰爭，美國對于朝鮮戰爭的記憶是模糊的，近于有意識的遺忘，那么日本呢?根據《日本海上軍力的戰后再軍備》一書，日本曾秘密[2]派出船只人員參加戰爭: “1950年10月2日至12月12日間，共出動46艘掃雷艇、一艘專門用來觸發壓力型水雷的大型改裝試雷船，1200名前海軍軍人在朝鮮港口元山、郡山、仁川、海州和南浦行動。日軍共清掃了327公里的航路和607平方英里的海域。”[3]除了為美軍提供后勤支援外，在仁川登陸時，共計47艘坦克登陸艦中，有30艘由日本人駕駛。[4]因此，如果算上日本，以美國為首的聯盟不是16個國家，而是17個國家。2013年7月，日本提出參加紀念在韓國舉行的停戰六十周年的活動，卻被韓國方面拒絕了。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由朝中方面與美國為代表的聯合國軍簽署。早在4月12日，韓國方面的李承晚總統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停戰，聲稱將單獨北進，并于4月21日通過北進統一決議，故未在協議上簽字。在朝鮮戰爭停戰談判期間另一位明確表示反對停戰、要求大打的是依靠美國保護才幸存下來的蔣介石政權。這兩個細節如今也不常被人提起，人們更傾向于批評毛澤東越過了“三八線”。
在過去二十年中，有關朝鮮戰爭的研究是中國歷史研究中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結合蘇聯檔案、美國檔案和部分中國檔案及當事人回憶的出版和公布，學者們按照當代社會科學和歷史研究的新規范研究朝鮮戰爭、尤其是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歷史，在去意識形態化的名義下，將抗美援朝戰爭置于冷戰史研究框架下，形成了這一研究領域的主要趨勢。在觀點各不相同的研究中，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一種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其特征是朝鮮戰爭研究漸漸擺脫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等對立范疇，轉而以國家間關系及國家利益為中心，探討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對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持支持意見的作者強調這場戰爭是新中國的立國戰爭，而持批評意見的學者則認為這場戰爭除了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外，也加速和鞏固了中蘇結盟、中美對抗的冷戰格局，并使中國大陸喪失了收復臺灣的機會。冷戰格局是由各種利益關系構成的，其中民族和國家的尺度占據著重要位置，但這并不等同于說這一時代的熱戰和冷戰的動因和動機可以化約為民族的和國家的利益尺度。本文結合當代中國大陸有關朝鮮戰爭的最新研究，將抗美援朝戰爭置于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與戰爭的脈絡中加以重新審視。所謂“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與戰爭的脈絡”是一種“內部視野”，它為我們理解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決斷及其形成提供了線索。這個“內部視野”與其他的“內部視野”在相互糾纏、并置和沖突中共同構成了那一時代政治生成的動力。試圖將政治決斷置于歷史理解內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觀地位的社會科學家那樣，徹底地排除那個時代支配人們行動的原則、價值觀和對抗性的政治。在東北亞的內部分斷、割裂和對抗持續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尋找突破這一格局的政治能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僅僅在國家利益的范疇內思考戰爭，而且需要在政治決斷得以形成的歷史脈絡中探索其進程。
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和戰爭中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記取?
“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有利”：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條件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與新中國的意義
根據解密檔案和當事人回憶，朝鮮戰爭爆發時，中美雙方均感突兀，也都懷疑是對方策劃了戰爭，但這并不意味著戰爭的爆發是一個偶發事件。從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最初公開提出中國要卷入戰爭，新中國建立尚不足一年。百廢待興，中共內部的主導意見是不想卷入戰爭。1949年比較強調的事情是肅清殘匪，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各級黨的機關迅速轉變職能，是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是解放軍正規化，搞文化教育，是已經提上日程的民族區域問題，更不要說戰后的恢復重建了。1950年6月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反復強調的主題就是土地改革;[5]毛澤東告誡全黨“不要四面出擊”。[6]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刻，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部隊正在轉進新疆、西藏途中，并在東南與國民黨爭奪沿海島嶼。總之，新中國沒有加入到這場戰爭中的準備。
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朝鮮戰爭的爆發與中國毫無關系。在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朝鮮半島的抵抗力量早已與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密切相關。1949年5月，毛澤東同意將參加中國的解放戰爭、原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三個朝鮮師移交朝鮮，其中兩個師于同年7月抵達朝鮮，另一個師整編為一個師和一個團，于1950年3至4月間移交朝方。[7]這是中國革命與周邊關系的一個歷史延伸，也是中國革命者對朝鮮半島南北對峙格局的實質回應。1950年10月初，毛澤東決定參戰，這個決定不是從戰爭由誰挑起這一問題出發，而是從對戰爭進程及其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影響的判斷出發的。他給當時在蘇聯的周恩來發電，指出采取參戰的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8]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一口號準確地概括了中國參戰“對中國，對朝鮮”極為有利的方面。美軍在仁川登陸后，憑借其軍事優勢，迅速北進，威脅中國東北，朝鮮方面面臨軍事崩潰的局面。中國出兵對于朝鮮方面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推斷中國出兵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擔心聯合國軍會入侵東北、破壞水豐水電站和鴨綠江沿岸的發電設施。[9]1950年11月10日，法國在聯合國提出議案，呼吁中國軍隊撤出朝鮮，保證中國邊界不受侵犯。這個議案立刻得到美英等六個國家的支持，卻被蘇聯否決。這些事實也為當代歷史敘述提供了素材，即中國是在誤判的條件下、由于蘇聯否決了這項議案而介入戰爭的。如果美國沒有進攻中國的計劃而中國出兵朝鮮，“保家衛國”的意義何在?這里暫且提出兩點解釋：第一，美國總統和國務院的一兩個電文，或者美國操縱下的聯合國通過的一、兩個決議，并不能決定戰爭進程。帝國主義戰爭總是超出他們的“計劃”。從歷史上看，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或者“七七事變”也不是天皇或者日本內閣直接下令，而是由前線的軍事將領決定的，至今有人以此為日本的戰爭政策辯護。布魯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指出：對朝鮮戰爭的干預和美國外交政策決定常常產生于一個“決策矩陣”(matrix)，而不是個別人的指示。[10]僅僅根據解密的某些檔案、選取其中一兩條電文和文件作為證據，并不能斷定美國是否會跟中國打一場戰爭，美國是否想壓迫到鴨綠江邊。在麥克阿瑟揮師北上的時刻，如果沒有有效的阻擊，朝鮮和中朝邊境的軍事態勢究竟會發生怎樣的突破是無法預估的。事實上，在法國提出議案不久前，美軍就已經于11月8日開始轟炸鴨綠江上的公路橋梁，美軍在轟炸橋梁時“入侵了中國領空，有的還對中國邊境的城鎮進行轟炸掃射”[11]。在此之前，從1950年8月27日開始，美軍飛機就屢屢飛越中朝邊境，并在城市、鄉鎮、港口進行掃射和轟炸，造成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美國海軍并在公海上武裝攔截中國商船。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抗議并向聯合國安理會控訴后[12]，美國飛機的入侵和襲擊行為仍然持續。[13]第二，中國的底線不是要求美軍不要直接進攻中國，而是不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 1950年10月3日，周恩來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請他轉告英美，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出兵朝鮮，但美國顯然沒有意識到這是中國的底線。10月7日，在美國操縱下，聯合國繞過可能遭到蘇聯否決的安理會而直接召開大會，通過了由美國主導占領北方、進而統一朝鮮的決議，次日美軍就通過了“三八線”。毛澤東強調：不出兵，首先對東北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的電力將被控制。在這個判斷背后，是一個決斷，即決不允許新中國受到軍事威懾。
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底線是不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而不僅僅是保護中國水豐發電廠及沿江設施這么簡單。這一底線初看與美國的對朝戰略重疊，但內涵并不相同。事實上，毛澤東并未將“三八線”當作不可逾越的分界線，他在入朝作戰前兩次戰役結束之后就說過“必須越過三八線”。[14]1950年12月13日，英美要求中國軍隊在“三八線”停止。在此之前，志愿軍攻入平壤的次日，即12月7日，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向中國副外長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說13個亞非國家聯合倡議在“三八線”停戰，但周恩來反問道：為什么在美軍打過“三八線”時，你們不講話?為什么13國不公開宣言要求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并譴責美國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在聯合國通過要求朝鮮戰爭雙方停止軍事行動的次日，12月15日，杜魯門宣布美國進入戰爭狀態。到1950年年底，中美兩國已經處于不宣而戰的戰爭狀態，各自進入了全國性的戰爭動員。因此，毛澤東決定越過“三八線”包含兩個動機：第一，動搖英美的決心。在第四次戰役后，美軍再次突破了“三八線”，并策劃從側后登陸。從軍事上講，如果不能越過“三八線”，就難以挫敗聯合國軍、尤其是美軍的戰斗意志，并給他們的進攻找到喘息的機會，也難以通過重擊敵人以贏得自身的休整時間。第二，在聯合國軍敗退的情境中，美國利用聯合國發布決議，要求雙方在“三八線”停止下來。在毛澤東看來，此時的聯合國不過是美國操控的、作為戰爭之一方的“國際機器”，中國沒有義務接受它的決議或規定。在這個意義上，打過“三八線”不僅是拒絕承認美國霸權的邊界，而且也是以軍事方式對其政治攻勢的還擊。1951年4月，當麥克阿瑟在軍事失敗的背景下建議轟炸中國本土、武裝國民黨軍介入朝鮮戰爭后，很快被杜魯門以可能招致與中國的全面戰爭而撤換。杜魯門的這個決定與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痛擊了美軍有著密切的關系。
中國是通過一場持久的、充滿了苦難而最終獲得勝利的革命才擺脫被奴役命運的亞洲國家，它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強國，卻標志著對一個與帝國主義時代的國家截然不同的國家的承諾，對一個與歷史上既往的國家或王朝的不同態勢的承諾，對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諾。1950年9月5日，毛澤東在《朝鮮戰局與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明確地將中國革命與朝鮮戰爭聯系起來，他說：“中國革命是帶有世界性質的。中國革命在東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鮮戰爭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15]1951年10月，也就是入朝作戰一周年的時候，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專門提到朝鮮戰爭，他指出：第一，這場戰爭是保家衛國，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第二，既然美國侵略者向我們進攻，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大旗，這是以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的戰爭。第三，朝鮮問題應予和平解決，只要美國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解決問題，朝鮮的停戰談判是可能成功的。[16]在上述第一條中，他特別提及如果沒有臺灣問題，沒有美國侵略朝鮮問題，沒有美軍威脅中國邊界問題，中國不會直接加入這場戰爭。曾有歷史學家提出：如果中國在釜山戰役全面展開之前出兵朝鮮，美國就會失去仁川登陸的機會，[17]這個觀點與1950年10月麥克阿瑟在威克島與杜魯門討論中蘇會否出兵時的觀點完全一致，即中國錯過了最佳出兵機會從而不會出兵。從軍事的角度說，這一判斷有一定的根據，但這種從純粹的軍事觀點判斷戰爭進程的方式與毛澤東對戰爭的把握大異其趣。
新中國的鞏固本身包含著突破冷戰格局的契機。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蘇聯在十月革命的炮聲中誕生，但未能阻止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個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稱霸世界的事實。毛澤東認為現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外國帝國主義稱霸世界的時代，已由社會主義蘇聯的成立，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成立，已由中蘇兩個偉大國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基礎上的鞏固團結，已由整個和平民主陣營的鞏固團結以及世界各國廣大和平人民對于這個偉大陣營的深厚同情，而永遠宣告結束了”。[18]其次，二十世紀中期出現了一個在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的格局、一個新的世界體系，而在亞洲，一個由中國革命的勝利而被帶動和鼓舞的反殖民主義進程正在逐漸展開。這個進程的目標是通過抵抗帝國主義而實現和平，從而實現和平的方法包括了戰爭手段，即毛澤東所說“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19]這是從中國革命戰爭中延伸而來的戰略。早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消滅戰爭的手段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20]朝鮮戰爭則是用反侵略戰爭反對侵略戰爭。這就是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政治分野。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是“國內國際偉大團結的力量”得以凝聚的前提，是抗美援朝戰爭與此前所有中國革命中的戰爭之間的分界點。沒有抗美援朝的勝利，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門城樓的宣示就不能得到證明。
朝鮮戰爭與中蘇關系問題
過去十年中，中國大陸關于朝鮮戰爭的研究發生了一個轉向，除了徹底拋棄了國際主義的視野，轉而用較為單純的民族主義視野解釋這場戰爭之外，另一個趨勢是將研究的中心從中國與美國的較量轉向中蘇關系。比較有影響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與金日成聯手背著毛澤東策劃朝鮮戰爭，聯手誘導中國參戰;[21]二、蘇聯放手朝鮮發起統一戰爭，是因為對控制中國東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國出兵朝鮮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蘇聯以美國壓境為理由加強在東北的駐軍而受蘇聯控制;[22]或者，蘇聯支持朝鮮進攻是因為避免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23]三、蘇聯是在朝鮮戰爭中受損最大者之一，因為它不僅失去了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且為中國援助建設了156項重大工程，從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24]四、朝鮮戰爭加速了中蘇同盟的進程，也破壞了與美國改善關系的契機。[25]因此，一個自然的問題是：中蘇關系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出兵朝鮮?
首先，在談論出兵朝鮮問題時，毛澤東除了談及對中國、朝鮮有利外，特別提及對東方、對世界有利的問題。這是兩個新的，也是在一般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框架內不能解釋的范疇。東方是指東西兩個戰線中的東方，尤其是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而中蘇同盟正是“東方”范疇的核心內容之一;世界指正試圖從帝國主義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從建國伊始，到抗美援朝，再到此后一段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重心是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結盟。這不是突發的轉變，而是中國革命進程中已經確定的同盟關系的延續。1950年6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里講到了這一問題。他說：中國要有遠大的目標，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之后，在各種條件具備的條件下，可以從容地、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新時期。為了這個遠大目標，他提出在國外必須兼顧地團結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對此不可有絲毫的游移和動搖;在國內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鞏固革命的統一戰線。換句話說，雖然戰爭促進了軍事的合作，但中蘇并不是因為朝鮮戰爭爆發才會結盟。中國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結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的形勢的結果。大革命時代的國民黨曾經與蘇聯結盟，而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的關系是眾所周知的，并不需要等到朝鮮戰爭才出現，但1945年后國共內戰時期美國對國民黨的偏袒態度最終促成了正在誕生中的新中國迅速倒向蘇聯是可以肯定的。
毛澤東反對美國及其仆從勢力軍事介入朝鮮半島，而同時保持著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承諾。[26]他的修辭包括兩方面，即一方面對中國、朝鮮有利，這是最能夠說服全體中國人民、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理由;另一方面對東方和世界有利，這涉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這個世界格局的新特點是出現了東西兩大陣營，而中國正是東方陣營的一員。1950年1月，朝鮮戰爭爆發前五個月，蘇聯因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提議未獲通過而宣布退出安理會會議，從而缺席了6月25日為討論朝鮮戰爭而舉行的安理會會議。這個細節現在被一些學者解釋為一種“放水”行動，即蘇聯因缺席而無法行使否決權，遂使聯合國通過美國主導的組成聯合國軍并卷入朝鮮內戰的議案。[27]這一猜測因葛羅米柯回憶錄中有關斯大林拒絕讓蘇聯代表參加安理會并行使否決權的細節而得到加強。這是否是一個有預謀的行動?參照1950年初斯大林與金日成秘密會談而不通報在蘇訪問的毛澤東的細節，這個推斷不無道理。但既然蘇聯支持北方的統一戰爭，它又有什么理由故意讓那么多聯合國軍合法介入朝鮮戰爭?比較有說服力的證據是俄國學者披露的檔案，即斯大林致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哥特瓦爾德的電報。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解釋了蘇聯退出安理會的四個目的：“第一，表明蘇聯與新中國的團結一致;第二，強調美國的政策荒誕愚蠢，因為它承認國民黨政府這個小丑是中國在安理會的代表，卻不允許中國的真正代表進入安理會;第三，使得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成為非法;[28]第四，解綁美國的雙手，讓它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票再做些蠢事，從而在公眾輿論面前暴露美國的真實面目。” [29]斯大林的第四點實際上就是指朝鮮戰爭，他接著說：“我們退出安理會后，美國陷進了對朝鮮的軍事干涉，敗壞了自己在軍事上的威望和道義上的制高點，現在沒有幾個正直的人還會懷疑，美國在朝鮮扮演了加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軍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揚的那樣強大。此外，很明顯，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被引向了遠東。從國際力量平衡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 [30] 此后的事態發展多少印證了斯大林的估計。安理會決議后，杜魯門命令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全力支援李承晚政權，同時，命令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以阻止中國可能進行的對臺灣的進攻。從斯大林的盤算看，美國的注意力的確從歐洲轉向了遠東，但從美國方面看，它對遠東事務的介入、與蘇聯在這一區域爭奪勢力范圍的態勢,均非始于1950年。蘇聯缺席安理會恐怕并不是軍事介入朝鮮的關鍵因素。
由于蘇聯在東方集團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區別其行為中的國家霸權與冷戰政治格局下的政治領導權，仍然有待深入分析。從斯大林時代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承擔著巨大的國際主義責任，又存在著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乃至不同性質的霸權主義;在中蘇關系方面，兩黨從相互合作，到內部分歧，再發展為公開辯論;兩國從政治合作，到政治沖突，再發展到軍事對抗，蘇聯在1950年代的表現與1960年代以后有重要區別。這是一個復雜的、需要置于具體脈絡中進行研究的進程。二戰之后蘇聯在東北有巨大的影響，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一再出現蘇聯將完全吞并中國東北的說法，從1949年后期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國務院一再敘述這個問題。但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這些說法—如同英國報紙在毛澤東訪俄期間散布毛澤東已經在蘇聯被軟禁一樣—怎么可能作為“事實”來敘述?這樣的說法與其說是當代學者的發現，不如說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發明，是美國政府從其戰爭霸權政策和對中蘇關系進行分化的策略出發蓄意制造的說法。在新中國建立以后，中蘇之間圍繞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包括中長鐵路、旅順港等問題)有一系列的談判。朝鮮戰爭對中國加速全面接管東北有其影響，但這絕不是說：如果沒有朝鮮戰爭，中國東北就會被并入蘇聯。我在這里舉兩個例子――都是普通的、由于毛澤東的明確表述而廣為人知的例子，但足以說明問題。
1950年1月20日，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專門發表談話駁斥這種說法。就在同一天，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評論《駁斥艾奇遜的無恥造謠》，反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950年1月12日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的長篇演講。毛澤東駁斥了其中的兩個觀點。第一個是美國跟亞洲各國的關系問題。艾奇遜的說法是，“我們的利益與亞洲各國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美國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自從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時起，經過9國公約簽訂，以至聯合國大會的最近的決議都是這一個原則，并且我們對它始終不渝”。[31]艾奇遜的第二個說法是：“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地區實行合并，這種在外蒙所實行了的辦法，在滿洲亦幾乎實行了。我相信蘇聯的代理人會從內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報告。這就是現在的情形，即整個中國居民的廣大地區和中國脫離與蘇聯合并。蘇聯占據中國北部的四個區域，對于與亞洲有關的強國來說是重要的事實，對于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32] 毛澤東反駁說：美國的基本國策是利用一切辦法滲透中國，將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他的根據不僅是美國在1945-1949年中國內戰時期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而且是美國對臺灣海峽的介入。1月14日，也就是艾奇遜演講的第二天，塔斯社在華盛頓報道說：1949年10月24日在中國被逮捕、11月1日被審判、12月中旬被驅逐的美國駐沈陽的總領事瓦爾德返美以后，曾與美國國務院官員談話。此次談話后，在會見記者時，他說：蘇聯在中國東北行使共管鐵路的條約權力，但“并未看見蘇聯有監督滿洲的任何跡象”，也“未看見蘇聯吞并滿洲的任何跡象”;在回答滿洲共產黨的政權是否受北京的監督時，瓦爾德稱“所有共產黨的政權都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據他所知，滿洲乃系共產黨中國之一部分。”毛澤東諷刺道：“人們可以看到，在西半球的土地上發生了怎樣的故事。一個說：滿洲與蘇聯合并。一個說：并未看見。這兩個不是別人，都是美國國務院的有名的官員。”[33]
蘇聯希望相對長地在東北擁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由此推斷中國會因此喪失東北是缺乏根據的。中蘇關系是二次大戰后最重要的大國關系之一，但這一大國關系不同于以往的大國關系。這是新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是剛剛出現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關系。這不是說它們已經不是國與國的關系，而是說這一時代的國際政治關系具有不同以往也不同于此后的國際關系的內含和性質。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系包含著國際主義的面向，中蘇關系不僅是中蘇關系，也是東方集團內部的關系。一般來說，中蘇分裂肇始于蘇共二十大，到1960年伴隨著論戰的公開化而為世界所知。但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檔案，即便在中蘇論戰的語境中，美國情報機構仍然認為中蘇同盟并未真正破裂。歸根結底，美國的判斷是從朝鮮戰爭等經驗中得來的，它明白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家關系不同于一般意義的主權國家關系。這個關系的內核是黨與黨的關系，從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于國家間關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參戰的條件之一是蘇聯的支持，但這一條件并不是決定中國是否參戰的最終決定因素。在1950年10月13日給周恩來的電文里面，毛澤東提及對第三、第四點沒有把握。所謂第三點針對的是1950年5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來給中共發的聯名電報，電報許諾蘇聯可以完全滿足中國需要的飛機、大炮、坦克等裝備。毛澤東問：是用租借的辦法還是用錢購買蘇聯武器?他希望用租借的辦法，而不是購買的方式，原因是新中國剛剛建立，亟需資金從事經濟、文化等項目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如果將已經十分緊缺的資金用于購買武器，不僅中國的經濟恢復勢必放緩，而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會反對，從而無法“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34]關于“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這一點，還可以舉出1950年12月2日毛澤東給天津市工商聯的電文為例。[35]天津市工商聯在11月底舉行保家衛國游行集會，并于11月30日給毛澤東發來電報，堅決支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立場。值得注意的是，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全國范圍內的動員已經展開，毛澤東為什么不是給農民、不是給工人、不是給學生發電文，而是給工商聯發電文?這與他對國內團結的擔憂有關，即如果戰爭延長，戰爭負擔過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能表示不滿，進而影響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電報中的第四條要求蘇聯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愿空軍幫助中國在朝鮮作戰，并掩護中國的北方地區。[36]周恩來于10月11日給毛澤東和中央發出電報后僅幾小時，接到莫洛托夫電話，說蘇聯方面沒有準備好，不能派出志愿空軍。毛澤東一方面要求周恩來在蘇聯多留一些日子，以便獲得蘇聯方面更明確的承諾;[37]但另一方面，即便沒有蘇聯空軍支援，中國參戰的決心也已確定。就在發出上述電報的次日，10月14日，毛澤東開始志愿軍入朝作戰的部署。[38]10月23日，他給彭德懷和高崗寫信，說要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39]
冷戰體制的確立與去冷戰的契機
早在戰爭爆發之初，毛澤東就提出世界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去管、亞洲的事情由亞洲人管，這個看法幾年后也體現在萬隆會議的原則之中。這是他將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視為必要的和正義的戰爭的政治前提。從開羅會議開始，美國已在預謀怎樣聯合亞洲地區其他的勢力，包括戰后的日本和國民黨統治的中國，來遏制蘇聯。歐洲戰場臨近結束之時，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相繼召開，如何在戰后確定各自的勢力范圍，已經是美蘇博弈的現實課題。這里需要回溯的是：1945年8月美國對日本的原子彈攻擊包含了對蘇聯的威懾，也促成了蘇聯以迅雷之勢對日宣戰，攻占滿洲、朝鮮北部、薩哈林島南部和千島群島。美軍在1945年夏天已經進入朝鮮半島，并為與蘇聯爭奪勢力范圍而率先劃出了軍事分界線。在伊朗事件后，1946年3月，丘吉爾宣布鐵幕降臨;1947年7月的馬歇爾計劃未能包括蘇聯。蘇聯支持金日成進軍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應美國在巴爾干和中東的挑釁，其中1949年4月至8月北約成立并在各國完成批準手續，對蘇聯和東方集團是一個重要刺激。1949年8月，蘇聯首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核威懾格局成型。
在朝鮮半島，分治的格局最初是在雅爾塔會議框架下、以國際托管的形式產生的，但朝鮮并非戰爭策源地和戰敗國，其人民卻無緣參與這一決定自身命運的事件;作為朝鮮的近鄰，中國也沒有參與這一“國際決定”。伴隨柏林的陷落，美蘇兩國將戰爭重心轉向遠東，波茨坦會議的主題之一，已經是對日作戰問題，占領朝鮮由此進入兩國的戰爭方案，雅爾塔的托管計劃也就被突破了。1945年5月杜魯門特使面見斯大林，斯大林仍然堅持雅爾塔協定確定的四國托管朝鮮的方案，但波茨坦會議后，蘇軍對日宣戰并進入朝鮮，美國提出了分隔朝鮮的“三八線”方案。這是新中國建立前夕、朝鮮半島局勢變遷的重要事件。
伴隨新中國的建立，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新任務就是遏制新中國，而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領導人就已經確立了與蘇聯結盟并加入東方陣營的方針。這一格局很可能正是促使斯大林從反對朝鮮北方南進到支持其南進的態度轉變的樞紐。根據現有檔案，1950年1月，斯大林并未向毛澤東通報支持朝鮮南進的態度，但新中國的建立以及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支持了斯大林的態度轉變，卻是可以推斷的。因此，戰爭并不是1950年的產物，而是上述過程的延伸。所謂世界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去管、亞洲的事情由亞洲人管，針對的是1945年雅爾塔會議以降、尤其是波茨坦會議之后霸權國家主宰弱小國家命運并將其納入自身勢力范圍的格局。
在蘇軍已經大舉進入朝鮮、逼近漢城之時，美軍為防范蘇聯控制朝鮮全境而做出了以北緯38º線作為美蘇各自對日受降的軍事分界線的決定。從這個角度說，朝鮮戰爭類似于中國的內戰，其中包含著民族統一的訴求，而不能等同于其他的入侵事件。[40]既然是內戰，任何外來軍事干預――尤其是以霸權性的戰略利益為基礎的軍事干預――都缺乏正當理由。1945年9月美軍在南部受降后，先以專機于10月中旬將長期滯留美國、與韓國臨時政府有一定矛盾的李承晚運送回國，而命令國民黨政府扶植的[41]、流亡在重慶的韓國臨時政府人員(右翼的金九、左翼的金奎植等)以個人身份回國[42]。金九等人11月5日從重慶到上海后滯留十多天，國民黨政府與美國軍方交涉后，美軍才用專機將金九等人送回國。金九作為當時韓國臨時政府的中心人物，其政見同樣傾向于反對共產主義并親近美國，美方對韓國臨時政府合法性的執意取締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國不情愿讓中國在戰后擴大在亞洲的影響，希望在朝鮮半島乃至整個亞洲獲得最大權益、霸權獨攬。[43]。
1945年12月的莫斯科美蘇英三國外長會議確定了由美、蘇、中、英對朝鮮進行為期五年的國際托管[44]，結果引發朝鮮南方民眾的抗議，美軍刻意誤導漢城的輿論，把國際托管的協議說成是蘇聯倡導，試圖將反托管運動的矛頭指向反蘇。[45]同時，北方開始土地改革，蘇軍從朝鮮北方撤出大部分駐軍。1946年，由于美國占領軍執行的經濟政策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南方人民起來抗爭，其中最大規模的首先是九月總罷工，10月又形成了“300余萬人參加，300余人死亡，3600余人失蹤，26000余人負傷”的人民起義：“十月民眾抗爭”[46]，參加暴動農民的口號之一就是要執行和北朝鮮一樣的土改[47];1947年10月美國通過聯合國提出在1948年3月31日前在南北朝鮮同時進行選舉，成立統一政府，但在北方拒絕承認和參與大選的狀況下，美國操縱的聯合國議案事實上等同于支持朝鮮南方單獨進行選舉。1948年2月10日，被譽為“韓國國父”的金九發表《向三千萬同胞泣訴》的聲明，反對韓國獨自建國，但反對未果。金九提出南北協商建立統一政府，反對韓國單獨進行大選的聯合國決議，并訪問朝鮮與金日成談判。[48] 他對南北協商統一的堅持、與金日成的接觸，使得李承晚成為美軍支持的更佳人選。大選于當年5月舉行，8月15日李承晚宣布當選大韓民國總統，并隨即得到聯合國的承認。同年9月9日，在南方已經單獨選舉的前提下，金日成在北方當選為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主席，并得到東方集團的承認，同年年底蘇軍全部撤出朝鮮，而美軍則在次年6月大部撤離半島。1949年6月26日，也就是美軍撤離的時刻，金九被韓國陸軍少尉安斗熙暗殺。[49]在美蘇雙方撤離后，南北朝鮮的敵對狀態處于隨時爆發的境地，北方積極進行戰爭準備，而美國則大肆武裝南方，雙方摩擦頻繁。根據赫魯曉夫回憶，1949年底，金日成向斯大林通報了發動統一戰爭的意圖，此后又擬定了詳細的戰爭計劃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在戰爭爆發前，1950年6月18日，杜勒斯突然出現在“三八線”，被東方陣營普遍視為美國發動戰爭的信號。美國方面事后將此事解釋為偶然事件。無論是否偶然，朝鮮戰爭是二次大戰的后續發展、是美蘇雙方戰略平衡及失衡的產物，應該是清楚的。因此，引發戰爭的動因并不只能以某一勢力在某一時刻的動向作為根據，而只能從博弈雙方的戰略變動過程加以判斷。是誰造成了朝鮮半島的分隔局面?是誰破壞了南北雙方可能的統一進程?是誰在造成了對峙格局后又根據自己的需求打破了戰略均勢?在追問戰爭起因時，這些問題比誰打第一槍或許更為重要。
如果說“對東方有利”有中蘇同盟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為物質的和理念的前提，那么，“對世界有利”則需要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進程中估價。1951年，在朝鮮戰場受挫的狀況下，美國試圖重新武裝日本，并于夏季與日本擬定美日協定，確定9月在舊金山簽約。關于日本參與朝鮮戰爭的細節，美日方面始終拒絕承認，這很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由于《聯合國憲章》中的53、77、107條中都有針對二戰中的軸心國的條款，將這些國家稱為“敵國”，日本如果參加朝鮮戰爭，可能會使國際情況復雜化。[50]第二，美日單獨媾和并讓日本介入朝鮮戰爭的動議甫一提出，便遭到印度、菲律賓、緬甸、印尼等國的反對，引發了大規模民眾抗議。吉田政府由于顧慮違反憲法第9條，命令大久保秘密行動;在簽訂和約前的敏感時期，日本政府不得不對重新武裝日本表示疑慮。1951年9月8日美日安保條約繼舊金山和約于同日簽訂，蘇聯等國拒絕簽署《舊金山和約》。1953年，在朝鮮戰場的戰爭與談判處于膠著狀態之時，艾森豪威爾試圖通過介入東南亞戰爭，從東南沿海對中國施加壓力，以牽制朝鮮戰場上中國的兵力。但鑒于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教訓，懾于中國對不允許越過“三八線”的警告，在越南戰爭中，美國始終沒有越過北緯17º線—這正是中國政府向美方明確表達的底線--對北越目標進行有效軍事攻擊。這是朝鮮軍事失敗對美國的長期約束。從這個角度說，美國卷入越南戰爭并以失敗告終，與其在朝鮮的挫折有關。由此可見，軍事與政治是相互轉化的，戰爭與和平也是相互轉化的，但爭取和平的條件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不是軍事上的失敗和妥協。朝鮮戰爭結束后，1953年12月底，周恩來在會見印度代表團時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以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為主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中國、蘇聯及朝鮮方面提出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并舉行全朝鮮自由選舉的主張，但為美國拒絕，南朝鮮代表則提出必然遭到中蘇方面否定的所謂按照大韓民國憲法進行選舉的主張。日內瓦會議有關朝鮮問題的國際談判因美國毫無談判誠意而沒有成功，但第二階段有關印度支那的談判卻取得了進展。正是通過這一談判進程，美國與英國及其它盟國之間的同盟關系發生了局部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毛澤東在七十年代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的政治前提。一年后，1955年4月，以推動亞非國家民族獨立為中心議題的萬隆會議召開，參與會議的各國不但在廣闊的范圍內提出了反對殖民主義和爭取民族解放的問題，推動了亞非等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合作，而且在國際關系問題上提出了指導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這十項原則是對周恩來在1953年底提出的五項原則的深化和擴展。
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與上述政治進程有著緊密的聯系，也清楚地說明了反抗帝國主義戰爭的軍事斗爭同時伴隨著一個廣闊和復雜的政治進程。正是在這個進程中，帝國主義霸權的松動和退卻成為一個趨勢，至1960-1970年代，不但解殖民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遍及亞非拉各大區域，而且美國和西方世界內部的反戰運動和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運動也風起云涌。1950年代，聯合國淪為支持美國戰爭政策的政治機器，但仍然維持著國際組織的運作形態，也只是在朝鮮戰爭中，它的帝國主義霸權傀儡的性質才得到充分的揭示，從而為此后聯合國內的政治斗爭鋪墊了道路。如果沒有抗美援朝戰爭及由此引發的系列后果，亞洲地區在60年代漸趨高潮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形成是很困難的。若將抗美援朝的軍事斗爭、日內瓦會談中西方世界內部出現的分歧，中越及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盟，萬隆會議所表達的民族解放的新氛圍，以及此后越南戰爭中的軍事斗爭和政治博弈聯系起來，我們有理由斷言抗美援朝以熱戰促和平的方式推動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統一戰線，促成了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新中國的建立，世界人民的團結，東方集團的出現，以及在此背景下爆發的民族解放運動，打破了整個近代以來的歷史格局。反帝的戰爭邏輯已經把抗美援朝戰爭與此后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霸權的解殖民運動聯系起來了。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主體的出現才能造成的格局。我們只有從這個歷史進程出發，才能理解毛澤東所說的“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的含義，而這個含義正是被當代的許多歷史學家刻意地遮蓋起來的，他們用蘇聯取代了整個東方和世界，從而將二十世紀中期的確存在的“東方陣營”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及其關系替換為單純的中蘇間的國家關系，將抗美援朝戰爭包含的國際主義性質，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反抗帝國主義入侵和稱霸的民族解放運動所必然包含的國際意義，徹底抹殺了。用美國人的韓戰概念替換抗美援朝戰爭這個概念也一樣，這一歷史研究中的修辭變化改變的是戰爭的政治內含。從“對世界有利”這一判斷出發，從上述廣闊的歷史進程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證明：中國入朝參戰的短期效果是中蘇同盟的鞏固，而長期效果卻包含了對冷戰的霸權格局的解構。
因此，志愿軍入朝包含著多重的意義：對朝鮮的支持，對東北的保護，對美國封鎖臺灣海峽的反擊，對聯合國拒絕中國的抗議，對霸權主導世界這一格局的拒絕。所有這些內涵都凝聚在毛澤東于1950年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提出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口號之中。在歐洲，1948年是冷戰體制確立的一個界標，而在亞洲，這一年也是朝鮮半島從尚存統一希望的南北分治轉向南北抵抗的戰爭體制的轉折點。1953年朝鮮停戰，所謂停戰體制得以鞏固，從而成為亞洲冷戰格局的一個界標。朝鮮戰爭就發生在上述世界格局形成的關鍵時刻。從長遠的角度看，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對此后的冷戰格局有重大影響，但同時也提供了動搖冷戰體制的某些契機。
人民戰爭轉向國際主義聯盟戰爭的政治意義
作為政治范疇的人民戰爭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與以往國內的人民戰爭有所區別，它的兩個最主要的特點是：第一，這是一場境外戰爭;第二，這是一場核威懾之下的熱戰，即所謂全球冷戰條件下的熱戰。境外作戰是否具有“革命”的性質，還是只具有民族的性質?在核威懾條件下，人民戰爭的原則還有意義嗎?或者說，朝鮮戰爭與中國革命中的人民戰爭是什么關系?這一問題對于理解抗美援朝戰爭及其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義。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需要對人民戰爭做出理論解釋。首先，人民戰爭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概念，而是一個政治范疇。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條件下，人民戰爭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也是創造與這一政治主體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它的自我表達形式的過程。在人民戰爭中，現代政黨的代表性關系被根本地轉化了，以農民為主要內容、以工農聯盟為政治外殼的人民這個主體的誕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邊區政府、政黨、農會和工會等等)的產生或轉型。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候，主要由一些被馬林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與工農的關系還不如國民黨跟工農的關系深厚。1925、1926年，由于國民黨接受聯俄聯共政策，國共聯合起來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毛澤東所領導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是這一農民運動的產物。國民黨在北伐時期的主要政治創新集中于兩點，其一是擺脫舊軍閥、建立黨軍;其二是與共產黨一起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用群眾運動配合北伐戰爭。黨軍的概念，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在最初階段并不是共產黨的發明，而是仍然處于革命階段的、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影響的國民黨的創新。但在1927年之后，國民黨逐步放棄了社會運動，伴隨其黨國一體，軍隊的政治性也隨之大幅衰落。從共產黨方面說，離開北伐戰爭失敗后逐漸發展起來的人民戰爭，政黨的轉型是不可思議的。無論在成員構成上，還是在社會基礎方面，也無論在工作形式上，還是在革命政治的內涵上，1921年誕生的、由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均無實質關系的政黨與江西蘇區時期的政黨有著巨大的差別;在大革命失敗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導的城市暴動和工人斗爭也不同于以農村包圍城市為軍事戰略而逐漸展開的人民戰爭。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軍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紅色政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通過土地革命而與以農民為主體的大眾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其他政黨和其他社會階層及其政治代表的關系的改變，都提醒我們人民戰爭創造了與歷史上的政黨全然不同的政黨類型，創造了與歷史上無產階級截然不同的、以農民為主要成員構成的階級主體。我將這一政黨稱之為包含著超政黨要素的超級政黨。
其次，人民戰爭也創造了戰爭的獨特形式。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創建江西蘇區革命根據地，是人民戰爭得以展開的里程碑。在根據地，土地改革和武裝斗爭成為政黨政治轉化為大眾運動的基本方式。井岡山斗爭的中心問題由此變成了革命戰爭條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黨和軍隊的結合，黨通過軍隊跟農民運動、土地改革之間的結合，黨及其領導下的蘇區政府對經濟生活的管理，黨在民眾工作中展開的文化運動，不但改變了革命的具體內容和中心任務，而且也通過政黨、軍隊、政權和農民運動的多重結合，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革命政治主體。這就是人民戰爭的政治基礎。上述在戰爭中展開的政治進程賦予人民戰爭以與其他戰爭形式不同的特點。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命題就包含了人民戰爭的一般原則：第一，只有動員和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第二，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而且還必須有地方的武裝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疇意味著一個與軍事斗爭密切相關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為中心的政治過程。
第三，人民戰爭的關鍵成果之一是割據的紅色政權的確立。紅色政權的主要政治形式是邊區政府或邊區蘇維埃。邊區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形式，從而也要借鑒中外歷史上的國家經驗，但這一政權形式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國家，在持續的政治和戰爭動員中，它是獲得自覺的階級的政治形式。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篇著名文章中，毛澤東指出：中國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國家，而是一個內部發展不均衡的、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國家;在這一條件下，軍閥依附不同的帝國主義，從而國家內部的分割局面變得不可避免，而正是這一局面產生出階級統治的薄弱環節。這就是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外部條件。大革命失敗了，但革命時期形成的國內動員像火種一樣存活著，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存下來的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探索一條不同以往的道路：這個政黨試圖在戰爭條件下獨立地建立割據的紅色政權，通過政黨、軍隊、政權和大眾政治的相互結合，創造出人民戰爭的新政治。這就是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內部條件。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及其政權得到巨大的發展，武裝斗爭、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成為了勝利的保障。解放戰爭時期，抗日游擊戰爭轉化為大規模的運動戰，伴隨著奪取中心城市，運動戰與陣地戰取代游擊戰成為了戰爭的主導形式。
第四，在人民戰爭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與根據地政府處理的不是簡單的軍事問題，而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問題。這就產生了政黨和政府的群眾路線問題，其主要內涵是：一，為最廣大群眾謀利益，是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二，邊區政府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用盡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問題，切切實實改良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于邊區政府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粉碎圍剿。因此，人民戰爭不僅是采用軍事斗爭的手段有效消滅敵人的方式，而且也要處理土地、勞動、柴米油鹽、婦女、學校、集市貿易甚至貨幣金融等等構成了人民生活內容的主要問題。軍事與日常生活的相互滲透和轉化成為人民戰爭的核心問題。毛澤東反復提醒共產黨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到戰場上去，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的問題等等。[51]群眾路線是人民戰爭的基本策略，它是政黨的政策，也是重構政黨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沒有組織，我們就不知道群眾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與群眾打成一片、向群眾學習的過程，組織就是沒有活力的、凌駕于群眾之上的結構。在廣闊的、尚未工業化的鄉村，以農民為主體的政黨在運動中獲得了政治表達，在這個意義上，正是人民戰爭條件下的政黨及其群眾路線創造了階級的自我表達，從而也創造了政治性的階級。先前的政黨不可能創造以農民為主體的無產階級，只有通過人民戰爭而自我重構了的政黨才有可能完成這個使命。相對于政黨、政黨政治、蘇維埃政府等源自十九世紀歐洲和二十世紀俄國的政治現象，人民戰爭是中國革命中更具原創性的發明。在這個意義上，不理解人民戰爭，就不能理解中國的革命的獨特性，就無法理解這場革命中的“黨的建設”與此前的政黨政治的深刻區別，就不能理解群眾路線、統一戰線等在二十世紀中國產生的獨特政治范疇的歷史內涵。
國防戰爭與國際主義戰爭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中，抗美援朝戰爭是人民戰爭的延伸，但已不同于傳統的人民戰爭。將抗美援朝戰爭置于紅軍時期的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人民戰爭的序列中進行觀察，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場戰爭的若干特點。首先，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第一次境外戰爭，與紅軍時期的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相比，后者的戰爭主體是白色區域當中的紅色政權或抗日的敵后根據地，而抗美援朝戰爭卻是以新中國的建立為前提的。戰爭形態由此發生了從傳統的人民戰爭轉向了以國防為主要內容的戰爭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陣地不但不能丟，而且其主權和領土不能允許有絲毫的損害，這是從人民戰爭過渡到國防戰爭的轉折點。抗美援朝戰爭是以志愿軍的形式出現的國防軍與以美軍為主導的聯合國軍之間在境外的殊死搏斗。抗美援朝戰爭的目的不是在境外建立根據地，或者通過人民戰爭創造出新的政治性階級，而是以保衛新中國為目標的。正是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建立一支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過去是革命軍隊，是參與農民的土地革命的播種機、宣傳隊，是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的暴力機器，但現在則是以保家衛國為首要責任的正規部隊。
其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軍隊和國防建設與工業化過程之間產生了深刻的關系。正是在高漲的戰爭動員中，新中國的第一個以城市工業化為中心的五年計劃順利進行。保家衛國的口號激勵了全社會的政治熱情，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這是戰后恢復的主要動力;在戰爭中，通過結盟關系，中國獲得了蘇聯的大規模援助，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基礎。[52]朝鮮戰爭也是加速中國成為核國家進程的一個關鍵因素。
第三，國防的要求為抗美援朝戰爭提供了政治底線，即不允許美軍威脅中國，不允許朝鮮被擊潰，從而中朝軍隊不能從“三八線”退卻。1952年10月，在談判進程中，美軍宣布休會，六天后發起了上甘嶺戰役。這場攻防戰對雙方而言都是政治性的：新任美軍總司令克拉克要為美國民主黨助選，而中國軍隊的陣地戰是以不能從“三八線”退卻這一政治原則為底線的。由于在境外作戰，抗美援朝戰爭的基本形態不得不是依托祖國后方、以運動進攻與運動防御為中心的戰爭。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戰，并盡力得到朝鮮民眾的支持，偶爾也采用騷擾和游擊戰術，但戰爭的基本形式是運動戰加陣地戰。
即便存在上述差別，抗美援朝戰爭仍然繼承了人民戰爭的若干特點。首先，盡管戰爭在境外展開，但它是以中國戰爭史上少見的全國性動員為前提的。在二十世紀中國，只有兩次全國人民總動員的戰爭，一次是抗日戰爭，即在國民黨主導正面戰場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以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為契機，促成了全面的抗戰動員。第二次就是抗美援朝戰爭。經過漫長的革命與戰爭，中國實現了除臺灣地區外的全國性統一，從而為普遍深入的政治動員、經濟動員、文化動員和軍事動員奠定了前提。從1950年到1953年前后，毛澤東的顧慮和最后的決心，都與這場戰爭能否得到全中國人民的支持有關。
其次，在境外戰爭的條件下，軍隊與人民的關系發生了重要變化，很難重現人民戰爭中的那種軍隊與根據地人民的魚水關系，但志愿軍入朝后試圖在跨國條件下重建這一關系。1950年10月8日，在由毛澤東簽署的“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中特別提及志愿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障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政治基礎。”[53]這一命令一方面顯示出中共對于境外作戰的特殊環境有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則表明志愿軍將在境外環境中靈活運用中國革命中的人民戰爭的經驗。
第三，抗美援朝的國內前提是新中國的建立，而它的國際前提則是一個以人民民主國家為主體的東方體系和以此為基礎的國際團結。戰爭不再是過去的人民戰爭，而是人民戰爭傳統在跨國戰爭條件下的一個延伸，其中同樣包含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等要素，但由于基本環境發生了變化，其含義也勢必發生變化。在戰爭條件下，全世界人民民主國家(包括蘇聯)和在亞非拉地區出現的的民族解放運動，共同構成了國際的統一戰線。如果考慮入朝參戰對東方、對世界的意義，這場戰爭的深刻的政治性恰恰體現在它與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續問題之間的密切關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政治發生在兩個陣營的對峙條件下，從而戰爭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謂國家間戰爭的意義。如果不能解釋抗美援朝戰爭的這一政治含義，而僅僅將戰爭解釋為民族戰爭或國家戰爭，歷史解釋就不是透徹的。因此，抗美援朝戰爭具有雙重的性質，既具有民族戰爭的性質，又是一場抗擊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戰爭。就武裝斗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等人民戰爭的邏輯在國際領域的拓展而言，抗美援朝戰爭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戰爭的延續。
境外戰爭的核心問題是戰爭的性質，即是基于國際主義原則的援助戰爭，還是基于單純國家利益的民族戰爭。那種全盤的、不加區分地否定民族戰爭的論調無法確定民族戰爭的政治內涵：就民族主義而言，存在著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區分，存在著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的區分，存在著舊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新中國及其它民族的反帝反殖民族主義的區分。就中國而言，抗美援朝戰爭與抗美援越戰爭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戰爭，從而具有國際主義的特點，而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卻不具備這樣的政治性質。在這個意義上，“自衛反擊戰”不在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內部，毋寧說它是這個革命世紀落幕時的戰爭。
核威懾條件下的第一場戰爭：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還是物？
朝鮮戰爭是人類歷史上出現了核武器之后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1945年，在美國對廣島和長崎實施核轟炸之后，第一個使用冷戰概念的是《1984》的作者喬治·奧維爾。為什么是“冷戰”?因為出現了核武器和核威懾。在核威懾的戰略平衡下，戰爭以冷戰的形式出現。在朝鮮戰爭中，中國與第一個有能力實施核打擊的超級帝國主義大國，發生了軍事上極其不平衡的戰爭。在二次大戰之前，誰都不知道美國正在研制并且可能生產出核武器;但中國入朝參戰，展開一場與擁有核武器的霸權國家之間的戰爭，怎么可能不考慮核戰爭的可能性?這種在武器裝備上極不平衡的戰爭是否根本改變了人民戰爭的可能性?
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曾經有過兩次動用核武器的具體計劃，而這兩次計劃又都與重新武裝日本、讓臺灣參戰的設想聯系在一起。從1945年開始，美國從未停止過使用核武器的可行性研究。1950年11月底，美軍處于軍事崩潰的局面，麥克阿瑟致電蔣介石，要求他派52軍支援朝鮮戰場，得到蔣的迅速回應;在此之前，麥克阿瑟曾經擬定過一個針對中國軍隊和中國后方進行核攻擊的“遲滯計劃”，而12月30日他又向美國陸軍部建議，應采取下述軍事措施：1)封鎖中國海岸，2)以海空火力摧毀中國支持戰爭的工業設施，3)獲取臺灣國民黨軍隊的支援，4)撤銷對國民黨軍隊的現有限制以便牽制中國軍隊，甚至可使之對中國大陸發動反攻。[54]。11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是否會動員核武器時，明確表示將動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所有武器。這意味著美國將在兩個方面突破其承諾的底線，世界輿論為之震動。1953年艾森豪威爾上臺重施故技，一面再次重啟核攻擊計劃，另一面則策動蔣介石軍隊攻擊中國大陸。毛澤東并非不知道核武器的威力，但不為所動。在1945年美國使用核武器之后，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的《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直接討論了核武器，指出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斗爭，是無法終結戰爭的。單純的軍事觀點，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唯武器論，就是在核威懾條件下出現的思想蛻變。毛澤東批評說：那些患有恐核癥的一些同志還不如斷言原子彈不能解決戰爭的英國貴族蒙巴頓勛爵。[55]1946年8月，他在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訪時，提出了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著名命題。[56]毛澤東當然知道原子彈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相信最終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所謂“原子彈是紙老虎”不是一個事實判斷，而是一個政治決斷。在核威懾條件下，如果中國不站出來跟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進行較量的話，所謂中國人民被欺侮的歷史一去不復返的宣示，所謂東方由于十月革命，由于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帝國主義霸權可以為所欲為稱霸的格局一去不復返的宣示，就不過是阿Q式的豪言壯語了。如果中國不能有效抵抗美國的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整個歷史含義都會被改寫，甚至由于出現了東方世界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也會被改寫。毛澤東的宣示具有不可后退的政治的性質。
是人決定戰爭的勝負還是武器決定戰爭的勝負，是人民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之間相互區別的關鍵命題之一。為什么美國動用核武器的建議很快便被擱置，轉而確認這場戰爭不以謀取最終勝利為目標，從而為和談開啟了可能性?我們可以去查閱更多的檔案加以論證。但不可否認：這是毛澤東根據他對全球政治和軍事格局的分析而做出的正確的軍事判斷，更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這一人民戰爭邏輯對于以核威懾為杠桿的冷戰邏輯的勝利。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依托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動員的基礎上，通過靈活的戰略戰術和強韌的戰斗意志戰勝對手。重視人的力量絕非否定武器的重要性。毛澤東在戰爭初期要求蘇聯的空軍支援、武器裝備支援和技術支援，高度重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但這一切沒有改變他對戰爭進程及其政治性質的判斷。1950年，毛澤東號召解放軍學文化，軍隊建制的正規化步伐明顯加速了，但軍隊的正規化、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而不是以游擊戰為主要戰法的軍事思想，都沒有改變以人而不是以武器為中心的人民戰爭的理念。
抗美援朝是新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境外作戰、人類歷史上在核條件下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場國防戰爭，這三個獨特性提出一個問題，即在這三個條件之后產生的戰爭，到底是人民戰爭還是非人民戰爭?毛澤東出兵朝鮮，表明他相信核武器并沒有改變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這一人民戰爭的邏輯。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由于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從而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于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和自然的各種各樣的客觀條件，作戰雙方的能力、意志、戰略和戰術等主觀因素，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環節。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許可的條件范圍來創造戰爭勝利，但軍事家可以在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內爭取戰爭勝利。[57]這就是戰爭中的能動性問題。毛澤東說：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從而戰爭的勝負雖然取決于雙方政治經濟地位、戰爭性質、國際援助等條件，但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沒有分出勝負。[58]能動的主觀的政治是中國革命政治的一個特征。抗美援朝將革命時代的群眾路線轉化為在新中國條件下的全面社會動員，就顯示出了政治的能動性。天津的民族資本家支持這場戰爭，毛澤東感到非常欣慰：如果民族資產階級都被動員起來支持戰爭，那就意味著中國人民已經被充分動員，人民戰爭的邏輯與統一戰線的邏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戰爭條件下重新結合起來了;通過國際結盟與跨境戰爭，新中國將國內革命的統一戰線邏輯有效地用于國際戰爭了。1951年開城談判破裂后，美軍利用空軍優勢展開所謂“絞殺戰術”，但依托新中國的全民支持和中國軍隊的全面動員，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志愿軍形成了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后勤補給線。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人民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政治的戰爭，而不僅僅是一場技術的戰爭。戰爭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戰爭的特點。毛澤東在1936年寫作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戰爭“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相互斗爭的最高形式。[59]要是不了解戰爭及與它相關聯的那些條件，“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60]武裝斗爭必須與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等政治過程相互配合，就是戰爭的政治性的體現。由于戰爭是有政治性的，戰爭的決定性因素是人，從而存在著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區分。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爭是沒有正義性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及其瓜分被壓迫民族的戰爭是帶有正義性的，這個判斷就是正義戰爭的概念的基礎。抗日戰爭與抗美援朝形態不同，但都是對于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稱霸世界的態勢抵抗。以武裝的革命打退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以跨國抵抗戰爭的形式對抗帝國主義戰爭，則是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保衛和平而采用的軍事性的政治手段(或政治性的軍事手段)之一。
抗美援朝是一場區別于國內革命戰爭、民族解放戰爭等人民戰爭的正義戰爭。正義戰爭的范疇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判斷，即一方面以和平為目標，另一方面必須超越一般所謂和平主義，即以戰爭促和平。毛澤東在朝鮮戰爭的背景下重申《論持久戰》所探索的和平與戰爭的辯證法，指出核威懾所形成的戰略平衡并不能導致和平。正義戰爭的概念是與必須終止帝國主義戰爭邏輯的訴求密切相關的。革命戰爭、正義戰爭的最終目的是永久和平，但既然是戰爭，和平的目標就必須與有效打擊敵人的有生力量相關聯。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不但擁有核武器，而且擁有裝備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飛機、軍艦、坦克、火炮和各種輕重武器的強大的海陸空軍;由于剛剛經歷了歐洲和亞洲的戰火，美軍富于戰爭經驗。在朝鮮戰爭中，美軍不但擁有陸戰第一師、騎兵第一師等精銳部隊，還擁有絕對制空、制海權，但令人驚訝的是：美軍不是在無法施展重武器的游擊戰爭條件下，而是在有利于大兵團作戰的運動戰和陣地戰的對壘中，竟然無法取得戰爭勝利。如果這種軍事失敗僅僅發生在戰爭初期的措手不及的狀態下，或許還可以找到一些辯護的理由，而即便在戰爭的中期和后期，美軍也只是在志愿軍后勤補給困難、彈盡糧絕的狀態下才能重整軍事，做有限反擊，從未在整體上扭轉頹勢。正是在軍事失敗中，美國的軍事將領才不得不對中國軍隊視死如歸的勇氣和精明高超的戰術表示敬意：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軍隊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中國軍隊。二戰之后，美國的全部中國認識正是由朝鮮戰爭的失敗重新奠定的，那種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學術態度必須用較為審慎的方式加以調整。對于美國而言，朝鮮戰爭與“越戰”都是雙重失敗，即軍事失敗與政治失敗。“越戰”的政治失敗在美國是更為清晰的，但其基礎也與朝鮮戰爭的失敗有關。
戰爭與和平能夠相互轉化，戰爭與和平之間存在辨證關系，主要是由戰爭的政治性決定的。戰爭的政治性還體現在敵我關系的確立與轉變之上。戰爭以敵我之間的清晰界定為前提，從而戰爭總是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展開的。但正因為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形式，而政治范疇的敵我關系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動而變動的，從而即便是戰場上的敵我關系也可以在其他條件下轉化為非敵我關系，即敵人可以轉化為非敵人，可以轉化為盟友;敵我矛盾可以轉化為非敵我矛盾，轉化為又斗爭又團結的關系。敵我矛盾的轉化不是敵我矛盾的取消，不能用矛盾轉化的結果去衡量矛盾轉化前的斗爭。在抗日戰爭中，伴隨著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之間的敵我矛盾逐漸轉化為又斗爭又團結的次要矛盾，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在這個矛盾轉化中成立的。這一矛盾及其轉化的邏輯同樣存在于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國內國際關系之中。戰爭既是政治的形式，也為新政治的展開開辟道路;沒有對于矛盾及其轉化的理解，就不能理解新政治得以展開的前提。
并非結論：停戰體制與去政治化條件下的戰爭
朝鮮停戰六十年后，停戰體制仍在半島延續。朝鮮處于被孤立狀態，核威懾導致了半島的有核化進程――朝鮮半島的核問題是從美國介入朝鮮半島時代開始的，這一點任何時刻都不應該忘記。伴隨著美國實施所謂“重返亞洲”(何曾離開過?)的政策，朝鮮半島的局勢更加緊張，中國與日本、韓國與日本、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朝鮮與韓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顯示出激化的趨勢。就矛盾和沖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難說現在比過去更為危險。但是，在今天，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的清晰區分日益含混，促進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團結的萬隆會議已成歷史的遺跡，能夠沖擊霸權體制的解放運動和反抗運動早已煙消云散。我們到處可以看到霸權和壓迫的結構，卻難以發現改變這一結構的能動的力量。從哪里產生政治的力量?從哪里產生正義的尺度?從哪里尋找超越了冷戰格局的新的國際主義?所有這些問題正是促使我將抗美援朝戰爭置于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曾經論證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為政治范疇的人民戰爭最深刻地體現了這一命題;但伴隨二十世紀的終結，這一命題似乎正在被修訂：在當代條件下，戰爭與其說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寧說是政治失敗或消失的后果。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這一命題仍然正確，但由戰爭促發革命不再是現實。我們時代盛產的是去政治化的戰爭形式，它既不能體現人的決定作用，也無法區分正義與非正義，從而難以在不同國家、不同群體的運動中產生類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的反戰運動與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那種相互激蕩和有力支持。這正是我們重溫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所在：即便在核威懾成為現實后，抗美援朝戰爭和隨后爆發的越南戰爭也并沒有像奧威爾設想地那樣陷入冷戰，而是以熱戰的形式展開了為爭取和平而戰的政治進程。相較于早期的人民戰爭，技術在朝鮮戰爭中起著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戰爭中的意志、戰爭目標、指揮員的戰略戰術和應變能力、戰斗員的士氣、理念和技戰術水平，仍然決定著這場戰爭的勝負。這里所說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戰場上的斗爭，而且也指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美國和西方世界內部出現的反戰運動，以及聯合國內外豐富的外交斗爭――正是這一廣闊的政治進程將美國的戰爭逼進了死胡同，導致這個霸權國家在軍事和政治兩個戰線上的同時失敗。
在今天重提這個問題，有什么意義呢?在越南戰爭之后，帝國主義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如馬島戰爭、南斯拉夫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及箭在弦上的敘利亞戰爭，但戰爭并未催生類似于二十世紀的人民戰爭的抵抗運動和社會革命。今天的戰爭性質顯然發生了改變：沒有先進的武器，就不可能贏得戰爭;除了大國圍繞各自利益而進行的霸權博弈，那種以武裝斗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及文化政治相互結合而產生的深刻而寬廣的政治進程不復存在。這是不是意味著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戰爭的政治性質逐漸被取消了?對這一問題存在著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性質，而是政治的條件發生了變化，從而人民戰爭的邏輯不再居于主導地位。戰爭中的人的作用，不僅是在人與武器的對比關系中呈現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區分中展開的。說到底，戰爭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戰爭的政治性。
在軍事領域，對人民戰爭的否定、對人的決定性因素的否定與對軍事技術的崇拜共同構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論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所討論的，去政治化的過程遠遠超出了戰爭和軍事的范疇;“政黨國家化、政府公司化、媒體政黨化、政客媒體化”等等復雜現象正是這一過程的表征。為了改變這一格局，人們試圖從二十世紀的歷史遺產中吸取經驗。在政治領域和理論領域，重提群眾路線便是嘗試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紀的語境中，重提作為人民戰爭的產物的群眾路線的確切含義是什么?作為一個形成中的政治主體，群眾的誕生意味著新的政治形式的誕生。重提群眾路線，與其說是對一段歷史的回歸，毋寧說是對一個可能的、不確定的未來的探尋，它不可避免地與下述問題密切相關：我們需要創造什么樣的政治力量、鍛造怎樣的政治主體、指向怎樣的政治未來?
上述討論已經脫離了朝鮮戰爭的語境，但對于理解圍繞這場戰爭而展開的當代辯論卻是有意義的。讓我重述一個命題：抗美援朝戰爭以及稍后展開的抗美援越戰爭既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人民戰爭的延伸，也是其終結。我們對于和平的探索已經是在一個后人民戰爭的、去政治化的時代語境之中了。在這個新的歷史時刻，能夠遏制帝國主義戰爭、打破朝鮮半島和海峽兩岸的分隔體制、緩解東亞區域內的國際沖突的條件在哪里?人民戰爭是一個政治范疇，是一個能夠產生政治能量的過程。對于蘇聯的解體、東方集團的垮掉，很多人幸災樂禍，但這一過程的另一面是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整個美國霸權無所顧忌的時代的到來;對于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創新，許多人棄之如敝屣，但當代中國是否像1949年那樣代表著一個朝向前所未有的未來的政治進程早已不是自明的問題。現在非但沒有人民戰爭，也沒有正義戰爭，從而戰爭意味著政治的終止，而不是政治的延續。
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終結了，重新政治化成為一個新的時代課題。
說明：作者本文在發表前夕又做一些訂正，但由于文稿已經發排，未及在發表稿上糾正。此稿是最后版本。
2013年6月至8月間草成并完稿,10月間定稿。
[1]本文最初的底本是張翔對作者的一次訪談，此后經多次修訂、增補，形成了現在的格局。張翔協助整理了訪談記錄并核對了部分文獻。在校訂文稿的過程中，高瑾核實和補充了若干注釋。孫歌、倉重拓幫助查找了有關日本參戰的線索。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2]美軍方向日方下令，在朝鮮海域執行任務的掃雷船，只掛國際信號E旗。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2013年編《朝鮮戦爭と日本》中收錄鈴木英隆《朝鮮海域に出撃した日本特別掃海隊：その光と影》一文，p. 17. 鈴木同時也引用了資料說明，國際國內關系是吉田希望秘密展開掃雷活動出發點：朝鮮戰爭爆發前杜勒斯多次訪日與吉田茂會談，日本正處于締結和約前的國際關系敏感狀態，而吉田也表示擔心違反憲法第九條，因此命令大久保秘密進行掃雷工作。 [見鈴木文章中的注26 引用大久保武雄1978年出版的的『海鳴りの日々-- かくされた戦後史の斷層』一書208-209頁，和注27引用的后揭James Auer 書日本版『よみがえる日本海軍(上)』121頁。] 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mh_tokushu/pdf/mh004.pdf，2013年10月28日訪問網站。
[3] James E. Auer, The Postwar Rearmament of Japanese Maritime Forces, 1945-1971,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 66.
[4]Curtis A. Utz, “Assault from the Sea: The Amphibious Landing at Inchon,”in Edward J. Maroldaed., The U.S. Navy in the Korean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 76.
[5]參見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閉幕詞部分，《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同)，第79頁。
[6]《不要四面出擊》，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73頁。
[7]金東吉：《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師回朝鮮問題新探》，見《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頁。
[8]《中國人民志愿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03頁。
[9] 1950年11月1日中情局局長瓦爾特·史密斯給總統的備忘錄，FRUS1950, vol. 7, Korea, pp. 1025-1026。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0v07 2013年11月17日查閱
[10]Bruce Cumings,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Matrix of Decis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China and the Cold War” in Bologna, Italy, September 16-18, 2007.
[1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戰爭史·修訂版》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303頁。
[12]1950年8月27日《周恩來外長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電—嚴重抗議美國侵略朝鮮軍隊的軍用飛機侵入我國領空并掃射我國人民》及《周恩來外長致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秘書長賴伊電—要求制裁美國侵略朝鮮軍隊的軍用飛機侵入我國領空的嚴重罪行》，《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二輯，上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146-149頁。
[13]伍修權1950年11月28日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講話，《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二輯，上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第309頁。
[14]《中國人民志愿軍必須越過三八線作戰》，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14頁。
[15]《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3頁。
[16]《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82-186頁。
[17]“如果在仁川登陸前中國軍隊可以協防后方，從而保障人民軍主力在前線取勝;仁川登陸后中國軍隊可以在三八線建立一道防御線，從而阻止敵軍繼續北進的話，那么到10月初人民軍主力喪失殆盡、三八線已被突破的時候，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良機已不復存在。”見沈志華主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下)，“難以作出的抉擇”(沈志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45頁。
[18]見“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5頁。
[19]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374頁。
[20]毛澤東：《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7頁。
[21]例如，沈志華認為，“斯大林對于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的具體內容和計劃，絲毫也沒有向中國透露”。見氏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三章“越過三八線”，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紀坡民在《夾擊中的奮斗：毛澤東出兵援朝的艱難決策》中認為，“‘三國同謀論’可以休矣”，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兩人背著中國秘密策劃的﹐直到開戰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飯了﹐才告訴毛澤東;斯大林的盤算最精﹐仗是朝鮮人在打﹐勝了﹐蘇聯獲益巨大﹐敗了﹐受損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關方”實際上是中國。載《香港傳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
[22]例如，沈志華推斷，斯大林在1950年初中蘇同盟形成、蘇聯被迫出讓大部分在中國的權益之后，很可能是為了在朝鮮半島獲得取代旅順的不凍港，以彌補在中國的損失，才改變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同意朝鮮的進攻計劃。參見氏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三章“越過三八線”，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保障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九州出版社，2013年。沈志華認為，“毛澤東很有理由做這樣的推理：既然美國繼侵占北朝鮮后會進一步跨過鴨綠江，那么，戰火一旦在中國東北境內燃起，蘇聯很可能會以中蘇同盟條約為依據而出兵東北。其結果，不是美國占領東北，就是蘇聯控制東北。這就是說，無論未來東北戰場鹿死誰手，中國都將失去在東北的主權。”見氏著，《冷戰在亞洲》，“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33頁。
[23]“斯大林在盤算﹐今后怎么對付這個桀驁不馴的毛澤東呢﹖……要經過一番運籌﹐設法造成一個局面﹐一個世界范圍的大格局﹐把中國這只已經醒來的'東方睡獅’﹐徹底關在斯大林設計和鑄就的鐵籠子里。”見紀坡民，《夾擊中的奮斗》，載《香港傳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第28頁。
[24]例如，張文木引用基辛格“韓戰的最大輸家是蘇聯”的說法，指出美國和蘇聯都是朝鮮戰場上的最大“輸家”，而中國則是這場戰爭中最大的贏家。他強調蘇聯對中國東北的實際控制權的正式放棄，這導致了蘇聯帝國的基石在中國東北這一邊緣地帶出現了第二次松動。見氏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20-726頁。紀坡民認為，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是中國在抗美援朝中的“戰利品”。見氏著，《夾擊中的奮斗》，載《香港傳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第69-76頁。
[25]“……甚至由于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來的革命沖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中國未能及時改變戰略方針(引者注：停止于三八線)的另一個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國際政治中的孤立地位”，見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359頁。
[26]張文木根據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等材料指出，早在1949年5月間，毛澤東即與金日成的代表金一討論過朝鮮的軍事行動的問題，幫助分析朝鮮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的幾種可能結果，其中包括日本卷入的情況，并明確表示“你們不用擔心，……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派去中國士兵。都是黑頭發，誰也分不清。”(《柯瓦廖夫關于毛澤東通報與金一會談的情況致斯大林電》(1949年5月18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187-188，189-190。)這一討論是當年3月斯大林與金日成在莫斯科會談的延續。他還梳理出毛澤東與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間在1950年5月對戰爭的溝通線索：5月13日金日成赴北京向毛澤東傳達斯大林“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的指示，毛澤東表示需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說明”;5月14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明確表示“同意朝鮮人關于實現統一的建議”，及“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鑒于蘇聯有了明確的支持態度，毛澤東也表示愿意支援朝鮮的行動。見氏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4-636、652-654頁。
[27]參見沈志華的《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九州出版社，2013)及紀坡民，《夾擊中的奮斗：毛澤東出兵援朝的艱難決策》“斯大林策劃朝鮮戰爭的決策動因初探”一節。
[28]1950年11月28日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表控訴美國侵略臺灣的演說時，也強調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如果沒有當時4億人口中國的合法代表，“就不能在任何重大問題上做出合法決定，它就不能解決任何重大問題，尤其是有關亞洲的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就沒有理由承認它的任何決議和決定。”《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二輯，上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第291頁。
[29]斯大林致哥特瓦爾特電報。沈志華的《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一書第53-54頁引用了這封電報。在校訂此文的過程中，高瑾致信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詢問這封電報的來源和翻譯的準確度。俄方于2013年10月30日寄來了掃描件。經過比對，這里根據高瑾的翻譯更動譯文。主要更動處是：電報第三條起頭沈譯為“認定”，現譯為“使得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成為非法。”此外也有個別詞句上的改譯。電報掃描件見照片。
[30]同上，譯文有所變動。
[31]《駁斥艾奇遜的無恥造謠》，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頁。
[32]同上，第45頁。
[33]同上，第46頁。
[34]《中國人民志愿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104頁。
[35]《堅決站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立場上》，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0頁。
[36]《中國人民志愿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頁。
[37]《中國人民志愿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頁。
[38]《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的方針和部署》，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106頁。
[39]《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109頁。
[40]自1981年出版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90)以降， Bruce Comings發表了大量有關朝鮮戰爭的著作，從不同側面涉及了這一問題。最近的一部著作是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Modern Library Chronicles, 2010
[41]《中國國民黨秘書處向蔣介石呈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韓國檔016-26-5中毫不諱言國民黨政府對金九的特意扶植、以及希望他能成為國民政府干預朝鮮半島政局渠道的本愿(轉引自石源華、蔣建忠編《韓國獨立運動與中國關系編年史》下—vol. 3, pp. 1505-1506. ): “查韓國全境，迄在美蘇分別控制之下，其國內態勢，我國無從干預。惟蘇聯與中共，沆瀣一氣，遂使為延安扶植之韓共分子，在北韓占有勢力。反觀我中央扶植之金九輩，入南韓后，竟未能起重大作用。設令將來美蘇同時撤退，則所有南韓民主勢力，其不為北韓赤潮所淹滅者幾希。”
[42]金九在《白凡逸志》中提到，他希望保持臨時政府現狀，“美國卻說，漢城已經成立了美國軍政府，不允許以臨時政府名義歸國，只能以個人的名義，我們無可奈何，遂決定各人以個人資格回國。”見金九著、宣德五、張明惠譯《白凡逸志》一書附錄《白凡金九先生年表》(重慶出版社，2006)，p.249.
[43]蔣介石最終未對羅斯福提出的由中國接管琉球的詢問做出積極回應，也是因為明了美國對戰后秩序的構想，并希望在更多方面不引起美國的忌憚。參見拙文《琉球與區域秩序的兩次巨變》，見汪暉著《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外二篇)》，北京：三聯書店，2011。
[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p. 882-883. 見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7(2013年10月24日訪問)
[45]曹中屏、張璉瑰等編著，《當代韓國史 1945-2000》(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頁42。
[46]姜萬吉著，陳文壽、金英姬、金學賢譯《韓國現代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p. 194。
[47]《當代韓國史 1945-2000》，p. 60。
[48]見金九著、宣德五、張明惠譯《白凡逸志》一書附錄《白凡金九先生年表》(重慶出版社，2006)，頁274.
[49]同上，頁275.
[50] 《聯合國憲章》第53條規定：“一、安全理事會對于職權內之執行行動，在適當情形下，應利用此項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如無安全理事會之授權，不得依區域辦法或由區域機關采取任何執行行動;但關于依第一百零七條之規定對付本條第二項所指之任何敵國之步驟，或在區域辦法內所取防備此等國家再施其侵略政策之步驟，截至本組織經各關系政府之請求，對于此等國家之再次侵略，能擔負防止責任時為止，不在此限。二、本條第一項所稱敵國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而言。”第107條規定：“本憲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采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此外，在第77條有關托管制度的規定中，也涉及了二次大戰中的“敵國”問題。
[51]《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6頁。
[52]溫鐵軍根據沈志華《新中國建立初期蘇聯對話經濟援助的基本情況――來自中國和俄國的檔案材料》(上、下)(《俄羅斯研究》2001年1期頁53-66;2期頁49-58)提供的資料，將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工業化進程概括為“受制于兩個超級大國地緣戰略調整的、被戰略性的外資投入客觀地主導著的中國工業化”。這個又被稱為“全盤蘇化”的工業化并不是從1952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而是從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及隨后蘇聯對中國的全面外援開始的。《八次危機》，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10-44頁。
[53]《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頁。
[54] 《遠東總指揮官(麥克阿瑟)致美國陸軍部》，文見FRUS, 1950. Korea. Vol. VII, pp. 1630-1633.
[55]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133頁。
[56]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2頁。
[57]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80頁。
[58]《論持久戰》，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52年，第440頁。
[59]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80頁。
[6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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